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懷宇丨評班茂森《唐代的族群認同》

班茂森（Marc Abramson）是位年輕學者，目前並未在專門的學術機構工作，他因通曉多種語言而供職於美國國務院。班茂森的《唐代的族群認同》一書乃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作品。他的博士論文主要由余英時先生掛名指導。他曾在本科和博士求學期間分別到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留學，與中國中亞學界聯繫密切。這本書在修改過程中得到美國知名中亞學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和梅維恆（Victor H. Mair）的指點，最後由梅維恆收入他主編的《與亞洲相遇》（Encounters with Asia）叢書中出版。因《唐代的族群認同》涉及中古政治、文化和民族的一些關鍵議題，融合了政治史和民族史，反映了當時中原與中亞的密切聯繫，並且有很多理論思考，此書值得中國學界重視。族群問題是中古時期的重要問題，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已提出研究中古時代的種族文化論，他的理論框架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歐洲特別是德國關於族群與文化理論的影響。他所說的種族文化論，其實主要指內遷邊疆各族與中原漢族之間的政治與文化互動，其關注的是中古時期各個族群對中原政權的認同和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危機，仍然帶有很強的中原中心色彩1。其實，中古漢文文獻中常使用「族類」一詞，而陳寅恪使用「種族」，中國中古學術界現在常用「民族（nationalities）」，班茂森則使用「族群（ethnic groups）」，應該說較為中性和穩妥。這本書有個很大的問題是沒有漢字詞彙表，這對靠拼音和上下文判斷書中各類漢文專有名詞的漢字詞彙的讀者是個很大的挑戰，如果沒有相關背景知識，則很難充分理解作者的意思。

在英文學界，族群作為一個論題一直令學者們非常困擾，因為與族群相關的問題還包括語言、文化、血緣與政治等諸多論題。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移民十分普遍，族群、語言、文化、血緣的混雜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許多過去的認識。美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尤其有特別的感受，因為美國本身是個國際族群大熔爐，很多學者在祖先和血緣、語言上均有十分多樣的背景。通常說的美國中亞學者往往是國籍上的意義，僅論出生地，狄宇宙是義大利人，塞諾（Denis Sinor，匈語讀音為西諾爾）是匈牙利人。如果細究起來，有些學者出身甚至更為複雜，可能父親是德國裔、母親是伊朗裔，自己出生在美國。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唐代的族群混合，如父親是粟特人、母親是突厥人的安祿山。安祿山的種族與信仰早先由陳寅恪、蒲立本兩位先發其軔，後來由榮新江先生再加考察2。這說明中亞和中國實際上在中古時期已經出現這種族群、語言、文化、血緣的複雜流動。僅圍繞這些族群、語言、文化論題出現的很多專有名詞和術語即相當混亂，比如英文學界常常用 -ese 稱語言和人群，Chinese 指稱漢語、漢人，Cantonese 則稱廣東話、廣東人，可實際上後者也是 Chinese。這些十九世紀出現的名詞，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時代的印跡，在學術研究中應加以仔細考察，重新界定，才能得到準確的認識。美國人類學界長期以來亦十分重視中國邊疆族群的研究，如郝瑞（Stevan Harrell）對彝族的研究、戈登斯坦（Melvyn C. Goldenstein）對藏族的研究。近年來學者開始關注漢族的族群問題。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學者在 2008 年 4 月組織了第一次漢研究學術研討會 （Han Critical Studies Conference） 。歷史學界的研究也多關注近現代。中古的材料其實也不少，當前的研究也存在許多理論上的問題，不同的理論預設可能對漢文材料性質的判定和對史料的解釋產生不同的看法。唐代的複雜族群背景可以為我們考察中國族群問題的歷史性提供十分鮮活的標本，班茂森選擇唐代的族群問題確實反映了其敏銳的學術視角。

班茂森認為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讓他審視唐代族群問題。首先，雖然唐代是個開放的帝國，但如果出現政治危機或者叛亂，則朝廷會以族群分別驅逐入華的胡人，這造成這些入華域外人士出現族群認同危機。其次，漢文材料與胡語材料反映了非常不同的族群與文化認同，漢文材料在書寫非漢人組群上有很長的歷史傳統，帶有很強的中心主義色彩。再次，即使是漢文材料或者胡語材料本身，它們對族群認同的主張也是十分多樣的，而非單一聲音。班茂森認為前人的研究多主張唐代作為多民族的開放社會仍然以同化其他族群為主導，這多少反映了漢族的視角。實際上從其他族群的具體實踐來看，很多族群的軍事首領、商人、宗教人士可能為了功名利祿或者活動方便暫時接受中原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實際在宗教、婚姻和家族傳統等方面仍保留其很強的族群認同。反過來，在試圖同化其他族群的同時，中原的精英階層也接受了其他族群在某些領域的文化技能，如戰爭技術、狩獵、音樂、舞蹈、工藝等等，這些技能在某些方面滿足了唐帝國的需要。他關注的不僅是胡人的族群和文化認同與區別3，也關注漢人的族群與文化認同與區別，這些認同（identity）和區別（difference），在他看來，都是通過各種話語構建起來的，換言之，其具體實踐與語言敘述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仔細分析。

他在此書中通過分析正史、文人文集、僧人行記、傳奇小說等各類文獻中出現的各種有關族群的聲音，試圖以人類學的視角從四個方面的話語來探討這些問題，如家族譜系、文化、身體、政治，家族譜系主要包括血緣和郡望，文化則包括物質文化、儀式、宗教、風俗、職業、教育、工藝以及社會組織，身體則主要是指胡漢之間對對方的面貌和身體描述以及語言建構，而政治涉及權力、合法性以及忠誠問題。他認為，以這四大主題而言，南北朝至隋唐之際，家族譜系以及政治主題佔據族群認同與區別問題中的主導地位。而從唐初至玄宗時期安史之亂以前，文化與身體主題在族群認同問題中佔據主導。從安史之亂到憲宗朝，政治成為族群問題中最重要的主題，文化也十分重要，家族譜系的重要性在下降，而身體成為不重要的主題。憲宗朝以後至五代，政治繼續佔據主導，家族譜系的地位上升，超過了文化在族群問題上的重要性。作者認為這些動向的背後反映了唐代的社會與政治上的三個主要趨勢。首先是非漢族群體部分接受中原漢族文化的同化乃至於他們想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以適應其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重要地位，而其軍事與經濟上的地位恰恰幫助其保持一定的族群認同。其次，隨著唐中期以後中央權威的削弱和地方勢力的崛起，族群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問題相對於軍事力量和政治忠誠度的相關重要性已經大不如以前。最後，隨著唐代到五代、宋代從貴族社會到士大夫社會的演變，家族血緣和郡望相比於文學、吏治、軍事技能漸漸失去其重要性。作者最後在全書的結論部分討論了社會心態問題，特別是唐代「華心」和「夷心」的概念，這是和中國文化中傳統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觀念聯繫在一起的。

第一章題為「中國語境下的族群性」，主要在世界史背景下探討如何在中國語境下使用「族群性」（ethnicity）的概念來分析歷史上的族群4。作者認為雖然這個名詞主要由理論界提出用來分析現代政權下的族群以探討現代性、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以及民主問題，但仍可用來分析前現代（pre-modern）現象。他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文史學界關於清史研究的影響，歐立德（Mark C. Eilliot）、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學者用這一概念來分析清代滿漢群體的社會、政治、文化行為5。他首先指出漢文文獻中各類有關族群名詞的複雜性，在此書中他不像其他學者那樣以 Chinese 翻譯「華」，而以「Han（漢）」譯唐代文獻中出現的「華」，力圖更準確反映其意義，不以 Chinese 稱漢文，而以 Sinitic 稱漢文。他特別強調中國歷史上文化和族群的變化或者說涵化（accultur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並不同步，而與族群相關的所謂政治、社會、文化的「中心」與「邊緣」概念也在不斷變化，因此用「中國化」（sinicization）與「漢化」（hanicization）來指代對中國文化的涵化與族群的同化。

第二章討論漢文材料中表現的非漢人的模糊面貌，集中討論模式化（stereotyping）與分別 （differences）。班茂森依據社會學理論將模式劃分為有意的模式化和隨意的模式化兩類，認為唐代對非漢人的模式化主要是後者，其表現出現在邊塞文學或者胡姬文學之中，這種隨意的模式化是從傳統或歷史的習慣出發來描述對方，並非刻意區分自我與他者的地位，比如李白有關胡姬的詩歌。有意的模式化則有很強的區分自我和他者的意識，而且表現出個人對不同族群的鮮明立場。他指出比較突出的一種隨意模式化是非漢人的域外性（eroticism），如描述邊疆族群特別是胡姬的歌舞技能 ；其次是非漢人的文盲（illiteracy）特徵，這一模式化特別適用於粟特人和突厥人等中亞族群，和這一模式化相關的是非漢人在身體方面的勇猛和善戰，這種將胡人刻畫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形象實際上是將漢人與非漢人在文、武上進行劃分，而漢人士人壟斷了官僚機構，非漢人只能作為藩將服務唐帝國。除了尚武，善於經商也是漢人對非漢人的模式化特徵之一，這反映了漢人儒家傳統中的重農輕商文化傳統。隨之而來的還有朝廷中士人精英階級基於儒家政治倫理的對非漢人的模式化，包括非漢人在倫理上的不忠誠與不可信任，以及將非漢人視為野蠻的禽獸。班茂森指出這和漢人對非漢人的經濟與社會生活與各種動物的密切聯繫的認知有關。因為在漢人看來，非漢人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與動物如馬、駱駝、羊、鷹、狗等聯繫密切熟悉這些動物的習性6。有意的模式化主要表現在將非漢人描述為野蠻、無知、嫉妒、粗暴的族群，以表現漢文化與倫理道德對非漢人文化與倫理道德的優越性，這尤其在受儒家正統觀念影響下的正史以及制度史著作《通典》與《唐會要》中對非漢人的描述表現更為明顯。可以說，班茂森的這一討論很大程度上挑戰了中國學界一些學者所持有唐代作為族群熔爐的看法，看來唐代的族群分別在當時士人眼中仍然十分明顯。

第三章以唐代精英階層對佛教起源及其代表的外族文化的批判以及唐代佛教僧人的反應為例來討論族群論題中的文化認同問題。這一章集中討論了傅奕與韓愈作為道教和儒家兩個陣營的代表對佛教的認知來看當時在士人階層中佛教如何被看作是外族文化的思想趨勢，但鑑於學界討論這些問題的著作已經很多，儘管班茂森試圖提出一些新看法，實際並沒有太多建樹。但班茂森也有一些新看法值得注意，比如他注意到傅奕在高祖時期主要將中國南北朝時期外族的入侵、內遷與朝代的更替與北朝胡人信仰佛教聯繫在一起，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認為入華非漢人接受了佛教無仁無義的道德導致漢人政權的崩潰，而後來太宗上臺，傅奕為避免觸及太宗弒兄違背儒家道德的歷史，則主要以老莊的角度來談佛教的外來性。韓愈對佛教的攻擊則對族群的區分有更複雜的論述，牽涉到佛教中域外起源的儀式、語言、道德、服飾等多方面的族群認同因素。班茂森還討論了唐代文獻中的胡僧與番僧的形象，這些外來僧人被看成是擁有神通並且會帶來危險。最後，作者還注意到唐代僧人從佛教角度如何認識族群認同，這些僧人不再以中國稱唐朝，而稱之為東夏、東土、東方，而稱作為佛教起源地的印度為中國、中土。

第四章以「高鼻深目」為題來討論非漢人身體在唐代的形象，作者的重點是討論不同族群的相貌和服飾。這可能是全書中較為有意思的一章，雖然前人的研究有所觸及，但不夠系統。當然，班茂森的分析也有值得推敲和補充之處，不過這一主題值得重視。他首先指出唐代對相術極為重視而且廣泛流行，人們相信個人的形象、舉止、說話方式等等與此人的未來壽命與職業成就密切相關，相術文本被廣泛閱讀和解釋，僧道人士以及普通人均熱衷此道，身、言在入仕過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行為舉止得體和合乎禮儀被士人精英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文明標誌。因此，非漢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漢人文獻塑造成缺乏禮儀的形象。而西域人的深目、高鼻、濃須、捲髮形象往往與漢族士人對他們缺乏禮儀行為和文化教養的刻板印象聯繫在一起，因為這些身體特徵在漢人士人的心目中與動物類似，適合做以殺戮為業的武官，卻和需要熟悉禮儀的內政官僚系統無緣。因此，作者還討論了文獻和圖像數據特別是唐代帝王陵墓前的文武官員雕像中唐人對文武官員不同形象的塑造，很可惜這一部分的研究沒有在書中印上圖像數據給讀者做參考，這使得讀者不能得到直觀的印象。作者還指出唐人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理觀念因其風土人情不同也對四周非漢人戎、狄、蠻、夷各類族群的想像塑造有影響。

最後兩章則更多以社會學、人類學理論來分析唐代的族群論題。第五章涉及族群性的地緣政治分析，這主要包括如何理解內外問題，如何理解族群的中心與邊緣地位，以及非漢人在唐帝國的移民、定居以及歸化問題。在分析上，作者專注於一些關鍵詞的文化意義，如內、外、朝、野，來看當時人的族群意識。作者首先指出唐代士人有很強的「內外」或「中外」二分心態，對各類社會階層均根據其家庭結構、政治權力、族群關係進行這種劃分。他認為唐代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固然是首都長安，但在文化上、地理、社會心理上，洛陽作為中原、中土的中心在族群認同的話語論述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他接著分析了唐人對朝野的看法，認為唐人在文化上以農業和村市視為真實的人類存在，而將以遊牧為業的北方草原視為空野，因此在族群問題上，常常將以漢人為主的地理區域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心態也導致了隋唐之際對高麗和西域的徵服戰爭，因為朝廷官員認為這些區域在周、漢時期乃是漢人聚居地。而羈縻州則非常不受重視，其政治界定十分模糊，蓋因這些地區以非漢人組織而成。作者指出因為唐代官員重視京官，故而只有軍事將領和被貶謫的官員才有一些周邊族群的知識，其他人缺乏這方面的了解。作者還分析了唐代的人口和移民政策，包括編戶制度對人口的控制，對非漢人的安置，對漢人移出的「沒蕃」界定， 以及賦稅制度對歸化胡人的律法約束，使用周邊族群在中原的奴婢的律法和道德約束等等。總而言之，作者認為唐朝前期的族群同化與分化政策十分模糊，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唐代族群的多元包容，但也為安祿山叛亂留下了伏筆。

第六章題為族群變化的多樣性。這一章主要談唐代非漢人在姓名、婚姻、風俗、語言、宗教等方面的變化。班茂森歸納了數種非漢人採用漢名的方式，指出當時漢人一般認為來自各個遊牧部落的非漢人沒有姓氏，而朝廷對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控制很嚴，但非漢人娶漢人女子為妻較為多見，反映非漢人入華群體的性別不均衡。同時他也指出唐代士人對學習胡人語言沒有太大興趣，相反非漢人如果想要高升進入朝廷為官，則不能不掌握較高漢文水平。他也討論了宗教，有些宗教是族群分別的標誌，特別是猶太教、伊斯蘭教、祆教。儒釋道三教則在同化非漢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社會組織和流動方面，作者認為雖然唐代社會流動性很大，但職業選擇和成就反映了胡漢之別，胡人較多在商業和軍事上取得較大成功，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能與漢人平起平坐。他將唐代胡人的同化歸結為三種 ：士人化（gentrification）、軍事化（militarization）、地方漢化（localized hanicization）。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這本書的一大弱點是沒有運用大量唐代墓誌資料，其實墓誌中有很多數據特別是中亞人的墓誌可以用來研究族群問題，比如其用語反映了漢人對胡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舉一例為證，如《大唐故康（婆，字季大）君墓志銘》稱其人「世襲衣纓，生資豐渥，家僮百數，藏鏹巨萬，招延賓 [ 客 ]，門多軒蓋」。7這種胡商「生資豐渥」的形象在唐代小說中亦不鮮見。而志文中還有「氣蓋不群，身長九尺」之句，這種對胡人身高的描述顯然也反映了當時人非常典型的強調胡人身體高大的族群話語。

來源：《讀書何妨為人忙》，陳懷宇 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