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2012年，本刊記者李菁採訪他時，他曾說「別人都做五年計劃，我只做『一年計劃』，不過我相信，活到108歲我是沒問題的。」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1月13日是周有光老人的112歲壽辰
一筆一畫地書上籤好自己的名字「周有光」之後，他又在下面加了幾個字「時年107歲」。翻看周有光的文集，發現他自90多歲起，便有了這個習慣。
從「時年95歲」、「時年96歲」……一直延續到現在，末尾數字每增加一個，便有如又創造了一個令人嘆服的奇蹟——這個奇蹟並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壽命的延長，更是未被時光奪走的清醒的頭腦、敏銳的思維，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舊關注時事，每天固定看五種以上的報紙，還時常收到朋友從海外寄來的刊物，每有感想，還會用一部小打字機記錄下來。
在周有光狹小的書房裡，最顯眼的便是他與夫人張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張家二姐笑靨如花，似乎仍在溫柔地注視著相攜走過近70載的愛人，陪他回味這一世紀的風雨。
1948年，周有光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影
新世界
1923年的某一天，17歲的周有光登上了從蘇州開往上海的火車。「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當時的靜安寺是上海租界西邊的盡頭，再往西就是田野。然後再僱了輛獨輪車去梵皇渡，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一帶，聖約翰大學就在那兒。」獨輪車吱吱嘎嘎地行進在崎嶇不平的田野上——半個多世紀後再回憶這一幕，周有光發現其極具象徵意義：據他考證，獨輪車跟歷史博物館裡的指南車在工藝水平上相似，而根據《宋史》，指南車造於1027年。所以，「坐著獨輪車進大學，這一下子我就在文化上跨越了900年」。老人又呵呵笑起來，似乎很得意自己的發現。
原名為聖約翰書院的聖約翰大學成立於1897年，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很多曾對中國的歷史進程起過影響的著名人物，即畢業於聖約翰，比如顧維鈞、林語堂、宋子文、榮毅仁、鄒韜奮、貝聿銘等。聖約翰學費不菲，一學期就要200多銀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難以負擔的。幸運的是，周有光的三姐當時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聽說此事，深知考上這所大學不容易，愛才心切的她竟然說服自己的母親當了家裡的一個皮箱，為周有光「籌款」上了學。
報考聖約翰之前，周有光聽前幾屆的同學說，報名表上的照片必須是要穿西裝的。周有光說他從來沒有穿過西裝，好在照相館裡有西裝道具可以借。西裝是穿在身上了，可是攝影師也不知道該怎麼搭配，先給這個年輕人打了一個領結，想了想，然後又在脖子上套了條領帶。「我把照片寄到上海，同學看見了趕緊給我退了回來，讓我重拍。想起來有意思極了……」每當想起這個小插曲，周有光都會樂不可支。
聖約翰大學的生活，則在自嘲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開了一道五彩斑斕的世界。「聖約翰雖然是教會學校，以推廣基督教為目的，但在學校裡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沒有人強制我們。給我們授課的老師主要來自英國或美國，學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語，連門房都講英語。」當時的聖約翰也有一些中國老師，他們主要教授中國歷史或古文之類的科目。錢鍾書的父親、著名的古文學家錢基博便在這裡講中國文學。「有一天錢先生來上課，出個題目，讓我們下去做篇文章交上來。其中一大半的人都用鋼筆寫的，我是用毛筆寫的。結果第二天他就大罵：『你們是中國人嘛?是中國人為什麼中國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鋼筆寫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筆寫了送來。」幾十年歲月倏然而過，可是生命裡經歷的那些難忘的人和事，卻依然歷歷在目。
周有光在很多回憶中都提及這樣一個故事：學校閱覽室的中英文報紙特別多，有一次，周有光那裡看報紙，碰巧一位英國老師也在那裡。這位老師把周有光和另外幾位學生叫到外面去聊天，問大家平時怎麼看報紙。周有光很納悶老師的這個問題，看報就看報，還要「怎麼看」?老師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完報紙，要問自己：今天這些消息中，哪一條是最重要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一條新聞最重要?最後還要問自己：這條新聞的背景是什麼?如果不知道，就去圖書館查書，最容易的辦法就是查百科全書。」這一番話讓周有光受益頗深，「我後來就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很快就感覺到進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動連成一片」。學會自學、學會獨立思考，這是聖約翰大學留給他一生受之不盡的財富。
周有光、張允和夫婦
流水般的愛情
如果說周有光是一個傳奇，傳奇的另一端——張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張允和。
幾年前，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的夫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寫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書，張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為引人注目的傳奇。張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發家史來源於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曾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是李鴻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張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親張武齡(張冀牖)，出生於清末。受新思想影響，他決定離開安徽到蘇州興辦新式教育。1921年張武齡變賣家產，在蘇州開辦了著名的「樂益女子學校」和一所男子中學——平林中學。
張武齡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個人拿錢出來辦學校，他錢多，外界給他捐款他也不要。」當時有人還嘲笑張武齡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卻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投資教育的張武齡也因此與蔡元培、蔣夢麟等很多當時著名的教育家結成了朋友，還聘請許多思想激進的人士來校任教，如侯紹襲、張聞天、匡亞明等人。不過現在看來，張家的這種長線投資是非常值得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較好的教育。葉聖陶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張家子女名字都十分有趣，除了都有一個「和」字外，男孩子的名字都有一個「寶蓋頭」——比如宗和、寅和、定和、寰和、寧和，據說這是因為兒子留在家裡;而女孩子的名字都有一個「兒」——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兒」字兩腿向外翹，意味著女兒都要嫁出去。
因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張武齡開辦的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又恰好與張允和同學，張允和常常到周家來玩，一來二去就與周有光相識。周有光大學畢業不久，張允和與張兆和姐妹兩人離開蘇州去上海就讀中國公學。作為在蘇州結識的「老朋友」，兩人在上海逐漸接觸頻繁。
張家二姑娘允和熱情奔放、性格外露，當年還有一個不太雅的綽號「小活猴」，不僅在學校裡是位風雲人物，在社會上也小有名氣。她的大頭像曾被放在照相館櫥窗裡做廣告，而且還當過雜誌的「封面女郎」。
兩人談戀愛時的一件趣事，後來經常被周有光提起。一個周末，他和張允和一同到杭州靈隱寺遊玩。雖然是自由戀愛，但兩人也不敢手拉著手走，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一個和尚也一直跟在他們身後。兩個戀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他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突然開口問周有光：「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原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說：「怪不得她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熱戀之後該談婚論嫁，周有光又躊躇起來，與顯赫的張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戶人家，他給張允和寫了封信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寫滿十幾頁紙的信，熱烈而堅定地告訴她所愛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於是「從小手快嘴快腦子快，是『快嘴李翠蓮』」的張允和，又成了張家十個孩子中第一個邁進婚禮殿堂的人。
張允和與凌海露(攝於1933年)
周有光說，有趣的是，三個月後，張兆和也披上了婚紗。而她和沈從文的愛情則是另一段廣為傳頌佳話。當年，在中國公學教書的沈從文對張兆和一見鍾情，他開始執著地寫情書給張兆和。張兆和一封也不看，還拿了信告到校長胡適那裡。豈料開明的胡適不但不以為怪，還幫著沈從文「遊說」：沈從文沒有結婚，因為傾慕你，給你寫信，這不能算是錯誤。還笑著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你!」張兆和斬釘截鐵地說：「我頑固地不愛他!」
沒想到，張兆和最終還是被執著的沈從文攻下了「心防」。這裡面也有張允和的一份功勞。1932年暑假，在青島大學工作的沈從文冒冒失失地跑到蘇州張家，不巧張兆和去圖書館看書去了，「接見」他的是張允和。有些緊張的沈從文留下旅館地址就匆匆離開。張兆和回家後，不好意思去旅館找。經不住允和一番攛掇，她最終還是羞羞答答地去了旅館，又用允和事先教好的「臺詞」，把沈從文請到家裡，兩人關係自此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沈從文後來總是用他的湖南腔調，拖著長聲喊張允和「媒婆」。而張允和每每回憶起來，也忍不住得意於自己的這一角色。
右起：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四姐妹
張家是大戶人家，四姐妹自然都是名副其實的名門閨秀，但是幾個女婿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門當戶對」的權勢人家。四姐妹的大姐張元和喜歡崑曲，後來喜歡上了當時著名的崑曲名角顧傳玠。雖然顧傳玠在崑曲界的地位相當於京劇界的梅蘭芳，但「在那個時代，連梅蘭芳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大家認為你嫁給一個演戲的人是不名譽的事情。所以大姐結婚的時候報紙上登出來『下嫁顧傳玠』」。周有光、沈從文在當時也不過都是家世清貧、名不見經傳的讀書人，不過好在張家父親相對開通，不幹涉女兒婚姻。而他們後來都成就了令人羨慕的一個個愛情傳奇。
著名的張家四姐妹，如今只剩下在美國生活的四妹張充和在。張家的叔祖母沒有孩子，又喜歡張充和，所以很早就把她過繼過來。叔祖母請一流的國學家教張充和，她的古文造詣因而比其他姐妹都高，張充和嫁給了後來成為耶魯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的傅漢思。
周有光曾將與張允和的感情形容為「流水式的戀愛」，從1933年結婚到2002年張允和去世，兩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這樣一個有如涓涓細流綿長而深遠的婚姻，恐怕再少有人能企及。
1946年，張家三連襟在上海。左起：顧志成、沈從文、周有光
選擇
當時的聖約翰大學有個不成文的傳統：學生畢業之後通常都到美國留學。周有光當然也想出國深造，可是以周有光的家庭條件自然支付不起這筆費用。不過巧的是，兩人結婚後不久，張家一位在銀行工作的親戚在清理帳目時偶然發現張父在滙豐銀行還有一筆兩萬元的錢。有了這筆「意外之財」，張武齡給了女兒張允和2000元作嫁妝。「這2000銀元，雖然在當時也是個大數目，可是到美國去讀書又不夠，到日本去是可以的，這樣子我就和我的夫人就決定到日本去讀書。」
周有光大學的專業是經濟學。那時候，日本有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在中國當時也有一批追隨者，周有光便是其中一位。河上肇在京都帝國大學教書，周有光便也準備投考這所學校。可是等他們到了京都之後才知道，就在他們結婚前幾個月，河上肇因為「左」傾而被捕入獄。想學經濟學沒有學成，周有光只好改學日文。「現在看來，這個想法比較糊塗，因為我讀的聖約翰大學的教育跟美國接軌比較方便，跟日本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在日本只讀了一年，因為張允和懷孕，提前回了上海。」
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有光被同學推薦到了銀行工作，從而進入金融界工作。因為工作關係，他結識了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章乃器。有一天，章乃器邀請周有光到家裡吃飯，兩人從金融業務談到國家大事，頗為投緣。所以當章乃器在1935年組織救國會的時候，周有光自然也成為其中一員。「我們的銀行界的秘密小組在什麼地方開會呢?誰也想不到——在中國銀行開會。下班了，銀行都關門了，我們在裡面開會，警車也不敢來。」老人有些得意。他與章乃器的關係，也從業務同行，進而成為政治同道。「那時候我家在蘇州，『七君子』關到蘇州，家屬來探監，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當局再多抓幾個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憶。
在以往的人生經歷中，周有光始終與政治有一段距離，救國會是他參加的第一個政治組織。此時的他，在政治上已隱隱有了自己的選擇。張允和本人也與章乃器、胡子嬰夫婦私交甚好，也許受此影響，原本堅決反對周有光涉足政治的她，不僅自己參與進來，而且後來也為營救「七君子」而四處奔忙。
「七君子事件」很快因為全面抗戰的爆發而得以解決，而整個中國卻陷入另一場更大的災難之中。「留在上海還是去重慶，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在日本留過學，日本人當時經常用這一招，他見你在上海，就來訪問你，明天就上了他們的報紙。這樣無形之中就把你變成了漢奸。我們想這不行，決定馬上就去重慶。」周有光說他工作在身，暫時脫不開身，瘦瘦小小的張允和帶領全家老小，一路輾轉，逃到重慶。
在日軍狂轟濫炸下的重慶的生活，張允和後來回憶起來只有寥寥數語：「這種生死關頭，有光又出差在外。命運為鍛鍊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不幸中的萬幸，炸七星崗的時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時候我在棗子嵐椏，炸棗子嵐椏時我又在七星崗……」可以想見，其身體及精神所受之苦，縱有千言萬語也難以道盡。
八年抗戰，給周有光與張允和夫婦留下了終生難以彌合的一道傷痕。1941年，6歲的女兒小禾突發高燒，一個普通的闌尾炎終因醫療條件惡劣而告不治。張允和在回憶裡也只簡短地寫了：「我的眼淚可能流幹了，這次慘痛的事件之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我從沒有再向人提起過這件事……」周有光也極少提及此事。很少寫詩的他在小禾去世後，寫了一首《祭墳》，最後的一段至今讀起來還能感覺到他內心的痛：「……墳外一片嫩綠的草，墳中一顆天真的心。摸一摸，這泥土還有微微一些溫暖，聽一聽，這裡面像有輕輕一聲呻吟……」
抗戰結束之後的中國百廢待興。作為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的銀行業急於在戰後恢復原貌，派一些人到美國學習。周有光把兒子安頓在蘇州老家，與張允和一道漂洋過海，到了紐約。在銀行工作的待遇很好，工作之餘，周有光把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裡。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見他每天都去，而且極為認真，還專門留給他一個小房間，任何時間都可以過去看書。周有光記得，愛因斯坦有過一個計算：人的一生，除去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平均大約有13年，而業餘時間倒有17年。「一個人是否有成就，決定於他如何利用業餘時間。」在美國的這段時間，正好給了周有光一個充分利用業餘時間、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先進知識的大好機會。
1948年底，周有光在美國的工作告一段落。抱著「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信念，周有光和張允和回國之前，乘坐當時最豪華的「伊莉莎白皇后號」客輪，從美洲到歐洲、再到非洲，做了一次環球旅行。
1949年初夏，周有光與張允和回到了闊別了幾年的上海。不久，周有光所在的新華銀行又派他到香港發展業務。在香港，周有光又碰到老朋友章乃器，與這些「左派」打得火熱。就在這時，上海方面傳出消息：國民黨要對周有光下手。銀行方面趕緊把消息傳給周有光。周有光的兒子周曉平還記得：有一天，還在讀初中三年級的他突然被母親從課堂裡接出來，告訴他明天就去香港。周曉平還惦記著自己的學業怎麼辦。國共之戰的形勢發展之快是誰也沒有料到的。5月27號，共產黨宣告上海解放。在香港的一家人高高興興地馬上買回上海的船票。6月6日，他們乘坐的「盛京輪」回到了上海。不過彼時的上海灘也並不寧靜，周曉平還記得黃浦江上還漂浮著水雷，一船的人都非常緊張。
為什麼選擇「紅色中國」?近些年來，周有光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這種持續不斷的追問，也讓周有光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幾十年前的歷史場景，他試著來解釋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國共合作抗戰期間，重慶成立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任。政協每個月召開座談會，找一二十個人商量國家大事。每次都邀請我參加，所以我和周恩來非常熟悉。那時候周總理每次開會都講：我們共產黨要走民主道路的。當時還選出一批社會知名人士訪問延安，毛澤東和他們會面時也說：中國的出路就是搞民主。我們那時候都痛恨國民黨的專制，自然願意接近共產黨。而且經過抗戰以後，那一代知識分子都特別愛國。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很快就回來了。」
回國之後的周有光，到了復旦大學當了一名教書匠，教授經濟學。不久，曾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經濟學家許滌新找到周有光，讓他到華東銀行兼職。「三反」、「五反」運動很快接踵而至，身邊不斷有老朋友或舊同事自殺，周有光感覺不妙，後來退出銀行，一心在高校教書。
1986年語言界學者聚會(左起：季羨林、呂叔湘、許國璋、周有光、馬學良)
兩個半圓
1955年某月的一天，還在學校裡教書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參加當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有光奉命北上。會議結束後，胡愈之找到還急著要趕回上海給學生上課的周有光，說：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個機構叫文字改革委員會，這裡需要人才，請你到北京來做這個工作。周有光連連擺手：「文字學和語言學我是業餘搞的，這不是我的真正的專業，我是外行，不行的!」胡愈之說，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於是服從領導的安排，調到北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自此，他開始正式進入語言文字學領域，人生也走上了另一個軌跡。
「其實中國的語文現代化運動，從清朝末年就開始了。」一提起這個話題，老人的興致明顯提高許多。追溯起來，語言文字的改革與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中國的漢字至少有3300年的歷史，至少有6萬多漢字。在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中，一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衰落在於教育的不普及。在這些人看來，西方國家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它們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於文字簡易。於是當時一些有維新思想的人，也紛紛創製中國的拼音文字，用來輔助漢字和普及教育。「語言文字改革在不同時候有不同名稱，清末時叫做『切音字運動』——也就是兩個字拼起來，切成一個音。可以說，『切音字運動』是中國語文現代化的一個開始。」「切音字運動」持續了20年左右，少年時期的周有光正逢其時，深受影響。「1918年，民國政府推行了注音字母，可是注音字母是漢字形式的，印個名片到外國去大家還是不認識，所以無法推廣。」
周有光當年進入聖約翰大學的第一天要求新生註冊：每個人領取一張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機打上每個人的姓名的羅馬字拼寫法。「校方叮囑，一切作業和文件，都得按照這樣的拼寫打上自己的姓名。校檔案都用這種字母順序來處理，我開始看到了字母順序的科學管理。讀書之後發現，大學裡面都是用英文——英文可以用打字機打，可以根據字母建立檔案、查找檔案，這些功能，當時的中文都是實現不了的，所以我立刻感覺到中文的不方便——不是不要中文，而是中文需要現代化。這個思想在當時很普遍。」周有光由此萌發了研究文字學的興趣，在聖約翰大學讀書，他的主修專業是經濟學，副修專業便是語言學。
1929年，瞿秋白在蘇聯起草了《中國拉丁化的字母》，被稱為「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蘇華僑中推行。1933年傳來中國，形成一個群眾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周有光也參加了這股文字運動的潮流中，利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有趣的是，周有光原名為「周耀平」，考慮到自己的本專業是經濟學，語言學是業餘所好，所以在發表與語言學有關的文章時，他都用「周有光」這個筆名——因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學改革家歸有光。
在紐約工作的時候，除了研究經濟學，周有光還花了大量時間研究他一直感興趣的語言文字學。所以當新中國成立之後，重新制定漢語拼音又被提到議事日程時，周有光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選。
實際上，這一次語言文字改革的發端，還是與國家最高領袖有關。1952年毛澤東訪蘇時，曾問及史達林：我們要搞文字改革你看怎麼辦?史達林回答：你們是個大國，可以自己搞一套字母。回到北京後，毛澤東指示要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可是「民族形式」搞了3年，並不成功。後來吳玉章向毛澤東建議用拉丁字母的方案，「後來黨中央通過了用羅馬字母的方案，所以我們就開始制訂羅馬字母方案」。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而文改會具體工作則由葉籟士、陸志偉和周有光三個人負責。「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當對外公布我們要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徵求意見的時候，一下子來了4000多封信，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提出各種建議。文改會有兩個研究室，其中拼音方案室我兼主任，我就提出每一封信的意見我們都要認真看，要用科學方法答覆，不能敷衍，這可是一項非常大的工作。」經過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而從兩年前開始，應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開講「漢字改革」課程。
「我們花了3年時間搞成了一套拼音字母，人家開玩笑說：26個字母搞了3年，你們太笨了!」老人說著又開心地笑起來。轉而他又嚴肅地說：「今天想起來，這3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假如當時馬馬虎虎地搞一搞，有什麼漏洞，現在再彌補就很麻煩了。」此後他們又用了3年，把這套拼音方案變成國際標準。
「當年反對拼音的人非常多，態度也很激烈。說我們有5000年的文化，連幾個字母自己都不會創造，還要用帝國主義的字母?現在沒有人反對拼音，可是對簡化字還有不同看法。現在港臺都用繁體字，有人認為繁體字才能代表中國文化，簡化字不能代表中國文化。這個看法不完全對。」對於外界對簡體字的一些看法，老人完全不陌生，他耐心解釋說，「簡化跟標準化有關係。早期一個字有幾種寫法、甚至十幾種寫法並不稀奇，那個時候我們寫信要用毛筆寫，要寫得漂亮，而且這個字體要有變化，才顯示自己有文化。可是進入電腦時代，需要每個字都要用一個標準。訂立標準的時候當然會傾向於選比較簡單的字。」
「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老人特地強調，對漢字的簡化工作並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才開始的。老人一邊說著一邊指著身旁的書架，示意找出一本叫《簡化字溯源》的書。「這本書的好處，就是告訴我們簡化字是從哪裡來的，它都拍了照片，有照片為證。很多簡化字古代碑帖上就有了。譬如現在很多人批評，說前後的『後』跟皇后的『後』不應該用一個字，這不是胡鬧嗎?——這不是胡鬧，中國古代人讀的第一本書《大學》裡面就用這個『後』，說明在當時『後來』和『皇后』都是同一個『後』字。」
「季羨林先生生前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談中國文化的問題。其中有一點他表示反對簡化字。他的大意是說如果讀古書，就要讀原來的版本，而不能用簡化字的版本。我的一個學生，他也是大學教授，就寫了一篇文章說：讀古書要讀原來的版本是不好辦的，因為《論語》、《孟子》原來的版本是什麼呢?是古代的一種文字，那種文字在漢代已經沒有人會認了——因為古書是歷代都在改編的，每一個朝代都是用當時的字形在書寫古書，字形在變，內容不變。所以今天用簡化字來寫古書，按照中國的傳統來講沒有錯誤的。」因為簡化字已經推廣了幾十年，所以在周有光看來，這種爭論實際上已無多少現實意義。
對語言學和文字學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終陰差陽錯地成了這一行的大專家。一向謙遜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別人稱他為「現代漢語拼音之父」。「我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是外行，我參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孫女兒上小學時對我說：『爺爺，你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是一個O。』這就是我的寫照。」老人開心地笑著，謙虛地打趣自己。
當年離開上海時，周有光多少還有些捨不得自己的經濟學專業。所以他問：「擬訂拼音方案要多久?」得到的答覆是2個月到4個月。沒想到，這一走，再也沒有回到他的經濟領域。不過幾年之後周有光才意識到，改行不僅僅是專業的改變，也使他無意之中逃過一劫。「我離開上海的第二年，就開始搞『反右』運動，經濟學教授當然是重點，因為我們寫的文章都是英美的經濟學理論。上海經濟學研究所所長、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沈志遠自殺身亡，他是解放前唯一從莫斯科回來的經濟學家。我的一個研究生王世璋，好得不得了，也自殺了。我因為換了一個行業，就不算過去的經濟學舊帳。所以我糊裡糊塗地逃過了一個『反右』運動，也算是我的運氣好。」
我們見到的周有光(攝於2012年)
﹁
百年滄桑
﹂
周有光出生於1906年，按當時的曆法，尚是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後又經歷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因而被朋友戲稱為「四朝元老」。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在年齡一欄裡填了「97」，掛號的人大概以為他糊塗了，想都沒想，給改成了「79」。老人最不喜歡別人問他諸如怎麼能長壽的養生之類話題。他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問給醫生而不是他自己。年輕時的周有光身體並不好，生過肺結核，還得過憂鬱症;當年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時，家裡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兩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說：「這兩個人都活不到35歲。」結果張允和以93歲高齡去世，周老現在107歲依然健康。他笑呵呵地說：「不是算命先生算得不準，是科學進步、醫學進步，所以我才能長壽。」
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內後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樓房裡。房屋的簡陋和他在外界享有的「名氣」似乎頗有落差，但老人絲毫不介意這一點。「我所處的時代是動亂時代。我一生經歷了三次傾家蕩產。我的曾祖父原是清朝做官的，退休還鄉後在家鄉辦工廠，是常州第一批辦廠的實業家，辦了好多布廠、紗廠，還有當鋪。結果太平天國軍——那個時候叫長毛，他們來的時候，把我們家的東西燒光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這是第一次家裡面破產。抗戰期間，我們逃難去四川之前，把蘇州的老家交給一位老工照管，說我們最長三年回來。結果沒想到，一待就是八年。再回來時，老工早就不知下落。家裡面空空蕩蕩，什麼都沒有了，卻還有另外人家住著，還問我們找什麼人?這是第二次破產。『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被下放到寧夏『五七幹校』，房子也被造反派佔上了。一直到林彪死後才回來，發現家裡面什麼都沒有了，連一張紙片片都沒有了。所以我們家有三次真正的破產，今後經歷什麼都無所謂了。」
走過那樣一個充滿動蕩與不安的世紀的人生路，得經歷多少風風雨雨?提起那些往事，老人總是感慨連連。「我這一生最艱難的時期就是抗戰八年在重慶。有一次出差回來，發現辦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發現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種備受煎熬的滋味我們今天根本無從體會。
而他經歷的另外一些故事，又像是烙著鮮明時代印跡的一齣戲，品起來不知是悲還是喜。上世紀50年代初的某一天，周有光到劇院看戲，隨身帶著一個小望遠鏡，是兒子小平從蘇聯帶回來的。看戲的時候身旁的觀眾偶爾向他借這個望遠鏡，周有光不假思索地遞過去。中間休息的時候周有光發現大家都往他身邊的那個座位上看，他還很是納悶地問：「你們在看什麼人?」回答竟然是看溥儀。「溥儀就在我旁邊我都不知道。我後來開玩笑說，早知道『皇帝』坐我旁邊，我就把望遠鏡『貢』給他了!」周有光又大笑起來。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糧票非常緊張，周家也不例外。「人家說你是政協委員，你和夫人到政協去吃飯不要糧票，家裡糧票不就夠用了嗎?我同我的夫人就經常到政協去吃飯，我們吃飯的旁邊坐了一位老先生同夫人在吃飯，這位老先生就是溥儀。『皇帝』缺少糧票，現在聽起來像笑話一樣，那個時候是真的事情。」老人感慨地說，「從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溥儀後來的確是改造得挺好的。他跟我也很談得來的。」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西大灘「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五七幹校種了一大片高粱，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先生一起看守高粱。「我們奉命：要不斷走著看守，眼觀四方，不讓人來偷;不得站立不動，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頭巡視，不得二人聚在一起。」兩個人一連看守了3天，一眼望到十幾裡路以外，沒有人家，也沒有人的影子。所以到了第四天，兩個老頭索性就放膽躺下，海闊天空地開始談論起來。有一次林漢達若有所思地問周有光：「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說：「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林先生大笑起來，他告訴周有光，有一次問一位掃盲班學員，什麼叫遺孀?學員說是一種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遺孀。那為什麼又有個「女」字旁?學員回答：女人用的東西嘛!談起起勁，兩人坐起來，語文大眾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範化。「我們談話聲音越來越響，好像對著一萬株高粱在講演。」
縱觀周有光的一生，不難發現自年輕起他就秉持了這樣一個開朗豁達而又淡定超然的性格。這固然有遺傳自活到96歲的老母親的原因，周有光認為更重要的是後期的自我教育與修煉。「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蘇軾的這句話，也是周有光老人的座右銘。
「一個人的大腦裡有兩套系統，一個是邏輯系統，就是思維能力;一個是記憶系統，記憶能力。這兩個系統不一樣的。我呢，記憶系統不行了，好多原來知道的東西現在都忘了。可是思維系統還沒有壞。為什麼沒有壞?據心理學家講，因為我一到年紀老，我都在看書寫文章，要動腦子，動腦子呢，腦子就不容易壞，因為中國舊的講法是，年紀老了，不要動腦子了，要保養了。其實剛剛相反。現在新的講法是，年紀老了要動腦子。動腦子可以保持健康，特別是老年人可以長壽。」老人悠然地談起自己的心得。前些日子老人又寫了篇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新觀點：「要從愛人類的角度來愛國。」也許只因為有這樣一顆永遠不放棄思考的大腦，他的心靈深處才永遠擁有一個獨立與自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