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瓊（資深金融從業者）
最近看到高西慶教授在一個演講中說：「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機構吸引了整個社會上最聰明的、最能幹的、最勤奮的、最有學習能力的人，這個事情是有問題的。」
2016年清華副校長施一公在《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的演講中，痛心疾首地說：「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英美也有同樣的憂慮和呼聲。1984年，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託賓在演講中指出，「我們把越來越多的資源，包括年輕一代最有能力的人才，都投入到了金融活動中，這些和生產商品、提供服務完全無關。這些活動提供了和它們的社會生產力完全不成比例的高回報。」拉娜·弗洛哈爾在2016年出版的《製造者與索取者——金融的崛起與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中寫道：「金融化還醞釀出了圍繞MBA，而不是工程師和創業者的商業文化。因為華爾街的工資比其他任何行業的平均工資高出70%，許多最聰明的人都進入了這個領域，而遠離了其他對於社會更加有用的行業。」曾在耶魯教書十年的威廉·德雷謝維奇在2015年出版的《優秀的綿羊》中寫道：「有統計發現，2014年70%的哈佛學生把簡歷投到了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和麥肯錫等諮詢公司，而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學生直接去了華爾街工作。對比之下，選擇政府和政治相關工作的只有3.5%。」
曾任英國央行行長的默文金在其2016年出版的《金融鍊金術的終結》中沉痛地寫道「我們這一代人當中最聰明、最有前途的人都經不起誘惑而從事了銀行業的工作，尤其是交易類的工作，他們都希望通過接受智力上的高度挑戰而創造巨額財富，同時也獲得巨額經濟回報，但他們真的受到了嚴重的誤導。此次危機的根源是一種制度的整體失敗，是這種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失敗，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銀行家當中有極少數人無能且貪婪，但是我們仍然無法把危機歸責於某個人。」 從社會層面，學經管專業、去金融機構太熱門這個問題嚴重嗎？怎麼解決？從個人層面，怎麼選擇孩子的專業，還要選擇經管專業嗎？
作為一個曾經的全省高考文科第一名，有時有親戚朋友諮詢我對孩子高考專業的選擇，我說，既要看現在什麼專業畢業生搶手，也要想想十年後，社會會需要學什麼專業的，什麼崗位會被人工智慧取代。如果是學理科的，當然學計算機、數學好啊，現在學計算機、做數據分析的人才已經供不應求了，不是說未來算法統治世界嗎，還會繼續需要。小眾的、孩子個人感興趣的專業也未必不好，可能更不容易被人工智慧替代呢。
經管類專業熱了些年了。它們成為熱門的職業選擇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現象，中外皆然。還會熱多久呢？
一、美國的情況
（一）歷史回顧
1.19世紀
在高等學府中，教授金融學和商學歷來就存在爭議。學術界有一部分人總覺得這兩個學科低人一等，比不上傳統高等教育領域的其他學科。這種態度由來已久，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和人們對待金融界所持的負面態度具有很大的關係，這種現象已經存在了數百年。第一家高等學府的商學院沃頓商學院於1881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第一家商學研究生院於1900年在達特茅斯學院成立。其他國家沒有效仿，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的1951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才出現了新的商學院。
1890年，沃頓商學院的創立者約瑟夫·沃頓發表演說，認為一所高等學府成功與否的標尺之一就是其學生所受的教育未來在市場上是否有用。這場演說遭到當時高等學府校長們的一致批評。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沃克宣稱：「我極度厭惡看到高等教育被降低到如此水平。如果一個年輕人上大學與不上大學的前提僅僅或者主要是未來可能得到的金錢回報，那麼這種人根本就配不上我們的文化教育。」(那時能上大學的都是有錢人吧，教育家太有視金錢如糞土的貴族範兒了!而現在對學校評價重要的參考指標是畢業後薪酬，100多年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直到1976年才成立，原因就是許多校友都認為這個新設置的學院過於職業教育化。（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
2.20世紀50年代
1954年，巴菲特來到華爾街時，正值股市的低迷時期。老一代股民都害怕會出現下一次經濟大蕭條，而新一代股市投資人才尚未崛起。當時哈佛商學院只有2.9%的畢業生到華爾街工作，年輕人覺得在華爾街工作沒有誘惑力。華爾街完全是一個男性主導的、陳舊的、不隨技術因時而變的社會。（羅傑·洛溫斯坦《巴菲特傳》）
50年代中期，華爾街的氣氛開始出現轉變。很多曾在大蕭條時期經歷過種種困難的人都到了退休年齡，開始大批地離開華爾街，也把遭遇另一個大蕭條的恐懼和擔憂遠遠地拋在了腦後。年輕人懷著美好願望和對未來的憧憬大量湧入這個商業圈。（查爾斯·埃利斯《高盛帝國》）
3.20世紀60-80年代
直到60年代，美國奉行精英教育的大學裡，大家覺得最聰明的學生應該讀博士，從事學術研究；次一等的學生讀醫學或法學，做專業人士；讀書天賦不行，更擅長人際交往或運動的生才讀商科。
對管理學和經濟學的態度從70年代開始改變。1972年，美國有32000名MBA從400個學校或培訓項目（programs）畢業，是1964年的大概2倍。而且有MBA學位的人基本都能找到薪水還不錯的工作。1980年，有57000名MBA畢業。2006年，有14.6萬名MBA畢業。最近的《金融時報》估計現在全球一年有50萬名MBA畢業生，其中中國3萬名（此書出版於2010年）。70年代後期開始，申請頂尖商學院學生的水平（以標準化考試的成績衡量）和申請頂尖法學院或博士學位的也拉平了，此前80年多年都是不如的。（Walter Kiechel Ⅲ，The Lords of Strategy，以上內容為我的意譯）
傑米戴蒙在1980年進入哈佛商學院。那時的華爾街是一片殘骸，美國企業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滯脹之後顯得步履蹣跚。「那時並沒有多少人選擇金融行業，」哈佛商學院老師傑伊·萊特回憶說。「在這個意義上說，那是一個特殊班級，班裡的人都真正地對金融感興趣而不是盲目從眾而來。」（達夫麥克唐納《最後的勝者：傑米戴蒙與摩根大通的興起》）
在那個時候，我對證券交易幾乎一無所知。像我這樣的人並不是個特別的例外。如果說大四學生們曾聽過說交易廳，他們也只是想當然地以為那只不過是拘束困獸的牢籠。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上出現的最大變化就是飽學之士放下自己的架子，改變了以往對待這類工作的傲慢態度，這一變化不僅發生在美國，也同樣出現在英國。在耶魯大學1986年的1300名畢業生中，有40%的人向同一家投資銀行——第一波士頓銀行——遞交了求職申請。1987年，在哈佛大學選修經濟學原理這門課的人多達1000人，10年來，註冊人數增加了3倍。198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破天荒地成了最受歡迎的科目。學經濟學的人越多，經濟學學位對於在華爾街找到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大。（麥可·劉易斯《說謊者的撲克牌》）
麥可·劉易斯1979年進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時「有意不選經濟學」，而選了藝術史專業，他認為「如果不抓住這段難得的時間讓那些真正令你激動的東西開闊自己的眼界，那就太可惜了」。但此後他去了倫敦經濟學院學習，1985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然後加入所羅門兄弟公司，從那裡辭職後，1989年他出版了以自身經歷為基礎的《說謊者的撲克牌》，成為一名暢銷的財經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大空頭》等。
（二）原因分析
這和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史、指導思想有關，也和經濟、金融的發展周期、階段相關。
1.美國高等教育中一直有以博雅教育為特徵的古典主義傳統和以專業教育為主旨的實用主義傳統之爭。
早期的古典主義。起源於1636年創建的哈佛學院，高校的課程設置與辦學方針完全移植英國古典大學，標榜博雅教育，目的是培養牧師和律師，學生人數很少，沒有專業之分，課程以修習文法、邏輯、修辭、幾何、天文、算術和音樂等。1828年耶魯大學發表了著名的《1828年耶魯報告》，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一是開發智力，二是傳授知識，而開發智力比傳授知識更重要，而職業的專門科目根本不應該在大學中存在。（施一公教授認為「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這也許是古典主義、精英教育傳統的體現，放在今天可能太過理想主義。）
後來逐步轉向實用主義。南北戰爭後，美國的重建和西部的開發，需要大量的技術型人才，創立於1866年的康奈爾大學就聲明，其教學「目的就在於造就工業社會中有用的人，而不是培養紳士」。利蘭·斯坦福先生在史丹福大學首次開學典禮上（1891年）上說，「請記住，生活歸根到底是指向實用的，你們到此應該是為了為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但也應明白，這必須包含著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
20世紀70年代後逐步轉向二者協調發展。以1978年的《哈佛核心課程報告》為代表），使大學教育中「人的培養」和專業知識的教育相結合。（以上主要參考項鍔《美國大學通才教育的歷史演進》）
2.經濟周期的變化影響經管專業的熱度，但經濟金融化的加深、從業者收入的提高使得熱度持續不減。
1929年大危機的深重影響，使得此後二十多年內股市相關的工作都不被人們所追捧。隨著50年代中後期美國股市的復甦、經濟金融的繁榮，投行等工作越來越受追捧，經管類專業也更有吸引力（《巴菲特傳》和《高盛帝國》反映）。
70年代滯脹又使企業界受打擊，80年代後經管類專業再次成為熱門（《最後的勝者》和《說謊者的撲克牌》反映）。並且由於經濟的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大企業的出現使得管理複雜化，管理成為一門專業，由於金融業「撮合交易」、掌握資源分配，金融從業者薪酬較高，企業高管的薪酬也遠高於員工，因此經濟金融管理專業的熱度持續至今。次貸危機也許產生了一些影響，但隨後經濟復甦、股市持續向好，可能對人們的擇業偏好也沒有根本性影響。
羅伯特·希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中寫道：我們到現在也不理解，為什麼與金融發生關聯的人富有得如此令人羨慕，而其他人就被排除在外呢？難道就連科學家都沒能提出可以申請專利的技術超越他們的成就嗎？
以上問題的答案之一就是，最近幾十年金融業的發展呈現了異常的狀態。或許現在金融從業者獲得的高薪酬是一個泡沫，或者正處於對新技術的出現做出適應性調整的過程，而且這個現象在未來可能會被糾正過來。2008年託馬斯·菲利蓬和阿里耶勒·雷謝夫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最近幾十年金融從業者的薪酬出現了巨額增長。這些研究者發現，1930年前後，金融從業者的薪酬也處在異常的高位，與1929年股市達到巔峰的時間基本一致，而在後來半個世紀中他們的薪酬也出現了大幅下跌。「大蕭條」後的過渡期內，金融業有的職位薪酬非常低。菲利蓬和雷謝夫也指出，1930年前後，金融從業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而隨後也相應降低；最近幾年，這個數值又回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他們的發現暗示著金融從業者的薪酬不是一種泡沫，它折射了金融業勞動力組成的變化情況。在任何情況下，他們的發現都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現在金融從業者的薪酬高就意味著這個水平在未來會更高。
但是菲利蓬和雷謝夫的研究對象是金融行業的普通員工，不是其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看上去，除非公共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否則金融業還是會製造出小部分超級富有的人。
在討論超級富翁時，我們要回頭看看撮合金融交易的基礎本質，這種行為使得撮合交易的人通過掌控眾多普通人而將自己手中的權力擴大數倍。
《製造者與索取者》中寫道：收人分配前1%的人中金融從業者所佔比例在1979年與2005年之間幾乎翻了1倍。美國前25名對衝基金經理掙的錢超過全美幼兒園教師工資的總和。
二、 中國的情況
（一）建國之初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編訂的《高等學校招生升學指導（專業介紹部分）》 裡對經濟系的專業介紹中寫道「過去有些人對財經教育的重要性與發展前途認識不足，甚至有的認為財經教育是『冷門』，有的學生也不願學財經，認為學財經『不吃香』、『沒出息』。這些看法，主要是由於他們對財經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確的了解，對財經幹部是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工作的意義沒有認識或認識不夠。同時，也由於他們沒有把國家的建設看成有機的整體，不了解國家建設需要各種專業人才明確分工而又密切配合，他們只看見了國家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而忽視了國家也同樣需要財經管理人才。社會主義是集體的事業，需要千千萬萬的各種建設人材參加各種建設工作；特別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飛快發展，國家經濟各部門的工作都在突飛猛進的今天，更需要有相應的財經管理人材來負擔國家的各種經濟工作。因此，那種認為財經教育是「冷門」的看法，以及認為學財經「沒出息」等思想顯然是錯誤的。至於那種根本不顧國家需要，只從個人得失出發，厭棄或輕視學財經的思想是更應該深切認識並加以批判的。即將進入財經院系學習的同學們，你們未來的任務是光榮的，願你們努力掌握經濟科學知識，為爭取祖國真正合格的經濟建設人才而努力。」
這個材料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看法，並批判錯誤認識、力圖引導大家樹立正確的認識，和今天的情況真是相映成趣。那時人們的收入都比較低而平均，財經專業也不可能有特別的高工資，還因為不象理工科那樣具體有用而被認為學這個「沒出息」。
（二）1977年恢復高考後
前證監會主席肖鋼是1978年考上大學的，他曾自述志願是學中文，因為那個時候，中文比較吃香，自己也比較喜歡中文。但因為成績不夠好，當時高分是哲學、歷史、中文的，財經學校是最後一批進去拿檔案的，因此檔案就進了湖南財大了。在股災後很多人翻出這個來打趣他，似乎意思是他分不高水平差，這其實不公平，77-79級可是史上錄取率最低的高考（5%、7%、6%，而2011年後錄取率都是70%以上了），能被錄取已經很優秀了。
其實1977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的很多經濟學者都有類似經歷。現任人大校長的劉偉教授說「我高考報志願時，報的是北大圖書館學系。因為我不知大學裡還設有經濟學系，不知道還有所謂經濟學這樣的學科。那個年代不重視經濟，更不重視經濟學，再加上我中學讀書支離破碎，多有無知。也可能是由於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調劑到北大經濟系，如果那時經濟學像現在這樣吸引人，或許就輪不到我來學經濟學了。」為啥圖書館系都比經濟學系難考？估計是那時大家都覺得圖書館系又安穩、又能讀書，挺好；多數人都不知道經濟學是啥。
張維迎教授說，「我當初並沒有想當經濟學家。包括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報的專業沒有一個是經濟學，我報過中文、報過歷史，報過廣播、電視編輯。但是我報的中文、歷史、新聞都沒有錄取我，77年我在正月十五的時候通知，我沒有接到通知，意味著我上不了大學。後來怎麼上大學了？由於有一些老三屆，當年幾百萬考生只招28萬大學生，有好多老三屆成績考的很好，由於年齡大了上不了，他們就給鄧小平寫信，鄧小平批示，擴大招生。擴大招生後，我就被裹脅進去了，主要針對那些年齡大的成績好的沒上大學，但我們西北大學當時老師賀連成教授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西北大學申請設一個新的專業，這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這個專業沒有人報，當時有八大金剛八個老師去招生辦把所有剩餘的文科檔案都攤了一地一個一個挑，最後我也被挑進去。由此開始讀了經濟學，我讀了經濟學以後還是蠻喜歡的，從此之後我就沒有再偏離這個。」
工行前副行長張衢先生在其《貨幣商人》一書中回憶了自己知青返鄉後找工作，參加鉗工招工考試獲得第四名，很想去，不料招工被叫停，偶然、不情願地進了銀行的經歷。「人窮不見錢，沒有銀行夢，說實話，那時哪有百元票子，銀行的概念更是一片空白。1979年國慶節，我接到市人民銀行的招幹錄用通知書，既高興，又意外，也茫然。高興的是工作有了著落，意外茫然的是對銀行的生疏。銀行是什麼？銀行在做什麼?一無所知。記不起十年下鄉期間有沒有去過銀行，只有少年時跟母親去儲蓄所買貼花，張望櫃員的點鈔、記帳和打算盤的一點印象，到銀行上班最初一段時間，我仍有點不屑，總說當技工的事。一次，父親十分嚴厲地批評了我，他以過去從商的經歷，告訴我銀行的分量，成為我入門的重要一課。那時，銀行職業不起眼，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都不熱門，讀經濟專業的人很少，遠不如理工科吃香。」
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思想，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文革也使很多家庭看到社會科學類知識分子似乎更容易受到衝擊批判，學習自然科學類專業似乎更為安全。
（三）90年代至今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財經專業吸引力增強。
2016年北大周黎安和梁淑淑的文章《中國大學的「高分詛咒」現象》提到，「2000-2016年高考狀元的專業選擇當中，超過45%集中於經濟學和工商管理。曾經被理科狀元青睞的計算機、生命科學、電子工程逐漸被金融、工商管理和經濟學所取代。近年來光華和清華經管儼然已是高考狀元的集中營。這反映了市場化和勞動力市場預期逐漸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中國MBA教育的發展也說明管理類專業受到追捧。據2016年文章《數據背後：持續火熱後，中國MBA教育怎麼了》和其他網上資料，中國的MBA教育從1991年具有MBA招生資格的9所院校，到2012年有236所大學開辦MBA班。近三年來，MBA報考人數穩定在10萬人的水平，增速開始放緩。2013年錄取人數達到4.5萬人。
三、未來會如何變化
比較中美兩國，美國1929年大蕭條以來經濟周期的變化曾影響經管專業的熱度，80年代後基本上持續熱至今。中國則是90年代以來經管專業熱度升溫。人們對專業、職業選擇的變化，體現了時代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改革，經濟學才能成為顯學。而隨著全球的金融深化，經濟日益金融化，社會越來越商業化，經管類專業持續熱度不減。但可能處於過熱狀態，有「泡沫」，對社會發展並非是人力資源的最優配置狀態。
彼得·蒂爾在《從0到1》中寫道：「在一個明確樂觀的未來中，會有工程師設計水下城市和太空定居地，而在一個不明確的樂觀未來中，會有更多的銀行家和律師。金融其實是不明確思想的集中體現，因為只有人們不知如何賺錢時，才會想到去搞金融。金融界每件事都不明確。市場具有隨機性。你無法明確地或實質地了解任何事情，而且多樣化變得極其重要。」「在科學、醫藥、工程及各種技術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可以治療癌症、痴呆、所有老年病和代謝衰變；我們可以開發新能源來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不想了解，並迫使自己去探索這些奧秘，我們將永遠也不會了解這些秘密。」如何將最有聰明才智的學生引導到這些行業，增加全社會的生產力，而不是過多集中於金融，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不過，可能也不必過於焦慮，美國和中國經管專業的熱門從80年代和90年代算起不過幾十年，未來也不會永遠如此。
現在金融業雖然仍然是平均薪酬較高的行業，但也在發生變化。不少文章分析金融業產能過剩，半調侃半屬實地指導去產能要去金融從業人員產能。而且，計算機系統、AI（AI也是系統的一部分）正在逐漸取代金融業的眾多崗位。「股票交易員集體失業 高盛將全面用機器取而代之」、「外匯交易員失業 都是自動交易惹的禍」、「AI交易員是否會讓分析師失業」、「裁員潮真的來了！百萬銀行員工或失業！」、「德勤財務機器人正式上崗」等報導充斥媒體。高盛等金融機構紛紛表示自己是科技公司，據報導高盛33000名全職員工中有9000名是工程師和技術員，46%的招聘信息都在技術領域。雖然經濟金融業不同的崗位被取代的難易速度也不同，但未來已來的大趨勢沒錯。櫃員越來越多被自助交易取代，轉向越是高薪的金融崗位，AI取代之的成本節約更大。也許今後哪種工作越難被AI完全替代，哪種工作的薪酬也就會越高。對選擇未來的專業，可能下一代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是，被AI取代的難易如何。
正如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那句名言，「我們必須去鑽研政治和軍事，這樣我們的孩子們就能夠獲得自由去鑽研工業和商業。我們的孩子們必須去鑽研工業和商業，這樣他們的孩子就可能去鑽研藝術和文學。」
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工業化、開始走向後工業化時代，所以我們大多數人在研究「工業和商業」，經濟管理類專業都是商業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孩子未來會能夠更自由地、從興趣和特長出發選擇職業，而不用太考慮生計、僅從收入高低出發。
我一個同事的孩子小時學過唱歌跳舞，成績一般，性格溫和，也挺喜歡與小孩子相處，中考直接學了「貫通培養學前教育與基礎教育師資培養項目」，也就是幼教專業。同事說沒有高考壓力，上著還挺快樂，適合她。我說這才是未來缺乏的、最不容易被AI取代的職業之一。我舅舅的女兒小時喜歡畫畫，雖然家裡並沒有人從事藝術，尊重孩子的選擇，父母和孩子共同決定走美術之路，去年考上了中央美院。還有現在很多人說沒人願意學醫，太辛苦，收入又不高。我倒覺得，十年後還會這樣嗎？相信這種狀態不會永遠持續吧，醫療體制的改革、醫生的稀缺，未來應該會提高醫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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