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問題在臺灣原本並不明顯，但伴隨臺灣「反對運動」的興起而出現，隨著「民主化」而成形，在民進黨和「獨」勢力的操弄下日益激化和政治化，並異化為政治派系鬥爭的工具，最終形成為臺灣任誰都無法忽視的重要的政治問題。本文以臺灣族群矛盾的發展為主線，分析族群問題政治化的原因、特點以及族群問題政治化對臺灣當前社會和兩岸關係造成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觀察臺灣族群問題的發展方向，希望能對臺灣族群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借鑑。
(一)族群的基本內涵
從詞源學意義上說，「族群」是從希臘語演變而來，最開始的意思是宗教對本教徒和「異教徒」的區分。隨著時間的發展「族群」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20世紀30年代「族群」一詞開始與人種、文化、民族、種族等等連接在一起。20世紀50到60年代「族群」開始流行於歐美國家的人類學界，成為一種人群劃分概念。20世紀80年代末期，臺灣學術界開始關注並研究「族群」這一概念。隨著政治格局的發展以及「黨外」勢力的壯大，「族群」這一概念的含義也發生了極大的轉化，甚至成為獨勢力的「擋箭牌」和「神主牌」。在對族群的定義中，臺灣學者王甫昌的概念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借鑑意義，即「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也就是說族群的概念有兩大特徵:共同的血緣、地域或者是認同感。血緣和地域因素會隨著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認同感則是相對更長久也是一個群體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
(二)臺灣族群的基本格局
臺灣族群問題的發展與政治格局演變緊密相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政治格局劇烈演變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臺灣族群問題演化的過程，也是臺灣社會各個族群之間博弈和較量的過程。根據各個人群在臺灣島上的到達時間、人群內部所通用的語言和歷史記憶，臺灣學者施正峰將臺灣民眾劃分為四大族群。儘管「四大族群」的概念多有偏頗，但從政治和社會意義上來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臺灣社會的現狀。
1．原住民。原住民在「四大族群」中所佔人口比例最低，只有2%不到。其歷史上曾分布於平原地區，後來在與遷居臺灣的福佬人爭奪生活資源中失利，被迫遷移到高山地區生活，佔有臺灣土地面積的一半以上。原住民的族群意識是在與福佬人的衝突中形成共同的民族記憶而迸發出來，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民主化運動中受到福佬人和客家人族群運動的影響而最終完全形成。
2．福佬人。福佬人是從中國大陸主要是福建地區遷居臺灣的，遷居時間晚於原住民早於客家人，是當前臺灣社會中的第一大族群，主要語言是閩南語，平原地區分布較多。他們以臺灣本土人自居，在本土化運動中提出「福佬人就是臺灣人」、「閩南話就是臺灣語」等口號。福佬人的族群意識萌發是在與原住民和客家人的爭鬥中形成並發展的，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高潮。
3．客家人。客家人是從清朝到1945年期間湧入臺灣的大陸人，主要來源於廣東和福建等地。客家人佔臺灣總人口的大約15%，歷史上因經常與福佬人產生衝突並「幫助」清朝鎮壓福佬人起義，而產生「義民」信仰。現如今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高山和平原之間的丘陵地區，一直屬於臺灣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福佬人的族群運動刺激了其族群意識的迸發，喊出了「客家人也是臺灣人」、「客家話也是臺灣話」的口號。
4．外省人。外省人是國共內戰之後隨著國民党進入臺灣的大陸人，是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大多數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同根同源」。由於進入臺灣歷史較晚以及國民黨當時大量重用外省人進入政治核心層，導致早前民眾不滿。政治戒嚴結束之後，外省人身份優勢喪失，大量本省人進入政治決策層形成外省人「危機」。在政治本土化後，外省人產生被威脅感，最終形成外省人的族群意識。「四大族群」之間主要有三對矛盾:原住民和漢民之間的矛盾、福佬人和客家人之間的矛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其中原漢矛盾以及福佬人與客家人之間的矛盾大多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而省籍矛盾與政治關係較大，是當前臺灣社會中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對臺灣的政治社會、政治行為、政治活動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臺灣的族群問題發端於資源分配的不公，隨著「反對運動」的興起以及民進黨和「獨」勢力的操縱而逐漸激化和政治化。
(一)臺灣族群問題的政治化族群問題
政治化，即本無政治意義的族群問題卻與政治行為、政治活動緊密相連在一起。臺灣族群問題政治化的原因是複雜的，其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
1．臺灣族群問題的政治化與國民黨的政治資源分配以及初期政策有很大關係。抗戰勝利後，臺灣人民抱著擺脫奴役壓迫、希望臺灣富強的願望回歸祖國大陸的懷抱。但是國民黨接收人員暴力執法、貪汙腐敗、壓榨人民，甚至一定程度上視臺灣本省人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國民黨的殘暴統治大大打擊了臺灣民眾的熱情和熱心。國民黨敗退臺灣不久，就實行政治戒嚴，並由外省人把控臺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教等社會上層職位。政治上的受壓迫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臺灣人民內心萌發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別。
2．從族群問題的發展過程來看，臺灣族群問題的萌發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當時國民黨當局內外交困:一方面是失去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島內本土世代不斷發展，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反對運動風起雲湧。在這樣的形勢下，「黨外」勢力為了劃分陣營以及獲取支持有了最開始的族群想像，出現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臺灣族群問題的出現是政治反對運動的附屬產品。20世紀80年代民進黨經過長期的反對運動，形成了「臺灣數百年以來都是在外來政權的統治之下」等獨特認知。通過宣傳擴大並細化這些認知，民進黨獲得了最開始的政治資源積累，當然也使得族群問題慢慢發展成熟，成為臺灣政治社會中一個重要問題。
上臺之初，李登輝為了自身的利益和打造屬於自己的勢力班底，刻意宣揚自己的臺灣本土人身份，在社會上灌輸和宣傳省籍概念以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欺壓的思想，進一步激化了族群矛盾。1996年，臺灣進行領導人直選，族群問題被擴大為整個政治社會最重要因素。本省人佔臺灣人口的絕大多數，只要贏得本省人的選票就可以問鼎「總統」大位。因此民進黨刻意操弄族群，激化省籍矛盾並將自己塑造為臺灣利益的代言人而騙取支持。儘管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但由此次選舉開始民進黨操弄族群矛盾收穫了越來越多的選票，成為島內主要政黨之一。
3．從操弄族群問題發展的目的來說，族群問題之所以會擴大並不斷的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是族群問題的擴大可以為政黨收穫選票。最明顯的案例是2004年臺灣「總統」選舉時，民進黨對莫名發生的「三一九槍擊案」的操弄。之前，民進黨的民調一直大幅落後於藍營。槍擊事件後，民進黨趁熱打鐵不斷重複播放陳水扁受傷的視頻，引起臺灣民眾悲情意識的迸發，最後民進黨以兩萬多票的微弱優勢成功逆轉。民進黨之所以能夠完成這次逆襲，與民進黨持續不斷地宣傳和激發族群意識是分不開的。
(二)臺灣族群問題的特點
1．臺灣族群問題具有明顯的人為建構性。一方面按照西方主流的學術觀點和理論，臺灣有且只應該有兩個族群，即漢族群和原住民族群。臺灣現有的族群問題矛盾，也就只應該是「原漢矛盾」，可現實政治社會中臺灣的主要族群矛盾卻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即漢民族內部的矛盾，這顯然是違背民族學和人類學理論的。另一方面，如果以語言、宗教或者文字、歷史等等因素來劃分，臺灣至少會有20個以上的民族出現，那麼臺灣的族群矛盾就會更加激烈和複雜，不僅僅是所謂的「原住民和漢族之間的矛盾」、「福佬人和客家人之間的矛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這樣簡簡單單的三對矛盾劃分就可以詳細描述。福佬人可以分為泉州人和漳州人，客家人根據來源的地域不同也可更加細分，更何況還有臺灣原本的「平鋪十族」之間的矛盾。所以，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講，臺灣的四大族群之間的劃分以及矛盾等都具有人為建構的特徵。換言之，族群有主觀的文化認同以及客觀上的共同地域來源，相同的血緣等等標準，臺灣的族群主觀建構意味要遠遠大於客觀歷史文化、地域區別和宗族血緣而形成的族群認同。
2．臺灣族群問題在政治操作上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所謂的民粹主義是相對於精英主義、專制主義而言的，是「一種基於心理預謀的訴諸民眾利益或者偏見的政治政策」，是政府或者政黨用煽動性的語言鼓動人民群眾，以達到其目的的政治行為。一方面，民粹主義的特點就是非理性。民進黨的選舉策略就是利用簡單明了的口號，煽動族群矛盾，利用民眾的非理性和衝動刻意誤導人民群眾，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和政策;另一方面利用「情感的號召」喚醒人民心中的悲情主義，謊稱本黨代表的是臺灣社會的本土利益而進行政治動員，騙取和擴大民意支持。民粹主義是在臺灣政治民主化以及臺灣本省人為了爭奪政治資源和社會地位的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但它對整個臺灣政局的發展和臺灣社會結構的建構和兩岸關係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3．族群政治化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間隙性。即族群問題的醞釀與迸發與臺灣的政治選舉具有正相關關係。即族群問題、族群話題以及族群分裂等等都不是臺灣人民生活的常態，而只是在政治選舉過程中才會被炒熱的政治議題。族群問題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嚴重，並成為當前臺灣任何一個政黨執政或者制定政策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很大原因在於政客為了自身的利益的短期操作，他們運用煽動性語言以「團結」民眾獲得支持。
4．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講，臺灣的族群問題具有悲情主義色彩。從荷蘭殖民者掠奪臺灣開始，臺灣和祖國之間的關係幾經疏離;近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使臺灣民眾飽受摧殘，內心產生了一種「亞細亞孤兒」和「悲情主義」的心理。民進黨利用了民眾的這種悲情心理，強化自己「臺灣代言人的身份」，將國民黨政權定義為與歷史上荷蘭和日本殖民主義統治者一樣的外來政權，歪曲歷史，將臺灣人民所有苦難的原因都歸結到「族群問題」上。這種被歷史綁架的悲情主義成為了臺灣社會的火藥桶，也引發臺灣人強烈的出頭天心理。李登輝上臺之後立刻將「二二八事件」歸罪於外省人，清洗國民黨內部外省人佔據的職位並將之全部換成本省人，形成所謂的李登輝情結，陳水扁、蔡英文每年「二二八」都組織活動聲討國民黨，這些都是悲情主義色彩渲染之下的族群問題在政治上的反應。
5．族群政治化之下，各個族群具有相對穩定的政黨偏向性。一般來說，外省人由於是政治移民的原因，大多數是國民黨或者親民黨的支持者，屬於「藍營」，支持「兩岸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認同中華文化，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兩岸同根同源。而本省人中由於其政治利益的訴求各有不同，所以相互之間差異較大。原住民族政黨的偏向性更多趨向於「泛藍陣營」。客家人歷來崇尚正義和正統的觀念，在福佬人「人多勢眾」的壓力之下，也形成了一種「弱勢群體」的心態，故而客家人大多都是「泛藍」陣營的支持者。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客家人的選票更加趨於現實和理性。而臺灣的第一大族群「福佬人」則比較分裂，一部分是「綠營」的支持者，傾向於臺灣獨立，但是另外一部分卻又反對獨。總而言之，根據每個族群的利益和歷史發展，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每個陣營都有自己的堅定支持者和反對者，而決定一場選舉勝利與否的關鍵就是中間選民的態度。
(一)導致政黨對社會層面和民眾利益關注的減少
族群政治化的不斷發展使得「族群問題」成為政黨隨意操弄的政治工具，必然會導致政黨對社會層面和民眾利益關注的減少。族群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治的民粹化，民粹化是政客通過社會輿論等等引導選民的選擇，是一種對於人民群眾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民粹化政治發展的第一要務是大眾情緒的引導，而不是致力於社會的和諧發展、經濟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人民的幸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黨外」勢力打著「民主化」的旗號成立「民主進步黨」，本省人進入政治決策層分享政治權力，並改革選舉制度直選「總統」等等。美國學者亨廷頓將其政治變革作為一個成功案例，加入到第三次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予以研究分析，以臺灣為樣板號召促進世界其他專制主義國家的民主化發展。但現實是臺灣的政黨為了獲得選票，將族群問題擴大為政治選舉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不以人民利益為考量，不以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臺灣的繁榮富強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違背了民主發展的原意。同時太過追求短期選舉利益，並非是從公共政策專業、理性的角度做出決策，而是一味討好選民，造成了現實政策實施中跳票、打折扣、財政困難、政策衝突、公共資源浪費等後果，最終還是要整個社會來承擔。
(二)使民主政治蒙羞
族群政治化的不斷發展使臺灣政治選舉不斷劣質化，使民主政治蒙羞。選舉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即選舉的本意是競爭性的政黨各自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推出政策，經過人民的考核選舉，從而上臺執政以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但是臺灣族群政治化的發展使得臺灣的政治選舉成為一種劣質選舉文化。其一，是各個政黨為了能夠上臺執政，大肆攻擊對方陣營的選舉人、政策甚至進行人身攻擊。其二，是臺灣選舉中，各個政黨與臺灣島內的各大財團形成一種緊密的聯繫;最後是地方勢力的滋長和黑金政治。為了擴大地方選舉的民意支持，政黨不得不與各地「樁腳」成為合作夥伴關係。樁腳不僅僅是那些在當地有聲望的人，甚至一些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黑社會勢力也是樁腳的一部分。各個樁腳在政黨選舉時期，運用自身的聲望和金錢等威逼利誘選民為政黨拉取選票，政黨當權之後也得對樁腳「論功行賞」，這種政治選舉方式與民主社會所倡導的以人民利益為投票的必要條件不僅不相符，甚至相違背。
(三)造成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模糊
族群政治化過程中族群認同、政黨認同的分化，造成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出現分化和混亂，對臺灣社會乃至兩岸關係都造成不可小覷的消極影響。四大族群的劃分以及與此相對應的三大矛盾，在表面上是因為政治或者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敵對關係，但實質上臺灣族群問題從產生開始就與國家認同相牽絆。民進黨成立之初就將本黨作為臺灣民眾利益的代表，是反對外來壓迫和摧殘的正義政黨。與此同時將國民黨與「臺灣的叛徒」相捆綁，國民黨認同「兩岸都屬於同一個中國」是「吃臺灣的米，喝臺灣的水卻欺負臺灣人的行為」，是「聯共賣臺」。陳水扁時期，更是肆意操弄族群，將族群認同與省籍認同、國家認同簡單粗暴的分化為「愛臺灣就是認同臺灣獨立自主就是認同民進黨」、「支持一個中國原則認同國民黨就是臺灣的叛徒」。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延續陳水扁政策，繼續製造政治仇恨和族群對立，所不同的是不像陳水扁那樣赤裸裸，而是用「新政治文化」那樣的空洞概念進行了掩飾。民進黨對族群的操弄，將臺灣社會結構分化為「二元對立」。
一方面，造成臺灣社會的撕裂和政局不穩定。如上所述，臺灣的族群有著其特定的政黨偏向性，並且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政黨偏向性十分穩定。這就造成了臺灣社會的執政困境，不撕裂族群獲得不了選票;但是利用族群矛盾獲取選票，也會面臨一個分裂的社會。即民進黨上臺，原有支持國民黨的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政策就會多有挑剔，甚至是反對;而國民黨上臺執政，民進黨的支持者則會害怕其「聯共賣臺」，不配合甚至敵視國民黨的執政。在野黨和民眾不支持甚至反對執政黨的政策，不配合不執行政策，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經濟下滑、民心不定、社會成員對於當局的不信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從而加重對當局的不信任，成為一個惡性循環，嚴重阻礙臺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良好有序發展。另一方面，某些政治勢力利用民眾的政治知識水平匱乏而引導民眾形成「臺灣民族」的認同，顛覆對於中國大陸以及中華文化的認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僅僅是一個口號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族群矛盾的發展將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相捆綁，造成民眾對於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認同的模糊，對臺灣回歸祖國的進程增加了障礙。
研究認為，臺灣族群問題儘管不會短期消失，但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政黨政策的調整、社會理性的增強以及「獨」操縱空間的縮小等，各族群會逐漸走向融合。
(一)臺灣族群問題政治化的困境
從臺灣內部來說族群政治化的問題，其一是選民利益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政治選舉中各派勢力只顧利用族群問題爭取選票，人民群眾的利益需要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均極少關注。其二族群政治化對於臺灣的民主發展來說是巨大的阻礙，一系列問題層出不窮，對臺灣的政治穩定、社會和諧以及經濟發展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從外部方面來說，族群政治與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緊密聯繫，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臺灣社會的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水平迅速提高，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逐漸成為多極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極。臺灣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的發展都需要與中國大陸保持良好關係。如上所述，臺灣政治族群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必然會在未來影響臺灣社會發展。從推動者的角度來說，族群問題政治化的發展除了為政黨選舉贏得選票之外也為政黨造成了難以逾越的「困境」。
一方面是上面提到的政黨執政困境，上臺前各個政黨之間為了競爭執政黨地位，競相藉助族群問題拉取選票。但是族群問題越突出族群矛盾越激化，任何一個政黨上臺之後的執政都會越困難。另一方面，族群問題的發展對政黨民意支持的擴大也是一個極大的阻礙。如果不向對方的政策靠攏，不僅不能從對方陣營獲得民意支持有可能還會喪失中間選民。但是如果變更政策，就會失去本陣營中原有的支持者。以兩大政黨為例，民進黨神主牌是「獨」，以本土為立身之本，但是卻容易引發泛藍陣營的強烈不信任感，危及統治的正當性。國民黨如果不支持「獨」就是不夠本土化，但是支持獨就是放棄本黨的信念甚至會喪失泛藍陣營選民。執政困境以及擴大民意支持的困境是當前兩大政黨都要面對的問題。
(二)臺灣族群問題政治化的發展趨勢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臺灣社會內部政治結構的變遷，臺灣的族群問題也不再適應當前和未來臺灣社會的發展，因而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因為政客不會放棄操縱和「統獨」之爭的存在，臺灣的族群問題雖然還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但不會越演越烈，反而會隨著情勢的變遷而愈見消弭。理由如下:
1．人口結構的變遷使得族群差異不再那麼明顯。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帶去的近兩百萬大陸人口大多都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人，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和滋養，由於政治原因或主動或被動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並進入臺灣政策決策層。原本就與經歷近半個世紀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觀念多有差異，在政治上的分裂表現也就十分明顯。但是隨著年齡的增大，二代和三代的大陸人漸漸成為臺灣社會的支柱。二代和三代外省人與從小土生土長的本省人沒有根本性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族群之間的分歧。
2．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通婚以及長期以來工作生活中的相處，也減少了族群之間的誤會。族群問題產生初期，獨勢力藉助多數民眾對大陸的陌生和不了解妖魔化大陸和外省人，從而在兩個族群之間埋下不信任和隔閡的種子。但是，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通婚和工作、生活中的合作與相處，民眾慢慢發現其實族群之間的差異和矛盾遠遠沒有政客所宣揚的那麼大。
3．臺灣社會中群體理性意識的加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族群問題的進一步擴大。臺灣經濟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騰飛，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民眾的認知水平得到極大地提高，也就不再盲目聽信政客的宣傳，而是從理性的角度出發，認識各種政治事件，化解族群矛盾。
4．族群矛盾導致的政治困境使得臺灣各政黨不得不正視族群問題，想方設法從族群選舉中解套。選票擴大和選舉與執政的族群悖論使得各個政黨都不得不認真考慮，如何從政治選舉中將族群牌剝離出來，體現在臺灣政治中就是近年來各黨所走的「中間道路」。「中間道路」來源於西方的「第三條道路」，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左翼政黨提出來的一種折中的政治或者哲學理念，它主要是一種介於左右之間的執政價值的選擇以及解決社會內部問題的戰略。中間道路吸收了「第三條道路」中的折中概念，從臺灣的社會現實出發力圖超越或者緩解政黨之間的對立立場。例如李登輝時期所提倡的「新臺灣人」口號，無論是那個時代那個地方來到臺灣這片土地上，只要真心認同臺灣，將臺灣作為自己的故鄉就是臺灣人。甚至在某次活動中李登輝和宋楚瑜聯手，高喊「我們都是新臺灣人」的口號。儘管「新臺灣人」的動機是為了祛除中國化，建立一個臺灣自己的共和國。但在一定程度上「新臺灣人」概念的建構，超越了族群之間的分裂和矛盾，將臺灣所有的族群都連為一體，大家不分族群都是臺灣的公民，促進了臺灣省籍矛盾的融合和島內的安定團結。
5．「獨」操作空間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勢下將不斷萎縮，有利於促進臺灣族群問題的解決。臺灣族群政治因「統獨」之爭而尖銳化，政客因此肆意歪曲歷史、顛倒是非，為自己創造有利條件。在污衊某些政客「賣臺」不足以達到其目的的情況下，就抹黑整個族群，製造族群仇恨和對立。當前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已經基本形成，隨著大陸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獨」訴求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這將使族群爭鬥逐漸失去操作空間，最終導致族群問題的消弭。
族群問題是臺灣政治生活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因素，也是兩岸關係良好發展的一個不穩定要素。臺灣的族群問題具有人為建構性、民粹性、間隙性和悲情性以及相對穩定的政黨偏向等特點。族群問題的政治化使族群問題成為政黨操縱的工具，汙化選舉使民主蒙羞，並導致社會撕裂、民眾認同混亂。族群撕裂固然使操縱者獲得選票，但也使其執政面臨困境。而族群問題最重要的推動者———民進黨，也意識到了族群「神主牌」的副作用，民意支持與族群悖論、上臺執政與有效執政的悖論等都是其政黨發展和政治改革中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通過長達20－30年的政治改革和發展，相信人民意識的提高以及政黨意識的轉變和兩岸實力水平的消長變化等都會使族群問題終歸消融（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