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如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作者：馬駿（山東泰安檢察院）

原題：關於死刑量刑建議的斷想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新設立的制度，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其應用沒有罪名、刑種、刑度的限制。但是，關於重罪案件，特別是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是否適用、如何試用，實踐中不無爭議。

今天，就死刑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幾點斷想。

一、個人有沒有權利放棄自己的生命？

眾所周知，刑罰死刑，包括死刑立即執行、死刑緩期執行兩種執行方式，是最嚴厲的刑罰，所以各國都很慎重。

少殺慎殺，一直是我們的刑事政策。

故意殺人案件的首選法定刑就是死刑，一名涉嫌故意殺人的公民，有沒有權利在死刑的量刑建議上簽字？

固然，我們可以說國家協商、刑罰前置等理論根據。作為一種協議，必然需要協議雙方的認可，檢察機關根據事實、情節、證據認為死刑是合適的，可以指控求刑。犯罪嫌疑人籤字認可放棄自己的生命（有條件的放棄）可以嗎？

我覺得我應當一命抵一命，國家可以確認嗎？

或許，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效力來自於逐層的認可、權威的加碼。量刑協商、庭審核實、判決認可，一步一步強化了效力。仍然需要追問，第一層，協議一方，有處分權嗎？若底層不具有的效力，可以在遞進的過程中暗暗追加嗎？

對個人生命法益的放棄並不少見，自殺、自殘是不是犯罪，本身就存在爭議。自殺有時候是犯罪，有時候可以出罪，分外離奇。雙方相約自殺，一方自殺未遂的，可能出罪，因為他試圖自殺了。一方沒有著手自殺的，可能有罪，因為他沒自殺。

除了對他人生命的侵犯、威脅的理由外，自殺本身的特殊性我們可以不考慮嗎？

經過法定程序確認的放棄生命法益是否合適？如果認為犯罪嫌疑人沒有權利就死亡協商，那麼就不允許死刑認罪認罰。對不起，你沒有權利在法律層面確認自己的生命走向，哪怕依附於國家公權力。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初衷是什麼？

允許和正當，從來都是兩個問題，人為制度的適用應當考慮合目的性，而不僅僅是可行性。創設的制度的生命力在於正當，而不是習慣。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當性來源中，繞不開訴訟經濟、司法成本的考量。

現有的刑事訴訟格局，對重罪案件強制設定了高昂的司法成本，個人沒有權利程序從簡，死刑案件必須經過反覆考量，不斷研判，來來回回，反覆打磨。

面對人剝奪人的生命的裁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才是人性。

中院審判、高院、最高院的覆核，可以更加訴訟經濟嗎？較之於人的生命，所有的其他人為設計，應當敬畏。

不得不說，效率和公平是無法調和的，或者是不允許通過試錯而調和的。蘿蔔快了不洗泥，忙中出錯，複習一遍看出錯誤，是人類認知的規律，是客觀的。

三、協議允許毀約嗎？

認罪認罰從寬的生效，需要經過審判的洗禮。

有的認為，認罪認罰的審判是確認式審判，好像是蓋章式審判，相當於三方協議。那麼，協議雙方到底是誰？是不是蓋章後的合同就有了獨立的價值？合同雙方想毀約，法院管嗎？是不是誰想毀約，就對誰不利？

一方試圖毀約，應該怎麼辦？實踐中往往是，被指控方通過上訴等方式試圖毀約，因為上訴不加刑對他更有利。但是增加的上訴沒有實現制度初衷訴訟經濟的效果，得利似乎也不妥當。假設，指控方發現自己錯了，試圖通過抗訴等方式毀約，是不是也要承擔不利的後果？落子無悔，分不分黑白？

認罪的，認錯了，認重了，後悔了；指控的，指控輕了，指控重了，後悔了。協議的甲方乙方有區別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覺得效率有餘而公正不足，可以補救嗎？

或者通俗點說，浪費啥還上啥，犧牲了效率就拿效率報復，浪費了成本就拿成本報復，反悔的，羈押的期限不計期限，引發程序的，所有的程序核算國家成本，但是必須折算到刑罰嗎？怎麼折算的？

四、生命可貴，人心脆弱

人有生本能，也有死本能（弗洛伊德語）。個體性的自殺，如抑鬱症；群體性的自殺，如戰爭，都是很奇怪的現象。

面對強烈的刺激，人都可能出現應急性心理障礙，而且可能幾天、幾月、幾年後爆發，無法一概而論。殺人是巨大的刺激，必然引發各種應激反應。

假設，犯罪嫌疑人殺人後心境難平，一心求死，想好了同歸於盡，籤署了死刑立即執行的量刑建議，後來後悔了，正常嗎？需要用法律責難嗎？假設，殺人後剛開始一心求活，自首、認罪、認罰，後來又活在無盡痛苦中，覺得還不如死了算了，就值得受到刑罰的鼓勵嗎？

量刑建議，是一種推演。死刑存廢之爭，涉及很多層面問題。保留死刑的理由之一，是死刑有震懾作用。廢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論證死刑沒有震懾作用。

在量刑協議過程中，雙方需要協商談判，如果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在於其震懾，死刑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最後出現才好，還是允許討論才好？

人類制度的生命，在於理性的思考，反覆的掂量、殘酷的打磨而產生的生命力，面對涉及生命的制度，更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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