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篇關於「惟楚有材，以斯為盛」的解讀文章中，對湖南文化的演變形態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但不料，一觸即發，多年來斷章取義的朋友們咄咄逼人地追問：「湖南既然自古就是蠻荒之地，那你怎麼解釋它在中國突如其來的崛起？」
原本比較佛性的我也不想再惹麻煩了，但就家鄉文化而言，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勇敢地拋磚引玉。於是猶豫了兩天後，我還是鼓足勇氣跟大家談起了「湖南如何崛起」的話題。當然，有言在先，我不是什麼文化大師，如果有說的有失偏頗的地方，也請大家酌情包容！
湖南過去落後多少？
這個問題在我的許多文章中都是老生常談的，具體的例子就不多說了。重點從幾種文化中的細部節點提供一些參考。
一是從文化的本源出發。湖南的確有悠久的歷史，如長沙、零陵等中國保存最久的古城名。但有悠久的歷史並不等於有文化。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湖南一直是一個避風港，它的存在並不一定與厚重的文化有關。在興起之前，湖南文化的歷史幾乎是一部艱難的歷史。
例如屈原、賈誼、蔡倫(實際上只能算名人，不能算文化人)、柳宗元、杜甫(不到瀟湘豈有詩)、周敦頤、王夫之等和湖南關係密切的屈指可數的歷史名人，都不是湖南人，或者只是在湖南這個地方能相對避諱而已。而原始文化的湖南是落後而又困苦的，因此，湖南的文化發展歷史實際上更是一部文化奮鬥史。湖南人骨子裡和血脈中那種勇猛勇猛的「敢為天下先」文化基因，這一點影響至深。
二是從「國家」的基本理念出發。原來的「國」這個概念，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國」這個概念不同，在天子分封天下的禮節序列裡，周天子擁有的那一套叫做天下，諸侯所擁有的那一套叫做國，諸侯下面的大夫(卿)所擁有的那一套叫做家，能夠幫助這些統治者處理事情的，只有那些後來者——大約兩千年前的中國歷史上的士人，剩下的是真正的奴隸。
可惜，到了春秋時期，大小數百國，也沒有一國在湖南紮根。在民族觀念傳播之前，湖南文化序列中根本就沒有民族觀念。一直到秦始皇建立長沙郡(為便於徵討百越、三苗等胡人)，湖南才作為一種邊緣文化開始被納入國家觀念中。順帶一提，五嶽中的南嶽，其實最開始並非湖南的衡山，而是今天安徽的天柱山，說明了最開始的國度概念，安徽的天柱山以南都被忽略了。
再者，在劉邦建立漢朝後，為什麼那麼多異姓王都先後帶著劉邦開刀，卻不向英布的嶽父衡南王動手？這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劉邦比較識時務，不願與他計較，這就等於留下了一條看門的狗。一直到三國時期，荊南四郡都是如此的被人看不起。包括南方大部分人在內，湖南現在能夠擁有今天的發展機會和地位，除了要感謝歷史上那幾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最應該感謝的是被許多人斥為暴君的隋煬帝，正是他推動了南北融合的歷史進程。
三是從土著人的結構來考慮問題。為什麼湖南將成為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聚集地？為何湖南叫江西老表？為何湖南會與貴州、四川、雲南等地的方言相近？請大家自動忽略這一條)湖南的人口結構一直都在重組之中，湖南的人口變遷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移民史。此處不再詳述。
說四川人時，我們喜歡說「出川」，同樣，湖南人也有「出湘」的說法。也就是古時候的湖南人自己認為只有走出湖南才有出息。幾句話，希望更多的湖南人能夠正視自己祖業並不厚重的事實。
湖南近代有多牛？
「現在的中國是希臘，湖南當斯巴達，中國當德意志，湖南當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著名的湖南奇人楊度寫的《湖南少年歌》。
楊度的詩作雄壯幹雲，雄偉耀眼耀眼，將湖南人在中國近現代的輝煌形象烘託得金碧輝煌。這當然不是他的誇大其詞。也有「一群湖南人，半個近代的歷史」，「無湘不成軍」之類的名言，證明了這一事實：近代的湖南的確是中國不可動搖的旗幟。
每個人也許我是一個湖南人，這麼吹噓自己的家鄉有點過分，那麼我們就來看看現代湖南到底出了什麼人，能讓我如此理直氣壯地為湖南自豪？
先說說晚清吧！從清末到洋務運動，再到辛亥革命，再到後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是如此。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陶澍、魏源、賀長齡等為代表的經學改革派；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改革派；以譚嗣同、唐才常、沈元、楊人麟、熊希齡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焦達峰等為代表的革命派；以譚延闓、楊人熙、符定一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改革派；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等為代表的新民學派等。當然，還有許多人不能一一列出。
假如以上這些名字還不能給人以湖南的印象的話，我們再來看看一些資料：晚清時期，僅湘軍中就湧現出了15位總督、14位巡撫等藩鎮。它的中湘鄉一縣就有9個督撫(許多省也沒有)。清末「中興四傑」，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的說法，湖南佔一半；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說法，湖南佔一半。還有一個就是把彭玉麟(湖南衡陽人)也算進去，也還是佔了四分之三。
民國時期，湖南還盛產革命志士、文化人、軍人——「黃埔三傑」蔣先雲、陳賡、賀衷寒，均來自湖南，黃埔軍校一至五期畢業生7399人，其中湖南人2189人，佔30%。建國後，中央軍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確定的中國當代36名軍事家中(大將以上)，湖南籍15人，佔41%。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3位開國元帥：彭德懷、賀龍、羅榮桓；6位開國大將軍：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許光達；5位戰死在戰場上：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權、黃公略。湖南籍的開國將帥1614人，其中元帥3人，大將6人，上將19人，中將45人，中將以下129人，總數居全國之首。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戰敗最慘烈的就是湖南衡陽保衛戰，首相自動下臺。抗戰勝利，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還是在湖南芷江機場接受投降。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湖南人可以說是一群最有希望、最有信心、最不畏懼風險的人。可是湖南為何突然變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雖然我是個湖南人，但對於湖南崛起的幾個主要因素，我想客觀地說，湖南的突飛猛進確實給人一種暴發戶的感覺。但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們就來認真探討一下使湖南突然崛起的「妖」究竟是什麼？
首先是湖南的歷史積澱，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跟湖南這片土地有關係。前面也說過，湖南是個四塞之地，可不像成都平原那樣是個四塞之地。天府之國物產豐富，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氣候宜人。湖南這個地方真是窮山惡水，窮山惡水出刁民，這句話其實沒有什麼錯，只是要正確理解「刁民」二字罷了。
長時間生活在文化灰色地帶的湖南人，自然資源又比較缺乏，不「刁民」一點也很難生存。歷史學與時代學都是很好的東西，它們像過濾器一樣，能幫助人們過濾掉很多的雜質，去蕪存菁，然後將一些優秀的基因沉澱到骨子裡，血液中。儘管在遠古時代，湖南並沒有受到重視，但畢竟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一步一個腳印的開拓，一代代的探索，造就了今天的湖南人一股堅韌不拔，不畏艱難險阻，甚至蔑視死亡的品質。
談到湖南人的性格特點，有一句話常被人提起，叫「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住煩」，這是真正的粗中有粗。由於湖南人的典型特徵的確如此，它實際上與「敢為人先」的長沙精神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古代的「湖南人」，基本上都是悍勇尚武，不怕兇險的苗裔，他們長期生活在崩潰的邊緣，常常會擺出一副「死豬不怕水燙」的姿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在《史記·楚世家》中有這樣的記載：「三十而立。他說：我是無辜的。楚：我是蠻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簡言之，我是蠻夷，不講理，要打你就打你。衡山、長沙等地的《史記》中，亦有記載：「俗輕易怒」，《隋書》則以「勁悍決烈」概括湖南民風，南宋詞人李曾伯對長沙之民的評價為：「民最喜訟，號難治。」
此後，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的發展，在多次「衣冠南渡」之後，大量的中原漢人為躲避戰亂，先後把一些先進的文化帶到湖南這片封閉的土地上，他們經過與當地原住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今天特有的湖南精神文化：經世致用，求實務實，百折不撓，兼收並蓄，憂國憂民，敢為人先。禮貌，聰明，勇敢，
千百年來，湖南人默默無聞，卻一直在這片土地上澆灌，當他們形成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後，開花結果卻是遲早的事。其次，湖南人把握住了歷史賦予的機遇。儘管湖南人民經過千百年的積澱，已經形成了適合創新的精神文化，但歷史給不了機會，人也不可能戰勝天。
假如說近代湖南崛起的第一功臣是誰，我也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曾國藩；但如果要說引導湖南崛起的第一功臣，我認為還是陶澍。據說他是按下了近代湖南人才暴發按鈕的第一人，他是真正晚清時期湘籍人物中最早出現的大哥哥。
陶澍生於安化，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在其一生中，他大力提倡實學，主張「有實學，斯有實踐，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學以致用」，強調讀經是為了經世濟世，用於實際。圍繞著他，團結了一批湖南籍人才，他被譽為當時湖南的領導大哥。例如胡林翼(女婿)、左宗棠(親家)等湘籍名人就是他的親戚。
以其思想為先導，組織編撰了被稱為經世之書的《皇朝世文編》，並以其為題，將賀長齡、魏源等湘籍名流，以及其他許多名流，陸續登上歷史舞臺。再說說湖南崛起的第一功臣曾國藩，曾國藩的歷史功績主要是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後，曾國藩除使湘軍成為清朝的高官搖籃外，還因政治因素，在曾國藩攻佔南京後，下令解散湘軍。曾國藩為這些跟他同齡的鄉紳感到愧疚，於是為湘軍大肆斂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