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的擠壓之下、在東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之中開啟了近代化的進程。中國人在認識世界的同時，也開始反省自身，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更新文化傳統。在這個過程中，深厚綿長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在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中互相支撐，互相影響，均衍生出新的內容，可以稱為「近代互構」。
一
「憂患意識」最初是針對殷商時期人們聽憑鬼神來決定自己生活的習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內容是：個體在面對廣闊的外在世界和種種困難時，應在敬畏之心的基礎上，通過謹慎的態度、堅毅的行為來解決問題，積極承擔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並保持對潛在危機的洞見和預防，在政權與民生的關係討論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與之相應，「家國情懷」是個體對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國共同體的認同、維護，表現為情感和理智上熱愛共同體，並自覺承擔共同體責任，其核心也是責任意識。
在周初統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識中，已經洋溢著濃厚的憂患意識，這也成為統治者家國情懷的重要內容。「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尚書·商書》），即是君王家國情懷的集中表達。伴隨著古代文明的演進，家國情懷與憂患意識一起，成為知識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並通過教化系統影響普通民眾。《孝經》《大學》等經典中建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體系是對傳統家國情懷的凝練表達。《顏氏家訓》《曾文正公家訓》等傳世家訓中，均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從立志、養德、行為等層面進行引導，表達士大夫階層的文化訴求；而在百姓中廣為流布的村規、民約，也把培育人們勤奮豁達的德性、持守道義的原則、居安思危的態度、和睦鄰裡的作風視為核心內容。這種家國情懷在傳統社會中，滿足了國家穩定、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禮制的維護下，具有極強的穩定性。
憂患意識奠定家國情懷的人文底蘊。第一，憂患意識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運、維繫生活共同體的自覺，在中國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視主體性的品質，蘊含著「自強不息」的精神氣質，是推動中國文化自我發展的動力。第二，憂患意識把個人與群體、歷史與當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最為真實的生活態度，使人在家庭生活、當下實踐中獲得超越意義。第三，憂患意識深刻影響了中國作為後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的精神特質。
中國近代的文化轉型，是從「個人」「家」「國」關係的討論中開啟的，是從民族、國家前途的憂患中產生的。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由此可見龔自珍思想對近代思想發展的影響。龔自珍作為傳統士人中的先覺者，面對清王朝在內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敗，積極思考解救時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個性解放，力主將個人從宗法關係中解放出來；以「尊任」倡導「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並強調通過統治集團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來挽救當時的危局。龔自珍對個性解放及其社會責任的探討，是傳統士人憂患意識的鮮明表現。
鴉片戰爭以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派高呼「自強」「求富」，主張學習先進技術來富國強兵，都是在復活經邦濟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戰爭之後，士人們在「保國、保種、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軍事、教育、工業政策等方面做出調整。隨著新的知識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興工業資本家群體的擴大，人們有了大量關於富強、進化、民主、自由等話題的思考，與傳統基於道德而言的憂患意識相較，增加了對於科學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嚮往，具有更加鮮明的近代特徵。
二
憂患意識的近代轉變，對家國情懷產生了複雜的影響。一方面，人們的民族情感的自發作用，產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衛本能，如三元裡抗英運動、義和團運動等等；進而，知識精英們把對外御辱與對內改革結合在一起，發展為對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車上書」、新文化運動等等。另一方面，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保守性觀念也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發作用下，愈發頑固，逐漸淪為社會發展的阻力。「變與不變」之爭始終存在於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導致社會變革困難重重，往往不夠徹底。儘管如此，憂患意識整體上推動了家國情懷的近代轉型，這集中表現為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傳統家國情懷從「天人合一」直覺式的初級共同意識，逐漸轉變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價值為基礎的理性共同體意識，在傳統的情感認同中加入了對國家強大、民族振興的真誠嚮往。
憂患意識促使中國的現代國家觀念興起。在內憂外患之中，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國家理論成為人們從理論探討與救亡實踐來更新傳統的家國情懷的資源，並使之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主線。民族危機→民族救亡→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家國情懷演變的邏輯線索，而憂患意識則始終貫穿其中。西方主流的國家理論是自由主義的國家論，強調國家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基礎上的，具有自然權利、自立自足的個體是國家的根本，國家的任務即是保護個人的權利。在中國，「國家」則是作為一個共同體來對抗外來侵略的組織而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的，歷史文化在共同體凝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梁啓超等維新思想家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國家觀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權作為「國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國家」觀念，號召通過啟民智、新民德、興民權，把個人、家庭的命運與國家、國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中的一次自救。這也是中國近代國家的開端，中國人以此為爭取獨立的主體，進而在國際秩序中確立自己的合法性。
憂患意識引領家國情懷中的批判意識與建設思路的聚合。中國傳統觀念固守小農生產方式，忽視技術創新，拒斥社會變革，在近代以來成為中國走向工業文明的阻礙因素。處在追趕型現代化的中國人，在面對傳統與現代關係時會產生獨特的矛盾與焦慮。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以「吾人最後之覺悟」來批判家族制度對個性解放、個體發展的束縛，通過批判傳統來實現價值重構。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在探討中華民族未來發展方向的「貞元六書」中強調，在機器生產的衝擊下，傳統家庭解體，社會成為人們生活的基本單位，人們愛國的方式即從忠君轉變為盡己之力為社會作貢獻，應建設新型倫理義務模式。用人類文化的全部成果豐富自己，使中國社會成為充分發展、有著完整意義的現代文明，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家國情懷的理性表達。
通過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的近代互構，兩者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社會穩定時期，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共同發揮著穩定社會秩序、支持國家社會建設的作用。在民族危難之際，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激發起個體以身報國的態度和擔當，釋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體民眾共赴國難。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會階層多級化，全球競爭白熱化的今天，社會公平、資本的負面效應等問題對家國情懷、國家認同產生了一定的衝擊，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憂患意識、清晰的責任意識與遠見來凝聚共識，為國家進步、社會發展提供動力支撐。
（作者：張倩，系華南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青年項目「傳統家國情懷的價值內涵及其近代轉型研究」［項目編號：17CKS052］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