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和就業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2008年10月以來，外貿出口增長大幅度滑落，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出現負增長。外需萎縮不僅造成了經濟增速放緩，而且促使就業形勢發生扭轉，並給2009年的就業形勢增添了巨大壓力。為了跟蹤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和就業的影響，我們先後到廣東、福建、上海、江蘇和遼寧等地，對企業、政府部門和城市家庭進行了深入調研，最終結合實地調研的第一手資料，以及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業衝擊程度、未來就業形勢變化，形成了這份調查報告。
一、金融危機的經濟衝擊
金融危機的經濟衝擊，主要表現為外需萎縮或銳減，並透過貿易、投資和服務等領域，減緩經濟增長速度，進而使得就業形勢發生改變。
（一）收入效應
中國外貿出口增長大幅度滑落主要來自收入需求效應。隨著金融危機向全球蔓延，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相繼出現了經濟增長衰退，失業上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消費減少和儲蓄增加等現象。伴隨著失業上升和收入下降，發達國家的進口收入需求效應顯現出來，對中國出口企業的訂單減少、推遲或取消。據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份，我國出口額較上年同期下降2.2%，出現了自2001年6月份以來首次同比負增長，進口額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7.9%。到12月份，進出口增長進一步下滑，出口額較上年同期下降2.8%，進口額較上年同期下降21.3%。由於進口中有較大比例用於來料加工，進出口下降自然帶來了企業的開工不足、減產或停產，形成了有別於往年的反常局面。在2009年1月份最新的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進一步降至0.5%，比上年下降將近3個百分點。美國、歐盟和日本都會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這種衰退將進一步降低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加重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二）價格效應
人民幣升值會產生出口產品的價格效應。這種價格效應不容忽視。從2005年7月到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民幣升值21.2%。在最初的兩年時間裡，人民幣升值步伐比較緩慢，為10.9%。然而，從2007年9月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在一年時間裡上升了10.3％。隨著人民幣加速升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受到了很大衝擊。以服裝衣著類紡織品為例，從2005年7月到2008年1月，出口同比增長速度基本保持在22.0%以上，但此後一路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長率平均只有2%左右（如圖1）。儘管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但對歐元、英鎊和日元等匯率出現了大幅度的升值。這種升值相當於產品的價格效應，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上升會導致進口需求下降，削弱中國出口的國際競爭力。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出口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分別為-0.46和4.7。由於收入彈性絕對值大於出口價格彈性絕對值，金融危機爆發造成的收入效應大於價格效應。
（三）投資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下降誘發的投資減少，也減弱了投資拉動就業效應。中國是全球吸收FDI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一些跨國企業或投資者由於受到資本市場籌資和融資的約束，無法籌措資金對新興市場進行投資。而且，中國製造業成本上升和利潤率較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也減少了對投資盈利預期，從而減弱對中國的投資意願。在外部訂單減少和人民幣升值效應影響下，不少出口導向的外商企業或國內企業面臨著虧損和倒閉的威脅，在資金鍊條出現斷裂的情況下，不得不削減生產或關門倒閉，從而造成了就業問題。據商務部統計，2008年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514家,同比下降27.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23.95億美元，同比增長23.58%。但2008年11月份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36.5%，12月份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5.73%。外商投資拉動就業的效應明顯減弱。出口滑落還帶來了出口企業和製造業的開工不足，誘發投資進一步下降，加大了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負面影響。
（四）間接效應
金融危機還對服務業貿易帶來一定的影響。隨著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放緩，為貨物貿易提供服務的服務業也遭受影響，比如外貿服務部門、國際金融和國際結算等部門。同時，在經濟增長放慢帶來的收入減少情況下，國際旅行和旅遊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國外遊客數量減少和跨國公司節約旅行開支，都對服務業貿易和本地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對就業和收入產生影響。出口下降還通過乘數效應放大了對投資、消費和總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進而對不同行業就業產生程度不同的衝擊。
圖1：人民幣升值對服裝產品出口的影響
二、對中國的就業影響
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處於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城鎮就業形勢由過去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狀況，變為相對寬鬆，出現了「民工荒」等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正當人們討論這種積極變化時，國際金融危機又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衝擊，使得就業形勢發生逆轉，在去年底導致大批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提前返鄉。
（一）農民工提前返鄉數量估計
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農民工遭受的衝擊程度最大。在製造業、出口企業和外資企業中，農民工的就業比例非常高。2006年農業普查表明，農村出鄉務工勞動力有1.32億人。其中，有56.7%在第二產業就業。在這些外出務工人員中，有1/3集中在東部地區就業。農民工相對年輕，初中受教育程度約佔70%以上。相對來講，他（她）們的勞動技能較低，因而在企業減員或裁員過程中最容易遭到衝擊。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去年10月份統計，返鄉農民工數量約為485萬，佔這些省份外出務工人員的5.4%。隨著時間推移，農民工返鄉數量不斷上升。據農業部對11個省份120個村莊統計顯示,到2008年10月底,有6.5%的農民工返鄉。按照1.3億農民工總量計算，大約有845萬人返鄉。來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截至去年12月份，提前返鄉農民工數量約佔外出農民工數量10%以上，大約有1000多萬人。
農業部最近組織調查的統計顯示，農民工提前返鄉數量比人們預想的數量要大。來自15個省、150個村抽樣調查的結果是，春節前返鄉的農民工比例為38.5%，其中有39.6%屬於失去工作或者未找到工作的返鄉勞動力。也就是說，相當於外出總量15.3%的農民工提前返鄉，大約有2000多萬人因經濟危機衝擊或經濟不景氣而失去工作崗位。
（二）沿海比內地受衝擊程度嚴重，但沿海地區內部也有很大差別
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程度高，遭受金融危機衝擊程度最大。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總量佔全國經濟比重60%左右，出口比重在90%以上。2001年以來，出口高速增長主要來自東部地區。在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和金融危機等多重影響衝擊下，沿海地區的出口企業和製造業最容易受到影響。在訂單減少、推遲或接不到訂單的情況，企業開工不足或部分企業倒閉，帶來了企業減員或崗位消失問題，使得在這些地區從業的農民工不得不提前返鄉。
以廣東省為例，它的經濟總量佔全國十分之一以上，出口佔全國的三分之一。由於來料加工比例高，出口企業的利潤薄，製造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最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大批農民工提前返鄉現象也最早發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
調研中也發現，沿海地區內部的受衝擊程度存在顯著差別。珠江三角洲地區遭受的就業衝擊最為嚴重，其次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東北地區如遼寧等受衝擊程度相對較弱。產業結構和外貿依存度等方面差異，是造成這三類地區受衝擊程度差異的主要原因。由於珠江三角洲的服裝和紡織等產品出口比例大，來料加工多，因而受衝擊程度最大。東北地區如遼寧的大企業多，外向程度低，主要滿足國內市場，因而受衝擊程度較低。不過，受經濟下行的影響，一些大企業的計劃招工規模有所減少。
（三）製造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企業受衝擊程度最大
中國外貿出口中工業製品比例佔95%以上，由於來料加工比例高，進口產品中有很大部分是為了加工之後出口，這樣，製造業就最容易受到衝擊。製造業是中國吸納就業最多的非農產業部門。在出口下降的情況下，製造業就業面臨著就業需求下降的壓力。由於超過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製造業部門，而在外商投資部門的城鎮就業數量為1583萬人,加上鄉鎮企業中外商投資部門859萬人，合計有2442萬人。在外資流入減少和出口下降的衝擊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需求下降。
受金融危機衝擊的既有大型製造企業，也有中小型企業。其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2008年1—9月份，廣東省倒閉的1.5萬戶中小型企業，主要分布在服裝、紡織、電子原件、塑料製品等加工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
（四）就業崗位不足對城鎮就業產生擠壓效應
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增長下行，拉動就業能力減弱和就業崗位減少，將對城鎮新增就業產生擠壓。2007年是中國經濟周期性變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貨膨脹的措施下，經濟增長處於下行態勢。中國經濟周期性變化為5年左右，因而今後2—3年內的經濟減速將對城鎮總體就業產生較大的影響。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出口較大幅度下降和FDI流入減少，意味著對製造業的投資下降，使得中國經濟的波動性加劇，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著進一步放緩的可能性。
製造業部門投資下降，不僅帶來製造業的就業需求減少，而且也會對服務業的就業需求產生影響，結果對城鎮新增就業人口，如大學畢業生就業產生擠壓。對於部分倒閉的製造企業而言，不僅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而且在這些部門就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也失去就業崗位，從而加大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新增勞動力供給壓力。
三、未來就業形勢展望
未來中國的就業形勢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走勢變化。目前來看，金融危機是一個周期性衝擊，對2009年的城鎮就業形勢帶來了空前的壓力。這種就業壓力不僅來自金融危機衝擊下的就業崗位減少，而且還來自新增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增加。在不利外部環境下，城鎮就業形勢也面臨著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為了促進城鎮就業形勢向積極方面轉化，我們需要在樹立戰勝金融危機信心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政策因素去消除不利的外部環境影響，通過經濟復甦拉動就業增長。
（一）空前的城鎮就業壓力
農民工提前返鄉數量相當於就業崗位減少的數量。長期以來，農業部門扮演就業蓄水池角色，一旦遇到嚴峻的城市就業形勢，農村勞動力就通過返鄉務農來緩解城市就業壓力。在新的形勢下，農村勞動力外出數量，是構成城市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在年齡結構上，外出從業勞動力中20歲以下佔16.1%、21-30歲佔36.5%，兩者佔外出從業勞動力的一半以上。作為新一代移民，他（她）們與老一代移民有著本質的區別，希望在城市尋求個人發展機會，因此，這些勞動力繼續外出的可能性非常大。31-40歲年齡組佔外出從業勞動力的三分之一，這部分勞動力是農戶掙得工資性收入的主要來源，外出可能性也非常大。40歲以上年齡組的比例不到20%，在不利的就業形勢下，這部分勞動力的外出可能性相對較小。如果按70%的農民工依然外出，那麼，粗略地估計農民工的就業崗位缺口接近1400萬左右。
城鎮的新增勞動力數量非常龐大。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大約有830萬，2009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數量有610萬人,加上去年尚未落實就業的150多萬，城鎮本身需要解決就業的人數將達到1500多萬人。不考慮就業崗位繼續減少的情況，大約需要新增將近3000多萬個就業崗位，才能解決全部就業問題。然而，我國經濟增長創造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每年大約900多萬，顯然不能滿足勞動者的就業需求。在勞動力供給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下，城鎮勞動力市場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
（二）不利的外部環境
首先，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將持續相對較長的時間。這場金融危機是上個世紀大蕭條以來，全球實體經濟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它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認為，這次危機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長期低迷。一些審慎的預測分析認為，全球經濟恢復到正常的狀態大約需要2-3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發達國家的恢復時間較長，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進口需求下降，將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帶來持續的打擊。特別是一些出口收入彈性較高的產品，對外出口將由高增長轉為低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
其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始終存在。中國製造業和出口企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不大，對產品價格變化較為敏感。在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中，許多國家通過本幣貶值方式，刺激出口，而人民幣壓力始終存在，並存在長期升值預期，這使得中國外貿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被部分削弱。這種價格效應，一方面導致部分企業或製造業產品出口額下降，降低出口市場份額，從而減少出口拉動的就業數量；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提高了出口產品額價格，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預期，外資流入數量減少或淨流出，也造成了外向型經濟部門的投資下降，拉動就業數量出現較大幅度的減少。
三是中國經濟處在下行的經濟周期。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持續保持了8年的擴張勢頭。從2007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已經由持續的擴張轉為收縮，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連續出臺了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措施，但經濟下行的趨勢並未改變，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很難在短期內扭轉經濟周期的發展方向。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將會導致拉動就業能力減弱，不利於消除城鎮龐大的就業壓力。
（三）有利的政策因素
儘管2009年中國城鎮就業面臨巨大的壓力和不利外部環境，但我國相繼出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措施。隨著這些政策逐步實施到位，它們為我們戰勝這場金融危機傳達了堅定的信心。而且，這些政策在穩定就業、擴大就業和促進就業等方面的積極效應也將陸續釋放出來，不斷緩解城鎮就業壓力，並隨著經濟復甦而徹底改變。具體來講，這些有利的政策因素包括：
通過擴大投資實現保增長和保就業。中央出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計劃到2010年加大投資4萬億元，主要用於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地震災區災後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等。這些投資開始逐步到位，就業拉動效應將逐步發揮出來。
通過對企業減輕負擔和加大扶持等措施穩定就業崗位。為減輕企業負擔、穩定就業局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三部門出臺了「五緩四減三補兩協商」的「組合拳」，提高外貿企業的出口退稅率、降低企業的稅率、增加中小企業的信貸規模、降低企業社會保障繳費費率等等，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減輕出口企業面臨的經營壓力，解決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問題，從而為穩定就業和擴大就業需求提供保障。初步預計，這些政策可以減輕企業負擔2000億元，穩定上千萬個崗位。
通過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和促進創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勵和支持有利於擴大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和服務業更好發展，更多吸納就業；積極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工作，完善支持創業的財稅、金融、工商、場地等政策體系，改善創業環境，同時強化創業培訓，加強創業服務，提高創業的穩定性，為勞動者創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在就業供求矛盾加劇的情況下，還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的「特別職業培訓計劃」，通過延長時限、提升水平來實現特別功效。
針對農民工就業困難，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通過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投身新農村建設，以及採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多渠道為農民工提供幫助和扶持。
採取積極的措施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問題。國務院下發了《加強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勵和引導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鼓勵畢業生到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鼓勵骨幹企業和科研項目吸納和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鼓勵和支持畢業生自主創業等措施，幫助大學畢業生就業。
（四）總體趨勢判斷
2009年將是城鎮就業面臨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儘管城鎮就業存在著巨大的供給壓力和不利的外部環境，但在一系列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作用下，這種嚴峻的形勢將會隨著經濟復甦而逐步緩解。如圖2（下）所示，在多渠道、針對性強的政策措施作用下，城鎮嚴峻的就業形勢將在趨於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向正常狀態恢復。
圖2：多管齊下化解城鎮就業壓力
四、政策執行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中央已經出臺各項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是非常及時的，而且具有針對性。下一步是要注重狠抓落實，提高這些政策的執行效率和政策效果。通過調研，我們也發現，這些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需要注意糾正地方就業保護問題。
在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中，儘管農民工遭受衝擊程度最大，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穩定和促進就業過程中，大多把本地勞動力就業放在優先的位置，對外來勞動力和農民工採取了差異化的就業政策，如就業崗位補貼優先解決本地就業、對企業社保費用減免也限於本地勞動力優先，等等。
這種差異化的就業政策與上世紀末不少城市出臺的就業保護政策如出一轍。由於缺乏有效的責任分工、問責機制和利益補償，地方政策在解決外來勞動力的就業等問題上，缺乏激勵和積極性。這樣，即使中央和地方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地方就業保護雖提高了穩定和擴大就業的政策成本，卻削弱了積極就業政策的實施效果。
在政策措施上，建議採用常住人口的概念把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納入城鎮就業失業統計體系。同時，採取常住人口的就業統計制度來建立就業問責制度。按照常住人口進行就業統計，不分本地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而是按照解決就業數量和效果，對地方政府進行問責，這樣，就能夠做到就業優先目標在全國層次和地方層次的相互一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