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廖金英，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以技術為中心」到「以經驗為中心」：社交媒體研究之理論演進》（項目編號：2016BS102）的階段成果，並受四川外國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資助（SISU201615）。
一
CiteSpace許諾的
願景只是美好的誤會
CiteSpace的開發者曾這樣描述CiteSpace的功能：「從科學計量和尋徑網絡算法（path Finder）等，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量，以探尋出學科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其知識拐點，並通過一系列可視化圖譜的繪製來形成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陳悅，陳超美，劉則淵，胡志剛，王賢文，2015）但是問題是，庫恩真的提供了科學演進預測的方法論指導嗎？本文的答案是：沒有，庫恩的範式理論至少在三個方面與開發者標榜的軟體功能完全相悖。
首先，庫恩的範式理論是事後描述而不是預測動向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科學史上幾次重大的科學發現為主要線索串聯「範式」及其轉換理論，溯及亞里斯多德時代、託勒密天文學等早期科學成就，晚至20世紀如愛因斯坦方程，卻從未提及當下各門類科學研究的現狀、反常與範式突破的可能方向，換句話說，預測並不是庫恩的研究訴求。
庫恩時刻不忘標榜自己的研究身份是一名「真實的歷史學家」（庫恩， 1962/2012：4），聲明自己是從相對直接的歷史問題出發，轉回到更多關注哲學問題，而正是對哲學的關注進一步引導自己去「關心歷史」的（庫恩，1962/2012：1）——至於歷史的呈現方式，「誠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是一門純粹的描述性學科」（庫恩，1962/2012：7）——庫恩確是在描述中展開對於科學史（側重於物理學史）的選題和談論，書名「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直白展露出 「結構」才是庫恩考察的核心。
仔細閱讀還可發現，庫恩對預測的認定很謹慎，只在第七章《危機與科學理論的突破》中提及「唯一完備的預見，也是最著名的預見」（庫恩，1962/2012：64），是公元前3世紀阿利斯塔克對哥白尼日心說的預見，而這一預見也在幾世紀之後才應驗了——在當時只被稱為「建議」的所謂「阿利斯塔克預見」，其實也只是歷史的後見之明罷了。對於預見的艱難，庫恩給出了幾條主客觀條件：一是常規問題解決活動全都宣告失敗，二是理論的崩潰和增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間經歷諸多此消彼長的理論發展，事先不可能確定究竟哪一個節點才是將來的主導），三是導致舊理論崩潰的問題其實早有定論（只是不同見解會被邊緣化，問題未被研究透就忽略過去了）（庫恩，1962/2012：63）。以任一科學研究的歷史性以及科學家的生命周期為限，上述困境幾乎很難突破，毫不誇張地說，除了上帝，沒有人能夠高踞科學研究之上一窺全景與未來。
其次，庫恩強調範式轉換孕育於科學發展進程中的偶然而不是有明確指向的必然。
庫恩宣稱《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最直接的目的」是「敦促學術界改變對熟悉的資料的看法和評價」（庫恩，1962/2012：4），這種看法和評價將科學發展描繪成「累積性發展的理想圖示」（庫恩，1962/2012：82），亦即暗示科學發展有可以預見的明確方向並建立在循序漸進的累積性成就基礎之上。但是庫恩認為「科學從未因累積始料未及的新奇現象而發展過」，並毫不猶豫地斷言：「這種情形的例外幾乎不存在。」（庫恩，1962/2012：82）
在庫恩看來，科學的發展要歸功於科學家善於觀察且抓住了研究中偶然出現的某種「反常」，其特徵是無法被現有範式同化，庫恩認為「只有這類現象才會促成新理論的發明」（庫恩，1962/2012：83）。科學家在持續關注與不斷改進實驗方法的變化中，最終確定該現象的本質並完成命名，至此才引發了科學的跨越式發展。
再次，庫恩的範式理論強調科學發現的歷程阻力重重而不是輕鬆愉悅的好奇之旅。
庫恩曾指出，上述偶然事件遠比科學報告的標準格式所能容許我們覺察到的要頻繁的多（庫恩，1962/2012：48），但科學共同體卻更願意將科學發展歸功於主導範式，這種認知矛盾恰表明科學發展伴隨著無處不在的阻力和艱辛，換句話說，範式固有的排他性限制了科學的創新。
在庫恩看來，範式是一個成熟的科學共同體在某段時間內所認可的研究方法、問題領域和解題標準的源頭活水（庫恩，1962/2012：88），同時也是提供了各種概念的、理論的、工具的和方法的牢固網絡（庫恩，1962/2012：35），只要科學家決定使用某種特定的儀器，並按照規範的方法使用它，那麼會發生什麼情況就不是完全不可預計的了。科學家在範式指導下安全但很少創新地從事研究。
綜上所述，庫恩的範式理論意義在於：第一，提供了關於科學史的認識論指導，即如何將看似斷裂不相容的不同發展階段（如地心說到日心說、燃素說到氧化說、光的微粒說到波動說等）連貫成內在邏輯一致的完整科學發展史鏈條；第二，庫恩沒有也不打算提供門類科學演進預測所需的方法，以靜態「結構」的前後比較呈現科學史的變遷才是庫恩的主要研究任務；第三，如果非要說範式理論具備方法論意義的話，只能說庫恩最終的結論是，若想取得範式突破，必須採取與現存主導世界觀相違背的全新世界觀來指導研究，第十章的標題「革命是世界觀的改變」明白無誤地傳達了這個理念。
二
CiteSpace的核心
技術難以支撐願景大廈
就邏輯而言，CiteSpace的開發者誤會了庫恩的範式理論，並不意味著CiteSpace就一定不具備預測知識拐點的功能，何況理論的強大就在於其內在邏輯可以誘發人的主觀意志，最終在實踐中「發現」經驗對應物，如歷史進步觀就已經「歷史正確」了很多世紀。但是本文仍然認為，CiteSpace難以幫助傳播學實現「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主要原因在於CiteSpace的核心技術難以支撐願景大廈。
首先，CiteSpace的主訴功能依然只是著眼於描述結構變遷，難以承擔預測使命。開發者在詳論CiteSpace設計理念及功能的文章CiteSpace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中，曾詳細介紹CiteSpace的三大分析指標：「Labeling Co-Citation Clusters；Improving the Timeliness of Visualized Co-Citation Networks；Computationally Identifying Pivotal Points」 （Chen，2006）。據此可知，共被引分析被確認為CiteSpace的主訴功能，計算可識別關鍵節點則可視為延伸功能，前兩項是真實功能，第三項是預期功能；前兩項為平行關係，而前兩項與第三項之間則是條件關係，即以共被引作為識別節點的前件推導出後者。
此外，因為開發者的表述原文是：「We assume that transitions between transient researchfronts are traceable in terms of citations and co-citations」（我們假設研究轉換的瞬間可以通過引用和共引尋跡）（Chen，2006），本文認為，這句話應被理解為，CiteSpace具備預測知識拐點功能的表述本身即是一個尚待論證的假言命題。由此，CiteSpace開發者的上述表述讓人聯想起庫恩關於腳註文獻的善意提醒，即腳註中所引技術文獻分布的轉移，可被視為確定「科學革命發生」的「可能指標」加以研究（庫恩，1962/2012：5），不同之處是CiteSpace的表述更增強了關聯度，相同之處是兩種表述都表現出同樣濃重的史學後見色彩。因此我們斷言：CiteSpace有能力回溯學科發展史的結構性變遷，但是這樣靜態的觀察結果，發生在轉換已經基本定型甚至是完成之後。因為以學術研究的常識而言，思考總發生在研究未顯山露水之時，若已有顯見的文獻轉移，研究早已進入熱門時態。
其次，CiteSpace作為文獻學下某一細小指標的可視化呈現，無法獨立完成作為二階哲學的文獻計量學可預期的批判功能。
追溯CiteSpace的家族根脈，會發現「文獻學-文獻計量學-引文分析-共被引分析-共被引可視化呈現」這條從根本到枝椏的知識考古脈絡，作為知識鏈條底端， CiteSpace分有文獻學應具備的批判功能。與此同時，脈絡也是一部從文字到圖像、由抽象到具象的演進過程，迎合了當代學科定量化趨勢（邱均平，段宇峰，陳敬全，宋恩梅，嵇麗，2003），但可能存在機進人退的技術之治。本文認為，若想借CiteSpace發揮作用，需要在配套的思維訓練、全面的資料收集以及資料的科學闡釋上下功夫。換句話說，CiteSpace描繪的知識圖譜，僅僅是真正開始理論學習的預備階段——它指出了文獻查找的方向——但接下來的文獻查閱、篩選、補錄、辨析、批判，還遠未開始（肖明，邱小花，黃界，李國俊，馮召輝，2013）。
實際上，軟體開發者也強調「解讀是關鍵」（陳悅，陳超美，劉則淵，胡志剛，王賢文，2015），CiteSpace標示出來的任一節點都應該被專業人士仔細闡釋。解讀不可避免會同時表現出建構和規範的雙重色彩，需要運用學科認可的基本概念、表述方式和思維邏輯，但是背後支撐的則是專家的學術視野、理論高度和闡釋力度，甚至還包括浸潤專業數十載方始養成的學科史家思維，後者才是決定研究價值高低的重要指標。若視野更開闊一些，如放在學科交流的層面來討論解讀的問題，還會發現建構極具學科及個人色彩。由此我們斷言，CiteSpace作為知識管理工具，只顯示了接近學科的便捷路徑，卻不必然假定路徑指向就是家園，更不能因此賦予指向以科學權威。
三
CiteSpace於傳播學究竟意義何在？
如果CiteSpace不能完成庫恩科學革命的使命，也難以承擔預測知識拐點的作用，那麼CiteSpace於傳播學科發展究竟有何意義？本文認為，CiteSpace可以在兩方面發揮作用：一是以否思的認識論指導發現學科反常；二是在問題導向下驗證某種假說是否成立。
「否思」（unthinking）是一種特殊的人文學科研究思維方式，建立在對學科現有知識的批判反思基礎之上，但是又與反思不同：反思回答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這樣？」而否思回答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不那樣？」前者是建構主義的順向思維延伸，為當下研究尋找歷史合法性，在研究深度上優於現象描述；後者是解構主義的逆向思維探索，挖掘被當下研究錯過的可能向度，在科學研究中已經進入學科元思考的層次，類比如元哲學的範疇。實際上，「科學的科學」即為二階科學，其實也就是元科學了。因此，如果CiteSpace分有文獻學作為二階科學所具有的批判功能，那麼否思的思維方式就應該是CiteSpace的核心要義。
但是本文發現，雖然《國際新聞界》所刊例文在前言部分引用了庫恩關於科學革命的精彩論述，也引用了陳超美等CiteSpace研發者關於「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的願景諾言，實際上上述CiteSpace應用完全背離了否思的內在精神。三篇文章無一例外地將CiteSpace作為建構性輔助工具加以使用，它們在行政學派思維指導下非批判、超歷史地描述學術權力地圖（李彪，趙睿，2017），曲線趨勢、關鍵節點和知識網絡（張小強，杜桂佳，2017），以及前沿熱點（陳輝，陳力丹，2017）等話題，恰迎合了庫恩所說的常規科學精緻化的研究表現（庫恩，2012：21-22，44），與範式革命的創新訴求南轅北轍了。這樣的背離同樣發生在其它CiteSpace傳播學科應用研究中，如一篇發表在《新聞與傳播研究》上的關於健康傳播的研究，就在摘要中明確「通過作者共被引分析（ACA）、文獻共被引分析（DCA）以及關鍵詞共現分析（KCA），勾勒了世界健康傳播發展史，廓清健康傳播的學科範疇和基礎理論框架體系，全面了解現代健康傳播的領軍人物及其重要貢獻」（包洪巖，殷曉莉，蘭小筠，2013），研究不僅不打算考察 「為什麼這樣」，甚至退回至描述「是怎樣」的層面。
實際上，如果研究者以「否思」指導研究，聚焦於「反常」並持續關注、深入思考，研究完全可以做得更有價值。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結構與前沿熱點：基於CiteSpace的可視化圖譜分析》一文為例，CiteSpace的技術發現中最有價值的反常是「中國研究者未獲得與其文獻發表量相協調的學術影響力」，這個問題的提出可以來自專家的經驗觀察，但問題提出若同時具有技術支持，則可以具備某種客觀的真理性，奠定該問題可被學科共同討論的科學前提，由此CiteSpace幫助完成了科學研究的第一步——發現問題；但是接下來的解讀則應該以批判與闡釋的方式進行，因為學術研究需要的寬鬆環境和公認的普世價值踐行是工具無法探測到的，尤其對深受外部政策導向以及意識形態影響的我國傳播學科而言。遺憾地是，研究者在技術慣性下又將問題交還給了工具，放棄了從更高的視野、以學科史家思維、結合中國現實給出解釋，直接導致了該話題的研究結論難企高度。
當然，本文也承認，以否思的認識論指導發現學科反常可能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意識形態通過技術外顯的問題。因此，CiteSpace的作用途徑可能來自於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技術——問題意識培養，即研究者應先提出研究問題，再根據問題提出理論假設，最後通過CiteSpace加以驗證；即不是跟在CiteSpace的邏輯下遊解釋CiteSpace發現了什麼，而是站位CiteSpace的邏輯上遊探究作為症候的CiteSpace發現指向什麼癥結。
本文認為上述研究思路可以給傳播學研究帶來啟發，如果研究者對傳播學科的內捲化研究現狀感興趣，完全可以將共引分析作為內捲化的症候，反向推導內捲化在選題取向、論據選擇、文獻分布、價值判斷等不同層次及面向上的表現，在這一系列指標關聯形成的研究興奮區中深入挖掘真正有價值的傳播學批判研究話題，也許這是傳播學研究的新增長點。
四
結語
陳力丹曾經對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科引進數學方法的艱難有專門研究，提到囿於歷史局限和階級鬥爭的觀念，學界曾輕蔑將傳播學科中的統計、邏輯和數學的方法呼為「唯心主義糟粕」（陳力丹，王亦高，2009）。時至今日，我們開放接納了各門學科，傳播學也因此更彰顯學術品質。因此本文首先表明立場——對新方法的追逐和接納都是值得鼓勵的——本文評論的只是人為拔高或有所隱瞞地利用某種研究方法和工具。具體而言，研究若能在兩方面體現研究者的辯證唯物主義修養，那麼CiteSpace的引入、應用、評價會更加客觀理性，也更能帶給學科積極影響。
一是對適用工具的祛魅處理，CiteSpace確有優勢但不必拔高。從技術來看，CiteSpace是不少於12種可用於共被引分析的軟體中的一種（肖明，邱小花，黃界，李國俊，馮召輝，2013），它的核心競爭優勢是能轉換並處理CSSCI的中文數據，而此前其他軟體僅支持Web of Science中的數據格式，導致國內學界在軟體應用上的瓶頸。但是同時我們了解到，僅就共被引分析而言，Excell也能完成。有學者曾採用Excell和CiteSpace獲得作者原始同被引頻次，只是Excell的抽樣、編碼、錄入、查找、比對、簡化、呈現等一系列步驟都需要人工介入，而CiteSpace只需錄入即可得到圖形化呈現（秦長江，2010）。另外，如關於微信研究的高頻詞共現分析，研究者也可以通過數據挖掘與統計分析軟體SPSS23.0、書目共現分析系統Bicomb2.0、社會網絡分析軟體Ucinet6.0、可視化軟體NetDraw及Excel2010等工具完成（馮煥華，任博，2017）。本文認為，CiteSpace的數據處理優勢可以成為國內引用該工具的必要原因，但是不要成為神話的來由。實際上在現已發表的CiteSpace應用研究中，大部分作者都與大連理工大學有某種隱秘關係，而CiteSpace的確是華人學者陳超美與大連理工大學合作開發的軟體，這提醒我們，相關文獻研究背後的商業動機不能忽略。
二是適當的文獻綜述交代，共引分析不是新鮮事兒，只是之前是樸實的「文獻計量學」稱謂，如今是更時髦的「CiteSpace」等外文名稱了。共被引分析的新聞傳播學科應用早已出現，國外的如Tankard等人（Tankard，Chang & Tsang，1984）首次採用共引方法分析新聞學研究領域前沿熱點，境外的如2003年兩位華人學者Chang ＆Tai對2000—2002年間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進行文獻共引網絡分析等（Chen ＆ Kuljis，2003）。國內的如張忠民等（張忠民，陽欣哲，張國良，2010）以文獻計量方法對新聞傳播學領域「媒介」「媒體」「傳媒」三詞使用現狀分析的研究，相清平（2011）對國內網絡民意的文獻計量學研究等。這樣的文獻梳理有助於研究者和學習者的心態平和。
行文至此，本文再次誠摯表明毫無敵意與不敬之心。本文認同學界共識，即傳播學範式革命的第一推動因不在學科內部而在學科之外，CiteSpace用與不用都不是影響傳播學科合法性地位和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因素。所寄望的只是，工具能發揮些許作用；顧慮的只是，工具還未被好好使用，就已經不能再好好使用了。希望只是杞人之憂。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7期。
文中圖片來源於網絡
本期執編 / 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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