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趙月枝教授與青年學者石力月合寫的《歷史視野裡的資本主義危機與批判傳播學之轉機》，這篇文章是由即將出版的大型論文集《批判傳播學新視野：危機與轉機》（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傳播學」系列叢書之文集）的序言修改而來，它以2008年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為背景，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對於全球實踐的當代性與解釋力。文章認為，「中國」和「信息傳播」是理解這場危機的兩個關鍵領域，如果能夠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學科本身，重新引入馬克思主義批判社會科學的視角，來檢視危機中的傳播實踐及其與這場危機的互構關係，就不但能夠拓展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議題並使其超越東西方對立而獲得跨國性和跨文化特質，而且能將研究從所謂價值中立的科學主義路徑之中解放出來，使其具有真正的現實主義取向和實踐指向。
而這樣的認知與思路在趙月枝教授的整體研究脈絡中是一以貫之的，這篇文章清晰地呈現出與過往研究的承接性。因此我們也同期推送李彬教授與王維佳副教授的兩篇書評，它們不僅是對趙月枝教授於2011年出版的學術論文集《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的深入解讀，同時也與趙教授的著作彼此互文，共同為處於複雜的社會權力結構與政治經濟坐標之中的傳播問題提供了多層解剖。
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
——讀趙月枝教授《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
李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在國際傳播學界，趙月枝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也是二十年來「反哺」母國學術的給力人物。她以闡揚傳播批判理論而著稱，特別是承襲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傳統，結合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實踐以及新聞傳播實踐所做的一系列理論探討，更是富有洞察力與想像力、批判性與開拓性。不妨說，在西人主導的國際學界，她是中國大陸走出的第一位傳播批判學者。
這些年來，趙月枝頻頻回國，又受聘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其間，我們也屢邀她順訪清華講學，而她的每次學術講座都使求知若渴的學子感到「過癮」。2011年，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名家論叢」書系，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中文專著《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匯聚了她對諸多新聞傳播問題的研究與思考，取精用弘，登高壯觀，確屬嘔心瀝血的傾心之作。
全書以「傳播與社會」的思路，總攬各種富有張力的研究，透過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政治的視角剖析當代傳播領域的重大命題，既對理論研究與傳播實踐多有啟發，又對閱讀與思考構成挑戰。也就是說，領悟其中深沉而深刻的內涵需對新聞傳播的理論與實踐有深入系統的把握，更需對社會歷史進程及其種種思想理論有深切洞明的理解。
全書包括序言《我的跨國學術，我的跨國體驗》和四編正文。序言的有關內容曾在《新聞大學》刊發，以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並回應有關話題，如眾聲喧譁之下的「新聞自由」。其中，尤富深意地提到當年出國時隨手帶的兩本專業書——冷戰時期的美國新聞理論經典《報刊的四種理論》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著名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這兩本隨我出國的書，冥冥之中把「自由」與「平等」這兩個主題放入了我的理論視野，而我當時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民族國家到一個資本主義的西方民族國家的「出國」旅程則意味著，我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離不開對東西方關係、民族國家範疇，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一對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概念的審視。[1]
正文第一編「理論視野」，梳理並闡釋新聞傳播的前沿理論，如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等，為全書提供了核心的理論框架。第二編「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解剖當代世界傳播領域的「熱點」現象及其走勢，涉及美國媒體解讀、新聞客觀性、新自由主義衝擊下的歐美公共廣播、媒體全球化與民主化等。這裡所說的「帝國」，既不同於19世紀馬克思論述的殖民帝國，也不同於20世紀列寧揭櫫的壟斷帝國，而是21世紀以來日漸凸顯的新帝國形態，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奈格裡與哈特在《帝國》（2000年）一書中論及的全球秩序，這部著作也被譽為「後現代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編「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傳播」，從類似世界體系的理論視角分析中國當代的傳播問題，包括報業的市場化轉型、中國電視的歷史演化、1990年代興起的「小報」、「入世」與媒體、手機媒體與「數字革命」，等等。最後一編即第四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以向西看、向南走的全球視野，揭示了一種人道的、民主的、公平正義的傳播與社會之願景，表達了一種超越二元對立、擺脫種種異化、讓思想衝破牢籠的學術旨趣：
我對一些不但沒有建設性而且可能隱藏著話語霸權動機的簡單化等同邏輯保持警覺，包括把市場等同於自由（「自由市場」），把「自由市場」等同於民主圭臬，把消費者等同於「人民」，把「中產階級」等同於民主主體，把國家等同於壓制，把媒體規制等同於威權，把「新聞自由」等同於「私人辦報」，把批判知識分子等同於國家主義者，把反帝立場等同於民族主義等等。[2]
這些命題無不關係重大，縷清其間亂麻似的現象並探究其中紛繁複雜的背景與動因，非有大手筆不可為，而趙月枝及其著述當得起大手筆之謂。她的諸多中英文成果，包括清華大學出版社的《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讀本》，以及海外英文著述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Communication in China 、DemocratizingGlobal Media、Global Communications，往往給人大江東去、浩浩湯湯、繁星滿天、閃閃爍爍的思想啟迪。
如上所述，《傳播與社會》的基本內容大都圍繞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新聞傳播問題，集中於近三十年傳播與社會的總體狀況。而從批判性視角看，1980年代以來的時代潮流鮮明體現為「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給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及其傳播格局打上無所不在的烙印。所謂新自由主義，按照思想家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裡的界定：「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稱『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建築師』是私有經濟的大師們。他們擁有的經濟集團，多數控制著世界經濟的命脈，並有能力主宰政策的制定和思想觀念的形成。」[3]1998年，在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撰寫的導言中，批判傳播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又具體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範式——它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與過程：相當一批私有業者能夠得以控制儘可能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首先與裡根和柴契爾有關，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黨派、大多傳統左派和右派所採取的全球政治、經濟趨向。這些黨派及其實施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4]也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的解釋，在熟悉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國人看來更為顯豁，直指要害：
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徵，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並且通過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稱於世；「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則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範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誌。[5]
相較於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對市場和資本更加自由放任的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故也稱「原教旨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它在經濟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如要求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強權，開拓和保證市場秩序之際，否定對私人資本及其權力的任何幹預；在政治上堅決否定任何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戰略上推動以美國為主導的一體化，即所謂「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等等。一句話，正如批判知識分子大衛·哈維所言，20世紀曾被社會主義運動風捲殘雲的資本勢力，實際上將新自由主義作為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政治工程。從世界範圍看，新自由主義雖從1970年代影響當代政治經濟格局，但上升為一套主導全球性意識形態，則以1990年「華盛頓共識」為標誌。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等機構聯合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在華盛頓達成一攬子經濟與社會綱領，包括開放市場、貿易自由化、放鬆對外資的限制、國有企業私有化、保護私人財產權等，這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它的出臺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從一種學術思想理論，正式確立為國際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綱領及其意識形態。當時，拉丁美洲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區，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危機統稱為「拉美化」，包括貧富差距、社會動蕩、環境汙染、金融危機等。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裡就寫道：
新自由主義化的進程帶來了非常大的「創造性毀滅」，不僅摧毀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戰了傳統的國家主權形式），而且摧毀了勞動分工、社會關係、福利供給、技術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產活動、土地歸屬和情感習性。[6]
作為當代世界的主導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弗裡德曼等，政治上有美國總統裡根、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等，當然也免不了索羅斯、蓋茨、默多克等資本巨頭。正如趙月枝在本書第二編中也論及的，西方和國際傳播系統一方面是這套意識形態的「吹鼓手」，一方面本身也被這套理論學說及其政治經濟綱領所建構，包括大規模的媒體兼併、國營媒體的私有化、公共廣播體系的瓦解等。這套政治經濟綱領不僅影響西方世界，而且對發展中國家形成衝擊，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一些走向，如形形色色的產業化等難免受此影響。按照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新自由主義的巔峰期大約是1990-1997年」。[7]針對這一浪潮，國內外許多學者力挽狂瀾，予以批駁與抵制，包括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裡茨，經濟學家、原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經濟學家、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等。
新自由主義從風起青萍到大行其道，也正是趙月枝求學海外並學有所成的時期。她的成長經歷與學科背景，使她對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下的傳播問題格外關注。如果說，此前中國傳播研究「去政治化」的態勢經由熱情擁抱實證主義而充分顯現，那麼由於新自由主義的衝擊所造成的一系列蛻變以及國內外諸多學科理論的批判性言說，新世紀以來新聞傳播學科又日漸呈現「再政治化」的趨勢。在這個嬗變過程中，趙月枝通過鍥而不捨的著述、教學、授徒而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們或有同感，也毋庸諱言，當下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思想性與批判性乏善可陳。雖然說起來風風火火，看起來也仿佛漂漂亮亮，但就思想的敏銳性和深刻性而言，就學術關懷與現實關懷而言，不僅不如共和國前三十年的甘惜分、王中等，甚至也不如儘管粗疏而又不無元氣的1980年代。恰似甘陽解讀政治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思想時所言，這種趨向雖然導致大批量知識生產，有關著述、文章、研究成果、重大科研項目等汗牛充棟，但大多只是徒然讓人知道越來越多的雞毛蒜皮，所謂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甘陽認為，這種東西不但不能使人專注於思考，反而使人日益陷入了普遍的市儈主義和蔓延的媚俗主義。在2011年復旦大學召開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成立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龔偉亮針對這一狀況也敏銳指出：
傳播學研究對於當代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議題要麼充耳不聞，要麼只能比劃一下堆砌概念和裝點門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學科的學術視野時常常難免「炒冷飯」和「打時間差」的嫌疑。
在傳播之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性達到引人矚目的舉足輕重的高度之時，號稱是一個交叉的、綜合性學科的傳播學卻在大陸的公共學術陣地中難覓一個發言的席位，難以貢獻出有學術價值和智識水準的見解，難以產生出能被其他學科體認的具有足夠闡釋力的理論範式和能夠在學術共同體內流通的學術議題與學術話語，也難以分享社會科學界的感奮與憂思。
以時下無比兇猛的新媒體研究為例，儘管關於新媒體的論文層出不窮、汗牛充棟，但在洞見與智識的含量和水準上卻實在乏善可陳：很多研究要麼在實證的路子上做著讓人眼花繚亂的「官樣文章」或者「註腳學術」，要麼還處在捂著腦門談感想的前範式狀態；而在學術視野上，則要麼在市場效益的蠱惑下大唱資本的讚歌，要麼在技術革新的浪潮中歡呼融合的美景；要麼在媒介中心主義的三尺來深的學術礦井裡淺嘗輒止，要麼剛想抬頭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靈」的哈貝馬斯和公共領域這個理論想像力的天花板。
首先需要走出的兩個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義的狹隘視野與「方法論拜物教」的食洋不化。真正使得「方法為我所用」，而不是「我為方法所用」……
這些問題細究起來，均可歸結為一種「不講政治」的去政治化，而去政治化並非真的不講政治，其實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說得好，現代性有兩個突出問題——「政治的哲學化」（任何現代政治均含有一套「主義」）和「哲學的政治化」（任何「主義」均服務一套現代政治），兩者無不關乎學術與政治。現代諸多哲人對此也都多有闡發，如福柯及其話語權力說、知識考古學。福柯的理論學說，大多圍繞「知識與權力」「學術與政治」等命題。在他看來，近代的各種學科建制，各種知識體系，各種思想學說，實際上無不體現特定的權力關係和權力意志，屬於權力運作的結果。比如，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等仿佛純粹的自然科學，而深究起來就會發現原來都同現代文明徵服自然、徵服世界的權力意志相聯繫。
1980年代以來，耳聞目接的社會巨變又為學術與政治、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提供了更直接、更現實的佐證。正如哈維的有關研究所示，新自由主義思潮起源於學術研究，1970年代前一直處於學術邊緣。當時，其創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坦言，思想鬥爭是關鍵，這場不但針對馬克思主義，而且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和凱恩斯主義的思想鬥爭，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取勝。197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後，西方經濟精英出於保障自己階級利益的需要，開始通過財力雄厚的基金會和智庫大力弘揚這套思想，使其逐漸成為主導性的學術和政治理論。這個過程中，由瑞典金融精英主控的諾貝爾經濟獎，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頒給了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從而進一步鞏固了這套學說在經濟學領域的顯赫地位和話語霸權。而一旦進入國家政策領域，這一學術思潮就形成一整套影響千萬人身家性命的強勁政治力量，重構社會關係，主導社會轉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拉美化以及中國的「三農」「下崗」「新三座大山」等均有其憧憧鬼影。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緣起於超凡脫俗的學術，而結果則是實打實的政治，甚至是當代世界頭號政治。如果以去政治化的視角孜孜於技術性的問題，那麼不但所有關係重大的社會政治自然都被遮蔽，而且很可能在促進專業進展的虛假表象下，維護了新自由主義政治力圖達到的社會轉型和社會權力關係重構之目的。2014年，趙月枝在同香港中文大學邱林川教授的學術對談中再次尖銳指出：
最可怕的是傳播研究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集體政治無意識」，即把西方反共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把美國冷戰時代的傳播學當作「客觀」的社會科學，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關市場和國家的一系列假設及其政治目標——建立資產階級憲政理想國和與之匹配、但被隱去了其（資產）階級性質的、事實上也只是個「歷史範疇」的「公共領域」——當作規範性研究前提。[8]
面對新自由主義的肆行無忌以及嚴重後果，特別是對人、社會、自然、精神世界的毀滅性破壞，富有理性與良知的學者都展開深刻的反思與批判。人類社會的歷史包括中國實踐，也在傾覆這套意識形態或「意底牢結」。這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爾·波蘭尼及其代表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這部後冷戰時代備受關注的經典名作正在於質疑市場原教旨主義，證明自行其是的自由市場體制一旦出現，必然導致社會和環境的巨大代價，所以，必須將其納入社會的藩籬，也就是說必須將唯利是圖的「市場」關進「社會」的籠子裡，即人情、倫理、習俗、道德、宗教以及人類永續發展、子孫萬代福祉等約束中。
就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力度以及境界的深邃和視野的闊大而言，卡爾·波蘭尼頗似20世紀的卡爾·馬克思。雖然他和馬克思在根本思路上存在差異，但終其一生他都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大轉型》問世於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在瀰漫。這本力作對法西斯主義以及西方近代文明又一次給予根本性反思與批判，事實上法西斯並非孤零零的天外來客，猶如爹不親、娘不愛的怪胎，而就是孕育並生成於西方現代歷史的自然產物，用波蘭尼的話說，「要了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必須回到李嘉圖的英國」[9]。遺憾的是，《大轉型》問世時並未引起重視，只是隨著蘇東解體和後冷戰時代的巨變，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並造成一系列災難性後果，人們才開始認識波蘭尼及其思想，體會其理論洞見與學術價值。猶憶世紀之初，有一次我與趙月枝相約清華園甲所聚餐，見面後興高採烈暢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們才想起來還沒有顧上點餐。也就是那一次，聽她第一次談起《大轉型》一書，於是找來拜讀，果然茅塞頓開，許多問題豁然開朗。2015年，又讀了一遍臺灣的中譯本《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進一步理解其深沉幽邃的學術思想與文明憂思。
在趙月枝看來，《大轉型》在中國大陸的滯後傳播，也是整個改革時代對西方學術引介的最大歷史錯位與悲劇。因為，一方面，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另一方面，哈耶克、弗裡德曼等新自由主義人物卻事實上成為主導和主流的座上客。當市場原教旨主義扮演市場經濟的學術指南時，我們對西方的社會主義市場理論家波蘭尼及其學說居然一無所知。如今，國內外的變局、自然與社會的嚴酷現實終於使人們日益關注波蘭尼，趙月枝在《傳播與社會》中的有關闡發以及王紹光關於「雙向運動」等分析[10]堪稱範例，也只有從市場必須重新嵌入社會的「社會至上」立場，我們才能理解「傳播與社會」這一書名及其深意。
作為一位社會主義者，波蘭尼及其《大轉型》提供了對自律性市場神話的最有力批判，恰似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提供了對這一神話的最有名辯解。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為新版《大轉型》寫的序言中談道：「波蘭尼揭發了自律性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條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1842年出資興建的。」 [11]理解波蘭尼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嵌入」。作為經濟學家，波蘭尼對有史以來種種社會經濟形態進行細緻分析後發現，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出現以前，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嵌入社會之中，就像人的細胞融於肌體一樣，經濟制度「被浸沒在普遍的社會關係之中，市場僅僅是某個制度設置的附屬特性，而這個制度設置前所未有地受著社會權威的控制和規制」。換言之，人類的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主要受制於道德、習俗、宗教等社會化要素而非市場化機制，用他的話說：
在我們的時代之前，市場只不過是經濟生活中的附屬品。一般而言，經濟體系是被吸納在社會體系之中的，並且無論經濟活動中主導性的行為原則是什麼，我們發現市場模式都能與這種原則相容。我們不曾發現，市場模式所體現的交易或交換原則有壓制其他原則而獨自擴張的傾向。[12]
19世紀後，社會關係與行為才被一步步嵌入市場，特別是土地、勞動力和貨幣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易，更是確定無疑地將社會關係嵌入經濟體制，「勞動力與土地只不過是人類本身以及社會所處之自然環境……把它們包括到市場機制內意味著把社會本身屈從於市場規律之下」。[13]這是一種根本性變化：如果說人類以往各種文明共同體無不將市場嵌入整個社會體系的話，那麼19世紀以降的西方歷史則將力圖整個社會體系嵌入市場機制。按照王紹光的概括，前者是社會市場，即社會吸納市場，後者是市場社會，即市場吞噬社會。這種「市場吞噬社會」或「社會嵌入市場」的體系，波蘭尼認為既違背人性、違背自然，也必將摧毀整個社會：「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託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於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並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14]舉例來說，無論原始社會的部落，還是後來的城邦、國家等，都沒有將市場交易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更沒有將「圖利」即唯利是圖作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社會人生鵠的，而是更多的奉行諸如互惠、再分配、家計（householding）等原則，生產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使用，而不是為了圖利，西語經濟一詞（economy），就出自希臘人的家計（ceconomia）。貪得無厭的「經濟人」，亞當·斯密所謂以物易物、買賣交換的「人類秉性」等，不過是19世紀的西方歷史特產。波蘭尼說：
沒有一個社會能不具有某種形態的經濟制度而長期地生存下去，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是受市場的控制（即使是大體上的）而存在的。儘管19世紀學院的咒文是如此持續不斷地此唱彼和（地認為自利是人的本性，是人類經濟生活的基本動機——譯者注），事實卻是：在交易上圖利從沒有在人類經濟上佔過如此重要的地位。雖然市場的制度從石器時代後期就已普遍出現，但它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只不過是附屬性的。
19世紀文明卻是一個不同的、有獨特意義的經濟，這是因為它選擇了一種特殊的動機作為本身的基礎，而這種動機在人類社會之歷史上從未被認為是正當的，而且從未被提高到成為日常行為之準則的程度，這就是圖利。自律性市場制度就是從這個原則中導出來的。[15]
為此，在《大轉型》中，波蘭尼特別論及歷史上的各種反向運動，也就是同市場逐漸吞噬社會或社會逐漸嵌入市場的歷史趨勢相反的歷史運動，以求社會的瓷器店免受或少受市場公牛的踐踏。與此相似，新自由主義大潮中的市場擴張更激起層出不窮的反向運動，社會這隻看得見的手一直在力圖鉗制市場那隻所謂看不見的手，包括近年來一系列抵制新自由主義肆虐的思想與行動，如1999年在西雅圖、2000年在布拉格的示威者，如2011年「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1980年代後，在中國此起彼伏的「反自由化」「姓社姓資」等改革方向的交鋒，未嘗不可視為類似的「反向運動」——旨在鉗制非自然的「市場社會」及其擴張。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同樣是以社會的韁繩統馭市場的野馬，新世紀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理念就是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反彈，從而避免陷入斯蒂格利茨提示的，「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可能演化成為黑手黨資本主義及黑手黨政治體制」。[16]這裡，不僅是所謂的改革與保守、進步與落後、現代與傳統、姓社與姓資等問題，從更廣泛的社會歷史層面看，其實更蘊涵著波蘭尼所說的、對那種非自然的市場社會的本能抵制，蘊含著自古及今人類對馬克思所言人的全面發展，即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地萬物、人與自我靈魂等，和諧而自然相處的永恆渴望。
按照清華大學政治學者景躍進的分析，改革開放數十年有條一波三折的社會歷史線索：從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從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與這個過程相應，新聞傳播以及新聞傳播學也經歷了類似「正反合」過程：八十年代之前屬於極度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政治掛帥」「新聞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等均為表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九十年代一度去政治化，諸如「信息」「傳播」「受眾」等貌似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例；新世紀以來，在文化政治與文化自覺隱隱凸顯的趨勢中，再政治化又構成新的社會潮流與歷史進程，如歐美批判學派與傳播批判理論的日漸風行。
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初，新聞傳播及其研究都表現為高度的政治化，最典型的莫過於那個統攝一切的核心理念：新聞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不言而喻，這一「工具論」同當時的社會政治息息相關，絲絲相扣。當然，這個理念並非無稽之談，相反其中深含著一系列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理據。比如，人所熟知的國共兩黨鬥爭，在新聞戰線就表現得很突出、很激烈，此時新聞儼然成為階級鬥爭的一條重要戰線。再如，歐洲近代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抗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等，在新聞領域同樣表現得異常尖銳激烈，正如英國大革命、美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報刊，無不屬於階級鬥爭的一大利器或武器。因此，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歷史上看，這個理論都是自洽的，成立的，問題僅僅在於「工具論」一旦推向極致，則不免將政治、權力與媒體的複雜問題導向單一化，甚至庸俗化。趙月枝就回憶說：
上世紀80年代初在國內上新聞理論課，當時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教科書認為，西方新聞媒體被壟斷資本所控制，宣傳的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而西方記者自我標榜的新聞客觀性是虛偽的、有欺騙性。我們對這樣的說教有逆反心理，雖然不敢逃課和公開挑戰老師，但是沒有心悅誠服的感覺。[17]
於是，伴隨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政治的「自由化」思潮以及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蛻變，新聞傳播以及新聞傳播研究也一度呈現去政治化的態勢，美國主流傳播學的引進就是一個突出的標誌。這一過程從八十年代初啟動，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漸成氣候，九十年代後更達到高潮，用趙月枝的話說：「整個思想界，以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為主流的『新啟蒙』大潮已潛流暗湧；在新聞學界，以『意識形態的終結』為思想基礎的信息理論和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開始登陸國內，我們以『信息』對抗『宣傳』，以抽象的『傳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階級和其它社會性的傳播主體。」[18]當時盛行的「傳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饋」等概念及其理論，使得已經反感「工具論」和「階級鬥爭」話語的新聞學界感到耳目一新。換句話說，這套美國主流傳播理論在中國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權力概念在其表述中缺席，而這恰好迎合了時人去政治化的心態，如「受眾」就是一個典型的去政治化概念。八十年代美國主流傳播學引進中國時，大家對「受眾」概念頂禮膜拜，覺得比以前常用的諸如「人民」「群眾」等概念更中性、更客觀、更科學，而正如加拿大傳播批判學者莫斯可在經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言：
受眾（audience）這個概念也不像階級、社會性別、種族那樣是學術分析的範疇，而是媒介產業自身的產物。媒介產業用這個概念來識別市場，進而界定商品。受眾行為這樣的提法，為這個詞注入了分析的和經驗的現實性。但這一點並未得到證實，所以使用時應多加小心。至少，斷言人口學範疇意義上的「受眾」確實可行，未免過於不成熟。因為，我們還沒有確定這個詞在概念上的價值，尤其是還沒有確定受眾和社會階級、種族、民族以及社會性別之間的關係，而這些才是真正超出人口學意義的團體——它們是即存的經驗。[19]
這裡，尤其令人深思並值得反省的是，根據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劉海龍教授的專題研究，就在美國實證主義傳播研究湧入國門的1980年代，批判性的歐美傳播研究及其理論也同期登陸中國，結果卻是一熱一冷。因為，正處於去政治化熱潮中的學界，對貌似科學的實證主義一見之下，情有獨鍾，而對源於馬克思批判傳統的批判研究，對滲透階級、權力、經濟關係、壟斷控制等熟悉的話語則有一種本能拒斥。而按照傳播批判學者丹·席勒的觀點，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冷戰社會科學。比如，「報刊的四種理論」實際上就隱含著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二元對立，而西方奉行前者，東方盛行後者，云云。因此，看似科學的四種理論其實無所不在地滲透著冷戰意識形態。
總之，離開政治關懷、權力關係、階級與意識、社會實踐與現實生活的新聞傳播理論不僅凌空蹈虛，置身事外，而且也像馬克思批判的庸俗經濟學一樣，看似「科學」，實則常常遮蔽了重大的歷史背景、社會關係和政治意味。汪暉接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許燕博士的訪談時就說道：
絕不是什麼聲音都能在新聞報導和媒體中出現——什麼聲音能出現，什麼事情不能出現，即使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階級問題（我這裡指的是古典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與財產權和門第直接相關的階級概念），也總是和社會等級和權力關係相關的。因此，一種更具彈性的階級視野——也許更準確地說是政治視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媒體背後的支配權力。媒體是各種社會力量鬥爭的場域，從認識論的角度說，透明性、自由等概念無法概括和分析媒體實踐，恰恰相反，只有建立一種政治的視野才能理解媒體實踐——無論是媒體的公共性，還是媒體的遮蔽性。[20]
世紀之交，由於一系列創巨痛深的社會轉型，特別是市場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全方位衝擊，一度忽略的政治問題、權力關係等再次浮出水面，三農、下崗、住房、醫療、教育、環保等事項，以及公平正義等話題更推動著社會生活的再政治化。康曉光曾在《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3期上發表文章《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談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三教合流」趨勢，亦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彼此呼應，互為奧援，在利益攸關的基礎上形成政治同盟。甘陽說的「新左派」與「新右派」（「新自由主義」）之爭，第一次凸顯了一度淡忘或淡化的政治問題。
在這一新的變局下，新聞傳播及其研究也不能不面臨重新政治化的選擇。比如，一度熱門的話題「公共領域」，就體現著突出的政治意味。按照這套理論及其邏輯，報紙、電臺、電視臺、網絡等應該成為「公共媒介」，也就是說既不充任國家機器的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團的工具。同時，還有一批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承擔獨立的、不偏不倚的社會責任。就像八十年代的美國實證傳播理論一樣，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下成為另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話語，正如趙月枝所指出的：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的這個「假設」——「公共領域」，本意在於分析歐洲特定時期的政治現象和傳播問題，不成想被我們徑直拿來，當成論述中國新聞傳播的一個普遍性或普世性「教條」：
哈貝馬斯的歷史性概念「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被當作了普遍的現實性前提。不但「資產階級」這一修飾定語被隱去，而且哈貝馬斯有關「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如何因現代商業大眾媒介的勃興，公司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現代國家強有力的官僚機構的幹預而產生了「結構轉型」的分析，更不必談西方理論界對哈貝馬斯理論的批評與揚棄，一概被忽略了。[21]
她指出，西方的公共領域在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本有兩層含義：一是反抗上層的權威，如國王、封建貴族等，二是鉗制底層民眾的抵抗。換句話說，所謂公共領域不光反對國家或政治權威的幹涉，同時也壓制下層普通民眾的反抗。而我們談起公共領域仿佛只有對上的抵制，如種種「新聞自由」言說，而略去對下的壓制，這大概也是因為「政治經濟和媒體精英已經在鉗制來自底層社會壓力的共同事業中結成了聯盟」（趙月枝）。趙月枝還通過黃宗智以下的提問，直指中國式公共領域研究的城市中心主義偏向：「當我們以分散的農村地方社區來代替哈貝馬斯統一的城市公共領域的時候，……這一概念還剩下什麼存在的正當理由呢？」更重要的是，這裡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公共性與階級性的歷史辯證關係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的公共性宣稱問題：
中國的特定情形是，一個曾聲稱代表不同的反帝反殖和反資公共群體或「底層公共群體」——農民、工人、女性、少數民族群體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國家政權，卻同時又努力與跨國資本合作並正培育著一個本國資產階層並宣稱也代表它。而對於與孕育它的政權有血緣關係的中國資產階層來說，中國國家形成和轉型過程中的矛盾性和中國社會的權力平衡關係以及不斷升級的底層社會抗爭現實意味著依靠國家機器鉗制社會抗爭力量遠比反對國家威權擁有更多政治重要性。如呂新雨和我在一次學術對話中談及，公共性與階級代表性之間存在著辨證歷史關係。在討論中國媒體公共性的重構時，我們不能對中國媒體在建制時的無產階級公共性宣稱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同時，把哈貝馬斯明言作為「歷史範疇」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普遍理想來追求，有意無意把這個概念前面的定語「資產階級」隱去，仿佛這個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媒體人和他們所賦予話語權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最多包括被認為是中國民主化主體的「中產階級」。[22]
如果說八九十年代去政治化潮流是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盛行的背景，那麼新世紀以來再政治化趨勢則為傳播批判學派在中國生根開花提供了土壤。傳播批判理論更多繼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與思想衣缽，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在透視傳播現象和問題時更關注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深層聯繫，包括權力關係、階級關係以及社會歷史背景等。簡言之，批判理論是把新聞傳播放在廣泛的社會背景和權力關係之中進行考察，即趙月枝說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發展起來的批判傳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權力問題，而且將它置於廣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歷程中來審視」。一望而知，這與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實際上也是當下中國主流傳播研究迥異其趣。
關於批判理論，趙月枝論及三個經常關注的問題：一是傳播系統控制權的不平等分配問題。傳播系統同樣存在控制權問題，同樣存在權力關係問題，這個權力和控制問題不僅來自有形的政府，而且來自無形的經濟與社會勢力。比如，媒體大亨默多克的傳播權力與信息操控一點不亞於一國政府，當下中國的資本力量在傳播中的支配性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常說的話語權問題，無法脫離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二是現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不平等如何被呈現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並進而被合法化的過程。西方社會存在諸多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現象，由此形成各種衝突、矛盾或鬥爭，然而，在西方媒體上這些問題往往作為個案現象而非全局問題。比如，好萊塢大片很難看到普遍而尖銳的社會衝突和階級矛盾，即使有些打打殺殺，也僅限於極端個人的行為，如恐怖分子。2007年發生的那起震驚世界的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校園槍殺案，最後就被納入精神病人反社會的敘事框架，從而掩蓋了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不僅如此，媒體包括中國媒體還藉機又宣揚一番所謂「寬容」「博愛」「人性」等。這些均屬西方馬克思主義包括傳播批判理論審視的問題，也就是文化權力如何在社會現實中運作，又如何為各種社會現實提供合法性。三是彰顯抗爭。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自由原教旨主義一向反抗國家的行政權力，總是預設一個對立面——政黨或政府，信奉所謂「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等教條。趙月枝以及批判學派的研究表明，國家和市場其實都是既能限制，也能賦權，不是說只有國家才限制或賦予你的話語權，市場同樣可以賦予或限制你的話語權：
這兩個力量有對抗的可能，也有其相互迭加從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國家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內外資本利益和促進出口，可能會限制下層勞工和農民的話語權力，以保持「社會穩定」。或者是降低工資、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與此同時，在商業邏輯的驅動下，傳媒可能因下層勞工與農民這兩個社會階層不是廣告商的目標受眾而忽略他們話語表達和社會傳播需求。[23]
趙月枝書中第13章分析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媒體對「入世」大張旗鼓的宣傳報導就是一個鮮明例證。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就「入世」報導所體現的政治問題與權力關係寫道：「媒介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觀念得以張揚，跨國企業享有話語權，新聞報導同時給予美國主導的跨國資本主義以足夠的重視。中國媒介不僅依賴美國使館和美國媒介為其提供WTO協議的內容和對協議的詮釋，甚至成為跨國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傳工具。與此同時，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關新聞報導和評論中，沒有一篇文章有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聲音，就連禮節性的引語也沒有。用汪暉的話來說，中國媒介對WTO協議進行了一次漫長而一廂情願的宣傳活動，與美國媒介對這一相同主題的報導相互呼應。」[24]
2008年，在一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文章末尾，趙月枝針對中西新聞傳播學的不同走勢，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
在西方批判學者反思西方新聞體制和基本原則，希望按照民主和參與的精神「重造媒體」並領導和參與各種方興未艾的以媒體民主化為目標的「媒體改革」運動的時候，國內的許多學者一邊忙於建構以「美國主流」為基本參照的新聞傳播學，一邊把西方壟斷資本媒體的新聞理念當普世理念在中國不加批判、不分社會制度的弘揚，而媒體商業化的壓力和「做大做強」的產業取向又在客觀上引導學者和學生們強化唯西方壟斷資本媒體馬首是瞻的傾向。
我們是照舊做著客觀專業的新聞傳播學術，並希望以此與「西方主流」接軌，還是重新審視我們的新聞傳播學的基本理念並構建我們對中國新聞傳播制度的新的學術想像？[25]
面對這個嚴肅嚴峻的問題，面對社會與傳播的變局、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如何激發學科的生命力，又如何激活研究的想像力？回應此類問題，當務之急恐怕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激活中國新聞傳播學的政治意味與思想活力，由此愈發顯得事關重大，非同小可。因為「否定之否定」的再政治化及其新聞傳播研究，不僅在於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於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並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託。
批評家雷達在重新審視「十七年」作品時談到，那些經典之作雖然有其時代局限，如鮮明的政治色彩、革命情結、時代風雲，但字裡行間卻自有一種磅礴大氣，而政治是鑄就大氣的靈魂。與之相對，近三十年來，藝術與藝術家貌似遠離政治，沉溺於小我之中，只談風月，不談風雲，也就失去元氣淋漓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這個問題同樣存在於新聞傳播學科。沒有政治意識、政治眼光、政治胸懷的研究及著述看上去精緻無比，充其量自娛自樂，既不能「解釋世界」，更無法按馬克思說的「改變世界」。就像社會學家黃平批評的實證研究：
現在所謂社會科學的偽科學化程度是比較高的，它既沒有文史哲的厚重，也沒有數學、物理學的那個形式。我自己身在其中，我列過五個社會科學的「不三不四」：第一，你講故事不如記者來得快；第二，不如文學家來得生動；第三，不如統計局的數據來得準確；第四，對體制的問題不如身在其中的官員體會深刻；第五，不如當事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對事情把握得準。於是就弄了一些社會學的概念往那兒一堆，列出一些圖表來騙人。[26]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紀以來，一批有思想、有頭腦的學人日漸破除去政治化的迷霧，將學術研究同社會人生相聯繫，同億萬人民的歷史實踐相聯繫，特別是一批生機勃勃年輕學者及其博士論文，更體現了傳播與社會、學術與政治的血肉關聯，顯示了非同一般的想像力與創造性，體現了一種鮮明的文化自覺與學術自覺。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動向，也是趙月枝思考與著述的正果。
[1] [加]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第1頁。
[2] 同上，第4頁。
[3] [美]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徐海銘、季海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3頁。
[4] 同上，「導言」第1頁。
[5]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6期。
[6] [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第3頁。
[7] [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4頁。
[8] 趙月枝、邱林川、王洪喆：《東西方之間的批判傳播研究：道路、問題與使命》，載《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8期。
[9] [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92頁。
[10]2012年更以《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三聯書店），對此進行了通透翔實的論述。
[11] [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2頁。
[12][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45、59頁。
[13] [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50頁。
[14][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3頁。
[15] [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09-110頁、第91頁。
[16] 同上，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4頁。
[17][加]趙月枝：《為什麼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載《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
[18] 同上。
[19][加]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胡春陽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第293頁。
[20] 汪暉：《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346頁。
[21][加]趙月枝：《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載《傳播與社會學刊》2007年第2期。
[22][加]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第52頁。
[23][加]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第35頁。
[24][加]趙月枝：《中國與全球資本：文化視野中的考量》，載《新聞與傳播評論》2005年卷。
[25][加]趙月枝：《為什麼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載《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
[26] 蘇力、陳春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北京，三聯書店，2009，第6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