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至元為磁州窯盛期，主要產品瓷枕上出現了形態各異的「竹」紋。這些竹子出現在瓷枕不同位置，或獨立出現，或與其他意象形成組合，體現出逐漸變化的時代動機。本文梳理此期「竹」形象的傳承與變化，剖析其中微妙而細膩的精神所指。
金代瓷枕的「竹」形象
金代中後期磁州窯觀臺、冶子、東艾口等主窯場的瓷枕枕面上，出現了三類以「竹」為創作元素的畫面。一是諧音畫面，如「花燭」，畫面是一簇竹葉捧出「花」字（圖1），「祝壽」，畫面竹葉託底，上書「壽」字。
圖1「花竹」八角枕
圖2 竹雀紋腰圓枕
圖3 折枝花鳥紋如意枕
圖4「大定二年」枕
二是「竹雀圖」畫面。金代盛世期瓷枕「竹雀圖」極常見，寥寥數筆，簡單傳神，頗具文人畫意趣，趙學鋒先生認為有宋代「宮廷繪畫作品的影子」，如磁州窯博物館藏竹雀紋腰圓枕，磁州窯藝術館藏竹雀紋腰圓枕（圖2）、八角枕等。此期「竹」並非唯一與鳥雀組合的植物類型，海棠、荔枝、桃花等均有存世，甚至雀鳥站立的枝梢，還能夠看出嫩芽枯葉，春秋代序。同時，畫面中鳥雀品類繁多，姿態各異，或仰頭啁啾，或聚睛蟲豸，或回首顧盼，或瑟縮避寒，充滿生趣（圖3、4）。花鳥圖圖式為旁逸斜出一折枝，鳥雀立於枝上，中鋒拉出長而穩定的細線條，渲染亦用中鋒，葉間脈絡則用留白的形式，鳥雀較植物更為突出。可見，枕面「竹雀圖」應是當時流行的「折枝花鳥」圖中的一種類型。
圖5 竹雀紋虎形枕枕面
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一方竹雀紋虎枕值得注意，枕面竹葉交錯，構成了類似「平安」的文字形態（圖5）。虎形枕是金晚期磁州窯類型新產品，此枕面仍沿襲金代盛期折枝竹雀，但文字狀的竹葉折射出一個問題：清雅的折枝花鳥最終落腳在了民間企盼的「竹報平安」上，不具備「平安」意象的其他植物可能將淡出畫面。
圖6 竹紋八角枕
三是折枝素竹。故宮博物院藏一方八角枕（圖6）枕面僅有素竹，不見鳥雀。在流行種竹、賞竹的金代磁州窯地區，工匠在枕面創作素竹是可能的，也有可能來自愛竹人士定製，但缺少鳥雀的畫面並不受大眾歡迎，存世量較竹雀圖枕要少得多。
瓷枕「竹雀」圖像溯源
金代磁州窯瓷枕「竹雀圖」為折枝構圖，枝上單只（個別一對）鳥雀，無土地、水雲等背景，有時可看到繪製的筆觸，與繪畫領域的水墨畫接近，以下就範式來源進行探討。
中國花鳥畫成熟於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記載衛憲畫「雀竹」為「希代之珍」，邊鸞「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然並不可就此推斷唐代便有折枝竹雀。在較早期竹、雀共生的繪畫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黃居寀《山鷓棘雀圖》，遼法庫葉茂臺7號墓《竹雀雙兔圖》，兩幅構圖皆全株全景，未脫唐代屏風畫、裝堂花窠臼。北宋中期，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詩中描述：「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眾葉紛自舉」，畫以折枝為構成方式，枝頭繪製鳥雀，且其中一幅便是竹雀，可惜此期折枝竹雀圖未嘗傳世。
圖7a碧玉雙棲
圖7b翠篠喧晴
圖7c 白頭高節
圖7d淇園風暖
傳世品宋徽宗趙佶水墨《寫生珍禽圖》中，有四幀竹雀作品（圖7a—d），與磁州窯枕折枝花鳥範式接近。北宋末年，城市經濟的興起促進了繪畫商品化。《東京夢華錄》記載多處市場有固定書畫買賣，酒肆茶樓熟食店也常以掛畫布置房間。米芾雲程坦、崔白、侯封等人的畫：「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折枝花鳥畫的流行應與此時繪畫買賣有關，可以大膽推斷，面向市場的繪畫作品畫面線條必不繁複，以降低繪製時間成本；渲染必較清淡，以降低繪製原料成本；主題之雅俗必為各階層喜聞樂見——折枝花鳥畫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圖8北宋剔花葉形枕
範式一旦確立，必然影響到其他領域。北宋時期，磁州經濟發達，且與北京大名府地理位置接近，流行圖式傳播也不應滯後。至少在北宋後期，磁州窯工匠在枕面上創作的剔花折枝花鳥已非常老道，日本出光美術館剔花葉形枕，枕面老枝橫斜如閃電，上立八哥鳥炯炯有神，為瓷枕中年代較早的折枝花鳥圖像（圖8），畫面如此成熟精彩，必是學習了當時已成熟的繪畫圖式。
隨之的戰亂（始於1125年）使磁州窯生產出現了低潮，但對工藝傳承的影響並不是很大，日本藏「趙家造」款綠釉文字枕上，書「……聞金兵南竄，觀路兩旁，骨肉滿地，可嘆……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只有作枕少覺心安。餘困居寒城半載，同友修枕共二十有餘。時在紹興三年清和望日也」，佐證了金初磁州窯生產情況。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與南宋和談成功，大定七年設修內司甄官署負責燒制瓷器，磁州窯終於迎來了發展黃金期——此期折枝花鳥大行其道。
金代盛期瓷枕上繪製的折枝花鳥圖藝術水準如此之高，以章宗為代表的主流文化功不可沒。金章宗崇拜北宋文人高雅文化，詩文書畫身體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從金代詩文可以看出，章宗朝文風工麗，講究情趣，後趙秉文拉「復古」旗幟反對「尖新」文風，仍以高潔、意境為上，與折枝花鳥畫的氣質還是吻合的。此外，自金代文宗王庭筠及其弟子趙秉文蟄居磁州一帶以來，此地形成了文人聚居區，區域性的文化風格和高度也是磁州窯折枝花鳥圖興盛的重要原因。
素竹之變及其精神指向
金代末年，竹雀圖式發生了變化，一是如本文之前所述，出現竹葉組合文字的情況；二是雀鳥畫面中所佔空間變小，線條變細，色彩變淡，形象不似金盛期的神採，小小一雀廁身竹葉中，「主角」地位不保（圖9），預示了意象主題與審美圖式的轉變。
圖9故宮博物院藏「竹雀」枕
元代磁州窯瓷枕多為長方形箱式枕，枕面、枕壁大都開光，枕面主題畫面題材豐富，四壁裝飾相對簡單的程式化圖案：兩側多單朵花頭，前後側壁（前後往往不同）飾竹、芍藥紋，也有竹雀、童趣、獅虎等，個別還有山水、故事繪畫。具體來看，側壁前竹後芍藥（或牡丹）為成熟期流行樣式，其他圖案存世較少，恐為形成過程的探索性形態，竹雀紋便是如此。上海博物館藏「漁父圖」枕（圖10），旅順博物館「山水圖」枕（圖11），峰峰磁州窯歷史博物館「柳毅傳書」枕（圖12），磁州窯藝術館「唐明皇梨園導戲」枕，安陽博物館「蕭何月下追韓信」枕等，枕前壁均為竹雀圖。
圖10上海博物館「漁父圖」枕
圖11 旅順博物館「山水圖」枕
圖12 峰峰磁州窯歷史博物館「柳毅傳書」枕
元代磁州窯瓷枕花鳥圖變化有三：一是位置變化，由主體畫面退居長方形瓷枕前側；二是題材縮小，僅擇取了其中「竹雀」形式，幾乎不見竹以外的其他植物，雀鳥僅為麻雀類小雀；三是主體轉變，雀鳥不再是畫面主要對象，竹葉卻越發葳蕤起來，最終結果為雀鳥消失，折枝竹獨秀，「筆端隨意長清標，疏葉風生翦翦飄」的素竹成為了之後幾十年箱式枕前壁的流行圖式。
形式之變的內驅力來自於審美主體追求的改變，即瓷枕消費群體的生活理想與願景發生了變化。金代瓷枕折枝花鳥無題名文字，僅能從喜鵲、白頭翁、竹子等形象推斷圖像中可能的寄託，而畫面本身的自然生機與小品情趣可能更是民眾所喜聞樂見的，即枕上折枝花鳥圖是作為生活裝飾出現的——與寄託性相比，更重裝飾性。元箱式枕選取了折枝花鳥中「竹雀」形式，並在「竹」、「雀」的比重上進行了調整，後來乾脆捨去雀鳥，枕前壁一簇素竹的圖式最終完成。
關於磁州窯瓷枕素竹的內涵，孫機先生認為是「竹報平安」，元顧安有「竹」主題繪畫《平安磐石圖》傳世，此解已形成共識。然而，民間圖案的諸多常見形式，往往並非單純意象，磁州窯元代「竹」圖現存至少有三解。其一，竹在元代有「多福」意，出於吳鎮《多福圖》，圖中竹石枯木，逸筆草草，題詩云：「長憶古多福，三莖四莖曲，一葉動機舂，清風自然足」。進一步追問便知，此詩源自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禪宗機鋒杳冥，不得細究，然由此可見，此圖非指「多福」，實為參禪體悟。其二，竹「象徵漢人不仕蒙古政權的節操」。其三，竹「指向了文人的喜好及氣節」。第二、三種說法均取竹之有節，一是民族氣節，二是品德高潔，二者的邏輯關係是：以民族氣節為主要內涵的竹子必定同時具備品德高節的意義，而以品德高節為主要內涵的竹子未必同時有民族氣節指向，這便是元代磁州窯瓷枕素竹畫面需要澄清的內涵問題。磁州附近文人為了生計繪製瓷枕，其他地區文人為了抒發胸中義氣繪製圖畫，本文通過對文人畫竹的代表性個案分析，力圖證明瓷枕素竹的精神指向。
元代畫竹文人群體蔚為大觀，李衎便是其中翹楚。李衎生於蒙古乃馬真後稱制四年（1245年），薊丘人，五代十國以來，薊丘所屬的幽州便落入遼人轄區，金中期又成為女真政權都城，北宋王化從未至此。李衎出生時河北全境成為蒙古穩固的新附區已20年，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年）滅南宋，大都成為全國政治中心，此時李衎34歲。在李衎成長過程中，以北宋為文化正統是可能的，但故國悲憤情感恐怕並不存在。李衎出身貧寒，從小吏做起，死後追封薊國公，諡文簡，通過自身才能與努力，完成了文人「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其著述《竹譜》開篇：「蓋少壯以來王事驅馳，登會稽，涉雲夢，泛三湘，觀九疑，南逾交廣，北經渭淇，彼竹之族屬支庶，不一而足，鹹得遍窺」，語氣中對「王事驅馳」尚顯比較得意。從這些材料看來，說李衎竹畫標榜的是潔身自好、不仕蒙元、念懷故國等情感，是不準確的。另一方面，元統治者對李衎竹畫亦很喜愛，葉三寶曾舉三個元明筆記中例，一是元蘇天爵的《慈谿文稿》：「公翰墨暇餘，善圖古木竹石，庶幾王維、文同之高致，而達官顯人掙欲得之，求者日踵，公弗厭也」；二是吳師道跋李衎《墨竹》記載：曾奉詔為宮殿、寺院畫避，「上當天意，寵譽赫奕」；三是張光弼《李息齋平章畫著色竹御屏》詩句「煌煌薊丘公，描寫登畫圖；丹青照屏帷，如對古大夫；乃知廟堂上，一日不可無」。21若竹畫僅承載漢族遺民的民族氣節，元統治者的態度是不會如此的。
從歷史情況看，磁州窯地區在金滅亡前的蒙太祖二十一年（1227年）便有生產恢復的記載：「再朞土墾農勸，土集貨通，滏陽一郡熙熙然為樂郊」。元世祖中統年間任用郭守敬治理漳河、滏陽河，促進了當地灌溉農業與經濟的發展。從磁州窯情況看，蒙古人對擁有一技之長的手工業者相對較優待，《元典章·戶部》記載，「磁窯二八抽分」，即官收二成，一定程度調動了窯戶的生產積極性。此外，元代磁州窯外銷興盛，且燒制供宮廷內府的用瓷。從瓷枕本身看，前壁素竹的瓷枕大都繪製傳神，製作精良，為磁州窯高級產品，購買者應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消費群體，因此，瓷枕竹子畫面的意象所指應為「平安」、「高潔」，而非不仕蒙元，感懷故國的民族氣節。
結論
1.金代磁州窯瓷枕「竹」形象包含有三種類型，一是取其諧音，與「壽」、「花」等文字形成組合；二是作為折枝花鳥圖一種類型的「竹雀圖」；三是獨立的折枝竹。
2.瓷枕「竹雀圖」圖式源於北宋，流行於金代盛期，上承北宋審美雅趣，也受到了金章宗審美品位的影響。
3.元代箱式枕前側繪有竹雀圖的多為早期產品，畫面加重竹枝比例，雀鳥無神採，漸趨隱退。金代「竹雀圖」追求審美趣味，元代則轉向突出竹子的內涵與品德。
4.元代瓷枕前壁流行一簇素竹，內涵主要是「竹報平安」，以及彰顯士人高潔虛心等品德理想。「不仕蒙元的民族氣節」一說有待商榷。
（文章來源：《中國文物報》201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