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燕南園

留學歸來後，冰心回燕京大學任教，三年後的1929年6月15日，她與赴美時在船上認識的清華留美學生、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吳文藻結婚。婚禮在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學校長住宅、冰心命名的臨湖軒舉行。籌備委員會將婚禮現場布置得莊重、簡樸、美觀，「司徒雷登先生的家本來就是一幢有中國特色的建築物，舉辦儀式的客廳既大又氣派。」午後二時，清華大學開來一輛大轎車，校內和校外被邀請的客人一百多人，除了十名左右的親戚以外，其餘的都是燕京、清華兩所大學的同事，陳岱孫、江先群、陳意等。沒有邀請學生，怕人太多。四時整，婚禮開始。「客廳裡綴滿了鮮花。所有的東西都是純白的——白丁香、毛櫻桃梅、白玫瑰、海薯、梔子等，而且新郎新娘走在用純白緞子鋪的通道上。全體來賓站在儀式臺前這條白緞子通道的兩側。儀式臺上放置的兩個緞墊也是純白的，宣誓時跪在上面。因為我們是以基督教的儀式舉行婚禮，所以司徒雷登先生為我們做了主持。音樂是鋼琴與四把小提琴的合奏，十分悠揚肅然。」（冰心《純白的婚禮》）

1929年6月15日，冰心與吳文藻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婚禮，時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為主婚人。

婚後，冰心產下一男兩女。兒子吳宗生（吳平）、大女兒吳宗遠（吳冰）、小女兒吳宗黎（吳青）。因為相夫教子，她的作品明顯少了，但也有《分》《冬兒姑娘》《我們太太的客廳》等小說，《南歸》與《平綏沿線旅行記》兩部紀實性的作品面世。然而，創作的淡季，卻又是作品出版的旺季。這種相悖的現象，成為冰心燕園時期的奇異現象。

北新書局從三個方面出版冰心的作品：一是冰心的新作，冠以「黃皮叢書」，封面設計以黃色為標誌，簡易刊行。這個叢書系列，與「新潮社文藝叢書」有相似之處。冰心的《南歸》（散文集）、《閒情》（小說詩歌集）、《冰心遊記》（即《平綏沿線旅行記》）、《姑姑》（小說集）等，都是作為「黃皮叢書」由北新書局及時推出。二是出版作品集，如《去國》（小說集）、《冬兒姑娘》（小說集），它與「黃皮叢書」有所區別，是冰心早期的作品，或者大多為早期作品，這種作品集不屬北新書局的初版，其他的出版商還在使用，但北新書局仍然不放過，與作者協商版權，得以出版。三是對已擁有版權的作品集，大量的重印、再版，比如《寄小讀者》《春水》等，包括「黃皮叢書」與其他單行本的再版周期與速度，都與市場緊密接軌，稍一脫銷，即行印刷。一個北新書局便將冰心的作品弄得滿天飛，長銷不衰，既體現了冰心的作品受大眾歡迎的程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審美需求，也說明了民國時期出版商的敏銳、敬業與對市場的準確把握。

其他一些小出版公司也加入了競相出版冰心作品的行列。比如大公書局的《冰心傑作選》、上海新文學社的《冰心女士小說集》、上海藝林書社的《冰心文選》、仿古書店的《冰心文選》、新京啟智書店的《冰心小說集》、上海萬象書屋的《冰心選集》等，將冰心的作品炒得沸沸揚揚，滿世界都是，沒有一家書店書亭，沒有冰心女士的作品集。同時，還有大量的盜版本出現，如《冰心作品選粹》《冰心文選》《冰心女士近作集》《冰心名篇新編》等等，幾成泛濫之勢。由此，又逼出了一套冰心自認為向不敢出版的《冰心全集》。「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著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但那些濫發的文集「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且有些文章「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為此，「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不敢出的全集」。（冰心《我的文學生活》）

於是，在1932年至1933年之間，《冰心全集》隆重登場。1932年8月，首先現身的是冰心全集之二《冰心詩集》，9月緊跟冰心全集之三《冰心散文集》，翌年的1月，冰心全集之一《冰心小說集》也來了。多年後，有學者研究民國時期的出版情況，發現並指出了這一現象，北新書局出版的《冰心全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作家個人全集。

對於冰心的作品，阿英說：「在中國的新文藝運動的前期，曾經給予當時社會以廣大的影響，而『幾乎是誰都知道』（《西瀅閒話》）的女性作家，據我所知道的，那只有《超人》的作者——謝婉瑩。」沈從文則認為 「十年來在創作方面，給讀者的喜悅，在各個作家的作品中，還是無一個人能超過冰心女士……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種奇蹟的模樣出現，生著翅膀，飛到各個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為無數歡樂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為無人不知的名字了。」

隨著冰心的作品進行不同的選本，經過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十餘年時間的檢驗，冰心的作品進入到了作品研究的階段。大量的評論與研究的文章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都有，為了配合《冰心全集》的出版，北新書局編選了一本冰心論集。編者李希同尋訪了冰心自從走上文壇之後的所有評論文字，從中選出24篇，兼容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對沒有入選的文章也在跋中列出了篇目，定名《冰心論》。《冰心論》與《冰心全集》一樣，基本上反映了直到上世紀30年代初，冰心創作與對冰心批評的全貌。面對不同的觀點，李希同明確表明：「冰心以為文學作品貴在真誠地表現他自己。我們只能就人論人，還他一個客觀的價值，不參與批評者主觀的成分。冰心只是冰心，不是任何其他人。她的作品裡，內容是愛母親，愛小孩，愛海，愛朋友，愛小生物，基調是愛；她的文筆是雅淡的、簡練的、融會了古人之詩文的。——這一切形成了冰心特有的作風，使她成為現代中國女作家的第一人。」

研究最為系統的當為茅盾，他的《冰心論》對冰心的作品有批評，有肯定，不僅是對冰心的「問題小說」、對冰心的文字與技巧，都有很高的評價，他的一段關於冰心在五四時期作品的個性表現，成為後來的研究者經常引用的名言：

在所有「五四」時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屬於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會，卻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沒有。

燕南園時期的冰心，有過兩次長途旅行。一次是應平綏鐵路局長沈昌先生邀請，利用1934年的暑期，冰心、吳文藻發起組織了一個旅行團，沿著平綏鐵路，開展社會、文化、政治、民族等方面的考察。團員各有專長，他們是文國鼐女士（Miss Augusta Wagner）、雷潔瓊女士、顧頡剛先生、鄭振鐸先生、陳其田先生、趙澄先生，包括冰心吳文藻，一共8人。旅行團從清華園站出發，沈昌派出公務專列，不僅設備齊全，服務周到，還有準確的「資料庫」。車站與車站之間的距離，準確到十位數，海拔的高度精確到小數點後3位數，冰心在每一個車站都有完整的記錄，例如：清華園站距豐臺站20.21公裡，高度40.538公尺，康莊站距豐臺站84.80公裡，高度498.348公尺，停與不停的站均有記載。車剛開出，旅行團便在車上的會客室開會，顧頡剛根據各人的專長，明確分工：陳其田注意沿線經濟狀況，雷潔瓊關注宗教狀況，文物古蹟自然是鄭振鐸，民族歷史方面顧頡剛自己擔任，蒙古包歸吳文藻，文國鼐寫英文導遊手冊，趙澄擔任攝影，冰心則記載沿途印象。這次旅行，教授們都大有收穫，鄭振鐸寫了《西行書簡》，以書信的方式，詳細記錄了西行的情景。吳文藻以社會學的觀察，完成了《蒙古包》的論文。冰心除了長篇遊記《平綏沿線旅行記》之外，還根據這次旅行得來的素材，寫作了小說《二老財》。另一次是1936年至1937年，用了一年的時間，隨吳文藻歐美遊學，從北平至南京，南京而上海，以後便在海外：東京、西雅圖、波士頓、紐約、巴黎、羅馬、倫敦、柏林、莫斯科等，待週遊世界一圈回到北平後，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

1934年春末，冰心應平綏鐵路局長沈昌的邀請，組織旅行團赴平綏鐵路沿線考察。圖為旅行團團員冰心與雷潔瓊在

1934年7月，旅行團在考察中，與抗日前線的傅作義將軍合影。左二起：雷潔瓊、鄭振鐸、顧頡剛、傅作義、陳其田、吳文藻、文國鼐、冰心。

1937年，旅歐途中小憩。

來源：會史人物傳略《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