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利他」的人生價值觀，使他樹立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理想。為此，他汲汲以求，奔波一生，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臨死之日，不無遺憾地感嘆：「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殷殷之情不能釋懷。
孔子生前，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懈努力，四處奔走，經歷了許多坎坷，「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但他矢志不渝，百折不撓。晚年返魯，致力於整理古代文獻和人才教育，為他願望的達成培育了不少飽滿的種子。
孔子活著的時候，熱衷於社會政治，渴望登上政治舞臺。因為他深知：「修己」易，「我欲仁斯仁至矣」；「安百姓」難，「堯舜其猶病諸」。要實現「安百姓」的理想，沒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是辦不到的。於是他周遊列國，到處遊說，積極求用於時君。怎奈他生活的時代「尚詐力」而「蔑仁義」，他的學說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未能引起時君的高度重視。他本人也沒得到時人的理解，以為他如此幹謁，到處遊說，「無乃為佞乎？」他自己曾感嘆「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其實，他求仕的目的，與後世「賤儒」拼命攫取權力以謀私利不同。孔子求用，主要的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百姓，為社會。他生逢「禮崩樂壞」的亂世，君臣失位，「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所以他想重建社會秩序，使「天下歸仁」，行取乎「中庸」。
他對自己很有信心，他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的弟子子貢對他說：「假如有一塊美玉在這裡，是把它藏在柜子裡呢？還是找個識貨的買主賣掉它呢？」孔子說：「賣掉它！賣掉它！我等著買主啊！」他要尋找一位「明王」輔佐之，實現他「安百姓」的人生宏願。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陽貨》）
苦苦尋求，沒有「明王」，退而求其次。他說他不是「瓠瓜」，不能「系而不食」。他以悲天憫人的大胸懷，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鐵肩擔道義，重建社會繁榮，造福百姓。他說，如果有人任用他治理國家，他要建立東方的周王朝。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可見他對西周王朝十分嚮往。《禮記·禮運》載：「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感嘆自己沒有趕上「大道之行」的時代，但有志於那樣的業績。
「大道之行」的時代是什麼樣子呢？孔子這樣描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這樣的社會「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百姓安居樂業，幸福地享受生活，這正是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追求。
孔子生活的時代，已與這樣的社會距離甚遠。那麼，孔子如何實現這個社會理想呢？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讓他治理國家，他將如何構建這樣的社會呢？
子曰：「為政以德，譬諸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
在孔子看來，「為政以德」就能構建這樣的社會。「為政以德」，就是要「博施於民而濟眾」，這是他的行動準衡，也是他治國安邦的政治綱領。孔子主張以德治國，反對暴力；主張和諧，反對對抗。所以「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反對說：「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他的弟子冉有則以為，「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幹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必「謀動幹戈於邦內」。以力服人，非心服也；禍起蕭牆，害莫大焉。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路》）
「近說（悅）遠來」是孔子德政追求的最佳政治效果。「近者」何以會「說」？「遠者」如何能「來」？蓋人君「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黃宗羲《原君》）則可；「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 ……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黃宗羲《原君》）則否。執政者以百姓之心為心，「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才有可能「出令而民說」，才有可能使「遠者來」。
「為政以德」不是空頭支票，口惠而實不至，而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實績，「鞠躬盡瘁」的赤誠，是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實惠。所以，孔子主張，「為政以德」要重視三個方面的發展。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第一，發展人口。人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富。我們今天以為，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後的情況下，人口的無限增長會帶來飢餓、貧困、醫療、就業等等問題，但在孔子時代，人就是最大的生產力。孔子特別關注生命和生命的發展，「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第二，發展經濟。人要生存，首先要有衣食住行的保障，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談不上其他方面的發展。孔子雖然讚賞顏淵「安貧樂道」，但不意味他喜歡貧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安於貧，但不追求貧。有了人口以後，孔子主張「富之」，發展經濟，不斷改善他們的生活，過好日子，享受人生。
第三，發展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不斷改善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要注重人民精神生活的提高。一個人只追求物質的豐滿，不追求精神的挺拔，其人格是不完整的。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從事平民教育的人。
「為政以德」，就是要關心百姓疾苦。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敬事而信」，發號施令要慎重並且講誠信，不能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節用而愛人」，既控制財政開支又關心各級政府官員的生活，要量入為出，不能浪費，更不能揮霍，呵護吏屬恪盡職守，但也不能透支其精神；「使民以時」，動用民力要利用農閒時節，不可隨心所欲。《先進》篇載：季氏要擴建國家倉庫，孔子弟子閔子騫說：「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讚賞閔子騫的觀點，稱讚說：「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不言則已，言必入情入理。在經濟不很發達的時代，主張「節用」，勤儉過緊日子，也是「為政以德」的一種具體體現。
「為政以德」，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不可聚斂無度，濫用民力。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為政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百姓富足，國君怎麼會不足？戒奢以儉，儉則有餘。節而用之，焉能不足；糜而費之，自然不夠。徭役多，耗民力；賦稅重，奪民食。所以孔子主張「使民以時」，反對聚斂。他的弟子冉求為季氏「聚斂而附益之」，他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不承認冉求是他的學生。
《禮記·檀弓下》記載一則小故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孔子家語》作『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為政以德」，要知人善任，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要「舉善而教不能。」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
知人者智。領導者要「知人善任」「舉直錯諸枉」，他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他的弟子冉雍「為季氏宰」，向他請教，他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冉雍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他告訴冉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看來孔子主張用人有兩個標準，一是「直」，人品要好；二是「才」，能力要強。孔子曾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以此相人，聽言觀行，雖不能無失，或可以有得。
「為政以德」，要「尊五美，屏四惡」，寬、信、敏、公。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切忌「虐」「暴」「賊」「吝」；做到寬、信、敏、公，「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為政以德」，要以民為先，「先之勞之」。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領導者是民生幸福的設計師，要能見微知著，觀近慮遠，「先之勞之」。「勞」者，憂也。在民之先憂民之生存，謀民之幸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且要「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行之以忠」就是要竭盡全力；「居之無倦」就是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
國家發展，民生幸福是大工程，不可速責效，冀一日之成功，要立足眼前，謀劃長遠；與時俱進，不可墨守。孔子主張「實行夏朝的曆法，乘坐殷商的車子，穿周代的禮服，取舜時韶舞」，採歷代文化之精華，成自己一朝之制度，取精用弘，形成超越。
「為政以德」，身正為要，率先垂範，領袖天下，範式群倫。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顏淵》）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領導者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在下者自然會克己自律，清白做人。上梁不正下梁歪。腐敗正由高層造成。高官醉心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僚屬難免醉生夢死，利令智昏；上層公然以權謀私，賣官鬻爵，屬吏自會損公肥己，行賄受賄。孔子之教，大矣！深矣！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人之性，好逸而惡勞，樂嬉遊而憚拘檢，非寧靜難以致遠。所以孔子先「修己」而後「安百姓」。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路》）
魯定公向孔子請教會不會「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孔子告訴他語言沒有這樣的功效，但「如知為君之難」就「幾乎一言而興邦」；「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就「幾乎一言而喪邦」。《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知其難，慎始而慎終，有望享受成功；得意於「莫予違」，指鹿為馬，離滅亡就不遠了。
「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得民心者得天下。「為政以德」，可使「近者說，遠者來」，是治國安邦的最佳選擇。然而，人的價值觀不同，取向也會不同。沒有悲天憫人的大胸懷，非以「修己以安百姓」為志者，不能真行此道。張橫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口號而已。
孔子有志於此，「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魯定公八年「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與齊夾谷之會，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定公十三年，謀「墮三都」，「叔孫氏先墮郈」，季氏也「墮費」，而孟孫氏不肯墮成邑，計劃受挫；後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以「天下歸仁」為己任，然不見用，其「為政以德」的許多政治主張，由於沒有實踐的機會，也只能「託之空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