小編按：本文節選自英國哲學家Jonathan Glover的著作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Glover教授是當代最著名的倫理學家之一，曾長期執教於牛津大學，目前任教於倫敦國王學院。
「相信越晦澀難懂就越有價值，這只會助長盲從。越晦澀難懂就越難以被清晰地論辯，從而批判性思維就越容易萎縮。沒有什麼比助長盲從和抑制批判性思維的哲學能更好地服務於納粹。」馬丁·海德格爾將重新喚醒人們對存在的意識作為自己的使命，他也是支持納粹主義的最有名的哲學家。
海德格爾對納粹主義的熱誠超出了服從的範圍——他在自己的講座和課堂中頻繁使用納粹禮。他抵制猶太元素在德國文化生活中的滲透。在1929年，他寫道：「如果我們不讓德國的文化生活為正統的德意志力量和教育者主導，我們將永遠地臣服於不斷發展的猶太化（無論或廣或窄意義上的）。」 1
海德格爾對德意志身份的理解與他對樹和森林的強烈興趣緊密聯繫在一起。在不少相片中，他衣服的翻領上總裝飾著橡樹葉。他的弟子漢斯·尤納斯（Hans Jonas）提到海德格爾「血統與土地」（Blood and Soil）的觀點，以及「他時常強調自己的『黑森林』特質（Black Forest-ness）」。海德格爾對自己的著裝有某種宗教式的敬虔：「一種強調鄉村景色的傳統服飾——短褲、長襪，一條我想是阿勒曼尼式的馬甲，和一件他總是在講座時穿的外套，那外套一半是他自己設計的、一半是借鑑黑森林地區農民的著裝。」2
海德格爾將對民族主義的支持和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反對，與樹木與土壤聯繫起來：「難道任何真正的工作的繁盛不都取決於它所植根的故土嗎？」3在寫到回託特瑙堡的小木屋如何讓自己煥然一新時，海德格爾將自己的形象與樹做比擬：「頭頂（思想的）種子發芽生長，腳下俯拾成熟的果實。」4
與世界主義相對的那種植根於故土的感覺，是海德格爾在黑森林的深夜裡所領悟的：
「當我與農民們坐在火旁……我們多數時候什麼都不聊，只是沉默地彼此抽著菸斗。偶爾有人會說森林裡的伐木結束了……我的作品和黑森林和那裡的居民的內在聯繫來源於那份歷史悠久、無法替代的在這片阿勒曼尼-斯瓦比亞土壤的植根性。」5
有時候海德格爾會邀請自己的學生去託特瑙堡小木屋。一次聚會也邀請了一個海德格爾不太看得起的猶太學生，Gunther Stern。海德格爾欽佩那些能倒立很久（中文俗稱「拿大頂」）的人。那次，Stern成功倒立了五分鐘，遠強於其他學生，看到這一幕的海德格爾「目瞪口呆」，甚至「有些不快」，因為「這與他腦海中對我的負面觀點不符」。但海德格爾的夫人Elfride對此印象深刻，她與Stern第二天走回弗萊堡的時候，還牽上了手。她甚至建議Stern加入納粹，絲毫沒有意識到他是個猶太人。
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身體性方面的興趣並不止於拿大頂。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問他：「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粗野的人怎麼能統治德國？」時，海德格爾答道：「教養並不重要。看看他那雙強壯的手。」6
海德格爾在1933年5月1日的一個公開儀式上加入了國家社會黨（即，納粹黨）。他寫道：「我衷心地感謝閣下在我入黨儀式上歡迎辭。為了那個全新的政治精神，現在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徵服那個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世界。這不會是一場輕鬆的交鋒。勝利萬歲！馬丁·海德格爾。」7
這位哲學家對納粹主義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認為通常的版本過分強調生物學（譯者註：納粹強調的雅利安人的血統純正性和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生學）。在海德格爾看來，納粹主義的真正目標應當是用一種重新覺醒的存在意識去取代技術化的思維方式。而海德格爾本人則是這一版本的納粹主義的最偉大的理論家。
正如他對雅斯貝斯所言，他想要「den Führer zu führen」8 (做統帥的統帥)。他曾試圖與希特勒見一面——毫無疑問是去教導元首正確的納粹主義——但並未成功。很難想像兩個如此不同的頭腦碰頭會是個什麼情景。希特勒甚至對閱讀小說都嗤之以鼻：「那樣的閱讀讓人心煩」，他的頭腦是粗野的、粗暴的、缺乏耐心的、並滿是怨恨。而海德格爾的頭腦則是抽象的、費解的、錯綜複雜的、並滿是虛榮。
設象一下兩人見面的場景：海德格爾一邊凝視著元首強壯的雙手，一邊談論著走出自身的存在在與將來的斷裂中的整體性——我們幾乎可以聽到元首狂怒的咆哮。這兩人的失之交臂不能不說是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在二十世紀最大的遺憾之一。
1933年海德格爾贏得了弗萊堡大學校長的選舉——這是該校歷史上第一次沒有猶太人投票的選舉。他教導學生：「不要讓命題或『觀念』成為你存在的主宰。元首就是現在和將來德意志的現實和法律。」學術自由應當被否定：「那廣受讚譽的『學術自由』應當從德國大學中排除出去；這種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因為它只是負面的。」此外，他要求所有老師遵行如下榮譽規範：「將低級分子從教師隊伍中清除出去，阻止一切可能導致墮落的力量。」9在他的就職典禮上，禮堂的牆上裝飾著納粹的黨旗。在座者高唱納粹國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而歌詞則被新校長早早印在了觀禮手冊的背面。
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置於他對學生和同事的道義之上。1933年，他對自己的博士生Eduard Baumgarten的一段評語，毀掉了後者的學術生涯。
「他絕不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家庭背景和學術取向方面，他的根基在以馬克思·韋伯為代表的那群海德堡學派的自由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那裡。在我這裡沒找到教職，他便與那個叫Kraenkel的猶太人建立了密切聯繫，後者曾在哥廷根大學教書，後來被從那裡開除了教職。」10
納粹主義也被置於對他老師胡塞爾的情感之上。《存在與時間》曾是「懷著尊敬與友誼，獻給埃德蒙德·胡塞爾。託特瑙堡，黑森林，1926年4月8日」。1928年，在胡塞爾的力薦下，海德格爾繼任了胡塞爾在弗萊堡大學的哲學教席。
胡塞爾是猶太人。1933年，胡塞爾被強制休假。部分地為了這件事，剛任弗萊堡大學校長的von Möllendorf辭去了校長一職。4月28日，海德格爾和夫人Elfride給胡塞爾和他的夫人Malvine寄去了一些花和一份措辭尷尬的安慰信。但海德格爾隨即接任了von Möllendorf的校長職位。5月1日，在一個熱鬧的公共儀式上，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黨。
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中，胡塞爾表達了自己的失望：
「最晚近的傷害、也是最深的傷害，來自海德格爾。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曾經如此信任的，不僅是他的天賦，也包括他的人格——原因我現在自己也無法完全懂了……這段所謂的哲學家間的親密友誼以他5月1日如此公開地、戲劇性地加入國家社會黨而完美收場……在此之前（他任職後不久），他就已經斷絕了與我的一切關係，最近幾年他愈發地毫不遮掩自己的反猶主義，甚至是在對待那群如此熱愛他的猶太學生和他的同事上。」
胡塞爾同時提到強制令對他的毀滅性打擊：
「但過去幾周和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在摧毀我存在的根本基礎……未來會做出判決：哪個才是1933年中的真正德國，誰才是真正的德國人——是那些屈服於今天的種族偏見的人，還是那些保持心靈和頭腦的純粹、敬仰和傳承偉大的德意志傳統的真正傳人。」11
1934年，海德格爾辭去了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這在戰後被他當作自己拋棄了納粹主義的證據。不過，當他1936年在羅馬與猶太裔德國哲學家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相遇時，他依然是一個納粹黨成員。他講座的題目是《荷爾德林和詩的核心本質》，報告時他佩戴著納粹黨徽。洛維特在寫給雅斯貝斯的卡片中，忍不住質疑：「詩的核心本質跟納粹黨徽有什麼相干？」
如果說辭去校長一職的海德格爾在世界觀上發生了某些變化，這些變化顯然沒有使他轉而為他的導師辯護。1935年，胡塞爾被禁止從事教學。1936年，胡塞爾的名字被從課程名單中剔除。1938年，胡塞爾去世。海德格爾沒有弔唁。他沒有給胡塞爾的遺孀寫去隻言片語，更沒有去參加葬禮。在1941年版的《存在與時間》中，獻給胡塞爾的字樣消失了。
戰後，海德格爾受到了「去納粹化」委員會的調查。雅斯貝斯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曾經是海德格爾的朋友，因為娶了一個猶太妻子而丟掉了大學教職。雅斯貝斯的調查報告是公正的。他提到了海德格爾在對待他哲學系的猶太裔助理上是無可挑剔的，但他同時承認了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他寫到自己在讀到海德格爾為Baumgarten寫的評價和「與那個叫Kraenkel的猶太人建立聯繫」的字句時，所感到的震驚。雅斯貝斯認為海德格爾對自己與納粹主義的聯繫有天真的想法，未能理解納粹主義的主要目的。
雅斯貝斯同時也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有其洞見，他本人也不應該被禁止發表。但雅斯貝斯的看法似乎過於寬容：「他有時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真誠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和神秘教義者兼巫師的混合體。在他的宏篇大論中，他偶爾能以一種最神秘、最令人驚訝地方式成功挑動哲學事業的神經。」
雅斯貝斯不認為海德格爾適合繼續從教。完全的學術自由是最終的目標，但年輕人首先需要培養自主思考的能力。海德格爾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他的觀點，而在於他的思維方式「在我看來是從根本上不自由的、獨裁的和非溝通式的」。他不應該講學，除非能從他身上看到「真正的重生」。12
然而重生並沒有發生。對於一個哲學家，我們或許期待他能對他所支持的那個在人類歷史上造成最深重災難的運動有所反省。海德格爾的回應是沉默。或者更糟：這種沉默間雜了故弄玄虛的、以減小自己的責任為目的推諉，暗示在納粹主義的本質中依然有某種好的東西、以及納粹的暴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寫道：
「對那些樂於攻訐他們所認為的我校長任期上的汙點的人，也僅僅對這些人，我要說的是：這些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就如毫無結果地在過去的事情裡刨根一樣，是無足輕重的，在偉大的權力意志面前它們如此的無足輕重甚至於不能稱得上微小。」13
埃德蒙德·胡塞爾未能活著聽到對他遭遇的這樣一種解讀。
1935年，在一個後來被翻譯為《形上學導論》的講座中，海德格爾講到：「今天被吹捧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實際上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內在真理性和偉大性毫無關係……」當講座內容在戰後被發表時，海德格爾本可以刪除「國家社會主義的內在真理性和偉大性」這些詞句。或者可以做得更好：保留這些詞句，但添加一個註腳為自己重大的政治錯誤致歉。
海德格爾的選擇是發表另一個版本。「國家社會主義的內在真理性和偉大性」被替換成了「這項運動（即隨全球規模的技術與現代人的相遇而發生的）的內在真理性和偉大性」。14納粹黨徽已不見了蹤影。
當被問到這一改動時，海德格爾堅持這個括號在他的原始手稿中本來就有，也真實地對應了他當時的技術概念：「我之所以當時沒有將這段話讀出來，是因為我深信我的聽眾們會正確地理解我。」15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辭，「這項運動」很可能依然指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即使在戰後，海德格爾依然願意（晦澀地但並無悔意地）暗示納粹主義有著真理性和偉大性。
1946年，也就是在全世界都聽聞了「奧斯維辛」這個名字後一年，海德格爾寫了他的《論人本主義的信》（Letter on Humanism）。他在其中寫道：「也許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整體性作為一個經驗的維度向我們關閉了。這也許是唯一的惡。」16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故事。反猶主義。納粹主義。對Baumgarten和胡塞爾的背叛。還有事後的沉默和故弄玄虛的推諉。儘管如此，仍有些對他哲學的崇拜者希望從他那裡聽到一些彌補性的言詞。那個時代最偉大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6月的一個晚上，有消息說當晚要圍捕猶太人。保羅懇請父母跟自己躲藏起來，但他們拒絕了。第二天返回的他，發現房子已經被封，裡面空無一人。他的父母在大驅逐後不久便死去：他的父親在那年晚些時候死於傷寒；他的母親則被分類為「不適合勞動者」而被槍斃。保羅本人被送往勞動營，零星地聽到了母親的死訊。
策蘭和海德格爾閱讀了彼此的作品。策蘭受到了海德格爾的影響，也知曉他的納粹主義。John Felstiner講述了他們碰面的故事。17 1967年，策蘭參加了弗萊堡大學一場關於他作品的讀詩會，海德格爾也參加了。會後，海德格爾給了策蘭一本自己的書，並邀請他第二天訪問託特瑙堡。
海德格爾仍然相信樹木的治癒力量。他說：「我知道他經歷的苦難。帶保羅·策蘭看看黑森林會對他有益。」兩人在森林中散步，談論了植物、動物和哲學。在託特瑙堡小屋，策蘭飲用了海德格爾井中的水，水井上方是它的那顆星星。他沒有忘記海德格爾在納粹問題上的沉默。在訪客留言簿上，他寫道：
「在小屋的筆記本裡，凝視井上之星，期望那從心而出的一個詞。1967年7月25日，保羅·策蘭。」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在近代的那些歷史黑暗時刻，詩人們的反應比哲學家們更令人欽慕。策蘭和海德格爾間的會面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仍具象徵意義。一個星期後，在他題為《託特瑙堡》的詩中，策蘭再次表達了對從心而出的一個詞的期待。他將這首詩寄給了海德格爾，但後者僅禮貌性地表達了感謝。
能否將作為人的海德格爾放在一旁，只考慮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呢？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對二十世紀的哲學家的評價中，也許沒有任何人比海德格爾更富爭議了。一些人將他視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這一觀點在非哲學家中更為流行。但他的崇拜者同樣包括讓-保羅·薩特、漢娜·阿倫特、理察·羅蒂（Richard Rorty）和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這樣的哲學家。
他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漢娜·阿倫特寫道：
「海德格爾思想中吹起的風暴，就如那從柏拉圖的著作開始幾千年來一直吹向我們的思想風暴一樣，並非濫觴自他碰巧所在的世紀。它濫觴自那遠古，留下一種完美，正如所有的完美一樣，也將回歸遠古的家園。」18
(了解了納粹所作所為的一個微小後果是：對樹木逐漸減弱的興趣和對遠古徹底的厭惡。)
那些熱情洋溢地談論吹過海德格爾哲學的遠古之風的人，通常是在遠離了他著作的具體文本的情況下來談。而懷疑者則關注的是某段具體的海德格爾的文本可能引起的疑問。
他的鴻篇巨著《存在與時間》是以一種海氏獨特的文風寫成。海德格爾有這樣一個想法：某些有用途的事物——比如筆，常常要求其它有用的事物——比如紙。他把這些有用的事物稱作「工具」（equipment）。他試圖用如下方式向讀者傳達這個想法：
「在我們的日常勞作中，會遇到用於書寫、縫紉、勞作、運輸和測量的工具。工具所具有的那種存在必須被展示出來。而展示的線索則在於我們最初定義什麼使得一個事物成為工具——即，它的工具性。嚴格地說，並不「存在」一個工具。任何工具的存在都包含有工具的總體性，在總體性中它的存在才可能是這一個工具的存在。工具在本質上是『為了……的某物』。工具的總體性由各種『為了』所構成，比如服務性、引導性、可用性、可操控性。在作為結構的『為了』中，有著將某物向另一物的分配或指向。只有在隨後要展開的分析中，『分配』所指示的現象才會在其本體論的起源上變得可見。暫時而言，我們簡單地看一眼此類『分配』在現象上的多樣性就夠了。工具——照其工具性——總是以屬於其它工具的形式而存在：墨水臺、筆、墨水、紙、墊板、桌子、檯燈、家具、窗子、門，房間。」
海德格爾隨後有了另一個想法：看到一個有人居住的房間，我們或許同時注意到好幾個這些有用的事物。他嘗試將這個想法也寫出來：
「這些『事物』從不自動按照近似它們本有的樣子呈現自己，從而構成一個實物的總和並填充房間。我們最近切地遭遇的（儘管並不構成某個主題）是這個房間；房間不是在『四面牆之間』的幾何空間的意義上，而是作為棲居的工具，與我們相遇。從中，那種『籌劃』出現；也是以這種方式，任何『單個的』工具呈現出它自己。」19
這種含糊不清的複雜性是海德格爾招牌性的文風。一個思維如此模糊不清的人真的能是一個嚴肅的哲學家嗎？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困難在於搞清他的作品要說什麼。一個核心的主題是「存在的問題」。
海德格爾通過一個日常的例子來引出這個問題：
「馬路那頭聳立著一座高高的學校。一個存在物。我們可以從各個方向打量這個建築，我們可以進到裡面去從地窖一直探索到閣樓，記下我們在建築內遇到的所有事物：廊道、樓梯、教室和裡面的工具。我們到處找到存在物，它們呈現出非常確定的籌劃。但這座學校的存在在哪裡？它畢竟存在著。這座建築存在著。如果任何東西屬於這座建築，那就是它的存在；然而我們在它裡面找不到它的存在。」
在上述段落中，海德格爾似乎在暗示「存在」像樓梯、房間等等那樣是一座建築額外擁有的某種東西。他認為這個額外的屬性非常重要：存在和存在物之間的差異「是一個最基本的區分，它的強度和根本性分裂縱貫人類的歷史」。20
而這一切源自將存在當成事物所具有的一個屬性。舉目四望，我們看到的是學校的樓梯而不是它的存在。因此，它的存在必然是一種不同類型的所有物：一種無法被觀察到的、形而上的所有物。然而，正如哲學家保羅·愛德華茲（Paul Edwards）指出的，一隻貓的存在不是某種在其皮毛和爪子之外的形而上的額外之物：「貓的存在」意味著「存在某個東西是一隻貓」。21在邏輯中，存在量詞（來自早於海德格爾半個世紀的邏輯學家弗雷格的工作）就被用來表達「某物存在」這一陳述。而在弗雷格之前一個世紀，康德就給出了為什麼「存在」不應該被當成一個「真實的謂詞」（real predicate）的理由。22
對於許多哲學家而言，海德格爾關於「存在」的想法不過是令人發笑的或令人尷尬的。但另一些哲學家的親身經歷則將海德格爾至於更加嚴厲的批評之下。
奧地利哲學家Jean Améry，在講述他在奧斯維辛的經歷時，說到（在那樣的環境中）思考形上學是不可能的，因為「人的理智被集中營的現實打磨和硬化得如此殘忍的鋒利」。但他有時會記起海德格爾：「那個從阿勒曼尼地區來的令人不安的術士……他說存在物僅於存在的光芒中向我們顯現，但事實是對存在物的注視只會讓人忘掉存在。」
他繼續評論道：
「好吧，存在！但集中營遠比外界更讓你清晰地意識到存在物和存在的光芒對你毫無幫助。你可以飢餓的存在著、睏倦的存在著、百病叢生的存在著。說一個人純粹地、僅僅是存在，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存在本身確然變成了一個完全抽象因而空洞的概念。文字脫離了切切實實的現實，在我們這樣的集中營囚徒眼中就變成了一場遊戲，不僅僅是毫無意義、不該享有的奢侈，而且更是嘲弄的和邪惡的。」23
從奧斯維辛受害者的視角，海氏哲學的輕浮和空洞看起來像嘲弄和邪惡。而其他人則就另一種惡提出了反思。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是否來自他的哲學？
對於海德格爾，作為人的獨特的生存方式便在於思考存在。只有人類才有選擇本真地生活的可能性。我們發現自己「被拋進了」具體的歷史場域中，我們生活在一具體時刻的一具體社會中。非本真地生活的人將兩者當成理所當然，在對當下的流行觀念毫無反思的情況下扮演著慣常的社會角色。
本真的生存是按照真正的自我而生活。這部分地來自於理解你自己的過去和你未來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死亡。因為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做所有事情。對死亡的意識促使人們去選擇按照真實的自己去生活。人是自主的。他們的生活必然是他們選擇的結果，即使是非本真的生活，依然是他們的選擇。
本真的生存同樣來自於對我們（部分的）社會性本性的意識。本真的意識包含「歷史性」（historicality）：對那個用它的傳統塑造我們的社會的過去以及未來可能性的意識。這樣一種意識提供了一種脫離開流行觀念的視角。從這樣一種視角，當下能夠被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審視：它對這個社會的命運意味著什麼。
海德格爾將對納粹主義的獻身當成是自己本真性的表達，當成是他對德意志民族的命運的意識的表達。當卡爾·洛維特向他說：「對納粹主義的認同植根於他哲學的本質中」時，海德格爾「毫無保留地同意了我的觀點並清晰無誤地表達他的『歷史性』概念正是他的政治『參與』的基礎。同時，他明白無疑地表達了他對希特勒的信心。」24
就海德格爾的哲學是否該因其納粹主義而被拋棄，已經有大量的爭論。有些人論證說他的哲學蘊含了他的政治理念的種子。另一些人則認為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僅僅是一個令人難堪的偶然的附屬品。或許一個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會以一種反納粹主義的方式來解讀「脫離開流行觀念」。海氏哲學的晦澀難懂為這一爭論的永久持續提供了存在上的基礎。
對作為人的海德格爾的道德評判是顯而易見的；但對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的道德評判則很容易錯失重點。對其道德評判的重點不在於他的理論和納粹主義之間的關聯；而在於其敗壞了哲學在整個社會的批判性風氣形成中理應發揮的作用。他的著作集中體現了這樣一種哲學理念：哲學是一團難以透視的迷霧，哲學的觀點不需被理解而只需被尊奉。當雅斯貝斯將「非溝通式的」思維模式與「獨裁」聯繫起來時，他無疑是正確的。
相信越晦澀難懂就越有價值，這只會助長盲從。越晦澀難懂就越難以被清晰地論辯，從而批判性思維就越容易萎縮。沒有什麼比助長盲從和抑制批判性思維的哲學能更好地服務於納粹。
原著：Jonathan Glover
翻譯：曉非
校對致謝：佘詩琴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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