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稅負關乎企業競爭力，各國的稅制選擇不能不考慮這一點。中國正在深化稅制改革，也必須從企業競爭力的視角考慮企業稅負問題。
根據全國財政決算，2015年中國企業所得稅收入為27133.87億元，在各種稅收收入規模中僅次於增值稅，佔全國稅收總收入之比是21.72%。這一比例近年常常在20%左右徘徊。未來中國企業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重要性會上升還是會下降？逐步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是改革的既定目標，企業所得稅收入會不會隨著稅制改革的深入而相應增加呢？
美國公司所得稅大致相當於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美國所走過的路可能對中國會有所啟發。目前，美國的公司所得稅收入佔聯邦稅收收入的比例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比例並非一直如此。1952年，公司所得稅收入佔美國聯邦稅收總收入的約三分之一。美國的公司所得稅收入在稅制結構中的地位為什麼會發生如此之大的改變？美國所得稅將何去何從？關於美國公司所得稅改革，存在許多爭議。這些爭議，或許可以為中國下一步的企業所得稅改革帶來啟示。
美國公司所得稅現狀：高稅率與低收入
與公司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地位不相稱的是，美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並不低。美國公司所得稅主要是聯邦政府徵收的，州和地方也徵收少量的公司所得稅。綜合聯邦、州和地方，2016年和2017年公司所得稅的平均稅率都是38.9%。在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美國的公司所得稅稅負是最重的。在世界上，美國38.9%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只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波多黎各低，位列第三。如此之高的稅率水平，為什麼就不能帶來更高比例的公司所得稅收入呢？
關於美國公司所得稅存在許多爭議。有人認為，正是因為美國公司的高稅率，公司所得稅收入佔比才不升反降。目前，美國的直通業務（pass-through businesses，由企業所有者以個人所得稅的形式而不是以企業所得稅的形式為利潤繳稅——編者注）蔚為流行，收入幾乎是1980年的三倍。直通業務所帶來的收入只要在企業主個人所得稅的申報表中體現就可以。如果這類業務帶來的收入由公司繳納所得稅，那不僅要被徵公司所得稅，而且股東在獲得紅利時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與直通業務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部門的稅收收入在萎縮，這直接導致公司所得稅收入佔比下降。
是否應該對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單獨課稅，本身就充滿爭議。一筆收入是合夥企業、獨資企業或其他符合條件的企業取得的，就只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如果是公司取得的，就要繳納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這樣的重疊徵稅理由是否充分？支持者認為，公司額外繳納公司所得稅，是股東只要負擔有限責任的代價。這麼說也不無道理，但是代價應該多高值得討論。如果更多的公司業務變成了繞開公司組織形式的直通業務，那麼公司所得稅負擔就可能不合理，降低稅負就是應有之義。按此，美國公司所得稅的高稅率就應相應下調。一種可能的結果是，稅率下調之後，公司業務不再萎縮，公司所得稅收入就不會減少，相反可能增加。
直通業務的興起與美國1986年的稅制改革有著密切關係。稅制改革之後，個人所得稅稅率大幅度下降，直通業務的稅負相應下降，直通業務在稅收籌劃上的可行性提高。這說明，公司所得稅改革需要與個人所得稅改革做好協調工作，否則可能導致稅源的流失。中國的企業所得稅實質上也是對公司課稅，同樣地，企業所得稅改革也必須考慮與個人所得稅的聯動。
美國公司所得稅的高稅率只是名義稅率，實際稅率遠未達到這一水平。在美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一些大公司，特別是一些財富500強企業，都在比較長的時間段內不繳納或繳納很少的公司所得稅。這些大公司的平均實際稅率遠低於名義稅率。它們充分利用稅收籌劃工具，縮小稅基，儘可能少地繳納公司所得稅。在這裡，關鍵點有兩個：一是大公司，二是避稅天堂。
大公司比中小企業有更強的稅收籌劃能力，在高名義稅率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自身優勢，將實際稅率降低到極致。這樣，大公司與中小企業之間所進行的是不公平的競爭。有人認為，這樣的高名義稅率規定是在懲罰規模小的、稅收籌劃能力不夠強的企業。
避稅天堂以及其他稅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是跨國公司的最愛，美國公司同樣也不例外。一些盈利能力很強的美國公司，通過關聯交易、轉讓定價等各種可能的手段，讓這些低稅地或避稅天堂成為利潤的實現地。事實上，一些美國公司就是這麼做的，早已成為眾矢之的，但現有的稅法對它們無可奈何，因為它們這麼做並不違反稅法。美國公司海外收入遞延納稅的規定，也讓一些公司即使有利潤，也不選擇匯回國內或不急著匯回。留在海外的公司收入，也不會帶來美國的公司所得稅收入。
基於這樣的現實，人們的認識是不一樣的。有人認為應該降低名義稅率，讓大公司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稅負更加平等。降低稅率可以增強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從而讓美國經濟變得更加強大。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在他們看來，美國公司的實際稅負遠輕於名義稅負，降低名義稅率意義不大；而且，如果美國真的下調公司所得稅稅率，不僅可能不會增加公司所得稅收入，反而會導致稅收收入下降。這樣的結果是難以接受的。現實中不乏下調公司所得稅稅率的觀點，如將稅率下調到25%或更低水平的呼籲一直存在。但是，結果到底如何，仍然存在爭議。
難以確認的公司收入與成本費用
公司所得稅徵管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司所得稅是對公司收入扣除成本費用之後的利潤課徵的稅。公司收入的確認就是難題。公司毛利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巨大差距，體現的是稅收優惠政策的影響。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實際上蘊含著一個個稅收漏洞。結果就是盈利的公司可能要支付大約35%的公司所得稅，而帳面虧損或有虧損可以結轉的公司可能一分所得稅都不要繳納。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是否應該因此停止？顯然，各種優惠政策都代表著不同的政策目標，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要取消談何容易？
公司業務中隨處可見轉讓定價。「市場價格」是不是真正的市場價格？要對此做出準確的判斷，不僅需要收集各種相關信息，而且要處理好這些信息。各個行業的情況不同，而且傳統行業在萎縮，新行業在興起，跨境交易也越來越多。面對複雜的情形，誰又有能力做出令人信服的選擇呢？避稅天堂和低稅地歷來被視為動了許多國家奶酪的「罪魁禍首」。
在經濟繁榮時期，它們的行為或可容忍，但在經濟困難時期，被動了奶酪的國家稅收收入形勢不好，就會想方設法改變這一切。川普總統就職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新花樣呢？他會不會採取包括稅收在內的有效措施讓那些在海外的美國公司收入匯回國內？他所選擇的減稅措施會有效嗎？他所一再宣稱的讓美國強大的「再工業化」會成功嗎？公司的投資決策顯然不只是考慮稅收因素。懲罰性關稅不一定會嚇得住美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對於本來就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動的資金來說，又有什麼樣的理由讓美國投資者選擇將資金匯回國內呢？
公司成本費用的確定也是難題。美國稅法對成本費用的規定可謂無微不至。什麼樣的就餐費用可以算業務招待費？什麼樣的費用不能算業務支出？與業務相關的就餐費用當然是為公司取得收入的必要費用，但是誰又能說清吃飯時談的是不是業務呢？正式制度不可能規定一切，在具體執行中，非正式制度也很重要。公司所得稅徵管中的文化因素也不可或缺。當一個社會信任文化缺失時，徵管就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在美國，請客戶看體育比賽的支出，不能算公司成本費用，在夜總會的支出更不應該是公司的成本費用，因為這都是消費。這樣的規定釐清了公私界限，但這樣的制度移植到中國又會怎麼樣？可能會有人說，我們的業務就是這麼談的。那麼，是對業務費用支出採取比例控制，還是為取得收入所發生的成本費用都應該得到充分的扣除，哪種方式更為合理？從理論上說，應該選擇的是後者。但這對公司所得稅的徵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企業所得稅制度不可能照搬照抄美國的，但美國公司所得稅制度中的細節確實有許多值得中國參考。
細節決定成敗，美國稅法對細節的規定很多，但就是這樣，美國公司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地位事實上在下降。中國企業所得稅的未來會怎麼樣？這對未來稅收收入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未雨綢繆的規劃是必要的。
川普在競選中多次聲稱要降稅，但是，他會做到嗎？特別是，在全球化與數位化已經對傳統稅收制度帶來嚴重衝擊的今天，各國也許更需要的是稅收制度的根本性變革，而不僅僅只是對傳統制度縫縫補補。為了更好地分攤公共服務的成本，一些新的徵稅辦法或許需要儘快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