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族群認同的轉折: 從 「中國化」到 「在地化」

認同是近年來較為熱門的話題，既反映了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也體現了學界內部跨文化、跨學科交流的論述。在西語世界，自認同的概念被引入社會科學後，尤其到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大量學者便投入該領域。而認同概念的本身也是在不斷被建構和動態發展的。本文傾向於將 「認同」作為一種自我的歸屬感，區分了 「我」與 「他」或是 「我們」與 「他們」，簡單的說就是回答 「你是誰」這個問題。同樣 「族群」的概念也具有鮮明的建構性和主觀性，包含有共同祖先、共同來源、共同文化、語言等多種要素。根據 「認同」的回答方式，綜合王甫昌與許維德的觀點 ，本文將 「族群認同」定義為我們自己屬於哪一個族群的回答。臺灣族群整體的認同問題在戰後便橫亙於臺灣社會，尤其在臺灣社會歷經轉型與多次意識形態論戰後，族群的矛盾與認同問題不斷凸顯和深化，並成為學界廣泛參與和討論的議題，直至今日出現了普遍的認同迷思與錯亂。臺灣族群認同並非一蹴而就，經歷了從 「中國化」到 「在地化」的轉折。這種轉折除了受到臺灣本地政治與社會利益的影響外，還與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目前學界多從 「臺灣意識」與 「中國意識」二者之關係以及臺灣族群認同的形成原因、建構等兩個角度去剖析這一問題，也有專門從事客家族群或原住民族群研究的。雖注意到了社會、學術與認同之間複雜的關係，但大多集中於從政治路徑分析戰後臺灣族群認同的自身變化。本文擬著重對戰後臺灣學界對族群認同變遷的淵源進行考察，希冀通過學術、社會與認同之間的互饋關係的角度，來釐清臺灣族群認同變遷的軌跡。

1945年臺灣光復

01 臺灣的中國化: 中國認同下的地域觀念萌動

1945 年臺灣光復，面對祖國的來臨，被日本統治的臺灣人民展現的是一種期待。國民政府在接收的同時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國性文化建構工作，以釐正臺灣同胞已經模糊的族群認同。而發生在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使部分臺灣本省人開始對中國性建構文化工程產生反感。不過在威權體制的脅迫下，這種反感也只能藏在內心，不敢明白表示。1948 年 4 月， 《新生報·橋》副刊舉辦第二次茶話會，楊逵發言說: 光復快三年了，臺灣文學界還消沉得可憐，原因有二，一是語言生疏; 其二便是 「政治條件與政治變動，致使作者感到不安、威脅與恐懼，寫作空間受到限制。」

《福爾摩沙》雜誌的吳坤煌說: 「光復後，我們也出版過臺灣評論，二二八事件前我們還計劃出版一個文藝雜誌，……但是目前的環境下，大家都不敢說話。」恐怖的政治陰影勾起了本省籍人士的 「孤兒意識」和 「悲情意識」，甚至在他們心中，國民政府已經和外來帝國主義政權實無二樣，重歸祖國懷抱的夢想徹底破滅。1949 年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其後當局便 「以臺灣為中華文化所寄，這是另一種形式的 『中國化』」，並透過文教和宣傳系統的掌控，以及國

語運動的推行，對中國文化和研究大加鼓勵，並將臺灣的島民改造成一種 「量身定製」的中國人標準。這一時期活躍的學者多是從大陸遷臺的，研究資料也是從大陸帶來，從當時主流的《大陸雜誌》上所刊載的文章來看，這一時期的研究還是集中於關乎大陸地區、傳統的一般性研究，研究的重點也基本是大陸時期研究的繼續。加之此時大陸正處於相對封閉和隔絕於西方的狀態，使得海外諸多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無法直接前往大陸地區，故而紛紛轉向臺灣，以臺灣作為研究中國的 「實驗室」。自此，許多原本在大陸的研究被直接移植到臺灣繼續進行。

社會學者陳紹馨提出將臺灣作為 「中國社會研究的實驗室」的概念。他指出: 「臺灣與大陸的研究可以說是 『記述性』與 『探討性』的研究。臺灣社會在十七世紀初年以後，就有中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文獻，而日據以後，有土地、人口、農業、商業、工業、交通、運輸、公共衛生、教育、宗教、犯罪等等的詳細調查報告書與統計。光復以後，還有幾次農業普查與工商普查。利用此等資料，可做中國社會之完整透徹地研究。在日據半世紀間，因日人嚴格管制臺灣與大陸間的交流，在臺灣的中國人成為 『封閉性人口』，在這種情形下，臺灣成為一個 『實驗室』，經此可觀察中國人口與社會的演變。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上的寶庫。在此 『實驗室』裡，我們可以追尋一連串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 從近代以前的階段，經現代化開始期，以至殖民地式現代化、自主性現代化的階段。」陳氏下此論斷，一方面是由於臺灣保有大量可供研究便利的資料這一客觀優勢，另一方面，也是受當時國際情勢的影響。當時的中國大陸尚未開放，西方學者無法深入大陸地區研究中國，而以臺灣為 「代用品」。同時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在國際上以代表中國的 「正統」而自居。所以在當時，臺灣毫無疑問地被當作中國的一部分。

後來陳氏援引一美國學者的私函說: 「臺灣是歷史研究上引人入勝的地方。這個 『實驗室』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何意義，似乎逐漸被認識。如能有整套完整的研究計劃，則在臺灣或透過臺灣對中國的研究，不但能促進整個中國的研究，而且對社會科學本身，也必定有不少的貢獻。」在這之後，學界就通過臺灣以研究中國，臺灣成為了中國的代名詞，事實上也就是 「臺灣」等於 「中國」。

但在這種強力推行的中國認同之下，具有地方性的臺灣地域觀念也在逐漸開始形成。戰後初期的 「中國化」建設是一種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的 「國民建設」，即是將從殖民地的日本化臺灣人變成中國國民。黃英哲指出，戰後由於國民黨政府企圖儘速將臺灣 「中國化」，而臺灣學界則是在 「中國化」與 「世界化」之間尋求平衡點 。伴隨著研究的深入，大陸帶來的資料被研究、

整理完畢後，學界的轉向漸漸偏重於所生活的臺灣，較為典型的是， 《大陸雜誌》從 1950 年代後期也開始漸漸出現了有關臺灣本土研究的文章，諸如徐方幹的 《臺灣茶史掇要》、陳國鈞的《臺東金山鄉的排灣族》、 《花蓮吉安鄉的阿美族》、姜道章的 《臺北縣板橋鄉之歷史的發展》、李獻璋的 《安平、臺南的媽祖祭典》等。這些零星的關於臺灣本土的研究被納入到中國史的分支下，而研究的本身也無法擺脫地方志或地方史的研究典範。當然，許嘉明、陳紹馨等亦曾指出清代以來的臺灣社會發展迥異於大陸南方諸省，但在當時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這種 「差異學說」對學界研究並無明顯的影響。

1965 年 11 月，臺大文學院召開了 「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小型學術座談會。此後，該研討會由臺大歷史系接辦，並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下辦過一系列的 「臺灣研究研討會」，自 1965 年 12 月8 日開始，每月一次，到1967 年5 月7 日共進行了 14 次。除上述研究外，陳奇祿與許倬雲兩教授共同推動成立了 「臺灣口述歷史委員會」，促成 「臺灣口述歷史計劃」，這些研究與計劃 「將臺灣史的研究推向了學院，對臺灣史獨立於中國史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二八紀念碑文

但從二二八事件開始，本土的意識便開始在臺灣潛流暗長了。尤其是在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後，臺灣學界對於 「國家」產生了一定迷惑，剛剛重新建立起的民族信心開始喪失。臺灣人在心痛之餘，便將精神領域中的 「文化祖國」虛位化了。這種經 「二二八」焠煉之後的 「臺灣意識」逐漸開始深刻，於是 「臺灣意識」也就逐漸凝結成型了。

二二八事件不僅僅對本土的文化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了部分臺灣人的民族性扭曲，懦弱、自私、冷漠的性格漸漸形成，使得族群自尊膨脹，共同理想難以凝聚，藝術、文學的創造，心靈世界的提升，都受到無可比擬的抑制、打擊。更為重要的是造成了整個臺灣社會的意識轉向。二二八事件是造成省籍認同爭議的重要導火線。由於戰後撤退來臺的大量外省人長期居於要職，掌握著大量的政治、經濟資源，而本省人則大多從事著繁重卻收入低廉的勞動，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矛盾隔閡。

而二二八事件又使得本省籍人士對於 「中國」的意識更為虛晃，將國民黨政權視作壓迫本省同胞的外來政權，這種觀念普遍反映在 「解嚴」後的言論中。由於臺灣的特殊地理位置，孤懸海外自成較為自主的文化形態，還有殖民地情結的歷史因素; 又加之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崇本 (中國文化) 抑末 (本土文化) 的偏差文化政策，使得許多本土學者開始有針對性地對臺灣這塊土

地重新詮釋 ，而這種詮釋必然是造成了日後的認同混亂。這種與官方不同的分歧漸漸引起了第一次認同分歧，而這次分歧的主要集中點在於地域矛盾的省籍衝突。只不過這種地域矛盾還是在中國認同下的矛盾，即便是激進的 「臺獨」意識在這一時期也僅僅是少數。

02 臺灣的鄉土化: 思想論戰下的認同矛盾凸現

自國民黨政權從大陸敗退到臺灣，再加上韓戰爆發、 「八二三炮戰」等突變的海峽情勢，美國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臺灣進行軍事和經濟援助，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冷戰與內戰結合的 「雙戰結構」。若林正丈就認為戰後的臺灣被推到了作為 「核心」的 「非正式帝國」美國體系的邊緣。國民黨政權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對美國產生了明顯的依賴，文化上更是一面倒向美國。

在歷經中西文化論戰、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現代化論戰、 「中國結」與 「臺灣結」等思想領域的論戰後，臺灣社會希望擺脫美國的控制，正視現實，回歸鄉土，這使得臺灣的族群認同矛盾大為凸顯。戰後臺灣社會的這種 「雙戰結構」正是 「邊陲———核心」體系的顯著體現，作為居於 「邊陲」地位的臺灣，族群認同的矛盾在 「核心」的影響下開始漸漸擴大。「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親美、揚美、依美成為臺灣三十年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三十年來，美國在臺灣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樣; 美國是一切進步學術、藝術、文學的來源; 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技術與科學的總本山。」

自 1950 年代開始，藉由 《自由中國》雜誌領頭，自由主義在臺灣傳

布，到 1960 年代重現了 「五四風華的文藝復興盛況」 。「在那萬馬齊喑的時代裡，臺灣最優秀的青年也只能 『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雷震案』後，苦悶的青年，而有憤怒青年李敖的出現，那也只能把苦悶和憤怒移轉於文化上的反傳統而已，玩著傳統文人筆墨官司的遊戲。」

正因如此，臺灣社會發生的思想論戰首先便是 「中西文化論戰」。這場發生於 1960 年代的「中西文化論戰」，最後以 《文星》雜誌的停刊及李敖與殷海光的遭查禁告終， 「全盤西化派」表面上被壓制了，但卻以其對國民黨保守與權威的含蓄反抗，贏得了大部分知識青年的心。

《文星》之後，1970 年代之交的 《大學雜誌》開始接棒，不斷介紹現代化論述。自此開始，再加上一些留學生回臺的影響，西方思想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大部分知識分子，包括 「現代化」在內的各種西方話語到 1980 年代基本上已經內化為臺灣普通公民的話語，並作為與國民黨專制、戒嚴統治鬥爭的工具，使得當局再以威權面對社會就顯得扞格不入了。

1972 年，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展開 「濁大計劃」，探討臺灣中部濁水溪與大肚溪匯流地帶的文化與社會演變。該計劃的進行標誌著臺灣的考古學的研究方向由中國大陸轉向了臺灣。1975年，參與該計劃的陳其南在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中提出了臺灣的 「土著化」概念，認為臺灣的漢人社會在清代時從一個以大陸為祖籍的共同體的邊疆環境移民社會 (immigrant society)轉型成了人口眾多、安全富庶的土著社會 (native society)，從大陸來的漢人移民在 19 世紀中晚期產生了本土社會的認同。這個 「土著化」的概念反對早先由李國祁提出的較符合正統的 「內地化」概念。李國祁的 「內地化」概念認為臺灣在清康熙時期歸入清朝版圖後，清廷在臺灣所推行的政策就是使臺灣變為中國本部各省的一部分。及十九世紀中期，臺灣西部已開發地區內地化幾已完成，非僅設官分治與中國本部十八行省相同，甚至地方官亦大多是科舉出身，社會上領導階層已由豪強之士轉變為士紳階級。民間的價值判斷與社會習俗均以儒家道德標準為主。

其南站在了官方歷史詮釋的對立面，論述了臺灣與大陸之間的不連續性和斷裂性，造成了對戰後國民黨 「正統」歷史解釋的質疑。1970 年代以後，因釣魚島主權問題、聯合國代表權、大陸與美國關係改善等情勢的改變，臺灣 「雙戰結構」的冷戰一環開始漸漸崩潰，臺灣作為 「中國」的政治地位受到動搖，與之同時，因 「文革」造成了大陸的大量信息對外溢流，一些關於大陸的真實狀況傳到了臺灣，這與國民黨當局宣傳的大陸人民生活 「水深火熱」並不一樣。再加上當時 「保釣運動」與海外統一運動帶來的效應，社會上的知識青年開始有了重新認識中國的想望。並且這些知識青年要求社會改革回歸於臺灣的社會現實，就是要求國民黨當局正視其統治範圍僅限於 「臺澎金馬」的事實。在這個要求政治革新、回歸現實的時代，尤其是在歷經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刺激後，知識分子開始覺醒，逐漸揚棄了 1960 年代以來普遍瀰漫在社會中的流亡漂泊心態，開始要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土地。呂正惠認為，「現在 『中華民國』的身份變為 『非法的』，給臺灣民眾帶來莫大的衝擊。身份的不定及認同的危機，構成近二十年來臺灣政治、社會、文學最核心的問題。」

蕭阿勤認為，這時代是臺灣的 「軸心時期」，以當時黨外新生代而言，即使懷抱中國國族認同，但這種認同在政治上落實的國家選擇，至多是沒有排除一個可能涵蓋臺灣與大陸的 「未來中國」的出現而已。他們關懷的是如何確保 「臺灣中國」，以對抗 「大陸中國」，這些都與大中國意識已有不同。而 1970 年代後半期的 「鄉土文學論戰」更多的是一種政治、社會意識的反美運動。在歷經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後，臺灣社會掀起了空前的中華民族主義浪潮。人們為了對抗西方文化或美國文化，在社會建立了一種到鄉間去尋找 「真正的中國文化」的浪漫情緒。

這場論戰也標誌著臺灣社會的整體轉向，人們開始關注現實，關註腳下的土地。在鄉土文學論戰的後期，一場有關 「現代化」的論爭在臺灣展開。早在 1960 年代，「全盤西化」派在 「中西文化論戰」中佔了上風，隨後以美國為標杆的 「現代化理論」便開始在臺灣風行。這個理論不僅局限於文學和哲學領域，亦開始在政治和社會思潮中涉足。金耀基於 1967 年出版了 《從傳統到現代》之後，到 1970 年代便屢屢在 《大學雜誌》撰文。而此時，現代化論者極力在 《中國論壇》、 《中國時報》、《聯合報》上面鼓吹臺灣走向現代化經營之經濟與政治的方向，呼籲臺灣當局應爭取跨國資本，以邁向現代化國家和地區之列。1978年7月，《中國時報》舉辦「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討論會; 10 月，《中國論壇》舉辦 「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壇」。胡佛、楊國樞、孫震、張忠棟、李亦園等自由主義學者，出面辯護現代化過程當中產生痛苦的正當性。他們與 《夏潮》雜誌、與 《中華雜誌》的作家群兩造之間的對壘，才真正是一場左右派的辯論。1975 年出現的 《臺灣政論》雜誌，正是這套理論與新興政治勢力結合的象徵，這本雜誌的出現使得 「『中華民族』這樣的意識形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 「現代化」論戰之後，臺灣又發生了一場關於 「中國意識」與 「臺灣意識」的論戰。論戰從 1983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 1984 年，是有關 「中國結」 ( 中國意識) 與 「臺灣結」 ( 臺灣意識)的正面交鋒，讓當時臺灣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對 「中國意識」與 「臺灣意識」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施敏輝 ( 陳芳明) 將此次論戰視為戰後三十年來第一次放膽觸探思想的禁區，使臺灣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的本土精神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是政治思想上的徹底檢討，也是臺灣黨外運動的裡程碑。

盧建榮則認為這場論戰 「對於族群政治現象的理解，從地域觀念轉變到政治

認同心結層次，代表的是問題的嚴重性已提升到逐漸為人所意識的程度。」論戰始於 1983 年 6月 《前進周刊》第十一期報導臺灣校園歌手侯德健到達北京的消息，同時在該期還刊載了楊祖珺寫的文章 《巨龍、巨龍，你瞎了眼》，點出侯德健事件背後的 「中國意識」問題。隨後的第十二期和十三期分別刊發了陳映真的 《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林世民的 《龍沒有穿衣服》、蔡義敏的 《試論陳映真的 「中國結」》、陳元的 《「中國結」與 「臺灣結」》、梁景峰的 《我的中國是臺灣》等幾篇文章。7 月，陳映真在 《前進周刊》第十四期發表 《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回應蔡文。《生根周刊》第十二期刊發陳樹鴻的 《臺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對陳映真的觀點進行解析。到了 1984 年 7 月，剛創刊不久的 《夏潮論壇》7 月號刊出紀斷弦的 《斷裂的巨龍———評被扭曲的民族主義》、李瀛的 《寫作是一個思想批評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陳映真》、陳映真的 《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等三篇文章，參與到此次論戰中。之後，論戰雙方理論不斷鋪陳，除了上述三個刊物外，《臺灣年代》、《八十年代》、《臺灣文藝》等雜誌也紛紛加入，使得論戰不斷升溫達到高潮。縱觀這場論戰，持 「中國意識」論的一方以陳映真為中心，其批評所謂 「臺灣·臺灣人意識」是一種被誤用的歷史唯物論，也不同意所謂 「臺灣人意識」的存在。

支持 「臺灣意識」的黃連德、林濁水、高伊哥 (楊碧川)、陳樹鴻等則認為 「臺灣意識」不是 「中國意識」，而十九世紀到 1980 年代的臺灣所遭遇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壓迫和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 「臺灣意識」產生的客觀實際，在臺灣的 「中國意識」實際上為國民黨的鷹犬，並強調臺灣人不要 「中國意識」。在這之前 1982 年 3 月，《中國論壇》第 13 卷第 12 期推出了 「正視地域觀念問題」專號，登載了楊國樞、陳少廷、楊維楨、葉啟政、蕭新煌、王杏慶

(南方朔) 等人的座談，希冀以地域矛盾視族群認同問題，並要加以破除。這場本應是學術思想的爭論，演變成了政治上的認同紛爭。因為臺灣社會自 1960 年代開始的各種論戰與西方 (尤其是美國) 文化思潮有聯結，從自由民主、現代化、鄉土再到本土的思想論爭可以說是 「回歸現實」的社會改革言論，開始了 「批判現代主義文學、重新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提倡具有

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小說等回歸現實或鄉土的文化趨勢」，

而它所直接帶來的便是認同矛盾突破了中國認同的大框架，雖然鄉土意識還是中國民族意識的基礎，但此時臺灣被形塑成了「腳下的臺灣」。王晴佳指出，由於經濟的現代化，臺灣便以 「現代中國文化繼承人」的形象出現，這更多地則是 「國民黨遷臺以後以 『正統中國』自居所造成的影響，」而臺灣畢竟又與中國

大陸存在地域和政治的隔閡。所謂鄉土的認同，在實際層面上也意味著要認同臺灣，以臺灣作為中國文化的縮影，而不是認同僅僅存在書本圖像或模糊記憶中的大陸。這種認同鄉土、認同臺灣的思潮使得隱形的省籍矛盾完全走向激進的對抗，造成了認同矛盾的凸顯。

03 臺灣的在地化: 認同矛盾的深化

1986 年 4 月，國民黨醞釀解除戒嚴，甚至不久後還允許成立反對黨，臺灣社會進入了一個權力重分配的時代。自 1970 年代以來的反國民黨運動達到高峰，由 「統獨爭議」帶來的權力鬥爭也撕裂了學界的傳統共識。這種轉型並沒有帶領臺灣走向一個理想的終點，反而將臺灣推向一個更為不確定的時代。

這一年，「是當代，也是反當代」的 《當代》雜誌創立。而 《當代》雜誌的重要作用便是充當了後現代思潮在臺灣傳播的橋梁作用。《當代》雜誌創刊號的開篇詞就說: 「《當代》不提倡也不相信超時代的永恆不變的真理，而講求時空性，同時又緊扣時代的生命韻律。」《當代》不相信永恆不變的共識，因為 「『共識』一定是一群人籠罩另一群人，對被籠罩的一群人或數群人而言，『共識』終究充滿了指揮性的外來強制力量。」

《當代》的創刊可以看作是後現代思潮在臺灣的正式浮現，矛頭直指原有的西方意識形態。隨之而來的便是引起整個臺灣社會意識形態朝向更為複雜的方向發展，原有的思潮歷經了一連串狂風暴雨似的考驗，更對官方的認同產生了巨大的震蕩。伴隨國民黨宣布 「解嚴」，「雙戰結構」的最後一環 「內戰結

構」被當局主動拋棄，臺灣社會似乎要突破 「邊陲」的地位，與之傾瀉而來的後殖民理論、後現代理論、共同體理論則帶動了臺灣的 「精神危機」，必然會對過往歷史開始重新審視，也使得族群認同走向了更為複雜和深化的境地。

臺灣原住民

首先，紛繁的理論衝擊了臺灣史的書寫與認同。有學者認為後殖民理論對臺灣歷史的認同事實上是一種 「解構與重構」，也就是摒棄中國中心主義，構建一種以臺灣為出發點的理論。其次，後殖民理論開始在臺灣流行甚廣。後殖民理論者一方面認為應抵制殖民文化透過強勢政治運作，在臺灣建立典律，另一方面亦拒絕激進抵制殖民文化運動者所提倡的 「回歸殖民前文化語言」的論調。邱貴芬引用澳大利亞學者 Bill Ashcroft 的論調，認為後殖民社會是從文化對立轉變為平等對待彼此文化差異的世界，臺灣的後殖民文化就是一種跨文化，只有兼容並蓄才能擺脫被殖民的夢魘 ，也即是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只有 「解構」，無法 「重構」，因為臺灣的文化本身是多元的。邱貴芬亦以朱耀偉認為的香港文化多元性比照臺灣，認為在地性與混雜性是一體兩面，日本的殖民統治是界定臺灣獨特性格的重要依據，也正因為此造就了臺灣與中華文化傳承的不同。同時，「原住民」文化也是臺灣文化特質的重要構成元素，區分了臺灣與其他華人社會文化的不同。

 邱貴芬的後殖民論述引發了部分學者的爭論。廖朝陽認為 「所謂回歸史前淨土之說，多半只是後結構派本原恐懼症所製造出來的一個稻草人。沒有人會主張把臺灣文化的時鐘往後撥，從現代社會跳回傳統社會，也沒有人會主張歷來殖民者所帶來的文化要素必須一一捨棄。」邱貴芬則強調臺灣的 「跨文化」特性，以 「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在認識彼此不同之時，亦達成 『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建構以臺灣為主體位置的文化觀」來回應。更是有學者對日本殖民歷史重新定義。1980 年代末期開始便有 「殖民肯定論」在臺灣社會蔓延。甚至在 2002 年，葉石濤在日本的一次演講中竟然表示: 日據末期的 「皇民化」，就是日本人使臺灣的 「現代化」。

也有學者在錯亂的認同中對臺灣歷史重新解讀，陳芳明力圖重新確立 「臺灣史觀」，提出了所謂的 「戰後再殖民論」。他把百年來的臺灣歷史劃分為日據殖民時期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戰後再殖民時期 (一九四五—一九八七)、解嚴後殖民時期 (一九八七—現在)，這一歷史分期法雖然是借鑑了史明的 《臺灣人四百年史》中的相關立場，但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要將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統治與日本殖民統治作為一種同質的形式。

而安德森在 《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反映出的藉助印刷技術而產生的民族想像概念也助長了臺灣認同的整體想像，這個在臺灣廣為傳播的民族概念，顯然與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民族概念含義不同。幾

乎在同一時期，彭明敏也曾提出類似的共同體概念。這種含混不清的 「共同體」概念被各界廣泛使用，日本藤井省三教授認為 「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達成了高日語普及率，因此造成了臺灣人的 『公民意識』，亂套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論，說這就是 『臺灣民族主義』的根源。」1990年代後殖民主義變成了臺灣學術界的主流論述之一，另外還有各種西方思潮在臺灣散布，盧建榮稱之為 「外爍之物，是自居先進國學術邊陲、唯洋 (學) 馬首是瞻的一場展演」。這些西方思潮的推波助瀾更造成了臺灣社會認同的迷思。

其次，1995 年臺灣社會的又一場意識形態交鋒使得臺灣的認同矛盾更加焦灼與深化。陳昭瑛在 《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 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一文中，以反日、反西化、反中國三個階段分析了 1895 年以來臺灣的本土反抗運動，證明了 「臺獨意識」其實是 「中國意識」的異化，而真正的本土情感是一切情感的來源。廖朝陽隨後便以一種 「空白主體」論斷回應陳文，認為「認同也就是從主體之外移入某些符號結構，形成認知現實的特定方式，」指出 「中國式悲情強調抽象的整體利益，具有強烈內部殖民傾向，對獨立個體或弱勢，邊緣文化必然會造成羔羊效應，所以在統一的格局下，中國式悲情越是高漲，越會促成臺灣式悲情的產生 (包括自憐情緒愈自主的欲望)。」

張國慶則認為: 「臺灣意識是由四大族群的文化和意識，以及所有族群對臺灣

的鄉土情懷所構成。某一個體若過度強調其所屬族群的意識，而忽略其他族群的意識，可能導致陳昭瑛指摘獨派的說法，若非 『自我異化』，就是 『中心主義』。臺灣的主體性是四大族群各別主體性的綜合，同中有異，族群之間彼此相容、尊重，共同體歸屬臺灣本土以及所有生活在其上的人民大眾。……臺灣意識中早有族群平等、融合的崇高理念。」而邱貴芬則比較了陳昭瑛關於「中國」與 「臺灣」認同的二元同質與陳芳明的兩者二元對立之不同論述，並引用了英國史家Kobena Mercer 「身份不是找到的，而是建構得來的，身份不是天生自然般地等著被發現，而是透過政治對立、文化鬥爭建構出來的」的論述來支持陳芳明的觀點。

隨後，陳芳明表示現在臺灣的許多作家都有坐牢的經歷，民族主義為徵服被殖民作家的心靈，「會變成殖民主義的暴力」，而戰後的臺灣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發覺自己夾在 「大和民族主義、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共產黨中華民族主義」三者之間。陳昭瑛則一一回應，臺灣人除了培養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的關懷之外，更應該培養對自己歷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反中國路線的偏差會造成對自己漢文化摧毀的不遺餘力。

這場論爭的核心關乎對殖民與認同問題的不同理解。這場論爭後，廖朝陽與廖鹹浩之間，陳映真與陳芳明之間，關於國族、族群、認同等問題又發生過爭論。這說明 1990 年代以後認同問題一直持續在臺灣社會發酵。身份認同本應是明確不變的，但 「較大範圍的文化或政治性身份危機，則往往是在社會產生大變動的特殊狀況下較容易出現」。

《當代》在第一三三期刊出 《集體認同、危機與心靈創傷的經驗》一文。此文援引 1998 年 6 月在德國召開的圍繞比較史學的研討會上主持會議的德國

史學家於琛 (Joern Ｒuesen) 的觀點: 歷史實際因危機而存在，而歷史的作用是應付危機。心靈的創傷則又是一種特別的危機。心靈創傷的經驗 (特別是大浩劫) 將人類歷史的經驗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提供更新的抽象法則，幫助我們對歷史有新的體會和認識。而歷史賦予人類以認同感，因為人的自我認同乃來自於歷史事件 (event)。人的自我認同同時又反過來影響或締造不同的人對自己歷史的解釋。

其後臺大的黃俊傑教授便以臺灣光復作為一個危機或心靈創傷的例子來論證其認同與歷史解釋之間的關係。此外，國民黨當局在撤臺後大規模宣傳的中國認同是一種教條式的灌輸，再加上其長期對大陸的虛假宣傳和文化鄙視政策，也是造成日後臺灣民眾認同混亂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 「雙戰結構」的解體，教條式認同也迅速被臺灣民眾所拋棄。學者為了反國民黨，而開始 「反中國」，有甚者直接坦言: 「想結合臺灣人的力量，來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當然須要先確立 『臺灣民族主義』。同樣地，想抵抗中國的軍事及文化的侵略，確保臺灣獨立主權的存續，也須要強調臺灣民族主義。」

雖然政治上的 「雙戰結構」隨著臺灣的政治 「解嚴」而結束，但這之後的各種變化，無論是政治轉型或經濟發展，卻從未脫離 「邊陲———核心」的意識形態框架，並且各種思想與學術文化的嬗遞亦是在這種框架下繼續發展和延續。

由於臺灣社會從未有過對冷戰與內戰結構的徹底反思與批判，使得各種思潮都是保持著 「反共自由主義和反中國意識」的基調 。所以自 1980 年代末以後，因舊有意識的長期存在，加之國民黨政權製造對峙的壁壘，讓臺灣社會無法真正了解大陸，自然造就了 1990 年代以來對大陸的懼怕或是一種虛假的幻象。另一方面，也因居於邊緣地位，各種西方的核心思潮尤其是美國式的各種觀念長期 「統治」臺灣，造成了當下認同混亂、矛盾頻生。

04 結語

回顧 20 世紀的下半葉，國民黨當局利用其官方統治，將一套獨特的歷史集體記憶 (中國意識) 在 1945 年後的臺灣重建，並且不斷通過官方的詮釋以達到正當性，完成了中國認同的全面接受，使得曾是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恢復為中國的臺灣。歷經數次政治活動的黨外人士重新解釋臺灣的歷史，希望用以挑戰國民黨當局的主流詮釋，以 「臺灣意識」取代 「中國意識」，將中國的臺灣變為臺灣的臺灣，進而還發展到 「本省籍的臺灣史觀一度要取代中國史觀」 。但處於 「邊陲———核心」結構下的臺灣社會正如陳其南所說，本地的學術理念仍然停留在英美學術帝國之殖民傳統下。

這種特殊地位造成了臺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西方思想的牽絆，再加之政治與社會的轉型使得認同的轉折以及當下的認同迷思還將繼續存在。作為有過被殖民歷史的臺灣，族群認同的建構首先就透過血統和文化與漢民族以及中華文明牢牢聯結，戰後的臺灣文化發展本身是多元鑲嵌的 「Y 字形」，即文化在這裡又隨著政治、社會的變化體現出了不同意涵，在鄉土化、本土化的地方文化被表達出來後，嬗變成了某種含糊不清的觀念。這樣的認同轉折體現了由自然而然的 「樸素文化認同」向 「制度化政治認同」的過渡，充分反映了臺灣社會在 「邊陲———核心」結構下的認同斷根性與錯亂性。有學者坦言，要徹底解決臺灣社會令人擔憂認同問題，必須先解決族群想像的難題。

而人民往往會基於自身利益而選擇認同，但族群認同迷思持續撕裂著臺灣社會，也會繼續造成臺灣社會族群分裂的趨勢不斷擴大。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現任教於江蘇理工學院；全文刊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經作者授權轉載；注釋已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