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伯特·克蘭德曼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系。
認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是政治化認同的基礎。政治實質上就是對社會中良品和劣品的一種分配過程。在這個分配的過程中，即使政府竭盡全力，也無法做到兼顧所有群體的利益，更不用說政府自身常常無法盡到維護社會平等的責任，甚至有意建立並維護某種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群體之間就很容易出現一種認同政治。就如同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下的黑人、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或是在荷蘭的外國移民一樣，他們開始對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認同。認同政治可以強化這個群體的認同感，讓他們變得政治化和激進化，並刺激他們開始進行政治抗爭。
認同過程在引導群體抗爭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過去，這種抗爭在政治和社會心理領域沒有那麼明顯，可能是因為社會心理學家不太重視政治抗爭到底是如何開始的。不過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有所改善，一部分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注重對抗爭行為的研究，在他們的研究模型中，身份認同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核心的概念。
以往的相關研究已經證明，身份認同並非不同群體參與抗爭的唯一動力，它只是三個主要因素之一，其餘兩個因素則是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意識形態(ideology)。人們想要參與抗爭，也許是因為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的境遇，這就是他們的工具性動機；或是因為人們想要成為他們各自群體的一份子，這就是他們的認同動機；還可能是因為他們想要表達自己的看法或感受，這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動機。社會運動恰好可以為他們提供這樣的機會，讓他們的不同需求得以滿足。他們越是參與這種運動，就越能感覺到自我實現的滿足。
在本文中，筆者主要想對認同和參與在政治抗爭中的聯繫加以說明，並就以往文獻中關於抗爭和認同的研究命題做一個梳理。本文首先在認同的框架內討論了政治化的集體認同(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的概念；接著探討了這種認同過程的內部順序以及內在因果關係；隨後，筆者試圖說明，每個個體都具有多種認同，而這些認同可能指引著不同的發展方向。一旦某個抗爭運動發展起來，就很容易將社會分裂成支持這個運動的陣營和反對這個運動的陣營。當一個人具有多元身份時，他在選擇上就可能面臨多種認同的壓力。最後，本文探討了政治化集體認同的激進化問題。激進化的發生源於國家未能有效滿足那些失意並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群體的需求，這些群體已經具有了政治化的集體認同並試圖影響國家，但是卻未能成功。如果這些群體覺得自己的認同受到了主要權威的威脅，他們就會變得激進。
政治化的集體認同
「認同」是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社會中的有些位置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就業人員與失業人員；有時候，一個位置是從屬於另一個位置的，比如荷蘭公民就從屬於歐洲公民；還有一些位置是排他性的，比如不同球隊之間的隊員。
個人、社會和集體認同。一個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及其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源於他的個人認同。同時，每一個人所處的位置都是共享性的，比如，一個人是教授，那麼他就不僅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教授，而是到哪裡都是教授。而當這些認同與他人共享時，就把他人也同時納入到一種相對的社會或集體認同之中。社會認同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結構性認知在單個或多個群體中的投射。而集體認同則是一個群體中的成員對該群體的共同認知。社會認同指的是一種個體性的特徵，擁有社會認同的人群之中通常有多個群體。而集體認同則是指一個群體的共同特徵，這個群體由多個個體組成。總之，儘管社會認同與集體認同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卻不在同一個分析層次之中。
認同強度。自我歸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theory)認為，人們更傾向於將自己歸類在能夠讓自己獲得更多社會認同的類別中。對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讓人們更樂意成為該群體的一份子，這就是認同強度。而社會認同常常會使人忽略個體的真實身份，個體在某個群體中的認同強度越高，就越樂意為自身的群體代言，以維護群體的利益。在政治環境中，對群體的認同強度不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強烈的認同極少受到周圍氛圍的幹擾。因此，在筆者看來，強烈的身份認同更有可能讓人們代表自己的群體實施某種行為。
群體身份(Group identification)。群體身份與社會和集體認同有關，類似於一種對團隊的獻身。群體身份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評估，而在現實中主要表現為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以及個體在隱性和顯性層面對群體、群體符號、群體價值的自豪感。一方面，個體的社會身份由不同的群體身份所詮釋；另一方面，沒有哪種集體認同可以脫離個體對於群體的認同而單獨詮釋其身份。
顯著的集體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集體認同並不顯著，自我歸類理論的一個假設是，在特定的環境下，一個人可能會變得獨一無二並展示出他的個人認同，也可能會展示出他的集體認同。當一個人的社會認同更加顯著時，集體認同就會被共享，集體認同的強度也會增加。個體自身的社會認同過程將影響到其他人的社會認同。這並不是一個自由選擇的問題，因為個體的境況可能會激活一個人的集體認同，無論這個人是否有這樣的意願——南斯拉夫和南非歷史上的抗爭過程就是如此。
政治化的集體認同。當人們代表某一群體捲入政治抗爭時，他們的集體認同就會發生政治化，尤其在這個群體捲入權力鬥爭時。為了建立、改變或維持某種權力體系，社會群體經常會捲入權力鬥爭。為了把這個群體的聯繫轉化為它的社會環境，它會製造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這些政治事件就是集體認同的政治化，也是權力鬥爭的基礎。特別是當群體中的很多人都意識到一種屈辱的情感時，這種過程更容易發生。群體內會產生共識，認為某個政治角色是使群體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倘若他們的損失沒有得到合適的補償，這個群體就會堅持抗爭。在這一系列的鬥爭過程中，如果群體能夠得到來自政府、國家等第三方的支持，其認同就會充分政治化。而將這些群體捲入其中的權力鬥爭則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利益層面。牽扯到第三方，就意味著對社會或者輻射範圍更大的某個群體的認同，這個更大的群體可能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國家聯盟，它更具包容性。通過認同的擴大，集體認同將群體與外界的聯繫轉化為它的社會環境。政治化的集體認同就成了對社會環境的一種重構，這就涉及如何重新制定鬥爭策略的問題，比如，要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尋求潛在的盟友。
雙重認同。雙重認同是指同時存在於高級與次級政治實體中的身份特徵。在集體認同政治化的情況下，雙重認同也會得到發展。事實上，政治化的集體認同本身也具有雙重認同。社會群體被嵌入民族國家或整個社會這種更高級的政治實體之中，對這種實體及其民眾的認同和繼承轉化為一種政治化的過程。最近的研究表明，雙重認同讓民眾更傾向於採取溫和的抗爭行為，而當他們從高級的政治實體中所能獲得的身份減弱時，其不滿更容易引發激進的抗爭行為。
因果關係
身份認同與參與抗爭的行為這兩個概念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因果聯繫的問題，也就是說，究竟是先有身份認同然後再有參與抗爭的行為，還是先有抗爭行為然後才出現身份認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先弄清楚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過程與行動動員(action mobilization)過程兩者之間的區別。在集體行為出現的過程中，這兩種機制都很關鍵。共識動員涉及社會運動在觀念方面的傳播，而行動動員則涉及從支持者到真正的參與者之間的轉化。身份認同過程在這兩種機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後面的章節中，筆者主要論證了身份認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共識動員，身份認同的動員與抗爭行為的參與之間可以彼此強化。
不同的行為體會在社會上傳播不同的觀點。無論是運動組織還是反運動組織，都試圖說服人們相信他們的觀點。在呼籲實施行動時，組織的傳播力量比較強大，組織的觀點很容易得到民眾的共鳴，即便民主對該組織並不認可。
實際上，每一次抗爭出現的核心原因都是因為某一群體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有時候，號召進行抗爭的組織無法向民眾提供必須參加抗爭行為的充分理由，但由於民眾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的屈辱推波助瀾，他們就有了參與抗爭的理由。也就是說，他們越感到自己的群體或者自己的原則受到了威脅，他們參與抗爭、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準則的動力就會越強。這種利益和準則既與工具性動機有關，也與意識形態動機有關。工具性動機是指人們認為參與抗爭是一種能夠改善群體境況的工具。這裡涉及工具的效力(efficacy)問題，效力是一種信念，是人們相信集體行動能夠產生效果，它是工具性動機的關鍵因素。而意識形態動機則指當群體的價值觀和群體的原則受到侵害時，群體成員就會參與到抗爭的行為之中。如果說工具性動機引起民眾共鳴主要是因為民眾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麼意識形態動機則更強調民眾的價值觀受到了違背。假設當人們認同組織時，組織的號召能夠獲得更大的反響，那麼在社會運動組織內部，認同該組織的個體成員數量就越多，其動機就越有可能與該組織提供的抗爭框架產生共鳴。群體身份是一種具有相似性的認知，人們與群體內其他人擁有共同的命運，屬於同一類別。它對人們的思想、感知和行為等各個方面都會產生影響。認同一個社會運動組織的人越多，個人取向、價值觀和信念就越容易與該組織的一系列原則趨同。
本文因此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對於抗爭運動的參與者而言，越是能夠引起他們相同身份共鳴的運動，就越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為了佐證這一觀點，筆者研究了2004年發生在阿姆斯特丹的兩次大規模抗爭運動。
這兩次抗爭運動是由於荷蘭政府的財政緊縮計劃引發的，它們分別由兩個不同的組織領導，第一次運動由當地工會組織領導，動員了25萬人；第二次運動由反新自由主義聯盟「扭轉局面」(Turn the Tide，TtT)組織領導，動員了5萬餘人。儘管這兩次抗爭運動的組織者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抗議政府為了節省開支而實行的關於退休及養老保障的新舉措。由工會領導的第一次抗爭運動旨在恢復工會與政府談判時的話語權；由反新自由主義聯盟領導的第二次抗爭運動則從另一個角度反對國內的極右翼政治氛圍和政府的反社會政策。
工會的抗爭運動更關注利益問題，而反新自由主義聯盟則更加關心有關原則的問題。因為，在抗爭過程中，政府宣布不再進行進一步磋商的態度讓工會感覺受到了挫敗。而反新自由主義聯盟的目標比工會更加廣泛，它不僅追求工會的目標，還動員其成員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和保守主義政策，更加強調意識形態特徵。這兩次抗爭運動的組織者都是社會抗爭組織，如果我們比較參與這兩次運動的動機，可以看出，加入第一次抗爭的民眾主要是出於工具性動機，而參與第二次抗爭的民眾則更注重意識形態動機。圖1清晰地說明了在上述兩次抗爭運動中二者的動機差異，以及身份認同與運動之間的聯繫。因此，如果民眾對某個組織認同度更高，他們就更容易接納該組織理念的框架設計及其對抗爭行為作出的合理化解釋。因此，通過這種勸服性的溝通方式，身份認同間接影響著民眾對抗爭鬥爭的參與。
圖1：抗議與認同的相互作用
群體身份的出現能夠促進民眾對抗爭行動的參與，它可以通過採取有說服力的溝通方式、對抗爭強度及抗爭時間節點進行選擇、對抗爭行動的意願產生影響以及對參與意願進行轉化等方式促進參與行為。反之，對行動的參與也同樣能夠起到強化群體身份的作用。群體身份、行動意願以及行動參與分別作為功能載體組成了一個自循環的強化機制。所有這些都說明，身份認同度高能夠產生代表群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如果這種行為是階段性的，那麼意願就有很大機會轉化為實際行動。
參與反過來還能強化身份認同的強度，因為認同強度與行動參與之間可能是一種遞歸性質的關係。我們的研究證實了從認同到參與以及從參與到認同兩方面因果關係的對立統一。行動意願向行動參與的轉化過程實質上就是兩種認同過程之間的聯繫。也就是說，只有在有行動機會時，參與過程才能出現，身份認同才能被真正加強。
多重認同
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處於不同的位置，也因此具有了多重認同。當人們在社會中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認同時，同時也就獲得了一種集體認同。由於某些認同還與組織成員的身份有關，因此其社會認同還體現在他或她的社會嵌入性上，諸如農民是農民組織的成員，工人是工會或專業協會的成員，學生是學生會的成員，等等。對於某些人來說，某些方面的認同可能比其他方面的認同更為重要。例如，有人覺得對某個組織成員身份的認同比對其個人身份的認同更加顯著。有時，人們的認同與其實際所處的位置並不同步。在群體中，一個人可能會贊同與他觀點完全對立的另一種觀點。例如，一個人可能會有盲從心理，群體中的大多數人選擇什麼，他就選擇什麼，而不去顧忌自己最初的想法。以往關於身份認同與抗爭參與的文獻研究都忽視了這種多重認同所帶來的影響。
個體的多重認同會衍生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身份認同能夠成為號召抗爭活動的焦點所在?共同的身份認同能夠讓人們彼此分享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因為這種共享彼此不滿的意識可以突出集體認同，並試圖動員那些分享了同樣不滿的人的行為進一步強化這種集體認同。這種不滿可能涉及單一認同，也可能涉及多重認同。當政治對某個特定群體不利時，可能會產生單一認同，這種單一認同可能是對某個婦女、移民、農民、宗教群體或種族等的認同。而多重認同的抗爭主要涉及那些更加寬泛的政治議題，比如和平與戰爭、全球正義以及環境問題等，它涉及更加廣泛的公民群體。事實上，認同政治和議題政治都是由於環境的改變而引發了某一類人的身份認同，讓這一類人的身份認同開始覺醒並意識到他們都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運動的組織者試圖發動那些受其影響的人，並讓他們意識到其相互間共同的身份特徵。抗爭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組織者要建立一個動員體系，然後再利用這個體系來吸引潛在的參與者。動員體系的構成關係到示威群體的構成。在同樣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有組織的認同比無組織的認同更容易成為政治抗爭的著力點。
以紐約的土耳其裔移民以及荷蘭的土耳其裔和摩洛哥裔移民的抗爭運動為例。其中62%的人是政黨、宗教組織、文化組織、工會等民間組織的成員，21%的人隸屬於專門的種族性組織，也就是說，他們的身份多有組織背景。
高級認同(比如國家認同)與次級認同(比如種族、階級等方面的認同)可能會出現重合。我們通常認為，在政治中，這兩種認同是相互排斥的，它們之間的互動是集體認同和政治抗爭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儘管政府往往因力圖促進國家認同而壓制特殊群體的次級認同表達，但是政治抗爭的前提常常需要依靠集體認同的效力，而次級群體本身也常常會積蓄對國家層面的不滿。因此，人們樂意保持其次級群體身份，如果強迫他們放棄這種身份，並以高級的身份認同(即國家身份認同)取而代之，則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並使得這種雙重認同產生分裂而非融合。然而，對於多數群體而言，他們接受自己同時擁有高級身份與次級身份，因此，這兩種身份之間其實並不是絕對相互排斥的。
總之，個體可以具有多重認同，這些認同體現了他們對社會不同程度的嵌入性。認同政治和議題政治讓這些身份認同問題變得更加顯著。集體認同的政治化仰賴於該群體與盟友及對手互動的強弱，集體認同的政治化也會對群體的行動意願產生影響。因此，有學者認為政治化的集體認同實際上就是雙重認同。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來說，集體認同政治化的先決條件就是對上級實體的認同，即對國家的認同。
一方面，政治化的集體認同體現在人們的雙重認同上；另一方面，它也體現在認同組織、參與組織從而成為會員的行為上。比如，對於農民和移民街頭抗爭的參與程度來說，認同組織的成員會比不是該組織成員的抗爭參與度更高。而在移民中，認同組織的成員要比其他移民更多地談論政治。
激進化
有學者將激進化定義為從雙重認同轉化為單一認同的過程，它是集體認同的一種獨特形式，只是高級的身份認同對它失去了影響力。激進化的形成通常是由於國家沒能滿足邊緣化群體的需要，它往往會促使政治參與採取一些破壞性的形式，比如暴力行為。所以，本文最後一部分力圖說明人們在現實世界中變得激進化的程度取決於身份認同的過程。
近幾十年來，認同政治激進化的例子在全世界屢見不鮮。例如，極右翼群體在歐美許多國家散播排外觀念，極左翼則忙於反全球化運動，激進的環保主義者和動物保護主義者也動作頻頻。但是，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上述行為相對於穆斯林的激進主義行徑無疑都顯得黯然失色。近年來，很多偏激的穆斯林激進主義行為震驚了西方世界，例如紐約世貿中心恐怖襲擊案、馬德裡地鐵連環爆炸案、倫敦地鐵連環爆炸案、荷蘭的提奧·凡高(Theo Van Gogh)謀殺案等。
人們自身並不想變得激進化，但作為群體的一部分，他們經常受群體影響而產生了集體認同。起初，一些群體成員會採取積極的方式去實施改變或阻止改變，但也有一些成員反對這些改變。在與反對者進行互動的過程中，前者的想法和觀念就會逐漸變得更加尖銳和激進。事實上，激進化的過程可以被視為一個認同轉變的過程。沒有人生來就激進，激進的政治行為都是激進化過程所導致的，這個過程與政治化和極端化這兩種相關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極端化是「運動—反向運動」相互作用的一個實例，在極端化的過程中，兩個正相反的對應體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他們互相視對方為敵，將對方作為集體行為的主要目標。當群體極端化時，就對「我們」與「他們」進行了明顯的區分。雙方都宣稱「我們」所代表的地位受到了「他們」的威脅，都讚揚自己群體內部的象徵和價值，而貶低群體外部的價值。
社會運動的各部分在激進與溫和之間搖擺，從而產生了分裂，在搖擺中，他們不斷調整適合自己的方法和目標。分裂可能促使該群體放棄激進的目標和行為，而放棄這一行為意味著激進的群體成員背棄了全社會，包括他們同伴中的積極分子。此類行為是一種來自社會和運動的「雙重邊際效應」。這種雙重邊際效應造成了物質的、社會的和心理上的孤立，從而解釋了群體從現實的「正常」感知中脫離出來的深層原因。由於這種孤立，群體成員只同與他們有共同世界觀和情感的人進行深入接觸。群體規範不容許成員有異常行為，自由度幾乎降為零。
認同過程對於極端化起到了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來自反向運動的威脅可以塑造出一個運動的集體認同。首先，強有力的對手的出現強化了積極分子的認同。其次，極端化讓意識中的「其他人」向「我們的夥伴」和「我們的敵人」這兩個極端分裂。最後，它也引發了人們對於「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思考，讓人們對自己所處的位置進行策略性的重塑。
群體可能在相互對抗的過程中變得激進化。如果對抗激烈，並且人們感到自身的身份認同受到了威脅，就會刺激身份認同的過程，加強對抗。社會分類使得人們更加意識到他們的群體成員身份，從而加強了他們的身份認同。由於自我強化過程的影響，群體成員嘗試通過偏愛內部群體和貶損外部群體來「修復」他們受到威脅的自尊。而內部觀點的激進化是通過將「我們」描述為「善良的」並將「他們」描述為「邪惡的」來讓分歧極端化；群體之間變得彼此疏遠，群體變得極端化。如果發生持久的群體間衝突，每一個新的衝突事件都會重演上述過程：認同受到威脅，嘗試修復自尊，在偏愛內部群體的同時貶損外部群體，如此反覆循環。這一次次事件不斷強化著群體的身份認同，觀念和感受會變得更為激進化。這一周期循環機制使分歧進一步激化，也使得群體間的分裂擴大化。
如今，在推特、博客、簡訊、臉書等網絡平臺上，激進化過程隨處可見。毀滅性的事件(如馬德裡和倫敦的襲擊等)已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在某個事件發生後，一些關注者會有到網上表達自己觀點的衝動，從而提高了對網絡論壇的參與度。尤其是在不同群體之間——比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出現衝突時，人們更有表達的欲望。這種衝突也會增強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比如有些人可能會更願意公開表示：「我是穆斯林。」當群體覺得自己的群體認同受到威脅時，在群體內部的親和度以及群體外部的排斥度的驅使下，群體成員會採取手段去捍衛自身的價值或修復群體認同，從而使部分群體成員出現了激進化和極端化的傾向。
結語
認同過程研究在社會心理學理論以及抗爭性政治參與研究中處於核心地位。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由於其認同是與他人共享的，所以他或她能夠同時擁有個體認同和集體認同。然而，如果沒有身份認同的話，集體認同毫無意義。同樣，如果沒有集體認同，個體也無法參與到集體認同的政治化的過程之中。不過，由於人們在同一時間具有不同的認同，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某種特定的認同在某個特定事件中會成為焦點?一個群體共有的不滿情緒成了他們參與政治抗爭的根源，從而導致了集體認同的政治化。組織者將這種不滿轉化為一種訴求，創建了一個動員體系，並適時提出抗爭。集體認同和群體身份是抗爭出現的必要條件，除此之外，抗爭還離不開適時的號召力和有效的動員體系。對人們的不滿加以闡釋、對身份加以架構以及政治化過程都深深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網絡中的社會嵌入性在政治化和動員化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當人們的不滿轉化為一種訴求，動員體系開始起作用之後，集體認同的政治化就出現了，社會大環境就會分化為兩個陣營：盟友陣營與敵人陣營。
而對於多重認同來說，政治化的認同實際上是結合了國家的身份認同與各個的群體(如種族、階級、性別、宗教信仰等)的身份認同的雙重形式。展示出雙重認同的公民更容易對他們所處的境況感到滿意，反之，則更有可能去參與集體運動。政治化的過程可能會導致激進化，如果政府或當局沒有及時地回應這類不滿或選擇鎮壓，就會很容易導致政治分裂和激進化的出現。
本文原載美刊《政治心理學》(PoliticalPsychology)2014年第1期(總第35卷)，譯文有刪節。
文章原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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