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想過會讀金一南的書，因為我們的專業原本差別很大。他在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任職，從發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時政評論性質的工作；我做的則是實證的歷史研究。兩項工作性質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知道金出版有《苦難輝煌》一書（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2009年版），書店裡簡單翻過，因為發現是紀實文學體，文字、史實隨性發揮，觀點及資料引證又全無出處注釋說明，因此也沒有動過去讀的念頭。
所以會想到必須要讀一下金書，是因為今年紀念共產黨誕生九十周年，許多報刊雜誌和電視臺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做紀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編輯記者把他們寫好的稿本發來請我幫忙在史實上「把把關」，意外發現其中許多錯誤如出一轍，十分雷同。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們這些出錯的文字，大都是從金書中抄來的。為此我不得不上網把金書相關章節找出來看了一遍，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有人這樣寫歷史！
我最初看到金書是在書店小說散文一類文學書裡面，想來作者出版這本書時應該也沒有想要當歷史書來出。既然是文學書，自然也就像「××演義」一樣，不應當被人們當成歷史書來讀。奇怪的是，今年網上各種轉載鋪天蓋地，幾乎所有網站在轉載和介紹時都把它當成了一部真實的歷史著作來對待。從網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來也忘了自己這本書的文學性，到處去講「黨史研究」，儼然變成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專家了。這也難怪許多人、包括記者編輯們，大都把這本書當成了一部真實的歷史書來讀、來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來得快的寫手，已經不加分辨地把金書講的故事當成歷史真實，抄到自己的書裡面去做論據了。
以前讀過的寫中共歷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權延赤、葉永烈式的，藉助大量訪談記錄，結合個別檔案史料，加以文學性描寫；一類是黎汝清式的，主要著眼於文學描述，也大量利用訪談回憶史料，同時特別會就一些歷史說法做出個人的解讀。兩種方式，都是以講述歷史故事為主，但多少都還有自己的史料發掘，特別是會透過鮮為人知的當事人回憶史料呈現出一些歷史細節。金書的寫法卻與上述作品大不相同。查作者既非專業作家，也無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經歷。作者的文章過去基本上都是談論時政和現實國際關係問題的，幾乎沒有發表過史實研究性的論文，又如何能夠一朝成就一本幾十萬字的煌煌之作呢？
讀過金書的部分篇章即可發現，作者對歷史幾乎沒有什麼研究，不過是藉助於近現代史或中共黨史學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書其實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和創作意圖，把學界同人各種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燒」，再結合自己隨性發揮的文學性語言，打造出來的一種速成品。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大量藉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並非不可，只要你能嚴格按照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切實理解他人的研究，準確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實和觀點，把轉引的資料或引述的觀點、說法的原始出處注釋清楚，得出不同於前人的觀點或歷史分析。即便是創作歷史紀實作品，倘能準確了解宏觀背景，基本史實不虛構，一般敘述不離譜，也算O K.
讓人十分詫異的是，作者身為學術研究人員，照理不會不懂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然而金書從頭到尾，大量藉助、利用了他人發掘、引用的研究資料，包括直接借鑑利用了學界同仁的研究發現和觀點、結論，卻既不注轉引出處，也不做資料說明，更不去鑑別考證，全書連個最偷懶的「參考文獻」都不列，更不用說作者連想都沒想過還應該要寫上一兩句感謝前人研究的禮貌話了。給人印象，書中利用的大量新近發掘的史料和觀點，都是作者自己研究發現和創造出來的。其實，金書不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極不準確。
今日中國，社會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徑，做學問的人也一樣急功近利，這確是事實。但是，在學術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規範，大家至少都還是在謹慎地遵守著的。金書作者自認「學者」（金一南在一篇採訪文字中明確給自己定位為「研究國家安全和戰略問題的學者」。見《中國青年報》2009年2月20日，B8版），就必須要謹守學者的行為規矩和道德良知。為了讓金書作者、也包括那些讀過金書的讀者知道該書一些史實問題所在，以下特就已讀過的金書第一章中比較典型的問題稍加正誤與批評。
不可理解的錯「抄」
自從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機構開始拿量化指標來管理學術研究以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為國人見怪不怪的現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經興起過所謂「剪刀加漿糊」的專業創作隊伍，我們今天還經常能發現許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這種人「抄」也大都還是「抄」自己專業範圍內的東西，跨行跨專業「抄」，以至錯「抄」百出的情況似乎還鮮有見到。而金書卻恰恰開了這一先例。以下僅舉幾例：
例一，金書第6頁引述北京政府駐俄公使劉鏡人兩則電報，原文可見於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卷，大陸人教版高中歷史教材第九冊的一篇課文中即錄有這兩則電報。
相信作者應該是從網上或其他渠道讀到的那篇被收為課文的文章並抄來這兩則電報的，拿來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這段歷史，卻偏要畫蛇添足地去調侃劉鏡人的翻譯能力。
書中寫道：「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其實，和20世紀初以來諸如「社會主義」、「共產黨」之類的眾多名詞一樣，「廣義派」三個字也是從日文漢字用法中借用過來的。早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國辦的《順天時報》上就有「廣義派」的用法了，在劉鏡人發出金書所引的這兩封電報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國內京津報刊也都在使用這一名詞了。故劉鏡人不是「俄譯漢」創造出這一名詞，而是借用國內的這一譯法以求容易明了罷了。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作者以為的那種「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的情況。
關於這一概念當年的使用情況，臺灣學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學界最早研究這段時間中蘇關係史的著作———《中蘇外交的序幕》一書時，就專門做過解釋。他寫道：「當時北京政府稱布爾塞維克為廣義派、多數黨、過激派或激黨。」（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臺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專刊[10]，1978年，第44頁）
例二，第7頁，金書談及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的一段話，總共90多個字，和臺灣、大陸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樣。
孫越宣言最早發表在上海英文《大陸報》上，當時即有《東方雜誌》、《時報》、《民信日刊》等多家報刊刊出譯文。譯文內容差別不大，最準確的譯文屬《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訊社的譯文，1933年《外交月報》校訂再刊，以後先後被臺灣出版的《國父全集》和大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用為宣言的中譯文定本，故以後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譯文為準。
該譯文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轉見《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51-52頁。）
金書轉抄的文字是：「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裡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金書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漢譯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1920年代的漢譯文字，金書引文則是1949年以後大陸普通話流行後的漢譯文字。奇怪的是，金書引文中竟然還有一個1920年代有時還會出現的譯名「蘇菲埃」。作者特地在「菲」字後面加上一個括號，裡面註明應是「維」字，給人印象這是1920年代當時的文件。殊不知，當時人的行文習慣，是不會使用「實際上」、「並且」、「進一步」等這一類詞彙的。而且，像「孫中山博士」這樣的用法也很少能見到。（僅見《東方雜誌》第20卷第2號[1923年1月]的譯文用了「中山」兩個字，這是以孫的化名「中山」來替代英文中「孫博士」一詞的。中文譯名後面有名銜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孫文，或其化名，如孫中山，多用其字或號。「逸仙」就是孫的號。）
因此，金書引文由何而來就讓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譯了英文了呢？當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個「菲」字並做訂正，就說明作者是想保持抄來的文字的歷史舊貌的。只是通常情況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實系英文漢譯，他理應注意的是譯文是否準確，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漢譯發表時的樣子。坦率地說，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應直接引用原文，同時自行翻譯並與其他譯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可見於韋慕庭編輯的《ADocumentaryHistoryof Chinese Communism》一書。原文如下：
D r. Sunis of the opinionthat，becauseof thenon-existenceof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China，it is not poss-ible tocarryout either Com m unismor eventhe Soviet system inChina.M . Joffeagrees entirelyw iththisview；he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C hina『s m ost im portant andm ostpressing problem s are the com pletion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attain-m ent of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
此段文字今天直譯應為：
孫博士指出，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不可能實行於中國，因為在中國不存在適合他們成功的條件。越飛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是完成國家統一和獲得充分的民族獨立。
比較通行的舊譯文和金書引文，不難看出金書引文既不合當年的行文習慣，又不能準確地反映原文的意思，無論就準確性，還是就中文的行文，都十分蹩腳。既然如此，金書作者為什麼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舊譯文，而非要別出心裁地去輾轉抄來如此蹩腳的一段引文呢？是金書作者不知道在大陸有《孫中山全集》之類的資料書，還是這段引文是作者自己生造出來的？
例三，第9頁，作者寫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號標題：『美克齊美（M axim 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佔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導十月革命的報紙。」（從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從馬紅霞等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一書第二章抄來的）因系轉抄，作者連同「美克齊美」四字後面原作所加的括號中文字也一併抄了下來。
查，整個這段話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論文（向青：《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按照金書大量出錯的資料來源情況分析，作者應該不會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從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書中輾轉抄來的。但無論如何，金書所抄的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無差，這也說明作者一般情況下不會自己抄錯，凡錯者多為來源中即錯了。
向青文章中的這段文字如下：
「十月革命以後，中國最早報導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國日報》大號標題是：『美克齊美（M axim 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佔據都城』。」
對比兩段文字，可知兩者相同度極高。重要的是，作者抄錄時完全沒有注意這則資料的說法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向青在括弧中做的這個註解並不十分恰當。「M axim alist」的原形是「M axim al」，是極大、極多的意思，加上後綴ism，意為「極多」或「多數主義」。故所謂「M axim alist」，也就是「多數派」或「布爾什維克派」。金書作者既然任職於戰略教研部，專門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英文理當不差，應該很容易發現轉引的這個註解有問題。作者批評劉鏡人譯文水平不高，把「多數派」譯成了「廣義派」，自己卻不加辨析，照抄了事以訛傳訛。
不僅如此，只要查一下當時的報紙，就會知道向青當年的說法並不確切，因為上海《民國日報》並不是最早報導十月革命消息的。1917年11月10日當天發表俄國革命消息的就有多家中國報紙，包括《申報》、《時報》、《中華新報》等，不能說《民國日報》報得最早。
更為荒唐的是，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報導這一消息的「大號標題」也不是什麼「美克齊美佔據都城」，而是「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在此標題下分別轉報了俄京電、倫敦電幾則消息。因此小標題分別是：「臨時政府已推翻」，「新政府即將提出公正之和議」等，「美克齊美黨（注意：向青原文漏抄了一個『黨』字，金書自然也就沒有了這個『黨』字）佔據都城」一句，不過是該版三個子標題中的一個而已。
這裡還特別需要說明一點，上述報導及其內容，其實都可見於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歷史九年級教材。那裡面對「美克齊美黨」直接解釋為「布爾什維克黨」，由此亦可知作者這段文字肯定不是從中學教材裡抄來的。連中學歷史課文的內容，作者都會抄錯至如此地步，實在讓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