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盼了好幾個月的女兒婚禮的照片終於拿到手了，我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來。突然之間，我發現，現在我已很久沒有拿到過紙質的照片了，我們早已不再用膠捲，不再把照片洗出來，放到相冊裡去。
我們只是在電腦上看，動動滑鼠，我們就可以隨意把一張照片放大、剪裁、調色、祛斑，洗照片這件事，早就退出了我們的生活，只有我留下的大大小小的洗照片的紙袋子，見證了那些洗照片的日子。
仿佛是突然有那麼一天，人們開始熱衷於拍照片、洗照片，沒事就拿個傻瓜相機，找個寒酸的小公園，拍點照片，洗出來，就美美的顯擺起來。在人們的交際中，送照片也是最便捷也最時髦的行為。那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人們的日子逐漸好過起來的時候吧。
那時候，人們已經不滿足於拍幾張黑乎乎的黑白照片了，而是熱衷起拍彩色照片。那時候，一年最少也得拍個二三十張彩色照片，雖然今天動動手指頭，幾分鐘就拍得比這多多了，但在當時已經是大大地奢侈了。我一年拍的照片比是前20年的總和還多。
我小時候，幾年也拍不了一張照片，還基本上都是學生證上要的證件照，所謂的藝術照，一共也沒有幾張。小時候，一次到頤和園春遊，老師把我們幾個禿小子叫到一塊，在不同的地點拍了3張照片，那個老師技術很高，這麼多年過去了，照片依然非常清晰銳利。而我另一張照片就沒有那麼好運氣了，不知道是誰把我和我的中學同學拍得模模糊糊的，我們的臉黑乎乎的，眼睛都看不清楚，眉毛好像擰成了一股繩，看著像老了好幾十歲，我看著很兇，別人說我有點像日本鬼子。
上大學的時候，人們的生活富裕起來了，我們經常去頤和園、紫竹院、動物園、八一湖玩，總有富裕的同學，帶個相機，給大家拍點照片，不知道是相機次，還是技術潮，我那時候留下來的20多張照片，很少有清楚的。唯一清楚的照片是我們七個同學的合影，那是在甘家口商場裡的照相館拍的。
那時候，我頻繁出入各個照相館去洗照片，最常去的是西直門外照相館。記得那個照相館就在現在的西直門立交橋的西邊路南，離動物園還有一站地。那是我回家的必經之路，所以每次同學們拍了照片，我都主動去洗。
我記得開始接觸彩色膠捲，應該是大學畢業那年，同學們合影，也開始用彩色膠捲了。再往後，一發不可收拾，洗彩色膠捲的洗像部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彩色照片開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主角。
工作後，同事之間好像也以互贈照片為樂事。我和很多同事都有合影，有一張我和同事李江到照相館拍的合影，我非常滿意，放在相冊最顯眼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這張照片遭了秧。某天，我父親的同事要給我介紹對象，想拿一張照片給女方看，一眼就挑中了這張照片。等我回到家，發現照片不翼而飛，大發雷霆，但照片還是沒法要回來了。對象沒有談成，白丟了一張最喜歡的照片。我總也不好意思跟李江說，讓他幫我再洗一張，這讓我很懊惱。
大約是在1987年，單位組織大家去稻香湖等四五個地方玩，有兩個同事可能是人緣不大好，我們拍照的時候，不帶他們玩。其中有個叫徐進明同事實在忍不住了，搶著站在前面要照相，拍照的人有點不樂意，我勸他拍，因為彩色膠捲是單位發的，同事人人有份。。
這次拍的照片，大家又委託我去洗，我找北京城裡轉了好幾圈，才決定在東四一家洗相部洗了，因為我覺得這一家看著洗的質量不錯。照片拿回單位，大家都搶著挑自己的照片，人人皆大歡喜，我也覺得自己幹了一件大好事。
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我終於不再甘心做被拍的對象，自己買了一個小相機，開始給別人拍照片。那時候對攝影一竅不通，在房間裡給剛出生的女兒連拍三卷，每張都很清楚。可是到了外邊就不行了，可能是焦距不對，拍的許多照片都是虛的。特別是有一次同事們出去玩，拍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虛的，同事們不好說什麼，我自己怪不好意思的。
進入21世紀，我鳥槍換炮，開始玩上單眼相機了，攝影技術也在緩慢提高，那時候攝影是一件大事，不僅拍照者、被拍者重視，連景點都重視。
記得很清楚，那年我們去雲南九鄉，那是一個大溶洞，各種鐘乳石色彩繽紛，中央大廳剛開完音樂會，我們又都是第一次進溶洞，眼睛已經不夠使的了。我抓起相機就要拍，突然看見溶洞的牆壁上釘著一塊醒目的銘牌，上面寫著：「洞裡光線較暗。請用速度15/1秒或30/1，請使用三腳架，不要使用閃光燈。傻瓜相機，請珍惜膠捲！」我看了心裡很感動，按照他們的指示，我果然拍了幾張不錯的照片。
相片洗多了，裝照片的紙袋子也越攢越多。從那些紙袋子上，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變遷。開始時，紙袋子很小，只有手心大小，因為那時候一般只洗證件照，最多只有2寸，用不著大紙袋。後來，彩色照片最少也是5寸的，紙袋子自然就大了不少。
洗照片最興盛的時候，一家洗相店為了招徠生意，每洗一卷膠捲，就送一張8寸照片，紙袋子自然就更大了。再往後，紙袋子換成了塑膠袋子，特別是印著柯達字樣的黃色塑膠袋，很是結實，我很喜歡。
雖然我很多年不再去洗照片，但那些過去的紙袋子我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我不想忘了過去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