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被很多人視為是一個沒有理想主義的時代，表現出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盛行、社會失序、道德價值缺失、社會群體對未來感到迷惘等等現象。但近年來，各種「主義」似乎又盛行起來，從極左的到極右的，都能舉出一大堆有關「主義」的名詞來。因此，一些人驚呼，中國的理想主義的鐘擺又回來了，進而被視為是社會政治大變革的前兆。的確，從各種社會思潮崛起的角度來看，目前的中國已經呈現出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不同思潮的訴求當然不同，但似乎都有一個同樣的目標，那就是：變革。
問題在於，中國社會在追求什麼樣的變革呢？
說理想主義的鐘擺又回來了，就是說，中國社會此前曾經理想過。不錯，改革開放事業開始後的1980年代，被視為是中國理想主義的時代。當時，十年文革剛結束，人們急切地向文革的極左思潮告別，向史達林版本的貧窮社會主義告別，嚮往著一個全然不同的美好時代的來臨。理想主義的崛起成為必然。儘管當時的理想主義更多地是建立在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但就其目標來說，並不是對中國事物作理性思考的產物，很多東西是從西方「進口」的。對很多人來說，理想主義就是拋棄蘇聯式的極左思潮和貧窮社會主義，轉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時的理想社會表現為兩句口號，即「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所以，1980年代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或者主流話語。當然，在這個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裡面，官方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而民間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員中間，政治自由主義也擁有相當的市場。
中國是個利益導向型社會
這種理想主義維持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的領導層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即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蘇東領導集團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導致了人民的不滿和執政黨合法性的衰退。
此後，中國社會在執政黨主導下開始大轉型，主要表現為政治空間收縮，經濟空間大擴張。在政治上，執政黨看到了「激進」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所能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動用一切機制來控制和消除自由主義的發展空間，同時讓出更多的空間給與其它的主義，包括保守主義、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等。較之政治自由主義，這些主義和官方的意識形態較為接近，儘管並不是完全吻合。
但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空間的擴張。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執政黨很快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導思想，給予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上的合法化。而在此前的十多年裡，人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沒有能夠形成任何共識。市場經濟的合法化，給中國社會創造了無限的經濟空間。
整個中國社會因此面臨一種選擇：政治空間小且風險極高，經濟空間大卻利益極大。在這樣一種選擇面前，人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即退出政治領域而進入經濟領域。選擇退出政治的不僅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義的社會群體，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來生活在體制內的黨政官員，他們以「下海」的方式進入了經濟領域。政治理想主義的激情很快被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國很快從一個意識形態型的社會，轉型成為利益導向型社會。
此後的二十多年間裡，中國便步入了一個人們所說的物質主義時代。隨著經濟空間的大擴張，各個社會群體紛紛在物質世界領域裡追求和滿足自身的需求。因為各個社會群體不可能在經濟擴張過程中取得同樣多的利益，過程中不斷出現各種社會矛盾。不過，人們忙於追求物質利益，並且也多少能夠追求到物質利益，很多社會矛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就被忽略過去。
新的理想主義缺乏集體共識
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呢？人們試圖用不同的概念來形容今天中國社會，例如「分化」、「斷裂」、「信任危機」、「管制」、「暴力」等等。不管對中國社會做怎樣的評介，越來越多人發現，在二十多年的經濟擴張後，這個社會原來不是自己想要的社會。當不同社會群體發現自身在這個社會生活得不舒適甚至不安全時，就自然出現了各種「反現狀」的「理想主義」。很容易理解，對每一社會群體來說，所謂的理想主義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社會形態，使得其能夠符合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現在的理想主義已不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因為現在的社會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訴求，不再有對未來的共識。
那麼，不同社會階層的理想主義所體現出來的變革觀又是如何呢？
權勢階層構成了目前中國社會的既得利益。他們極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恆化。從這個意義上，他們不想變革。不過，這個群體並沒有牢靠的安全感。他們中的很多人，儘管在中國社會擁有顯赫的地位和巨額的財富，但在全世界到處尋找他們認為是安全的地方，隨時準備「退出」中國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也需要通過變革來鞏固已有的利益。
要變革，這個階層當然需要「思想」。他們的不安全感因素很多，但其中一個是缺乏「思想」來論證其所擁有的權勢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們經常成為社會的「棄兒」。中國社會近年來越來越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態，使得他們深切感受到自己隨時會被社會所拋棄。要追求其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這個階層經常毫不猶豫地從其它任何社會群體中，借用一切對他們有用的思想意識。結果是他們不相信任何主義，但可以包容一切對他們有用的主義——權勢階層本身所呈現出來的「主義」百花齊放，各種「主義」之間沒有任何整合性。
中產階級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但他們一方面人數還少，另一方面也沒有堅實的制度基礎。對這個階層，理想就是穩定、發展、不折騰。法治和法制無論是保持財產還是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都非常重要。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他們也處於中間地帶，既不喜歡左，也不喜歡右。長遠而言，他們應當也必須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避免中國社會受來自左右的激進思想的影響和衝擊。但在目前，中國並沒有發展出代表中間階層的意識形態。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未來有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識；同時，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左派和右派原教旨主義
知識分子群體非常複雜，很難成為一個階層。在思想意識層面，這個複雜群體是今天中國最分化的。他們的大部分已經為權勢階層所吸納，成為了典型的利益知識分子。他們的物質利益來源，決定了他們的思想和意識，也決定了他們的理想。
但是，這個群體中的兩個邊緣化次群體，則已是當代中國最具有傳統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色彩，那就是人們所說的「左派原教旨主義」和「右派原教旨主義」。前者鍾情於包括毛澤東主義在內的各種中國本土或進口的左派思想，後者仍然堅守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義理想，即相信西方式民主政治才是中國的出路。後者因此也被稱之為「民主派」。
這兩個次群體儘管處於邊緣，但動員力量不可小看。主要是因為這兩派的傳統理想主義特色，即能夠向社會提供有關中國社會前途的一幅明確的遠景圖。總體上說，左派力圖提供一個有關社會「公平正義」的「天堂」；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力圖提供一個有關「民主自由」的「天堂」。這些遠景儘管究其本質來說是烏託邦，但其明確度是任何其他羞羞答答的主義所不能相比的。他們經常在不同程度上被權勢階層所利用，因為在不同議題上，他們對權勢階層的不同群體具有價值。不過，他們也經常和權勢階層發生衝突。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動員草根階層的很大的力量。草根階層是行動取向的。他們的意識和草根的行動一旦結合，就能夠產生巨大的政治能量，而這種能量是權勢階層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草根階層沒有主體思想
中國的草根階層人數眾多，仍然沒有自己的主體思想。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處於對社會的憤怒狀態。他們的憤怒經常被其它各種激進的思想所利用。他們一會兒左，一會兒右，不斷發出憤怒的聲音，但方向極其不明確。
儘管如此，草根階層思想意識的崛起是當代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發展。草根群體中已出現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實際的思維。他們接近中國社會，或者處於社會的最底端而了解中國社會。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意識到，無論左右，都很難解決中國問題。因此，他們開始遠離傳統理想主義的對「政治權利」的爭取，轉向了爭取和自己切身相關的社會權利。於是乎，他們開始關心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空氣、交通、梧桐樹、醫療、教育、住房、社區等等都包括在內。他們放棄了傳統的理想主義所追求的抽象的正義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轉而追求可以觸摸得到的事物。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並不想得到政治權利，而是意識到權利的獲取，是一個長期的和漸進的過程。
從各國發展的經驗看，理想主義鐘擺的搖動是必然的。任何一個人或群體，在公共領域活動久了，就想回到私人領域；在私人領域活動久了，就想回到公共領域。同樣，當他們的物質利益滿足了之後，就會回到理想主義；當他們的理想主義演變成了空想之後，他們又會回到物質主義。
不過，中國的理想主義搖擺並不是簡單的重複。儘管有些人繼續追求單純的理想主義，但也有人已經有了更加確實和現實的理想。今天的中國，儘管有人認同毛澤東主義中的一些價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空想主義主導下的抽象的社會正義和公平；儘管有人仍然崇拜西方民主與自由，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國真的能夠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理想主義的這種轉變有利於中國的轉型。在把抽象轉化為具體，把意識形態轉化為有形事物的時候，人們就會更多地從工具和操作層面，來追求他們所認同的理想的價值。這一趨勢，在中產階級和草根階層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人們也可以相信，隨著這種現實理想主義的回歸，中國社會也會有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