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群學 袁同凱 朱筱煦 孫娟:族群認同、族群認同變遷及族屬標示及認同

2021-02-07 群學南開



作者簡介

袁同凱(1963-),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市人,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理論、少數民族學校教育、少數民族地方性知識以及少數民族民間信仰等研究。

朱筱煦(1993-),女,四川人,南開大學社會學系2016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育人類學、族群問題研究。

孫娟(1982-),女,滿族,內蒙古武川人,內蒙古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民間宗教及族群問題研究。

本文發表於《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7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研究》階段性成果,批准號:13BMZ064。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各個地區的人群交往更為密切,頻繁的接觸使人們在多元複雜的社會格局中愈發關切自己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更加注重與他群體的特質區分與互動關係。族群認同與變遷以及族屬標示與認同的研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當下族群問題的動態性、多樣性和複雜性。對不同個案間進行比較、提煉,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進而提出更多符合我國實際的族群認同本土化理論,是未來這類研究主題發展的方向之一。

關鍵詞:族群認同;族群認同變遷;族屬標示;動態性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各個地區的人群交往更為密切,頻繁的接觸使人們在多元複雜的社會格局中愈發關切自己的身份與歸屬,更加注重與他群體的特質區分與互動關係。此種背景下興盛的族群問題得到了相當的關注與重視,成為不同學科共同的研究主題。隨研究深入,族群研究向縱深發展,出現若干子主題,族群認同與族屬標示及認同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旨在通過對當前國內有關族群認同及其變遷以及族屬標示與認同的研究進行回顧,以期對二者研究現狀及未來發展方向有所把握。

族群( ethnic group)一詞最早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使用,被用來描述兩個群體文化接觸的結果,或者是從小規模群體在向更大社會中所產生的涵化現象。[1]在西方,隨著「族群」概念的廣泛使用,對這一概念的研究也深入展開,繁衍出「族群」的多種含義。在中國,「族群」一詞首先由臺灣學者引人,到八、九十年代,大陸學者開始引用「族群」這個新名詞。[2]由於「族群」內涵外延的豐富,對其理解本身就具有多樣性,因此對「族群認同」概念進行分析也成為族群認同研究的一大主題。

羅柳寧在其有關族群研究的綜述中認為,國內學者對「族群認同」的定義基本上是「族群身份的確認」的涵義,主要包括「民族(族群)認同即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族群)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族群認同是以族群或種族為基礎,用以區別我群(in-group/we-group)與他群(out-group ),是同他族他群交往過程中對內的異中求同及對外的同中求異的過程」。[3]孫九霞比較了「認同」在不同學科範疇中的使用,認為源於心理學的「認同」概念最初主要指個體對某一個個體接納,而在被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採納後轉為著重揭示個人與群體甚至群體與群體的歸屬。該學者還認為,是差異、對比使人產生將自己歸類的認同感,族群認同是在族群間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萬明鋼等人將「族群認同」視為社會認同理論在少數民族心理學研究中的發展,它更多的是一種主觀的但大都不被個體意識到的自我宣稱或自我決定的過程,包括自我認同、歸屬感、對參照群體的認知以及個體在群體中的價值分享等不同的維度,是動態的多維度的結構。[5]

作為一種主觀性的狀態,族群認同總是通過一系列的要素表現出來。這些要素一方面是族群認同的構成要素,為族群認同測定與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會對主體的族群認同強弱產生影響。

族群認同的要素分類方式不盡相同。從主客性講,文化要素被視為最主要的客觀要素,其中共同的歷史與遭遇是族群認同的基礎要素,而語言、宗教、地域、習俗等則是一般性要素。若從認同主體的主位角度出發,族群認同中包含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和族群捲入(社會參與和文化實踐)等。以微觀功能視角看,族群認同的要素中,文化是族群認同的基礎和天然邊界;歷史記憶為其提供合法性,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成為認同本身的組成部分;而文化與歷史記憶必須接受社會因素的改造。[6]總結起來,無論何種分類方式,學者們大都認為文化要素(包括共同的歷史記憶、語言、宗教、習俗、服飾等)是族群認同要素中最核心部分。同時由於族群認同是變遷的並非固化靜態的事物,因此在對其進行測定研究時,不能使用測定靜態概念的方法單一考察某一項要素,而應該以動態的眼光綜合審視。然而較為遺憾的是,現有關於族群認同的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分析維度的界定說明,使得結論系統性較弱,例如分析客觀要素時卻未曾提及主觀要素是何物,強調族群認同的微觀要素但沒闡明「微觀」之範圍,以至讓人產生「宏觀何如」的疑惑。

族群認同理論經歷了由文化特徵的「客觀化」向「主觀化」逐漸演變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以前,西方學術界較為盛行「客觀文化特徵論」;50年代到60年代,逐漸向「主觀化」轉移;70年代到80年代,「主觀認同論」又分為根基論(Primordialists)與工具論(Instrumentalist );後來又出現了根基論與工具論的相互調和,被稱之為「辯證闡釋理論」。[7]對族群認同解釋的西方理論進行研究也是一直以來族群認同研究的重點,其目的在於對相關理論進行回顧與探討,以求對我國的族群認同進行分析與解釋。

早期研究中學者大都將關注點放在原生論與場景論的討論中,但具體側重點有所差異。左宏願從討論兩種理論的區別人手,指出族群認同研究的一種發展方向。他認為原生論與場景論二者的根本性差異和爭論的焦點在於族性和族群的本質所在,兩者實際是族群認同理論連續統的兩端,它們都有助於從一個側面深人地分析社會現象,但都不能完全解釋社會現象。而族群會隨著社會、政治背景而不斷生成、變化,族群認同的存在只是在特定的時空場景中發揮作用,其既可以用來構建杜會意義,也可用來達成政治目的。因此應更多探討在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建構了基於文化質料的族群認同,強化了族群邊界,研究這種被建構的族群認同在什麼場景下,什麼環境下突顯出其社會政治意義。[8]蘭林友在討論族群、族性等概念的基礎上,回顧了以原生論和場景論為主的族群解釋理論,認為族群認同存在著將社會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類別的一種強烈的心理或情感成分,與以社會經濟因素將人們按照一系列水平的軸線分割和同一的社會分層不同,族群認同是依據一系列垂直的軸線分割和同一的,因此可從族群認同的情境性、族群特質、族群認同的流動性和族群類型四方面考察族群認同。[9]

相較於其他理論,原生論與場景論受到關注最多,但對族群認同解釋的理論探究不應止步於此,隨著對族群認同的進一步深人,更多相關理論也進人了人們的視野,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王琦瑛的研究。該學者首先對西方族群認同理論的理論基礎進行回顧,在羅列族群認同理論類別的基礎上將當前主流的族群認同理論分析模式分為原生論、建構論、工具論和民族主義論四種。建構論與工具論可視為場景論的兩支,二者不同在於建構論更強調價值合理性,而工具論核心為工具合理性。不同於其他模式,民族主義論認為族群認同有賴於新型的集體想像,還有賴於通訊能力和社會組織狀況能夠鼓勵對遙遠的大量人口和主要是匿名的他人的認同感,它也取決於人人同等重要的現代觀念。[10]

「變遷」是社會科學領域十分關注的主題,作為動態多的族群認同本身就處於變遷之中,大量有關族群認同變遷的研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民族志材料,同時也為族群認同理論在我國的應用與本土化提供了寶貴經驗。國內族群認同變遷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目前或歷史上存在多樣化認同的族群中,這些群體大多與其他群體互動較頻繁,它們或直接經歷了在不同認同中選取一項作為主體認同的選擇,或由於不同因素影響而對單一認同有深淺不一的認同度變化。族群認同變遷的相關研究成果大體可分為四部分:認同變遷現象及過程表述、認同變遷特徵總結、認同變遷影響因素分析和變遷過程中族群成員主動性的分析。

由於進入族群認同研究視野的族群大都具有較為複雜的特質,其認同更具多重性,因此對這些族群認同的變遷過程進行描述,動態建構族群認同的過程,闡明該族群在何種情境下選擇了何種認同成為族群認同研究的首要主題。湖南沅水五溪地區的瓦鄉人族群認同變遷的過程可看作不同族群認同變遷過程的一個縮影。瓦鄉人一直生活在以苗族、土家族、漢族為主的五溪地區,與周圍文化互動過程中,文化也相互影響導致其族群認同具有多樣性。與其他許多族群相似,瓦鄉人的族群認同表現為對內維持族群凝聚力的自我認同及對外區分我群與他群的相互認同兩方面,其中族源、宗教信仰、語言、生活習俗等文化認同是族群認同的核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生活資源逐漸市場化的同時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利益逐漸淡化,瓦鄉人在族源認同、宗教信仰認同、服飾等生活習俗認同方面發生了由強調族群特殊性到與漢文化逐漸趨同的轉變,然而瓦鄉話卻在其中保持著獨特的穩定性。究其原因在於,瓦鄉人認為瓦鄉話是其忠誠的先祖為躲避朝廷追殺而編出的「擋局」話,這種傳奇來歷使得族群成員對其有強烈的自豪感,從而增強了瓦鄉人的語言認同意識。同時這種語言認同在其他文化表徵都逐漸消失的今天成為瓦鄉人固守自己的族群認同的有力保障。[11]

許多與他族群互動密切的族群都有瓦鄉人類似的族群認同變遷過程:現代化下各群體間對話頻繁,加之我國特殊的民族環境,主觀與客觀的因素都強化著族群認同需求,也引導著認同的轉向變遷。在社會變遷的大環境下主體族群的許多表徵與其他族群融合趨同,導致族群成員在這些方面的認同弱化,而總有一些事項由於其特性激發起族群成員認同積極性,使族群能夠保持自己的族群認同。

描述族群認同的變遷過程為族群認同變遷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材料,在對不同要素進行變遷考察的基礎上對族群認同變遷進行特徵概括成為族群認同變遷研究的第二層次。李豔華以雲南石林縣一個撒尼人與漢族雜居村落中撒尼人的族群認同為個案,對標識撒尼人族群邊界的情感歸屬、服飾、語言、儀式教育體系、大眾傳媒六大要素的內涵以及變遷進行分析,認為該村撒尼人的族群認同因時期、場景、社會屬性而變化。在不同時期,從建國前至今,不同時期撒尼人族群認同由保守到接納再到淡化再走向復興;在不同場景,日常生活中撒尼人的族群認同處於潛意識狀態,而只要有重要活動,撒尼人的族群認同就會突顯; 在族群內,不同社會人群在族群認同的程度和實踐方式上具有差異性,認同主體的階層與年齡是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12]對族群認同變遷的特徵概括使族群認同變遷研究從微觀具體層面上升至中觀層面,為不同族群之間的認同變遷提供了一種比較的思路與解釋框架。

有關族群認同變遷描述與特徵總結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族群認同變遷」的特質,從一定意義上解答了族群認同變遷「是什麼」的問題,認同變遷影響因素的相關分析則回答了族群認同變遷「為什麼」的間題。

首先,族群認同要素兼具主客觀性的特質使其成為認同變遷影響因素中的一類。現象學社會學認為主體在現實社會中運用的知識來源於不同個體在互動中的創造,它是人的產物;然而一旦它被創造出來,對每一個個體而言,這又仿佛成了獨立存在的客觀事物。作為族群成員主觀認同外顯的載體,族群認同的若干要素(如共同的歷史記憶、語言、宗教、習俗、服飾等)本身就在變化之中,是族群認同的表現;然而對具體個體而言,這些要素早在其出生前便存在著,在這種意義上,族群認同要素對具體的個人而言是客觀的,它的變化發展同樣會對族群成員的族群認同產生影響。

其次,在社會性因素範疇,國家話語體系、政策資源、公共領域(以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為代表)、強調競爭的社會環境是主要影響族群認同變遷的因素。在國家話語體系之下由於對新語境的調適,為了避免被邊緣化和虛無化,族群認同需要改變自己的邊界。我國為照顧少數民族制定的特殊政策使族群認同經常被當成一種利益儲存裝裡,許多族群成員會在族群認同起工具性作用時將其特別突顯。公共領域中,學校教育、學術研究、大眾傳媒都在不同層面上強化著不同族群成員的族群意識,在族群意識增強的情況下,同一民族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並不會阻礙認同,反而會被視為本民族文化燦爛的證據而增進自豪感。強調競爭的社會環境一方面通過鼓勵忽視族內和族際差別的個人競爭而弱化著個人對族群的認同感,另一方面族群認同為競爭提供的團體力量又會強化著族群認同,呈現出多樣化的影響。[13]

此外,諸如生態環境等自然因素也會對族群認同變遷造成影響。馬偉華在對青海卡力崗人的族群認同進行考察後發現,生態環境的變化,不僅影響到人們的社會生活,還進一步促使展現當地人生存狀況的文化符號發生變化。如卡力崗回族聚居區生態環境的變化導致當地回族群眾無法依靠牧業或半農半牧為主的生產方式滿足生存之需,生產方式的變遷又導致人們生活文化的變化,無法大量飼養牛羊便沒有可能再以牛羊糞作為日常主要燃料,也沒有足夠牛奶製作酥油、奶茶,久而久之會引導卡力崗回族疏離原有的生活文化,進而弱化原有的族群認同。[14]

族群認同發生變遷並非是族群成員被動適應外界環境而形成,族群成員自身在其中也發揮著極大的主動性。有關族群成員在族群認同變遷中發揮主動性的研究為現有的族群認同變遷補充了對變遷中的族群成員的關注。對族群成員在族群認同變遷中發揮的主動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在族群認同變遷中的族群成員如何選擇族源等歷史記憶,如何重構強化本族群的族群認同。

當前,族群的認同產生於族群邊界的維持、結構性失憶與族群認同變遷,以及與此有關的歷史記憶的選擇、強化、重整與遺忘,不是發生在許多族群當中。[15]多元化歷史記憶與失憶如何影響族群認同變遷,實則體現了認同主體的主動性。鄂崇榮在對民和土族的多元歷史記憶進行分析時發現,「吐谷渾說」、「漢族說」、「蒙古說」、「藏族說」、「回族說」等族源傳說在諸多土族村落中都有各自的認同,不同時期的土族民眾會根據所處社會環境、與他族的族群關係、具體的生活情境以及對若千資源的需求而能動地取捨建構自己的歷史記憶,這種構建一般由精英階層開始。當前歷史記憶的建構方式有通過官方與民間結合的儀式慶典、旅遊與民俗的結合推廣、學術舉證等。[16]

對本已具備多元化族群認同要素的族群而言,群體成員在既定的框架中發揮著自身的認同主動性,對各項材料進行取捨選擇。而對認同要素本身較弱的族群,如何重構強化本族的族群認同則更是體現著成員的主觀能動性。聚居在中越邊境線附近的京族人在建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一系列民族優惠政策的實施以及地方經濟的迅猛發展,過去其邊緣他者的社會地位得到根本性轉變。京族人深知,他們的地位改善離不開國家政策的特殊照顧,離不開少數民族的特殊身份。為在族群差異不斷縮小,族群特質弱化的當代社會繼續維持京族人的「特殊性」並得到「國家承認」,京族人選擇在認同要素顯著性較弱的情境中以多種方式重構強化族群認同。京族人的重構強化首先仍然強調血緣關係、語言等根基性因素的意義,由於本族歷史記憶較弱,因此在認同重建中,他們較為注重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結合併在民族形象塑造時吸納了主流社會對「京族人」的諸多想像。[17]京族人對族群認同的重構代表了當前許多族群希望通過彭顯自己的族群特質而擴展社會空間的行動,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全球化時代,通過族群認同在確立自身在大時代背景下的位置,是目前族群認同較為顯著的功能之一。

和「族群」相似,「族屬」概念的界定在當前學術界頗有爭議,特別的,這一譯法具體對應的原文詞彙也在爭議之中。正如嘉日姆幾所言,任何表述群體族屬的概念都有使用、延展、退化甚至是異化的過程,概念之間缺乏可供比較的確定環境,不同概念的使用取決於溝通過程中的可交流性,因此概念的內涵被使用該詞時的語境所規定,也受使用者們的認識所限制。規定概念中的所指成分對於分析索要論述的問題至關重要。[18]根據「族屬」在現有研究中大致包含的三層意義(一是源於親屬概念的人群「類屬」;二是與客觀條件或主觀認同相關的「歸屬」;三是今日英語在日常使用中的語意「族群屬別」。[19]以及現有研究實際對「族屬」的操作方式,本文將「族屬標示」認為是不同族之間的界限標示,「族屬認同」則是被研究對象在回答「你是什麼族」時給出的「我是XX族(或XX人)」的文化圖式。

關於族屬標示與認同的研究大致有三類:一是從客位出發通過資料搜集與考證,對現今歸類不明的群體進行族屬分析,為其找到一個族屬歸類;二是從主位出發以實地調查為主,考察研究對象如何認同自己的族屬;三是探究主觀認同與族屬客觀標示之間的關係。

在族屬識別歸類研究中,拉先對白馬藏人的族屬歸類分析很具有代表性。該學者首先在前人研究的羞礎上搜集大量的藏漢歷史資料,從歷史族源流變與歷代史論的文本資料中總結出白馬人是藏族的一個分支,並進一步通過實地調查白馬人現存的文化特徵,論證了白馬人是藏民族的一支族群。[20]從客位角度對某一族群進行族屬識別歸類,為人們了解這一族群提供了相對客觀而詳實的材料,但族屬的歸類除了客觀資料證實外,族群成員的主觀歸屬也不可忽視。缺乏主位的態度,是這類客位族屬識別研究的缺憾。

族屬主觀認同在一定程度上與族群認同具有相似性,二者聯繫與區別至今沒有確切的定論。就目前研究看,族屬認同更集中於某些族群成員對自身歸屬的認定,就如被研究對象在回答「你是什麼族」時給出的「我是XX族(或XX人)」的文化圖式。

有關族屬認同的研究表明,族屬認同會因構成認同的文化要素的變化而使族群成員在不同層次上表現出不同的自我歸屬和認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的蒙古族對自身的族屬認同多樣化的現象為例,該地區的蒙古族在漫長的歷史中一直與藏族文化接觸密切,自身文化因此而被涵化,致使其族群邊界認識日趨模糊不清,迫使其根據自身所處的情境來選擇認同歸屬。這表明,雖然族屬認同具有主觀性,但區分於他族的客觀特徵的消失往往使族群的原生性情感聯繫失去必要的條件,並使這種情感聯繫趨於減弱乃至斷裂,從而使族屬認同失去穩定的基礎,其結果是族屬認同將隨粉不同情勢、不同環境變化而變化,出現多重特點。[21]

在族群內部,同一族群之間並非鐵板一塊,由於社會、歷史文化與環境的多樣性、差異性和動態遷變性,以及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會造成在認同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22]李志農等人在實地調查後發現,有著共同血緣與文化共同體的瑪雅瑪薩人在不同村落間,其族屬認同存在「文化復興」、「認同轉向」和「多元認同」的明顯的分野。進一步探尋隱藏在不同族屬認同取向背後的社會文化結構和生存環境的內涵後,他們發現族屬認同實際上是政治博弈與經濟權衡。[23]嘉日姆幾通過對小涼山彝族族屬認同的調查提出「硬性的族群邊界並不存在,而同時承擔區別與吸收功能的『族膜』則在族群認同中清晰可見。在同一共同體的內部成分間,依然可以用類似於『族膜』的內膜來完成內部的獨立與統一。」[24]該研究為同一族群內部的族屬認同的分析比較提供了另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即不單將同一個族群視為完全一致的整體,強調其同一性、延續性和靜態性,而應關注到在不同因素影響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主觀認同與族屬客觀標示之間的間題實則是作為認同主體的族群成員的族群、族屬認同與國家現有的民族劃分客觀標示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實際涉及到「族群」與「民族」、「族屬」與「民族」等多對概念之間的辨析,也涉及到對邊界標示的各項文化符號的理解與認識,涉及面十分複雜,因此雖然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現有的研究成果還相對較少。《廣西融水苗人族源探析》與《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兩文相對集中地討論了這一問題。兩篇文章以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族群認同為個案,分析其族群認同情況與國家民族識別之間的關係後,得出族群主觀認同與族屬客觀標示間並非絕對的或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在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兩者是可以並存的。[25]究其原因,我國的族群認同是建立在民族識別工作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優惠政策的墓礎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徵發展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獲得實際利益的象徵物,其工具性的作用在現代化的情境下尤為突出,[26]工具性作用在二者調和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從總體上看,當前我國的族群認同與族屬標示及認同的研究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的結合已成為常態的研究方式;在實踐研究中運用相關理論,將西方理論進行本土化發展也成為認可的研究進路。儘管成果頗豐,但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值得在今後的研究中改進完善:第一,相關的概念仍不明晰,概念不明晰導致許多研究本身也具有模糊性,而一些研究為了避免概念不明的問題再構造的新概念實則避重就輕,更加大了概念區分的難度,因此對有關概念的討論辨析工作仍需加強;第二,現有的研究成果具有徽縮細緻化的特徵,研究者大都傾向於對某一特殊群體從徽觀視角進行深入探究,這樣的個案研究對擴大族群認同研究的祖蓋面具有積極意義,但當研究成果積盡到一定程度後,對不同個案間進行比較、提煉,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進而提出更多符合我國實際的族群認同本土化理論是未來應發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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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波燃

圖片:來自網絡

審校:蔡倡 樊沛文

專欄審校:丁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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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茂森的《唐代的族群認同》一書乃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作品。他的博士論文主要由余英時先生掛名指導。他曾在本科和博士求學期間分別到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留學,與中國中亞學界聯繫密切。這本書在修改過程中得到美國知名中亞學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和梅維恆(Victor H.
  • 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與身份認同
    一方面,該認同之網上存在著按文化圈、文化層的歷史性規律而發展、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同階段和層次序列,其中的不同認同類型,是自族群和地域內部傳承向跨地域、族群、文化傳播的方向,前後依序,順著時針,由小漸大,由點到面,滾雪球般地自然增長,最後形成一張認同階序之網。比如,由族群認同、區域認同、信仰認同到國族認同,就是一個規模大小不一,文化同質程度有異,帶有歷史形成和層次區分特徵的認同階序。
  • 許川:臺灣人的族群認同及其異化邏輯
    華廣網5月6日發表東南大學臺灣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許川的評論文章說,1945年,蔣介石撤退到臺灣,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移民湧進島內,給原本較為單一的社會結構帶來新的變化,即後來所熟知的族群對立或融合問題。客觀地說,任何社會都難逃族群問題,只是族群問題在政治變遷中扮演何種作用,則需要視不同時空和情境而定。
  • 戰後臺灣族群認同的轉折: 從 「中國化」到 「在地化」
    根據 「認同」的回答方式,綜合王甫昌與許維德的觀點 ,本文將 「族群認同」定義為我們自己屬於哪一個族群的回答。臺灣族群整體的認同問題在戰後便橫亙於臺灣社會,尤其在臺灣社會歷經轉型與多次意識形態論戰後,族群的矛盾與認同問題不斷凸顯和深化,並成為學界廣泛參與和討論的議題,直至今日出現了普遍的認同迷思與錯亂。臺灣族群認同並非一蹴而就,經歷了從 「中國化」到 「在地化」的轉折。
  • 臺灣族群對立:「國家認同」取代民主主題
    民主作為多數權力的體現,朝野政黨競爭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和施政層面上,爭取多數民眾的支持,有時涉及對外政策,但不可能涉及國家認同之爭。不太可能冒著社會分裂和對立的風險,倡導分離意識。就基本的政治學原理來說,國家認同的高度分裂性,必然導致不同政治勢力的意識形態迥異,不可避免的造成族群對立和社會分化的局面,從而嚴重「侵蝕民主鞏固的前提——一個共同認可的政治秩序的疆界」。
  • 跨學科視域下傳統族群文化的現代傳承與文化認同學術研討會暨第四...
    12月14日,「跨學科視域下傳統族群文化的現代傳承與文化認同」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岸客家文學論壇在華南理工大學大學城校區B2-335召開。開幕式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主題進行了演講,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支平以《淺談客家學研究中的二元價值》為題,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董建輝以《高山族、南島民族與壯侗語族:多學科的視野》為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莊初升以《論閩、粵、客方言的保護傳承問題》為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嚴修鴻以《方言,族群認同的標誌》為題,贛南師範大學客家研究院教授鍾俊昆以《客家文化元素與旅遊紀念品的設計開發
  • ...報】為什麼華人不在乎「政治正確」:華人的種族觀念與族群認同
    在我看來,這場爭論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延伸效應,就是對華人族群整體的種族觀念的注意。廣義而言,這也是一個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和海外華人問題上長期被忽略的話題。黃亞生教授的觀點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認為華人支持川普的一個原因就和種族因素有關。
  • 「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育、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年11月1日,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教育、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線舉行。而馬來西亞華人是海外定居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華人群體之一,馬來西亞華人是世界公認的模範移民族群,是中華文化世界性發展的典範主體。馬來西亞華人克勤克儉,敬業樂群,還是近代以來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先行者,因此,馬來西亞華人值得我們尊敬,馬華文化值得學界深入研究。  會議分為主旨發言與上下兩個半場發言。
  • 溯源研究與邊緣理論,哪個能更好的解釋族群的發展
    王明坷的「邊緣理論」很好的解釋了族群邊界如何形成和變遷,如何通過改變「族群記憶」改變族群邊界等問題。首先,「族群」並不是一個有共同客觀體質、文化特徵等的人群,而是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族群範圍由邊界來界定和維持,族群邊界又是可變的、可被利用的,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他者的異己感以及對內部成員的根基性情感;其次,族群成員間的根基性情感來自「共同祖源記憶」;第三,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人們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的,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第四,人們常借著改變祖源記憶來加入
  • 納藏族群認同與藝術邊界構建研究
    勒巴舞案例體現出納西文化的和融性,一方面以勒巴舞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再吸納後的文化特質,另一方面形成族際藝術邊界的再構建,在多民族文化影響及不斷調和中形成了納西文化兼收並蓄的包容特徵,以文化的邊緣地保留了豐富的古老文化特質,勒巴舞案例體現了文化模式、族群認同、藝術傳播與變遷之間形成的互動。
  • 過度強化族群認同,會帶來哪些風險?
    您覺得我們應該穿漢服、學寫古詩嗎?白彤東:我不反對穿漢服。我去日本和韓國的時候覺得我們自己挺悲哀的,那裡的人們會在一些特定的節日穿他們的傳統服裝(其實都是傳統中國傳過去的),那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們能在服裝上有一定的恢復我是很贊成的。不過,我覺得這不是根本。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教育。我認為在中小學階段加強文言文教育,提高經典的佔比。
  • 國內思想周報 | 爭議《狼圖騰》:中國族群認同的浪漫表述
    當然,在成功學瀰漫的大眾文化中,作為近年來最成功的暢銷小說,本書更是在企業管理層面受到諸多追捧,「狼性」、「狼文化」,成為許多企業管理者追求的目標。例如,百度公司總裁李彥宏,曾把強調狼性、消滅小資作為公司文化加以倡導,與此遙相呼應。       2015年2月19日,根據小說《狼圖騰》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
  • 周振鶴:從方言認同、民族語言認同到共通語認同
    語言是文化的核心,語言的變遷意味著文化的變遷,語言認同實際上就是文化的認同。
  • 【反分裂研究】國家認同危機與認同政治——國家統一的視角
    學界普遍認為,在族群認同超越國家認同及族群間(主要是少數族群與主體族群間)產生重大矛盾衝突而導致國家認同危機的過程中,族群精英的認同建構及以權力訴求為基礎的認同政治成為主要的推動力。但是,精英勢力如何實現認同構建,如何將隱性的心理認同外化為政治行為,如何完成對原有國家認同的對抗性塑造並試圖將自身群體認同國家化等等,均是有待分析和梳理的問題。
  • 學海泛舟 01 | 徐海博:從「現實的過去」到「過去的現實」 ——《族屬的考古:構建古今的身份》述評
    在中英文兩篇自序中,瓊斯教授開宗明義地介紹了本書的研究目的:在新考古學、後過程主義時刻提防文化-歷史考古學範式的回潮,以及民族主義復熾,族屬研究捲入政治認同與合法化的構建的大背景下,對考古學解釋族群認同進行反思。
  • 民族教育: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艱難博弈
    ,現實中也使民族教育產生了族群認同與主流文化認同的目標分野。長期以來,民族教育承載著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傳承的雙重職能,這也在實踐中產生了族群認同與主流文化認同的目標分野。當然,我們在理解「民族認同」時存在不同的場域和具體的解讀。
  • 評《猩球崛起2》:狹隘的族群認同引深思
    【看電影·《猩球崛起2:黎明之戰》】   現實的心理基礎就是這樣的,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狹隘的族群認同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此詰問一出,主張與猿類和平共處的人們登時啞口無言——雖然有點「政治不正確」,但現實的心理基礎就是這樣的,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狹隘的族群認同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過在科幻小說史上,設想動物突然進化成智慧生命並反噬人類的反烏託邦故事,《人猿星球》並非始作俑者。
  • 名祖神話體現古希臘人自身認同
    族稱「埃託利亞人」(Aitoloi)和「亞美尼亞人」(Armenioi)則被想像為來自英雄埃託洛斯(Aitolos)和亞美諾斯(Armenos)的名字,兩位英雄就成了兩個族群的名祖。再如,作為同樣被想像出來的英雄,拉凱戴蒙(Lakedaimon)是拉凱戴蒙(Lakedaimon)地區的名祖,埃拉託斯(Elatos)是埃拉忒亞(Elateia)城的名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