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篇）
四、霸權的三重構成與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破「去政治化」的邏輯構成了當代批判的知識分子共同關心的課題。在重新回顧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之時，這些知識分子發現構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的關鍵概念——如進步與保守、左與右等等——如果不是已經失效，便是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也正由於此，當代世界的許多反對運動要麼變得軟弱無力，要麼淪為新型霸權的同謀。因此，要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邏輯，就必須對當代霸權的新的構成方式進行分析。按照我的分析，霸權至少具有三重構成，它們之間有著複雜的歷史關聯：
首先，正如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阿爾都塞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概念揭示的，霸權與主權國家的暴力控制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有效運轉相關。這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針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合法性而產生的理論概念，也是在政治性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有關領導權問題的政治概念。這一概念主要地用於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間的政治鬥爭。葛蘭西將這個霸權解釋為兩種運作方式，即「主宰權以及知識和道德領導權」，主宰權是強制的領域，而「霸權」則是指統治集團通過將引發激烈衝突的問題置於一個「共同」的層面而獲得的額外權力。按照他在《獄中札記》中的解釋，國家作為某一特殊集團的機構，註定要為後者最大限度的擴張創造有利的條件。但這個特殊集團的發展和擴張被看作是而且的確也表現為「國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擴張和發展的原動力。阿爾都塞則通過對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意識形態概念的再研究，提出了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問題，在理論上深化了葛蘭西所涉及的霸權問題。西方左翼傳統對霸權概念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構成及其危機，尤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的實質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民主危機。
其次，霸權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和國家間的關係密切相關的。因此，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像許多西方的學者那樣將葛蘭西式的霸權概念（hegemony）與中國政治中對國際霸權（hegemon）的批判區分為兩個概念，而是力圖在兩者之間重建本來應該存在的理論的和歷史的聯繫。毛澤東的霸權概念始終是在全球關係的範疇內運用的，他對美國和蘇聯作為「霸權」國家的描述被放置在三個世界的體系性關係之中，其政治性含義不僅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聯合和分化第二世界，進而對抗這一兩極霸權，形成新型的國際關係，而且是以理論研究、政治辯論和道德感召的方式擊破美國和蘇聯體制的意識形態權威。因此，「反霸權」的實踐中包含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含義。中國古代經典《春秋》、《左傳》用「伯權」和「霸權」概念綜合齊、晉、楚、秦等諸侯國家的暴力統治與禮儀支配的雙重能力。儘管中文世界的霸權概念主要指稱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配與操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即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在春秋戰國時代，霸權的確立雖然是王權禮儀瀕臨危機的產物，但這一危機局勢本身也構成了霸權的合法性條件——霸權的構成包含了其他諸侯國對於領導權的承認。關於這一點，中國歷代學者在對《春秋》的解釋中已經有清晰的表達。因此，中文世界中主要指涉諸侯國關係的霸權概念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不能說完全無關。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作為一種合法統治權的霸權概念也不是與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完全無關的。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 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與馬基雅維利的權力概念關聯起來，從而將這一概念從階級間的關係重新引回到國際政治的關係之中，這為重建兩種不同類型的霸權概念的內在聯繫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路徑。在馬基雅維裡那裡，權力是許可與強制的結合體，強制當然意味著使用武力或構成有效的武力威脅；許可則暗指道德領導權。「由於霸權這個詞，從其詞源學意義『領導權』和派生意義『主宰權』來看，通常指國際關係，所以葛蘭西完全有可能是在使用這個術語的比喻意義，通過與國際關係的類比來闡明社會集團之間的關係。在把葛蘭西的社會霸權概念從國家內部關係轉換成國際關係時……我們可以簡明地逆向追溯葛蘭西的思考歷程。」{61}「一個起支配作用的國家如果領導著主權國家體系朝著預想的方向邁進，它便行使著霸權職能，而且在此過程中被認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這種領導權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國家具有霸權地位。」{62}正是通過將美國的國際支配與全球化的趨勢加以重疊，美國確立了自身作為全球霸權的地位。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楷模（全球化、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發展、民主等等的楷模），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領導權。這就是西方政治學家所談論的所謂軟實力。美國霸權是在暴力壟斷、經濟壟斷、意識形態領導權以及國際關係的模式發生轉變等多重條件下確立的，而在「九一一」之後的侵略戰爭中，美國的窮兵黷武和單邊主義導致了它的領導權危機，從反面促進了世界各種力量以反戰和「去美國化」為契機的互動和聯合。{63}在這個意義上，「去政治化」的過程遍及國家與國際的雙重方面，而打破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也存在於這兩個方面。
第三，霸權並不僅僅與國家或國際關係有關，而且也與超國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條件下，除了需要在國家領域和國際關係領域中界定霸權，霸權還必須在一種既內在於國家、內在於國際關係又超越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市場關係中加以界定。現代市場關係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卻不能以民族國家的邊界和權力加以界定的力量，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家強調再生產過程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鏈條」、一個全球性的進程，這一點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當以金融資本為主要形態的市場主義成為一種霸權的時候，許多人也會將現實的市場擴張和政治支配描述為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歷史進步的歷程，從而完全不能展開對於市場擴張與支配的政治含義的分析。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可以視為全球化的意識形態霸權的標準讀本，它滲透在各種跨國機制的規章和運行法則之中；諸如原先的關貿總協定、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的以市場一體化的協調機構的形式成立的各跨國組織，均可以視為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機器——當然，它們不僅是意識形態機器。我們可以說它們具有經濟支配和道德支配的雙重權力。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更為直接的表達者是媒體、廣告、超級市場和各種各樣的商業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商業的，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它的最為有力之處在於訴諸感官和「常識」，即訴諸所謂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將人轉化為消費者，並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自願地服從其邏輯。市場主義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機器具有強烈的「去政治化」特徵，在「去政治化」的社會過程中，它恰好構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
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需要在國家的、國際性的（國家間的）和全球性的（超國家的和市場的）三重範疇及其互動關係內討論霸權和意識形態的作用。上述多重霸權構成不是相互截然區分的範疇，而是相互滲透的、相互纏結的權力網絡，它們內在於當代社會的各種機制和網絡之中，內在於人們的行動和信仰之中；正是在上述霸權網絡的交互作用之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得以構成。這一點對於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狀況是絕對必需的。當代意識形態霸權經常利用國家的內在矛盾施展其職能。例如，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方向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過程是基本重疊的，這一過程產生出了眾多的經濟危機、社會分裂和不平等條件。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全球化並沒有消解捲入這一過程的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沒有解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全部分界。在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全球性的力量與重商主義的力量（即國家力量主導下的國民經濟）發生衝突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中，全球化的金融資本與「國民經濟」之間的衝突以極為明確的形式展現出來，進而促成了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構「國民經濟」或「國民經濟的變體」（如區域聯盟）的決心。因此，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利益的衝突、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的矛盾有時較之以往更為激烈。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霸權的全球力量往往會利用特定國家內部的勢力挑戰政治權威，而一旦政治權威意識到它與其他社會力量的交換關係面臨外來幹涉，也立刻會以民族利益或其他正當性訴求為由抑制這一內部挑戰。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隨國家統治意識形態在開放條件下的鬆動，社會思想和立場的合法性密切地聯繫著對於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挑戰，這是當時界定獨立性和自由的主要根據。然而，知識分子和社會批判立場的這一「去國家過程」並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提供「重新政治化」的效果，反而被納入了另一層次的「去政治化」過程：
首先，這一「去國家過程」產生在一種全球性的歷史轉變之中，即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戰的過程中，從而這一以「去國家過程」為標誌的獨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敘述同時也是和國際性的意識形態霸權的確立相互關聯的。事實上，所謂「去政治化」過程恰恰是兩個國家集團、兩種政治體制、兩種意識形態進行激烈搏鬥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所謂「去國家過程」中的「國家」只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立場上被指認的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這一「去國家過程」不過是對另一種國家形式的霸權進行認同的過程。在當代中國，「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一種反國家的表象掩飾了它與新型國家及其合法性之間的內在的聯繫，從而不過是一種反國家的國家（亦即「帝國」）意識形態——根據上述對於霸權概念的多重構成的分析，這種新型國家意識形態本身具有超國家的性質，從而也經常表現為從一種跨國主義的角度抨擊「國家」的立場。
第二，這一「去國家過程」同時也伴隨著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組織在現代化、全球化、發展和市場的新型意識形態霸權之中。由於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傳統的社會紐帶，它在改變十九世紀以降逐漸確立的主權關係的同時，也包含了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和市場運行的國家機制的強烈需求。因此，「去國家化」或反國家的姿態本身又似乎自相矛盾地與法制化、制度化等口號相配合，而後者正是以產權重組為核心展開的國家建設過程。在現實的條件下，問題並不在於是否需要法制化、制度化，而在於怎樣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以及是否必須將整個社會構造（及其轉傳統）全部納入法制與制度的框架內部；不在於「去國家」或「反國家」，而在於應該建立怎樣的國家及其制度，以及能否在國家及其政治之外形成真正的政治空間。
第三，「去國家過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是因為它以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區分日益模糊化為前提——正如上文所說，政治鬥爭主要集中在由誰來掌握國家政權或國家政權的價值取向為何這一關鍵性問題上，一旦取消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區分，也就等於取消了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而將一個政治性的問題轉化為非政治的或去政治化的「去國家過程」。新自由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鼓吹的「國家退出論」就是一個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命題」。
根據上述幾個方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通過與國家的關係來界定的獨立性與新型霸權關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多重霸權）的確立是同一個歷史消長過程的產物，從而前一重擺脫（國家）關係與後一重進入（國家的、國際的和跨國的）關係之間至少有著歷史性的重疊。全球性的力量與國家力量的相互滲透使得僅僅依靠與國家的關係或與跨國霸權的關係來界定自身立場的方式均陷入困境之中，這也正是當代許多反對運動最終只是徒有反對之名的原因。事實上，當代社會的各種社會保護運動自身也在經歷「去政治化」過程，它們或者陷於有限的經濟目標之上，或者淪為國家機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於各國際基金會項目的要求和邏輯之中，不但提不出關於發展、民主、參與的不同理解，而且在運動中轉化為各種國家的、超國家的機制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裡，如何克服社會運動自身的「去政治化」，將一種批判性的國際主義與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今天，對任何權力的分析都必須置於一個權力網絡的關係之中，從任何一個單一方向上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者都是可疑的。如果考慮到三重霸權的構成全部滲透在我們的社會體制之中，而它們之間並非貼合無間，那麼，這個概念中的「國家的」或「跨國的」的範疇就有必要加以審察。在這裡，打破這些範疇的總體性，從這些範疇內部發現裂痕，尋找新的政治空間，就成為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基本邏輯的必要步驟。例如，中國的改革是在國家分權條件下的市場化進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國家各部門之間存在大量的利益不一致；國家機器的各個分支與國內和國際市場以及其他社會集團有著極其複雜的聯繫方式，而這些不同的聯繫方式也導致它們之間產生出利益一致與衝突的多重關係，進而表現為公共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博弈和多重取向。正由於此，我們可以從「國家行為」中發現大量相互矛盾的取向，也可以從不同層次和不同機構的決策方向中看到一致與衝突的同時存在。事實上，當代有關國家的辯論是圍繞著「中央—地方」、「國家—區域—全球」等關係展開的，而不是圍繞著國家或反國家的軸心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將「國家」作為一個單一的分析單位的方法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構造。又如，當代全球化過程及其機制一方面鼓勵金融、生產和消費的跨國化，另一方面力圖將移民問題限制在勞動力需求和民族國家主權關係的框架內，從而形成了各地區勞動者之間的隔絕和矛盾。因此，我們可以從「全球化」的現象中發現大量的相互矛盾的方向，從而不是以退回民族主義的方式，而是以重構批判性的國際主義的方式，揭露「全球化」的內在矛盾。
就中國而言，由於國家的改革實踐與社會主義價值之間存在重大的衝突，改革運動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正是由於這一內在矛盾，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實際上已經或正在蛻化為一般國家機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權力進行操控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方式並不是按照特定的價值或意識形態運轉的，而是按照「去意識形態的」或「去政治化的」邏輯運轉的——儘管它經常訴諸於意識形態的語言。當代中國的左右兩翼經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無策，原因很簡單：這一國家運作機制已經無法在傳統的左右模式中進行衡量和評估。主要基於一種合法性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之後一方面「徹底否定」了「文革」，但另一方面並沒有「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價值，尤其是作為這一現代傳統的歷史總結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件產生了雙重後果：第一，對於國家改革而言，這一傳統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制約性力量，即「國—黨體制」每一次重大決策和轉變必須建立在與這一傳統的對話和博弈之上，至少它必須用一種特殊的修辭方法在這些轉變與這一傳統之間達成某種協調。第二，對於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而言，這一傳統構成了一種合法性力量，他們可以利用這一傳統與國家推進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進行博弈和協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擴張。在「徹底否定文革」與「告別革命」的歷史進程之中，重新激發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遺產顯然包含了未來政治發展的契機——這個契機絕不是簡單地回向二十世紀的入口，而是在「後革命的時代」（即革命時代終結的時代）探索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統格局的起點。
二十世紀政治是以政黨與國家為中心展開的政治，二十世紀的政治危機主要產生於政黨和國家這兩種政治形式內部；但二十世紀也產生了政治不等於國家的政治實踐，產生了將參與性與制度構架相互結合的嘗試。在現代政治的主體——政黨、階級和國家——均處於「去政治化」危機的條件下，重新尋找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必然是和重新界定政治領域的過程相伴隨的。這個政治領域的界定涉及各個方面，例如：如何在國家生活和政黨政治中重新激活理論辯論？如何在國家和政黨之外形成新的政治領域？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造出真正的公共領域和公民文化？如何使得教育體制不致淪落為社會等級制的再生產機制？如何將全球範圍內爭取平等的政治鬥爭與中國社會的平等政治關聯起來？在當代世界的兩種社會體制均面臨危機之時，我們能否設想一種更具參與性的制度構架，這種構架不僅是在政治選舉的層面上，而且也是在生產關係的實際基礎上產生？所有這一切要求我們尋找新的綜合，即通過對歷史的傳統（包括古代傳統、現代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改革經驗）的批判性清理和創造性綜合，汲取民主制度與激進民主的各種要素，為新政治的創造提供可能性。這是真正的創造和綜合，而不是任何一種簡單的複製。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這一綜合既必須從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出發，也必須考慮當代世界普遍的民主危機。如果說「去政治化」的關鍵在於政治價值的顛覆和消退，那麼，「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徑也就在於重建政治價值，激活我們的政治空間和政治生活。如同動人的音樂——無論是輝煌的交響，還是婉轉的敘述——能夠將不同的元素之間的對話和對抗、各種主題之間構成的創造性張力有機呈現一樣，政治是在一種元素與另一種元素之間形成獨特關係的方式。取消了差異、多樣性、對抗和創造性緊張，取消了多重音樂元素在各自歌唱中形成的復調式組合和對抗，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作為一種「關係」的音樂。
這就是我們在今天重訪六十年代和「短促的二十世紀」的真正意義。
2004年12月初稿
2006年7月3日二稿
2006年10月2日改定
鳴謝：本文初稿完成後，於治中、王紹光、林春、曹天予、Alessandro Russo、Claudia Pozzana、Perry Anderson、錢永祥、陳光興、Chris Connery、Ted Huters、韓少功、王曉明、陳宜中、王超華、呂新雨、林少陽等友人曾從不同角度給予批評和建議，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1}就政黨和國家體制的轉化而言，七十年代中期以降的理論爭論延續至整個「八十年代」。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體制內爭論的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隨著新生力量的湧現和論題的轉變，文化和政治的討論不再局限於黨-國體制內部。儘管這一時代的許多發展為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奠定了基礎，但就這個時代本身而言，我們仍然可以從黨-國體制內部和體制外部發現令人懷念的、充滿張力的「政治文化」。
{2}從中蘇論戰到「文革」時期的一系列理論辯論都證明這兩個政治運動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毛澤東發動「文革」，部分的原因產生於對於蘇聯社會主義演變的估計，即認為演變很可能直接產生於領導集團。（如1965年8月11日聽取羅瑞卿匯報時的插話和1965年八九月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出於對中央上層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修正主義的估計，毛澤東認為除了發動群眾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阻止這一進程。正是這一群眾運動的構想和實踐使得毛澤東試圖將「政治」從政黨和國家的領域中解放出來，但這一構想也立刻使之陷入與領導集團的其他領導者之間的鬥爭之中。這一權力鬥爭是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展開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詳見下文的論述。
{3}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陳鼓應時將「文革」中的「四大」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做了直接的關聯，他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颳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 ～ 124頁。）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儘管在政治上對「文革」進行了「徹底否定」，八十年代初期的以「社會主義的自我修正」為宗旨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文革」的政治傳統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理論連貫性。關於這一點，請參見下文及其注釋{28}中有關1983年「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分析。
{4}迄今為止的「文革」研究集中於北京、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而對「文革」在全國各地區的不同發展進程缺乏翔實的考訂。也因為如此，人們對於「文革」的終結究竟始於1968、1969、1976或其他時期存在不同看法。但地區和時段上的差異並沒有排除上述「文革」內部轉化的基本邏輯。
{5}2004年底，應博洛尼亞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請，我在該中心擔任了三個月的高等研究員。在此期間，我與Alessandro Russo教授和Claudia Pozzana教授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他們提供了包括「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在內的一些論文供我參考。（該文即將與本文的英文本一道發表在最近一期的Intra-Asia Cultural Studies上）「文革」與「去政治化」問題是我們閱讀和討論的中心議題。我在此向他們深致謝意。
{6}See Adam Przeworski：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Revis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6 Beijing Forum， pp. 2-30. 括號中的民主理論家的主要著作為：Hans Kelsen： La Democratie， Sa Nature-Sa Valeur， Paris： Economica， 1988（1929） and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942；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Tom Crump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8}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見「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頁。
{9}毛澤東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8頁。
{10}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8 ～ 1479頁。
{11}毛澤東：「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502 ～ 1503頁。
{12}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74頁。
{13}恩格斯：「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見《法蘭西內戰》，同上，第336頁。
{14}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同上，第378頁。
{15}柄谷行人：「通向『無產階級專政』」，《印跡》第一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頁。
{16}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一卷，第572頁。
{17}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2頁。
{18}毛澤東：「同延安《新華日報》記者其光的談話」（1938年2月2日），《解放》第31期。
{19}毛澤東：「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責任」（195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52頁。
{20}作為對這一現象的反彈，六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地區（如武漢）出現了以實現「三結合」為訴求的群眾性的「反覆舊運動」—所謂「反覆舊」即反對革命委員會向舊有的黨政官僚體制的回歸。
{21}1988年，胡耀邦對他的同僚和對手引用了流傳很廣的四句話，生動地說明了國-黨體制的處境：「堅持社會主義無方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沒對象，堅持黨的領導無力量，堅持馬列主義太抽象」。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第486頁。
{22}如果考慮到俄羅斯和其他一些前蘇聯國家的民主化與寡頭政治的關係，那麼，這一普遍的民主危機也涉及對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大轉變的重新理解。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在這裡不能詳細地予以論述。
{23}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25-326頁。）毛澤東在此引述的列寧語錄源自列寧寫於1901 ～ 1902年的「怎麼辦？」一文，而列寧在文中引述的則是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有關理論鬥爭的論述。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偉大鬥爭並不是有兩種形式（政治的和經濟的）……·而是三種形式：與這兩種鬥爭並列還有理論的鬥爭。」見《列寧選集》第1卷，第242頁。
{24}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25}同上，第10頁。馬克思在文章末尾的論述清楚地說明了階級政治與理論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見同上，第15頁。
{26}根據當事者的回憶，1977年，在大規模改革展開之前，國務院財貿小組下設的理論組就曾整理出《「四人幫」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貨幣關係方面的謬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有關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部分論述》兩份材料，「我們在收集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方面的材料之後，發現他們在經濟學方面確實有一套系統的反動理論，集中表現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攻擊、詆毀」，集中表現在「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以前的小商品生產的特點，說成是所有商品生產的特點。……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就必然存在資產階級。」鄧力群：《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27}蘇聯理論界提出的商品生產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論題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前提，「百萬富翁不會變成資本家」的論題可以說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前提，而關於貨幣問題的理論探討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鋪平了道路。我手頭收集的1975年出版的《摘譯》第5期發表了「商品貨幣關係」和「蘇聯宗教」的專輯，其中有關「商品貨幣關係」一欄中發表了N. N. 普納諾夫等人的《商品生產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貨幣不能成為資本》、A. H. 馬拉菲夫等的《百萬富翁不會變成資本家》、格·格利戈連的《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中若干方法論問題》等文章。這一時期發生的有關商品生產、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鬥爭也可以說正是針對蘇聯已經出現的「三不理論」，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不會出現剝削，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不可能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這可以謂之曰商品生產上的『三不』主義。」見秦景池：《蘇修鼓吹「三不」主義的目的何在？》（此文實際上是該期《摘譯》的評論員文章），見《摘譯》1975年第5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頁。
{28}參見注釋{30}中鄧小平對周揚提出「異化」問題的批評。
{29}下面這幾個例子有助於說明這一點：孫冶方有關價值規律的討論產生於這一時期，他和顧準甚至早在1956 ～ 1959年前後就已經關注這一問題並發表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孫，1956）、《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顧，1957）、《論價值》（孫，1959）等文。這些例子也證明，改革的理論基礎事實上萌發於社會主義歷史內部。
{30}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發生在1983-1984年，起因是1983年3月7日在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舉行的紀念活動上周揚所做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後發表於同月16日《人民日報》，該文在王元化、王若水、顧驤的協助下完成）及後來引發的爭議。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爭論的理論源頭並不是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時期。根據周揚的說法，1964年他曾向毛澤東談及有關異化的問題，而毛澤東是贊成他的關於異化的看法的。1983年9月30日，為準備即將於10月1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有一個講話，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周揚同志講毛主席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轉引自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第272頁，又見陳為人《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從這個角度看，思想解放運動的理論綱領是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歷史中孕育出來的，它與鄧小平主導的改革路線之間存在的分歧間接地表現了以七十年代末為界標的兩個時期之間的政治取向的差別。這一點似乎從未為人所注意和思考。
{31}我對1975年的理論辯論的重要性的討論受到魯索教授的啟發。2004年，我們就此共同閱讀了若干相關文獻，他的許多洞見促使我重新檢閱相關材料，並將有關這一時期的思考與整個「後文革」時期的反思聯繫起來。特此致謝。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些思考也見他和鮑夏蘭教授就我的英文著作所做的討論。See 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hina’s New Order and Past Disorders： A Dialogue Starting from Wang Hui’s Analysi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ume 38 Number 3， Septmber 2006， pp.329-351.
{32}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不但指出無產階級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人工製造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組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於社會的急劇解體過程、特別是由於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而且也說明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關係是一種對抗性關係，從而無產階級的出現本身就宣告了「現存世界制度的解體」。「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產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4 ～ 15頁。
{33}這個有關現代社會三個主要階級的理論直接來源於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34}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 ～ 1002頁。
{35}Erik Olin Wright， Classes， London： Verso， 1997， p.7. 當代理論家們對馬克思提及的階級界限的模糊性、中間階級的存在以及「新階級」（如技術管理階級）的湧現、知識分子的「目的性」、工人階級的模糊化等現象進行更進一步思考，提出用「文化資本」、「趣味」和其他範疇對階級概念進行重新界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這些理論努力從根本上說並沒有脫離生產方式的再生產這一基礎性的解釋框架。事實上，包括列寧在內的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未否定階級圖景的複雜性，也從未否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階級矛盾的簡單化」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一個特點，它並不能涵蓋不同社會的更為複雜的社會條件。
{36}Ibid.， pp.28-37.
{37}我們可以將這一概念概括為一種以了解和促進被壓迫者的階級覺悟和共同利益感為取向的階級概念。例如，次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等中間階級也同資產階級作鬥爭，但這個鬥爭是保守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但革命政黨卻可能將他們視為革命的，「那是鑑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的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見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2頁。
{38}列寧說：「只有把某一社會或某幾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向的總和加以研究，才能對這些意向的結果作出科學的判斷。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見「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頁。
{39}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頁。
{40}正是基於這一判斷，他們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需要支持甚至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建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２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 ～ 325頁。
{41}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4頁。
{42}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一致與衝突》（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張有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 ～ 67頁。
{43}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44}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見《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2003年。
{45}同上。
{46}高橋芳郎：「關於宋代的士人身份」，《史林》第69卷第3號，1986年。
{47}參見小島佑馬「中國的學問的固定性與漢代以後的社會」、「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思想」等文，見《古代中國研究》，東洋文庫，平凡社，1988年。事實上，中國階級制度的形成主要是政治-道德性的，而非身份性、世襲性的。《荀子·王制》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參見小島佑馬「中國的學問的固定性與漢代以後的社會」、「國古代的社會經濟思想」等文，見《古代中國研究》，東洋文庫，平凡社，1988年。
{48}除了「敵—我」之間關係的變動性之外，毛澤東還高度重視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區別既區分了矛盾的性質，又指出了「政治」的多重性。毛澤東的政治概念在階級政治的前提下，提供了「統一戰線」、思想鬥爭和社會改造等政治實踐的理論前提。也正如許多人觀察到的：這一區分兩重矛盾的原則在許多時期、尤其是「文革」時代也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
{49}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的，1946 ～ 1952年的土地改革發生在最為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最為迫切的軍事動員的背景之下，我們很難簡單地用一種原則性的說明解釋這一時期發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革命政治的理論邏輯與革命政治發生的具體歷史條件是密切相關的，很難完全將兩者清楚地區分開來做抽象的理論說明。我所以要從革命政治內部的視野來提出問題也是試圖擺脫那種歷史效果的目的論解釋，試圖分析革命政治是否還存在著其他的歷史可能性，從而提供反省歷史悲劇的另一種視野。
{50}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9頁。
{51}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經區分出「徹底的革命、全人類的解放」與「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兩種革命形態，所謂「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的基礎」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整個社會的解放」，而「徹底的、全人類的解放」的可能性「就在於形成一個被徹底的鎖鏈束縛著的階級，即形成一個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一個表明等級解體的等級；一個由於自己受的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並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種特殊權利，因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無權，它不能再求助於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於人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1 ～ 12頁）從這一論述看，馬克思所說的「純政治的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而「徹底的、全人類的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政治永遠是階級政治。
{52}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93頁。
{5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4頁。
{54}葛蘭西：「獄中札記」，見《葛蘭西文選（1916-193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 ～ 324頁。
{55}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5頁。
{56} 「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研究筆記）」，《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頁。原譯為「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根據於治中先生的建議，此處「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譯法不妥，應改譯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鎮壓性國家機器」改為「國家的鎮壓機器」。此處據此做了改動。引文中也一律改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和「國家的鎮壓機器」。
{57}施密特強調：儘管每個階段的人類生活都包含了不同階段的要素，但不同時代有著自己的「中心領域」，人類生活的所有概念只有在與這一中心領域相互關聯的過程中才能獲得具體的意義，例如在二十世紀，上帝、自由、進步、人性、公共領域、合理性與合理化以致自然與文化等概念的意義都只能在與「技術領域」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離開了這個中心領域的狀況，我們無法把握這些範疇的內涵。See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1929） ， By： Schmitt， Carl， Telos， 00906514， Summer93， Issue 96，p130， 13p.
{58}同上。
{59}實際上，施密特將「中性化」和「去政治化」視為現代性的內在特徵，而技術的支配性在其中構成了關鍵性的環節。由於他對蘇聯的敵視，他將蘇聯視為「中性化」國家的最高形式，但卻未能解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能夠在二十世紀創造出「政治化」的條件。
{60}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研究筆記）」，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321頁。
{61}傑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62}同上，第35頁。
{63}在國際關係中界定共同利益比國內關係更為困難。如果國際關係的基本特點仍然是國家間競爭權力的模式，一種世界性的霸權就難以確立。因此，阿銳基斷言：只有各國相互之間追求權力不是國家行為的唯一目標時，一種世界霸權才可能出現。（同上，第35頁）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世界霸權並不僅僅是一個傳統型的國家霸權，而是真正的全球性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