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在1990年代出任南非首任黑人總統，對整個世界而言，意味著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然而，他許諾給黑人的土地返還願景，卻遠未實現，他的「基於自願贖買原則」的土地再分配政策，反而使得底層黑人普遍陷入了愈加惡劣的居住環境之中。種族隔離在官方政策中結束了，基於種族的空間隔離卻並沒有，這便是南非「棚戶區居民運動」（AbM運動）興起的背景。AbM運動在空間正義的鬥爭道路上，也探索著泛非主義遺產，同時創辦了棚戶區居民大學 ，和當地社群居民一起研讀理論、學習知識，思考生存困境背後的社會結構根源，並將自己的行動系統化和理論化，創造和書寫自己的歷史。疫情期間，國家封鎖，全球社運陷入低潮，AbM運動開始著手在更大範圍內建立被強行切斷的社會聯結，引發了阿蘭達蒂羅伊、喬姆斯基、Naomi Klein、Yanis Varoufakis在內的全球左翼學者的聲援。美國爆發「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後，AbM運動發布了支持BLM的公開信。無疑，AbM運動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引發的各地社會抗爭中，構成了不可忽視的借鑑資源。
發行於2012年的紀錄片《親愛的曼德拉》（Dear Mandela）讓世界各地關心草根社會運動的人記住了Abahlali baseMjondolo這個南非棚戶區居民運動組織的名字。這部紀錄片通過講述底層棚戶區居民爭取居住權的故事，提供了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社會面臨的尖銳社會危機的一個縮影。就像Steve Biko等年輕的黑人領袖曾在反抗種族隔離鬥爭的歷史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個紀錄片當中，我們也看到南非的青年人再次成為當代社會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
Abahlali baseMjondolo是祖魯語「棚戶區居民」之意。該運動（以下簡稱AbM運動）起源的標誌，是2005年初，南非第三大城市德班市甘迺迪路棚戶區附近的一次道路封鎖抗議，後逐步擴大到人口密集的彼得馬裡茨堡市和開普敦市。它是迄今為止南非規模最大的全國性棚戶居民組織，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為底層人群爭取基本的生存權利，並在運動中倡導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理念。 棚戶區居民運動，也是1994年南非結束種族隔離運動之後，在底層民眾中掀起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社會運動。
種族隔離、空間區隔以及棚戶區居民運動的興起
1994年4-5月，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以現任執政黨非國大（ANC）為首的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南非工會大會三方聯盟以62.65%的多數獲勝，曼德拉出任南非首任黑人總統，標誌著漫長的種族隔離制度結束。種族隔離期間，大部分黑人的土地被剝奪，約85%的土地歸當時僅佔總人口17%的白人所有。非國大在1994年執政後開始推行「基於自願贖買原則」的土地返還與再分配政策，承諾要在2000年之前，將30%農業用地歸還給南非黑人。當時曼德拉領導的政府為了實現種族的和解，確立運用法律手段和市場機制、採取和平贖買以及自願買賣等方式進行土改的原則，這一原則被歷屆政府沿用。但靠市場定價、買賣自願的土地政策導致土地價格飆升，實際上阻礙了公正的土地分配。並且在土地回收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管理和腐敗問題。2017年公布的一項由南非農業聯合會區主導的土地所有權審計顯示，從種族隔離結束後算起的20餘年中，南非政府購買的280萬公頃的土地中大部分都未被利用或處於休耕狀態。直到2019年，佔南非總人口8%的白人，仍持有全國農業用地的72%；而佔總人口近90%的非白人，僅持有農業用地的27%。因而事實上，南非的土改一直處於某種停滯狀態，而從AbM運動持續多年的鬥爭中也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驅動下，許多城市的棚戶區都面臨強行拆遷的命運，這一現狀也致使執政黨非國大在底層黑人群體中的支持率不斷下降
[1]
。
2005年初，德班市甘迺迪路棚戶區的居民第一次組織發起抗議，他們用燃燒的輪胎搭起的路障將N2高速路堵塞了4個小時。這次抗議的直接起因是一塊早就被劃分給黑人棚戶區用於建造住房的土地被售賣給了一家當地企業。抗議活動的發起人認為，曼德拉在1994年的土地承諾非但未能實現，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多數黑人面臨更加惡劣的居住環境。甘迺迪路棚戶區不僅沒有基礎的水電和衛生設施，幾乎每天都面臨著推土機的威脅，有關部門和資本集團不斷逼迫他們搬遷到遠郊的臨時處所。
那麼，為什麼甘迺迪路棚戶區面臨著頻繁拆遷並持續受到本地權力機關的格外打壓？
甘迺迪路是德班市的主要交通幹道之一，這條路上的的幾個棚戶區主要集中於一個大型垃圾處理場和一片中上層為主的大型住宅區Clara Estate中間。住在棚戶區裡的人，大多從事兩類工作——或是從這裡去隔壁的高檔住宅區做女傭和花工，或者去垃圾場撿拾垃圾。（這種城市空間結構分布在南非十分典型。過去幾年中，幾次在南非自駕經過的十幾個城鎮，幾乎都能見到高檔住宅區中間零星分布著成片的棚戶區。棚戶區居民是這些住宅區的主要家政服務提供者。）值得注意的是，甘迺迪路的這些棚戶區並不直接緊鄰甘迺迪路主幹道，而是在這條路附近的山坡上。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片土地顯得炙手可熱。因為南非的許多高檔住宅區都會在山坡上選址，這裡視野極佳，自然是房產開發商的首選。
2006年3月，甘迺迪路棚戶區居民組織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抗議，通過號召人們不參與投票來抵制當年的選舉活動，運動的標語是「沒有土地、沒有住房，就沒有選舉」。這些運動與約翰尼斯堡的「無地人民運動」、開普敦的「反強拆運動」形成此起彼伏的呼應。底層人群一旦開始抵制投票，就會給執政黨帶來選票衝擊。時任總統姆貝基號召人們停止抗議，但運動規模扔不斷擴展，同時也遭到了更多來自市政及警察的襲擊和威脅。
人們逐漸意識到，這種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驅動下的強行拆遷，某種程度上和種族隔離時期的「多餘人口」話語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下，南非經濟高度依賴採礦業和金融業，極端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一直在加劇。貧民窟裡的居民因為拒絕搬遷到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和教育資源的遠郊，被認為是道德敗壞和行為渙散的城市冗餘人群，極大地阻礙了力圖實現「沒有貧民窟」目標的當代南非城市建設規劃。
2009年，AbM棚戶區居民運動取得了一次重要的階段性勝利。南非誇納省頒布了一項「貧民窟清除法案」（KNZ Slum Act）。AbM棚戶組織認為這一法案違憲進而將政府告上法庭，並且最終勝訴。
Foreman Road 棚戶區的一次集會
作為日常苦難的「第三力量」：一種新的政治語言 ？
S』bu Zikode, 是棚戶區居民運動的第一任領導者。在被選為抗議運動的第一任主席時，他剛年滿三十歲。Zikode出生於德班郊區，1997年搬入甘迺迪路棚戶區。在領導棚戶區運動前，他曾是附近加油站的工人，在2007年的時候因為組織抗議運動被解僱。 現在Zikode已經是南非知名的公眾人物，在電視、電臺、報刊專欄上經常能看到他的名字。在長期的運動中，Zikode 發展了一套法農式的運動領導方式——領導者不是要去直接領導人民，而是要在人民自我認知的過程中給予協助。他認為，這將有助於運動主體從集體層面完成自我認知，而非依賴外來者對運動本身進行定義和掌控。在實踐層面，棚戶區居民運動建立了自己的民主管理機構——甘迺迪路發展委員會。所有事務由集體的周例會共同商議確定，所有涉及財務的決定均由集體作出，運動所獲得的社會捐助主要用來支付打官司和交通等費用，個體、包括運動的領導成員也不可從中獲得報酬。
棚戶區居民運動得到過許多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的關注，但他們並未在實際層麵塑造這一運動。成員們經常自發組織閱讀和學習空間權力方面的著作，比如列斐伏爾和大衛哈維的作品，但這些活動都不是由學者主導的。他們的一個著名口號是「Talk to us, not for us」。AbM棚戶區居民運動的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在於他們運動早期就形成了一整套被Zikode稱為「第三勢力」（Third Force）的政治哲學。
「第三勢力」的說法其實是棚戶區居民對非國大官方政治術語的一種解構和挪用。上世紀80-90年代，種族隔離結束前，非國大用這一術語指稱在誇納省引發暴力衝突的秘密武裝力量，並認為這一勢力與右翼聯盟，蓄意製造暴力和謀殺。今天，南非頻繁的抗議運動也時常被執政黨叫做「第三勢力」，他們通常聲稱這些抗議活動受境外勢力指使、並與反對黨和白人知識分子勾結
[2]
。今天，包括棚戶區居民運動組織者在內的許多草根社會活動家，常被執政黨
指責
為「第三勢力」。 （參見http://sacsis.org.za/site/article/1456）
在闡釋棚戶區居民運動的政治理念時， Zikode卻將這種「汙名化」進行了挪用。根據Zikode的解釋，第三勢力，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底層人民的苦難經驗，比如，與6000千人共享6個廁所，需要自己處理排洩物並每日與之為鄰；在趕走老鼠的時候，還得時刻盯著孩子讓他們不把屋子裡的蠟燭碰倒；同整個社區排隊使用一個水龍頭時還得想著照顧家裡生病的老人；提心弔膽地等待下一次推土機的到來，親手埋葬自己因痢疾或者愛滋病過世的孩子…… Zikode說，所謂第一勢力，指的是南非歷史上偉大的種族隔離抗爭，第二勢力是指種族隔離鬥爭的「背叛者」——暗指當權但漸漸失信於民的國大黨。他們非但沒有像獨立時宣稱的那樣信守承諾，反而為佔據人口多數的黑人底層帶來了「第三勢力」的苦難惡果。
這也是棚戶區居民運動一以貫之的運動語言，他們認為這種理解政治的路徑是真正的「人民的語言」。就像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8，152）中所指出的：如若你只使用法律和經濟專業的畢業生才能懂的語言，那麼你能輕易證明人民需要上層來治理。但是如果你使用日常的語言…… 你將意識到人民將很快理解所有含義......只要你想讓他們懂得，任何事都能向人民解釋。他們懂得越多便越敏銳，也就更能意識到，一切都取決於他們。
棚戶區居民運動一直堅持底層人民應該用自己的語言為自我發聲。這種根植於日常生活的政治理念和闡釋機制，體現了底層社會運動對高度精英化的政治語言的主動背離。「人民的語言」，其實也暗含了他們對當下體制中政策制定者的一種不滿。也就是說，棚戶區居民運動的組織者拒絕「底層人民不懂政治」的說辭，但他們在行動上也並非試圖進入現有的政治等級體系，而認為應該從根本上改變政治論辯的經典場域。政治語言應該基於現實，不能成為精英和權力階層用來排斥他者的抽象術語。
這也是為什麼棚戶區居民運動在一開始就創辦了棚戶區居民大學（University of Abahlali baseMjondolo） ，和當地社群居民一起研讀理論、學習知識，思考生存困境背後的社會結構根源，並將自己的行動系統化和理論化，創造和書寫自己的歷史。棚戶區居民大學旨在促進底層知識生產、引導運動成員參與政治辯論並質疑傳統的精英政治體系，是這一運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第三勢力」也就是日常苦難和生存危機所導致的底層抗議行動，其實可以看作是近年來非洲社會運動的一種普遍範式。從2012年初奈及利亞因取消石油補貼而導致的「佔領奈及利亞運動」，到2018底因麵包價格上漲而導致的蘇丹革命，都採用了來自底層的、根植於日常生活的運動語言。這些運動的根源，是底層民眾最基本的生存訴求無法得到滿足，從而迫使大量失業青年高呼著「Enough is Enough」（比如，2012年塞內加爾的青年運動口號就是「Y』en a Marre」）走上街頭。在其近年來有關社會運動的研究中，Judith Butler（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2015）指出，作為一種重要的抗爭形式，通過走上街頭在公共場所集會，人們不僅是在表達一種觀點或立場，更是在突顯一種身體政治：呈現在公共場域中的，是缺乏庇護的、飢餓的身體，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和可能性的身體。
紀錄片《親愛的曼德拉》中有這樣一幕，在一次棚戶區強拆行動之後，甘迺迪路的200個棚戶房被大火燒毀，運動的發言人Mnikelo Ndabankulu說，我們之所以上街抗議，既無關名利，也並非渴求權力，更不是要刻意對抗權威。僅僅是因為生活。而這[我們日復一日的遭遇]，根本無法被稱作生活。
疫情下的棚戶區運動
開始著手寫這篇介紹文章的時候，我還在進行這學期的網絡授課。在講到近年來非洲青年的流行文化社會運動時，有學生提出了一個非常相關的問題：在疫情背景下，非洲的社會運動和日常政治實踐，是如何進行的？
從南非開始全國戒嚴，我也一直關注棚戶區居民運動的動態。疫情之初，南非的社交媒體上曾一度出現社會各界「團結抗疫「的表象，公民社會組織似乎陷入了沉寂。其實，疫情下如何開展社會行動這個問題本身，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廣泛的討論和反思。比如，南非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教育組織
Tshisimani
（http://tshisimani.org.za）發起了一系列的線上教育課程和相關的討論，包括疫情下社會運動應該如何組織和動員、社會危機中的藝術實踐等迫切的議題。
這些討論的一個共識是，疫情並不能成為阻止社會運動的緣由。與之相反，在包括南非社會在內的許多非洲或南方國家而言，社會運動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南非學者Andries du Toit指出，非洲抗擊傳染病的諸多社會經驗表明：醫生和社交隔離不能拉平疫情的曲線，只有社會運動才能做到。在非洲要抗擊新冠，需要一場新的以本地現實為根基的、尊重基本人權的社會運動。因為在大量的棚戶區，人們需要的不是警察和士兵的暴力執法，而是真正去他們的社區，教會他們如何抵禦病毒、傳授衛生知識、給予他們防護設備及物資救助的人。
在疫情之下的非洲，各國執政黨紛紛宣布國家進入臨時緊急狀態，然而這些看似果斷的決策實際上問題重重。各種新聞媒體中，人們發現大量底層民眾似乎對政府的決策「不屑一顧」，這背後的原因並不是他們的知識背景不足以理解高危傳染病的常識。試想後殖民時代非洲城市中大量的棚戶區居民，哪一天不是在應對危機狀態？和他們所面臨的日常危機相比，新冠肺炎並沒有更加急迫或危險。包括社會學家Elísio Macamo等人在內的多位學者先後指出，嚴苛的戒嚴措施並不能為非洲爭取時間，只是剝奪了大量人口的生存資源和社會聯結，會帶來更大的次生災難。
戒嚴開始之後，南非棚戶區居民運動首先著手在更大範圍內建立這種被強行切斷的社會聯結。他們發起了「食物團結項目」，建立社區公共廚房、通過各地分支機構向各大型棚戶區發送免費食物。值得注意的是，與政府」將南非人置於首位」的說法不同，他們在行動中強調，在疫情之下，外來的非洲移民更加需要包容。這些外來移民中許多主是來自辛巴威、莫三比克、馬拉威、尚比亞、剛果（金）、奈及利亞、索馬利亞、安哥拉等國的非法移民和難民。近十餘年來，伴隨著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和不斷激增的失業人口，南非社會排外情緒日益高漲，多次爆發大規模的排外暴力事件。AbM棚戶區居民運動一直強烈反對這些排外行為，他們曾多次與不同國家的移民社群共同組織遊行活動支持外來非洲移民。在棚戶區居民運動對排外暴力進行反思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他們曾尖銳地分析道，當下的排外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種族隔離制度建構起來的二元身份制度（黑人與白人、外來與本地等）的歷史遺留，外來的黑人移民，不應成為南非當下社會問題的「替罪羊」。從這個層面來看，棚戶區居民運動似乎真正地繼承了泛非主義的精神內核。
AbM運動在棚戶區發放食物包裹
每年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這是一個為紀念種族隔離的結束、第一次不分種族全民參加投票而設立的公共節日，也是南非的國慶節。這一天棚戶區居民運動都會在全國各地組織大規模的遊行活動。當然，棚戶區居民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一直將這一天叫做「非自由日」（UnFreedom Day），他們以這種方式來提醒公眾南非仍有大量處於社會底層的人群，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因為疫情，棚戶區居民運動被迫取消了今年的集會活動。
截至7月19日，南非已經成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確診人數最多的五個國家之一，是每十萬人中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其總病例數佔了整個非洲大陸感染數量的一半以上。儘管南非政府曾在疫情傳播的早期採取了極為嚴苛的戒嚴政策，但目前病例數仍以每天數以萬計的規模增長。諷刺的是，疫情極大地影響了公共集會活動，卻未能阻止針對棚戶區的強拆行動。從戒嚴開始，各地的棚戶區居民依然面臨持續不斷地騷擾。南非公益法律機構Ndifuna Ukwazi開始為各大棚戶區居住權組織提供系列講座和免費諮詢服務，為棚戶區居民提供具體抵抗驅逐的法律援助。同時，他們也根據相關數據製作和公布南非的
疫情地圖
，他們製作的疫情圖顯示，和美國情況類似，在感染的重災區感染數量與種族和家庭收入直接相關。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多位知名學者聯名發起倡議支持AbM運動
誠然，通過網絡開展社會運動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過在疫情期間，棚戶區居民運動似乎得到了更多公眾關注。他們發布於Facebook的動態更新，在疫情之前平均每條信息有1萬左右的閱讀量，在疫情期間高達30萬。這些在線活動中所強調的聯結也突破了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南非社會運動的組織者開始與印度和巴西的底層公民居住權組織進行更為密切地互動，溝通借鑑鬥爭經驗。黑命攸關運動在美國的爆發，也引發了南非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回應。（6月16日是南非的青年節，儘管疫情正處於急劇增長階段，當天也一直下雨，我在約翰尼斯堡外出時發現，許多路口都聚集有南非的青年人舉起「Black Lives Matter」的牌子。）AbM棚戶區居民組織也發表了公開信支持這一運動，並和其他的社會組織合作發起永遠禁止川普涉足南非的請願。
德班的棚戶區居民將南非Abahlali baseMjondolo運動與巴西的無地工人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旗幟一起懸掛在他們的棚戶區中。
南非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反對黨之一「經濟自由戰士」（EFF）主要的政治主張便是無償徵收白人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他們也因為這一倡議獲得眾多支持者,成立於2013年，但現今已成為南非第三大政黨。 圖為6月8日，EFF政黨組織人們在美國駐南非大使館門前抗議，支持美國的黑命攸關運動。
「第一個曼德拉是耶穌基督，第二個曼德拉是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本人，而第三個曼德拉，是這個世界上的窮人。」(R. Patel and R. Pithouse, 2005, 「The Third Nelson Mandela」) 在一次為歡迎被捕的運動成員回家而舉辦的慶祝活動中，棚戶居民運動的第一任領導者S』bu Zikode曾這樣說道。在許多南非人看來，曼德拉是救世主的化身，他漫長的牢獄生涯是民族國家鬥爭的隱喻，他的出獄也象徵著彩虹之國新南非的誕生。但是，對棚戶區居民來說，種族隔離的終結並未打開他們身上的枷鎖，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遠未終結。
過去的十五年時間中，Abahlali baseMjondolo棚戶區運動的組織者幾乎每天都在他們的網站和公共平臺發聲，記錄每一次庭審、驅逐，每一次抗議、被捕，每一次辯論和反思。他們在真正意義上自主地建構了人民運動的歷史。
這些年來他們的每一篇更新，都像是寫給逝去的偉人曼德拉的公開信。
[1]現任總統拉馬福薩上任之後開始推進憲法修改，允許無償徵收白人土地。他將土地再分配作為自己執政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成立了新的土地問題委員會區，改革土地政策，逐步實施無償徵收土地的政策，實現土地再分配。在2020年發表的最新國情諮文中，拉馬福薩再次承諾將儘快推動無償徵收土地的法案，並且政府將在一年內釋放70萬公頃土地用於農業生產。
[2]在執政黨的這種「第三勢力」說辭中，會將當代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矛盾遮蔽、簡化為黑白二元對立的種族關係。在權力機構對AbM的詬病中，多將其描述為被白人知識分子利用、受其 「蠱惑」和控制而成立的組織，這一說辭實際上延續的是種族隔離時期舊的話語體系，並且從根本上否認底層公民社會組織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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