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鳴遠的辮子與天主教的本地化

正如在一些論述剛恆毅樞機的作品中那樣，在許多論述雷鳴遠神父的文章中也是一樣：通過對《雷鳴遠神父傳》和《雷鳴遠神父書信集》的引述與解讀，存在著某種誇張、甚至錯解的本地化論調。事實上，「本地化」的意義並不是適應一切的風俗文化，換句話說，本地化並不是不求考證地照單全收、把福音精神與本地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強行地結合在一起。筆者以為，這種局面既已出現，主要是由於在界定本地化的意義上，不同的論述者採取的角度、自擬的規則是不盡相同的，以致造成了假本地化與真本地化混淆的亂局，更出現了以本地化之名扭曲福音精神和教會訓導的說教。

　　本文旨在通過重新闡述雷鳴遠神父的某種作為，指出一種當前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本地化論調。誠然，目前針對雷神父的各類論述文章已然十分豐富，評價上也趨向一致；若是有所突破，也是非常困難的。但為了嚴肅對待「本地化」的議題：糾正錯誤的言論，傳輸福音的神聖價值，嘗試從「辮子」上作出議論，還是必要的。

 

一、有關雷神父辮子的記述及由此引發的本地化論述

　　有關雷鳴遠續留辮子的事件，很多以他為本地化案例的議論文章中都曾涉及過，並把「辮子」作為其本地化行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或徹底本地化的一個象徵，也是大有人樂見的。如果作為「聖人傳記」式的演繹，尚屬可行，若是在本地化的議題中舉證出來，就需要嚴肅對待了。我們在此，只是截取主要段落和主要評論作為依據，其他人的類似引述和評論，則置之不理。

1. 根據《雷鳴遠神父傳》記載：

　　他初來中國，即依照中國的一切習俗，要盡其可能的中國化。是的，要全力的中國化，只要是中國的，無論什麼，除去了罪惡，便都是好的，可以仿效的。他來中國的時候，大家都留著髮辮，他既然銳意中國化，自然也要戴起髮辮來。可是，中國人的頭髮是黑的，他的頭髮是褐色的，沒有辦法相稱，他便想到了他的小妹妹蜜嘉的秀髮與他頭髮顏色相似，於是他就寫信給他的妹妹，要她為傳教的緣故，將她的秀髮捐贈給他。他的小妹妹便毅然將髮辮剪了下來，大約在七八月間，就寄到了他的傳教地方，這樣雷神父就完全中國化了。等到民國初年，男子又開始薙（剃）發，雷神父立刻將自己的髮辮剪下，郵寄給他的妹妹：「好了，我現在將我的髮辮捐贈給您！」

2. 雷鳴遠神父不僅自己鍾情於當時的辮子，也樂意將這種入鄉隨俗的變通方式，推薦給其他傳教士採納：

　　在了解並使用中國禮節及追隨中國風俗和學習中國語言上，雷神父常常教導並鼓勵他的西方朋友們，遇有機會，便極力協助他們達到完善的地步……賈國安神父寫道：「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們認識中國禮規，並使他們能在日後矢忠的遵守，而得到人們的愛戴和同情，這樣自然容易發生傳教的作用……在雷神父到達天津以前，包神父已經不戴假辮子了，我（賈國安）根本沒有戴過它。雷神父是有真正的髮辮的，因為他的榜樣，以及他給我述說戴髮辮的種種好處，我也想戴它了。

」

3. 在雷神父的續留辮子事件上，曹立珊神父評論到：

　　雷神父不僅不和他們同流合汙，而且反其道而行。他依照基督和聖保祿宗徒的精神（迦4:4-5；格前9:19-23）「為一切人而成為一切人」，把自己變成了「中國人」。他穿中國服裝，吃飯用筷子；當時（清末）國人男子還在留髮辮，他願意立刻變為中國人，曾寫信給胞妹，要她剪下金髮寄來，讓自己用來結成一條髮辮，佩帶頭上。

4. 在雷神父的續留辮子事件上，趙雅博神父評論到：

　　一條髮辮的事情雖然小，但是其中國化的意義，則是很大的。雷神父秉性豪爽，不肯做半吊子的事，他要事事中國化，他要處處表現愛中國，只要是中國的東西，便是好的，儘管是陋俗卑風，只要不是罪惡，他便認為可以實行。

 

二、「辮子」作為教會本地化的象徵？

1. 滿清帝制和「辮子」

　　雷鳴遠神父所鍾情的男子蓄辮禮，儘管已經在中國流行三百多年，若是查考史書，它並不是漢族民眾的生活傳統，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形態。相反地，辮子卻是一種在中國社會中漢族人受屈辱被壓迫的標記。根據章炳麟（1869-1936）的考證，中國人束髮戴冠已有四千年的歷史，只有在滿族人入關後，才剃去了漢人頭顱的四周，將中間的頭髮挽起來垂到後頸，甚至接近臀部的位置。他聲稱，辮子是一種典型的夷狄習俗，與漢族民眾的生活沒有任何牽涉。

　　「留辮」是一個屈辱壓迫的標記，這在所有正直的漢族人，尤其儒家弟子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從這一點上可以清楚，為什麼從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後，全國掀起了男女裝束的大變革，有的革命軍乾脆恢復了宋朝兵勇的裝束。錢玄同（1887-1939）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特意改換了自己考證出來的「深衣」和「玄冠」。這一切都透露出對滿清統治集團的痛恨和對滿族各種習俗的抵制，甚至玄同在《新青年》上還發表文章，聲稱推翻滿清的目的，就是要讓國人擺脫奴隸的身分，重新做一回人。

　　至於那些包括孫文（1866-1925）在內的革命黨人，喊出的「排滿興漢」、「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就是對滿清帝制的否認，並且是玩兒命地要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當然，滿清皇族以及從帝制政府獲得利益的漢族遺老們則視孫中山、章炳麟、鄒慰丹、吳稚輝等人為「亂黨」了，並將他們鄙夷為天下大亂的禍根和斬草除根的對象。從當時社會的種種變革現象可知，在這些漢族民眾的意識裡，真正的中國文化是不能夠與滿族人的生活習慣混雜一起的，髮型的改變事體雖小，卻是一種公開的反抗，對雷鳴遠時代而言，「中國化」的意義很大。

2. 被迫接受的不就是正當的

　　滿族入關後，當強迫漢人剃髮留辮時，即執行了一套所謂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暴力措施；對於那些拒不剃髮留辮、忠於中國文化的漢人，讓滿族人看來，是不折不扣的頭腦頑固、犟勁十足的人。自然地，這些人在轟轟烈烈的剃髮運動中，腦袋是被摘去了。有些晚明皇室後裔和忠於漢族皇帝的儒家弟子，乾脆自行解決，削成了和尚一般的光頭隱居起來，仍舊不肯對異族的壓迫表示屈從。我們從《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清初史書中發現，正如那些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們所言，滿族之於漢族是不折不扣的「徵服者」和帝國主義，滿族人的辮子之於漢族民眾，就是理所當然的文化侵略。在思及這段歷史的變遷時，儒家傳人牟宗三（1909-1995）的直接評價是：滿族的統治實為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的一大摧殘劫難。可惜的是，雷鳴遠只是愛讀《四書五經》，對風俗習慣的歷史演變沒有一點的認識。作為一名外國傳教士，我們自然不必強求，但「辮子」在革命派那裡，尤其是在雷鳴遠和剛恆毅都尊敬的孫中山那裡，是著實不能接受的。

　　男人的辮子不具有中國文化上的價值和福音或教會本地化上的意義。堅持男子的續留髮辮，還不如向天下所有的女子推行「裹腳禮」、向所有的男人推行「叩頭禮」更具中國文化史的淵源，更符合當時女子們幽居閨閣、謹守三從四德的精神，更符合君臣之義、尊卑之別。「叩頭禮」，《周禮》、《左傳》、《大明會典》等都有記錄和意義上的說明；而向女性推行的「裹腳禮」，無論是在儒家文化支撐的漢族皇室內、達官顯貴的玩樂中，還是儒家學者的家庭生活中，多給予了默認以致肯定，例如南宋儒子朱熹就曾在福建各地推行過。不過在雷鳴遠的時代，尤其當那些革命黨人如火如荼地「反滿」之際，滿族遺留下來的任何東西，都是要遭到清除的。作為晚清思想家的章太炎，對滿清異族的統治早有痛恨之心，不過真正顯露其「排滿」言論的時間，則稍晚一些，大概是一九零零年，最早的抵制情緒則暴露在一八九八年，因為在這一年，他呼籲以孔子的後裔做「共主」，用以排斥滿族皇帝的不法統治。作為語言學家和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錢玄同，在《語絲》上披露自己十八歲那年（1904年）的四月廿五日下午四點鐘，主動叫了一名「剃髮匠」到家中，剪掉了頭上的那根辮子，藉以發洩內心「義不帝清」的大志。我們完全能夠這樣領會：舉凡那代對國族有所擔當的人，無不視滿族及其帝制為華夏族群的死敵。

　　有論者指出，雷鳴遠神父因時而動，後來自己也剪掉了辮子；我們應該承認，他的這種選擇是明智的。在他所處的那段「亂世」，兩股政治勢力正在壓制與反壓制中激烈衝突；無論怎樣，天主教會適應中國的文化，就不能適應滿族的髮辮，論說者斷不要以此作為「本地化」的實例，舉證出來供後人傳說與讚賞。在這裡，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髮辮是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髮式」，不留髮辮難道留一個光頭？這便涉及到「本地化原則」的問題了，而非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議題，是需要分別對待的。如果非要把這個「本地化原則」套用在雷神父已經蓄起來的「髮辮」上，也只能夠理解成：與漢民族同甘共苦的象徵、熱愛中國人民的友善行為，即便雷神父本人不懂得辮子是屈辱的標記也無妨。我們依舊能夠從他的留辮行動上，闡釋出他對周遭人群的隨和與關愛。若是有人要把他的「辮子」描寫成徹底地福音或教會本地化的表達，則是胡亂嫁接的本地化議論。反過來，從另一面考慮，如果那樣的話，雷神父後來抗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動，不就矛盾了嘛。顯然，被強迫接受的不就是正當的。

 

三、結語：雷鳴遠的愛德

　　福音或教會本地化原則的論述，在各類著作中已經很多，有的也非常合理，我們自然不必贅述。當前需要進一步關注、澄清的是：人們當然能夠把天主子降孕為人的奧跡，耶穌不廢除法律而是成全法律的教訓，甚至孩童耶穌也接受猶太教「割損禮」的事跡，作為福音或教會本地化的論說依據，以維護雷神父續留髮辮的合理性，正如已經有人在論述中做過的那樣。若是如此，更大的問題就來了，保祿宗徒要求宗徒們廢止「割損禮」不就成了在耶路撒冷反對本地化嗎？還是如同伯多祿宗徒那樣見機行事：與猶太人吃飯時不吃不潔之物，與外邦人共餐時就吃不潔之物一樣，更加本地化（保祿的名言：為一切人而成為一切人）呢？或者說，雷神父留了辮子便本地化了，其他傳教士不留辮子就沒有本地化呢？以雷神父的辮子說明他在提前實踐教會本地化的訓導，在理論上根本不具有進一步推敲的深度。

　　我們應該主張的是：雷鳴遠神父時時處處表達基督愛的精神。這才是正確的詮釋之道。正如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舍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斐2:6-7）。天主子的降生就是不嫌棄我們的卑微、不厭惡罪人的汙穢。我們卻不要在意他留的是平頭還是長發，穿的是長袍還是唐裝，這一切都不在說明耶穌基督為什麼要救贖人類，只是隨個人的自由，想像去算了。雷神父的辮子顯然是基督愛我們、願與亞當子孫同在一起的表達，而不是要力行「本地化」的意圖所在，更不要說他正在實踐本地化的教會訓導。

　　如此理解，雷鳴遠便是基督博愛的使者。這個被基督感召、被聖神催迫的傳教士，具備自己一貫的高看中國人和中國神職的精神，正如他在書信中，經常表現出的那樣：「關於這些好弟兄們的德行，這裡我本可做冗長的報告……您（湯作霖神父）會跟我說老王賣瓜：『我的孩子都乖巧』。他們優點太多，真說不完，而只能說，他們在度一般初學生的生活，確有突出的英豪行為，有獨具高水平的熱誠……」；他又在另一處說：「我絕不喜歡談論我的孩子們，我更不願在『外人』（外國人）前公開提出他們的汙點和缺點，因為是他們跟我友善，是他們信任我，我才能夠認出他們的短處……」；雷神父當然清楚自己的愛德，實在是燒得過了火候，「在任何假定中，我要愛中國和中國人；很可能這種先決的傾向會影響我的判斷，並對他們，提高了他們的部分客觀價值。但這並不重要……」對這樣一位懷著赤誠或「愚誠」之心的雷鳴遠司鐸，當然沒有必要把「本地化」的標籤粘在他的腦門兒上，從而建立一套走了樣變了質的福音或教會本地化的理論的啦。

（註解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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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閔興業，義大利宗座傳信大學神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