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孩子都要上大學 —專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

2020-12-25 南風窗網

不是每個孩子都要上大學 —專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

在大學裡面,好的老師和好的學生還是有的,但把這個小比例的群體說成是全體,幾乎就是偷換概念。

作者:本刊記者 李北方 發自北京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6-07-25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鄭也夫教授自稱「老憤青」,前幾年因對教育界現狀不滿,憤懣地開了「批判的教育社會學」課程,邊講邊學,最終形成了《吾國教育病理》一書。
  南風窗記者日前專訪了鄭也夫,談起大學現狀,他還是很「憤青」,狠狠地批判。同時他也強調,自己的觀察只是片面的,自謙為「盲人摸象」。談話雖不是體系性的,相信讀者也能從中得到啟發。
 
  高等教育的大擴張
  《南風窗》:這是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大學作為社會的一部分,變化一定也是很快的。就我個人來說,大學入學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現在回到學校,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了,建了好多新樓。除了外在的變化,大學在文化上肯定也已經很不同了。像我一樣上過大學、但對今天的大學狀況已經感到陌生的人,應該不在少數。你是社會學家,又一直在大學裡任教,以你的觀察,大學在過去這幾十年裡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也夫:讓我來談大學,其實相當於盲人摸象。大學是相當之大的,我所能了解的非常有限。校長也不一定了解大學,他的問題是見林不見木,教員的問題可能是見木不見林,大家互見短長。從學生的視角來看,那就又不一樣了。不要說中國的大學,就說我身在其中的北大,我又知道多少呢?其實是非常少的,我真正知道的不過是周圍的幾個學生而已。你們要聽我講,要知道這其實是高度片面的,這不是自謙,是實情。德國人搞教育研究,有個項目叫「教育實況研究」,是描述性的,就是要搞清楚當前的大學是什麼樣子。把教育的情況說清楚,就跟把國情說清楚一樣,是很不容易的。
  《南風窗》:你的確是非常謙虛,但畢竟你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也是教育的研究者,你的觀察是會給大家一些啟發的。
  鄭也夫:咱們從外觀上開始說吧。這些年我去過一些大學,做演講什麼的,很多大學都建了新校區,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那些個新校區,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觀感,有人覺得,這建得多棒啊,但在我看來,慘不忍睹。很多的大樓,非常華麗,但校園沒有人氣。為什麼這麼建呢?我們國家的地皮不是很富餘啊。還有的學校建一些非常高大華麗的教學樓,那是教學樓嗎?那是宮殿,在那裡面念書不舒服。美國科羅拉多州有一個州立大學,它的工程學院的樓是貝聿銘設計的,從外到裡沒有裝修,都是水泥面,為什麼這麼設計?貝聿銘說,搞工程就是下地獄,你們從進入學校就要開始。人是什麼角色,跟你所在的空間應該是匹配的,學習的地方應該是樸素的,而不是張揚、喧囂的。
  《南風窗》:大學擴招的最初想法來自經濟學家,把教育產業化視為拉動內需、刺激經濟的手段,這當然也包括建新校區了。
  鄭也夫:我們暫且不說擴招,先說樓房為什麼要建那樣,那麼多校區、教學樓,我很少看見滿意的,荒誕啊,這是誰的設計,誰批的呢?校園怎麼建設,有沒有徵求過教授們的意見?這背後有它的利益鏈條,設計者、開發商、學校的相關領導,所有人都願意把它修大了。修大了,投資就大,裡面就可能暗藏有更多的利益,唯獨沒有人考慮學校應該是什麼樣子。拉斐爾的油畫《雅典學院》,柏拉圖穿著長袍,背景跟宮殿一樣,但那是藝術的誇張。我們校園之富麗堂皇,超過了拉斐爾的油畫。雅典學院裡真正有價值的是智者深刻、生動、幽默、睿智的對話,絕對不是房子有多高。
  有多少學生就建多大的校園,為什麼要把學校搞得人氣那麼低,校園都填不滿?學校決策者一定是在想:先把地皮圈回來唄。
  《南風窗》:其實是房地產行業的邏輯在起作用。
  鄭也夫:對,統統是經濟動機。再說擴招,從1991年到2011年這20年間,大學擴招了10倍,1991年全國大學錄取學生數是61萬,2011年是630多萬;1991年,適齡人口的大學生比例是2.62%,錄取率是22%;2011年,適齡人口大學生比例是37%多一點,錄取率是72%。20年擴招10倍,擴大1倍就不得了了,還有哪個國家在20年裡把大學招生數擴大了10倍的?這些數據還只是到2011年,這幾年還在繼續擴大。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是校長高興,管的學生老師多了;地方政府高興,擴大投資,拉動需求,還能買家長考生的好;家長高興,原來考不上大學的孩子也能考上了。蘿蔔快了不洗泥,這大學能辦好嗎?社會對大學生沒有那麼大的需求,這就導致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尤其是一些三本學校的學生,本來這些孩子應該學一技之長,社會對這個的需求很大,非讓他們去學高等代數,他們學不會,也不願意學。
 
  課題費帶來的腐敗
  《南風窗》:學生擴招了這麼多,師資力量跟上了嗎?大學教師群體在過去這些年裡有哪些變化呢?
  鄭也夫:有一次我給一些幹部講課,談到腐敗問題,幾個年輕幹部跟我爭論,他們說,官場腐敗肯定是有,但也不能打擊一大片,像我們這些年輕的幹部,根本沒什麼機會腐敗,大不了跟著吃幾頓飯;可是你們大學老師,課題費很高的,不光腐敗,而且是沒有風險的。說得我無言以對,的確如此。
  但我不屬於這樣的教師,我30年沒拿過一分錢的課題經費,其他老師的情況,細的我不知道,粗的還是知道的。他們手上有高昂的課題費,這毫無疑問是荒誕的,比如你是研究馬克思的,需要那麼多經費嗎?大不了就是買書和複印嘛,你需要到馬克思一生待過的地方都看一看嗎?去看的話也不需要那麼多錢吧。動不動幾十萬上百萬,敢不敢貼出來給社會看看是怎麼花的?
  有一次我碰到了美籍華人學者閻雲翔,搞人類學的,他就跟我說,也夫啊,這些年你寫了不少書,產量高質量也高,什麼原因啊?沒等我說,他又說了,我知道,就是沒課題唄。課題耽誤人啊,做課題需要把錢花了,消費是需要時間的,做課題時就帶一群學生拼湊唄。我有個很好的學生,去了另一所優秀大學,一次我問他,學得怎麼樣啊,他說,錢倒是有,跟老師做課題分錢,就是沒時間讀書了。學生都這樣,老師還能做好研究嗎?
  《南風窗》:你前面批判學校做事不跟教授商量,在你的《吾國教育病理》裡面,你是呼籲教授治校的。可是,教授群體如果腐敗了,那麼教授治校的要求還能成立嗎?
  鄭也夫:我早都不提教授治校了。有些學校的教授近親繁殖,一個系裡可能有一半的教師是一個「祖師爺」的學生,表決的時候都唯一個人馬首是瞻,這還能教授治校?還有很多教授不稱職,他應該滾蛋的。一些好教師只剩下一件事可幹,獨善其身,別的事幹不了了。
  《南風窗》:當我們對高等教育的現狀感到不滿,希望有所改變時,那麼可以依仗的支點也就是教授群體了。如果他們都不能指望,那高教豈不是沒有希望了。
  鄭也夫:從宏觀上,在擴招的背景下說,不少學校是沒希望的。全國的社會學系基本上沒有能跟我們這兒比的,我們這裡至少還有大比例的教師是熱愛學術的,那麼什麼叫大比例?1/3以上就算大比例了。別的學校呢?10%也沒有啊。有希望的學校和院系,還是有的,但大多數是不行的。
 
  好學生好老師還是有的
  《南風窗》:我注意到,你對教育的研究裡比較注重獨生子女這個因素,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家庭都希望培養他上大學。都進了大學,相當於延遲了競爭,將之推到研究生階段。當然獨生子女還有其他的特點。當現在的大學生變成以獨生子女為主的時候,這給大學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
  鄭也夫:對很多二本、三本學校,我真的是不太了解,但我感覺,很多孩子根本就不該到那個地方來。我在一個二本學校開過一門課,教育社會學,來上課的人很多,200多,我跟學生說,希望大家寫篇作業,但都寫我看不過來,我也相信不是每個人都想寫,大家自願報名,我好好指導。結果,報名的人數是零。我估計他們也看出來了,我的要求挺高,寫的話得受罪,會不停地挨批評、修改,所以沒人寫。
  我敢說我的課講的絕對好,就算學生們對學術沒興趣,也得承認他們在課上是學到了東西的。可是他們對學術沒有興趣,那他們為什麼要到大學來呢?為什麼不去學個安身立命的本事呢?其實也不是孩子們願意到那兒待著,大學搞擴招,家長也願意孩子上,就把他們攆到大學裡去了,這不是浪費了很多孩子的時間嗎?
  我有個學生,在一個大學教統計學,他跟我說,沒法教,因為沒有人要學。我就跟他說,你節省點精力,課餘自己做點研究吧,有願意學的,單獨指導一下就好了。
  《南風窗》:對大學現狀不滿的聲音挺多的,大學就是教師加學生這兩部分組成的,你對兩邊都比較悲觀,我還想問,這種現狀應該怎麼解決?
  鄭也夫:在大學裡面,好的老師和好的學生還是有的,但我們得清楚,在全部的中國大學中,他們可能只佔1%,把這個小比例的群體說成是全體,幾乎就是偷換概念。
  有一件事我幹了十幾年,跟沈原教授、潘綏銘教授一起編北大、清華、人大三校社會學系的優秀碩士論文選集。這個論文集水平非常高,我們有的碩士論文都被其他大學的教授剽竊了,我們的學生發現了,找他理論,他還趕緊送茶葉什麼的,想把事擺平。
  我每年要看本系的七八十篇論文,篩選出優秀的,跟其他兩位老師一起,3個學校一共選8篇出來。北大選的最多,當然我們的學生也多,一般能入選4篇,有時候是5篇,那麼清華和人大各自只有1篇或兩篇了。我們3個當初就說好了,只以質量論,不搞平衡。因為看過全部論文,所以我們系的情況我是最清楚了,有1/3甚至更多的論文是垃圾。
  其實,能到我們這來讀書的學生,只要他本人和導師一起努力,至少半數以上是可以把論文寫到足夠入選論文集的水平的。但前提是他要寫好,如果他就沒想要寫好,那乾脆去玩吧,別耽誤我的工夫。
  《南風窗》:那你是否覺得學生想要把論文寫好,老師的引導作用很大呢?
  鄭也夫:老師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學生怎麼寫好論文,他要不要寫好,我們幫不了。如果他說,寫好又怎麼了?我不想讀博,不想留學,我就想找個高薪的工作,花那麼多時間把論文寫好有什麼用啊?他說的對不對呢?完全正確,把論文寫好跟找個好工作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要花很多時間。我怎麼動員他把論文寫好呢?我沒辦法,也不去費那個勁。其實我費過那個勁,所以我知道沒有用,這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所決定的。在我們這兒讀書的學生已經算不錯了,畢竟還有幾個想好好寫論文的,所以我還有事兒幹,要是到別處去,我就沒事兒幹了。
  我們這尚且如此,整體上現在的大學什麼樣,就可以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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