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各自的起源與發展是構成今日之人文社會科學的兩大重要脈絡，在這個語境下，新文科建設的開展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脈絡的自然延續，也是其應對自身當代危機的應然之舉。作為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之現代性的克服與超越，新文科之「新」，在於對社會科學以物理學為建構標準、以民族國家為分析框架唯一性的突破，在於對人文學科自我設限的古典主義色彩的超越，在於對以學科專業為載體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彌合。在具體的建設實踐中，探索文科專業的新方向、創新文科人才培養的新模式以及凝練人文學科的核心功能與素養可成為高校實踐新文科建設的關鍵步驟。
關鍵詞：新文科；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脈絡；當代危機；人才培養
「新文科」建設提出已近兩年，儘管學界對此的討論愈演愈烈，但相比於「四新」建設中的新工科、新農科，新文科在實踐中的推進相對緩慢，究其原因，無外乎學界尚未形成關於新文科的共識，類似於新文科建設的實質是什麼、新文科究竟新在何處、新文科如何在實踐中落地等問題尚未釐清，這在實踐中嚴重影響了新文科的推進深度。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在山東召開，會議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下稱《宣言》）。《宣言》對新文科建設的理念、原則、任務進行了勾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新文科建設共識的形成。但事實上，《宣言》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實踐層面上的宏觀性指導文件，對於理論層面的新文科建設實質、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規律等問題未能充分觀照。鑑於此，本文立足於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史的考察，闡明新文科建設的實質，從根本上回答「新文科是什麼」 這一關鍵問題，並針對新文科如何在實踐中推進提出幾條建設性意見，以期為新文科建設正本清源， 助力我國高校的新文科建設實踐。
事實上，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講的「人文社會科學」內含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主體，根據《辭海》的定義，人文科學「原指同人類利益有關的學問，以別於在中世紀教育中佔統治地位的神學。後含義幾經演變，狹義指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的研究。廣義一般指對社會現象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包括哲學、經濟學、史學、法學、文藝學、倫理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法學、教育學、文藝學、史學、語言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等」。不難發現，「人文科學」和 「社會科學」在各自的下屬學科領域有很大的重合交叉，二者都與人類的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關，確實難以明確劃界。因此，人們習慣以「人文社會科學」作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用以與自然科學相對應。
（一）人文學科的起源與發展
「人文學科」一詞最早可追溯到西塞羅在論述雄辯術時所創立的「Humanitas」學說，意指一種為了培養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實行的全面的文科教育。從一開始，「Humanitas」就帶有一種精英教育的意味。經過希臘和古羅馬學者的不斷強化，「Humanitas」成為了古典文科教育的主要形式。漫長的中世紀中，人文學科繼承古羅馬人文七藝，在大學裡作為預科性質的基本訓練而出現。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弗朗西斯科·彼得拉克將「學習人文學科」視為將歐洲從自我破壞中拯救出來的途徑，因而首倡將人文學科作為連貫的研究科目，通過學習古羅馬人寫的書籍和學校講授的知識恢復高貴的人文教育。由此，被視為「人文主義之父」 的彼氏開啟了一場人文主義運動。人文學科也逐漸褪下神學的外衣，成為世俗化、研究性的科目。工業革命以來，「有用的知識」（Useful Knowledge）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語中開始成為一條顯赫的標語，當時許多社團在名字中使用了這一標語，如費城實用知識促進會以及紐約實用知識促進會等等。與此相對應，以古典教育為主要存在形式的人文學科開始作為獨立的領域出現在自然科學的對立面。德國哲學家首先提出了人文學科的一般理論，狄爾泰稱此學科為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而李凱爾特則把人文學科叫做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en）。隨著美國研究型大學在19世紀後期的興起，以及20世紀初期實用主義思潮在美國的廣泛傳播，人文學科的生存空間愈發受到壓縮，被分裂為不同的系科，一部分保留在19世紀興起的以古典語言、文學、歷史、藝術等為主體的「古典學」中，另一部分體現在以自由教育為主體的通識科目中，成為不同專業的學生都必須學習的「通識教育」。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數字人文」開始興起。所謂「數字人文」，是指計算機信息技術處理與人文學科間的一種交叉研究與教學領域。其特點是將數位化了的材料和本身就是數位化的材料結合起來，把傳統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的工具以及數字出版融為一體。數位技術的發展使人文學科的領域和邊界發生了重要變化，例如有數字人文學者關注文化數據組的視覺化問題，還有學者將計算方式運用於分析谷歌圖書資料庫。如今，許多西方高校已對此設立了相應的科系或研究中心，例如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數位化人文學科系」以及維吉尼亞大學的「高新技術人文學科研究院」，等等。近年來，數字人文的外延愈發擴大，湧現出了數字文化、媒介文化、軟體研究等一大批綜合性學科，展現出了較大的發展潛力。
從中國的語境來看，我國有著深厚的人文傳統，從諸子百家、稷下學宮時期的自由辯論，到漢武帝建太學、立五經博士，再到唐朝後興盛的寺院佛經論辯，甚至從隋朝一直延續至清末的科舉制度，都是關於學習國學人文經典的選拔制度。但作為我國制度化、規訓化的現代人文學科，實質上仍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過程中被建立起來的。我國傳統的學術門類，集中表現為「四部之學」，即經、史、子、集，體現出「通人之學」的特點，分科的標準不在於研究對象，而取決於研究性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為代表的西學逐漸輸入，「經世之學」興起，西學中的分科觀念逐漸為國內學界所接受，中西學術被整合在一個全新的系統中。代表性事件是張之洞以日本「六科」分立制為藍本，提出大學分設經學、史學、格致學、政治學、兵學、農學、工學 的「七科分學」方案，此後，他又於《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將大學分為經學、政法、文學、醫科、格致、農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並具體規定了各科所包括的學科門類，傳統國學例如周易學、尚書學、毛詩學等被歸入經學科，史學、中國文學則被歸入文學科。由此，我國的人文傳統逐漸開始向體制化、規訓化的西式學科體系轉型。伴隨著這個過程，我們需要重新思索自身的知識、人文傳統與現代學科制度之間如何調和，審視我們自身的人文傳統對於當代社會的意義等一系列問題。
（二）社會科學的起源與發展
社會科學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也是一種社會建構，社會經歷的種種變革，往往也會反映到不同時期社會科學的內在邏輯上。前工業時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尚未形成，文科與人文科學、文學或美文學、哲學、道德科學等許多稱謂都是當時社會科學的名稱和不同叫法。中世紀大學興起後，「文科」作為一種博雅教育，在大學中作為「自由七藝」而存在，除以羅馬法為主體的法學外，社會科學幾乎沒有進入大學的視野。此時的文科知識體現出經驗化、零散化的特徵，並籠罩在神學的面紗之下。
17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學者幾乎所有關於社會的討論都以一系列持雙重標準且非常強有力的假設為指導。這些假設阻止人們在理解和解釋人類互動的任何嘗試中，使用那種用於理解自然的解釋性策略。通過對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繼承，人們相信人類的行為制度與自然界的規則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支配前者的是「審慎的」知識，而支配後者的是理論知識或確定的科學，因為自然界不存在意願。此外，猶太教、基督教傳統認為人類是上帝以自身為形象創造的，因而人類並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大自然恩賜的受益者，這種根深蒂固的認識也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分裂的強化。雖然一些古典思想家，包括原子唯物主義者伊壁鳩魯及其古羅馬時期的追隨者盧克萊修，試圖將人類視為宇宙的一部分，另有一些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如尼古拉·馬基雅維利以及讓·博丹，試圖對一些人類的制度給予自然的解釋，但他們終究只是少數，人與自然的分離在這一時期佔據了人們思想的主導地位。
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文科發展迎來了轉機，這種轉機是由三種因素所共同推動的：首先，宗教改革以原子式的個人聚合社會概念摧毀了人我一體的社會制度概念，每個人都必須單獨地和上帝打交道，個人的靈魂獲得了拯救。人類社會逐漸被視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世界開始接受理性解釋，這從思想上為社會科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其次，由資產階級主導的新的經濟力量出現了，傳統的以土地佔有和人身勞役為基礎的經濟不得不讓位於以貿易和小規模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中世紀的社會哲學再不能夠滿足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要求。最後，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產生的先導，科學革命的成果之一在於「設想有一種關於社會的科學——一種關於政府、個體行為和社會的科學——將在凱歌高奏的諸科學之中佔有一席之地，產生出它自己的牛頓和哈維」。在17世紀中葉的幾十年裡，人們無數次地嘗試將自然科學方法與概念運用於人類社會，例如霍布斯從分析人類的感覺、觀點和情感出發，將心理學的方法引入了政治生活的研究中；詹姆斯·哈林頓則在政治哲學分析中引入了哈維的生理學分析方法；以約翰·貝徹為代表的皇室顧問，將鍊金術的經驗方法和理論應用於解決其君主所面臨的國家財政危機問題，從而創造了財政科學或官房學。隨著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出版，人們對關於人與社會的科學，即關於個體行為的「人的科學」和關於群體行為的「社會科學」的期望更加強烈，人們確信，通過理性和普遍規律，人類可尋求到真理和確定性。
法國大革命後，社會科學作為社會重組工程的一部分而正式出現，民族國家為實現更好的治理效果，亟需更加精確的知識作為制定決策的基礎。藉助對牛頓物理學的效仿，孔多塞基於數學概率論，試圖發展出一套統計社會科學，從而為政治學中的理性決策提供工具。斯密跟隨牛頓，致力於尋找千變萬化現象之下的簡單法則。赫爾德提出一種由心理學和語言與文化研究推動的經驗的、歷史的科學，並主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到18世紀，隨著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亞當·斯密《國富論》、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要》、赫爾德《邁向一種歷史哲學的觀念》等代表作的面世，社會科學開始成為一種制度化的知識體系，成為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分析框架的科學。
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效法的是已取得廣泛成功的先驅即自然科學的基本規則：從系統的、精確的、經驗性的探索，推導出理論，理論越精細，科學就越先進。這形成了社會科學中實證主義產生的先決條件。工業革命的凱歌高奏促使聖西門等人意識到「新秩序」的存在，在聖西門工業主義烏託邦思想的影響下，孔德提出了實證主義體系。在他看來，任何知識都會經歷從神學形式到形上學形式再到實證形式的三個發展階段，而實證主義是科學主義的最高表達。通過創建「社會學」這一研究領域以及對社會學方法論原則進行規定，孔德奠定了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實證主義在歷史的長河中歷經了三代發展：第一代以孔德、穆勒以及斯賓塞為代表；第二代以馬赫、阿芬那留斯為代表，他們的學說被稱為馬赫主義或經驗批判主義；第三代以石裡克、卡爾納普和紐拉特等人為代表，他們的學說被稱為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時至今日，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始終佔據著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地位，實證研究也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經典傳統。
人文社會科學在當代遭遇危機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危機一方面表現在現代性對學科內部發展的侵蝕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人文社會科學在高等教育領域不斷被邊緣化的事實中。
「社會科學在其初始就抱持著對歷史的新理解和對現代性的高度期望」，對於現代社會科學而言，現代性始終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主題，以至於現代性的發現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社會科學的基礎背景。現代性以理性、主體性、科層化等要素為主要特徵，在現代社會科學的體制化進程中，科層化、按專業體系運行的知識生產模式都是現代社會科學中關於「現代性」的外在表徵。一方面，現代性的產生發展與社會科學的興起是耦合在一起的，現代性一直以來都是社會科學闡釋與批判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現代性也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的各個領域與層面，學科組織結構的科層化、學科專業目錄的行政化、學科知識生產的功利化、學科人才培養的標準化、學科專業文憑符號化以及學科評價的量化等一系列現代性風險也隨之裹挾而來，學科發展面臨著異化的危險。
從具體的高等教育實踐來看，人文社會科學在當前似乎正逐漸走向邊緣化：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2014年公布的一份名為「Prifiel 2016」的學校規劃大綱中，計劃削減財政，廢除部分語言專業，同時將包括哲學、歷史、荷蘭文學等在內的其餘人文學院剩餘專業合併為「人文學位」，將學校的建設重心放到更具職業導向的專業上。美國對人文學科的撥款從1979年的4億美元（以2016年美元計）下降至2015年的1.5億美元（以2016年美元計）。日本文部科學省則於2015年向國立大學下發《關於全面重議國立大學法人等的組織及業務（通知）》，要求國立大學對缺乏實際效用的文科院系或專業進行「關停並轉」，從而開啟了國立高校的去文科化步伐。國內的清華大學也於2020年5月宣布取消新聞與會計專業的本科招生，此舉進一步引發了關於文科存廢的熱議。種種跡象表明，文科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種全球性的文科危機，一則源自實用主義在現代商業社會中的日益興盛，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依附於物品之上的附加價值，將帶來物品的明顯增值，因而在知識社會中，知識只有在應用中才能生存。二則在於自二戰以降，自然科學通過信息革命與新科技革命牢牢佔據了引領社會發展的主力位置，科技文明徹底主宰了當代世界，相較地，人文社會科學則在自然科學璀璨的燈光下顯得落寞而蒼白。三則源於新形勢下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使18、19世紀以來歐洲知識分子構築的歷史走向終結。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無法在短時間內直接創造經濟價值，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同時，在應對新形勢下世界複雜問題的解決手段上也再不復民族國家誕生之初的榮光，其危機的種子也就逐漸生根。
事實上，不少知識分子對於文科在當代遭遇的困境已有洞見，早在19世紀中葉，斯賓塞在論述「什麼知識最有價值」時，便將「才藝、藝術、純文學」等古典教育視為教育中的「閒暇部分」，並預言科學最終會「統治一切」。進入20世紀後，隨著以理性為代表的現代性的不斷深化，文理之間的分野逐漸演化為斯諾口中的「兩種文化」，他指出文學知識分子與科學家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還互相憎恨和厭惡」。20世紀中後期，伴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展開，社會變得愈發機械化，民族性、社會性、個體性逐漸被磨滅。在利奧塔看來，這種變化使得「頭腦與生活相分離」，對此，他甚至宣稱文科「已經死掉了」。此時，一部分學者終於意識到，要從根本上緩解文科的危機，需要從拓展研究機構、跨越傳統界限等方面著手，於是，才有了華勒斯坦等人筆下的「開放社會科學」。不難發現，近現代以來知識的「應用性轉向」和「全球性發展」構成了人文社會科學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這種轉變的影響是深刻的，為此，學者們用「新人文主義」「新科學主義」「第三種文化」等概念來描述這一新的知識生產與存在樣態，關注的焦點在於知識結構的異質性和跨界性。因此，要重新賦予文科以發展的生機，需要從知識發展層面的變化來著手。
顯然，基於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新文科的提出深深地根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規律之中，建立在當代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背景之下，更內嵌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行動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認為，新文科建設的實質，正是對現代社會科學之現代性的克服與超越。它的出現預示著後工業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即將迎來自零散化階段、實證主義階段之後的第三種發展形態，這種新的發展形態包括以下四個特徵：
一是突破社會科學以物理學為建構標準的唯一性，使其從一種分析的科學走向多種知識相結合的新體系。現代社會科學的產生，源於對自然科學尤其是牛頓物理學研究範式的效仿。法國大革命後，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壓力變得異常緊迫，許多人認為，要想在一個牢固的根基上組織社會秩序，社會科學就必須越精確（或越「具有實證性」）越好。抱著這樣的宗旨，十九世紀上半葉許多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者開始轉向牛頓物理學，將其作為效法的楷模。隨著現代性的不斷深化，理性開始走 向神壇，數理分析方法及其背後的實證主義思想成為社會科學從19世紀沿襲至今的學術傳統，人們相信，科學是積累起來的，是直線發展的。但隨著20世紀以量子力學為代表的非線性自然科學、複雜科學出現，當代科學的發展從分析科學走向綜合科學，在古典物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解釋生命和社會現象時開始力不從心。同樣地，愈發複雜的人類社會現象也迫使社會科學愈發需要更加多元、更加綜合的學科方法的參與，從而真正走向華勒斯坦等人所言的「開放社會科學」。
二是突破以民族國家為分析框架的唯一性，向民族間性、跨民族性、世界性的研究框架轉型。華勒斯坦認為，19世紀被制度化的社會科學存在三個特徵：它們主要甚至僅從經驗主義的角度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實際上只研究了其中少數幾個國家；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只研究那些與他們自己國家相關的經驗主義研究素材；研究的主要模式是經驗主義的和具體的。人文社會科學與現代 民族國家的興起緊密相連，現代民族國家曾為社會科學提供了賴以存在的各種條件，民族與國家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視為社會科學分析研究的框架依據以及背景起點。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方興未艾，時間與空間都在這場浪潮中被縮小，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邊界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大的全球政治。對於社會科學而言，以民族國家為分析範疇，以殖民主義知識、冷戰知識為分析背景的方式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無力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新問題、新挑戰。因此，社會科學勢必要從帶有歷史色彩的民族、國家分析框架轉向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向的全人類、世界性的問題視角。
三是超越人文學科自我設限的古典主義色彩，向現實關懷轉向，向大眾文化領域拓展。古典主義是人文學科誕生之初的最大特性，並每每在人文學科因外界環境變化而遭遇抨擊時成為其捍衛自身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在現代科學技術日趨發達的背景下，人文學科要重煥生機，必定需要從遠古的神壇走下，介入到更廣闊的現實社會文化生活空間中，以人文學科與生俱來的反思與批判精神，重新思索人文學科與科技新發展、社會新思潮之間的聯繫，積極探索人文社會學科可以介入的其他社會空間，把握「機器焦慮」與「技術恐懼」等核心議題，從而「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四是彌合以學科專業為載體的知識生產方式，由單一學科專業向跨學科、超學科轉型。我們必須承認，學科的分化與堅守是確保知識產業經濟的生命線，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東西。知識的專門化、科學的精細化使得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認知能力。按專業體系運行的知識生產模式不僅是現代性的重要標誌之一，並且自科學的體制化進程以來曾大大助推了人類知識的進步與發展。20世紀以來，知識成果越來越多地在應用情景、交叉學科環境下誕生，由此催生了「模式1」「模式 2」乃至「模式3」等新型知識生產模式。新的知識生產在更加廣闊的空間、場域之中，圍繞應用性問題解決，由不同主體、學科、群體緊密互動而形成，這是知識領域的一場重大變革，稱之為知識生產轉型。知識生產轉型對於社會科學的影響是深刻的，它要求現代社會科學超越條狀分割的學科體系，持續推進建立一種面向新時代、新經濟與新產業，融合理、工等諸多外部學科要素的包容性學科框架。
基於以上四點，我們認為，新文科是後工業時代基於知識高度綜合化、信息化、數位化的一種文科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新形態，是文科知識規訓的新模式、新手段。
四、新文科建設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向
新文科建設最終的落腳點還是人才培養。當前，高校可從以下三個方向持續推進新文科在實踐中的探索：
（一）探索文科專業的新方向
《宣言》提出，要「緊扣國家軟實力建設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積極發展文科類新興專業」。可見，新文科建設要求在傳統文科的基礎上，規劃和設計新的專業及課程體系，這是促進人文社會科學脫離自身重複性較高的基礎研究，轉向與社會、市場結合更緊密的應用型研究的重要步驟。在專業規劃方面，重點在於圍繞國家戰略、市場需求以及自身優勢與特色，積極籌劃開辦面向國家重點需求領域、新興服務業、前沿技術產業、地方支柱性產業的新型文科專業，例如「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語言+ 國情複合型專業、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農業+社會學專業、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哲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專業等。值得重視的是，新文科專業並非等於傳統專業之間的簡單疊加，而是問題導向、需求導向下的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重組與重構。在專業師資隊伍建設方面，重點在於建立穩定的高水平師資隊伍，為此，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措施，同時輔之以實體研究中心或虛體的學術鬆散聯合體，設置一定的申請條件，鼓勵教師以課題申請、跨學科學術交流、跨學科教學等形式參與到新文科建設的實踐中來。同時，還要對跨學科教師資源進行延伸與拓展，一方面要面向產業與行業，建立起人才交流互通的綠色通道，將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的高級行業人才、專家引入到常規師資隊伍當中，另一方面也要鼓勵高校專職教師積極走出高校，進入產業行業掛職、兼職或進行課題項目研究，真正做到「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
與此同時，高校在探索如何給文科「增量」的同時，還要注重文科的「減負」。具體到地方性、行業型高校而言，針對一些近年來就業率低、就業門檻低、不適應社會發展新趨勢的文科類專業，要敢於對其進行淘汰、改造與升級，從而脫離效率較低的基礎文科研究，轉向與社會發展結合更加緊密的應用型文科研究，走特色化、差異化的文科發展之路，更好地為地方社會與行業經濟發展服務。針對高水平綜合性高校而言，在大學課程中保留人文學科，不僅是為了人文學科本身，也是構成各種學術教育體系的必要部分。但同時，更要將經典人文傳統與現實觀照相結合，主動跟蹤時代發展趨勢，聚焦新時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聚焦黨和國家關心的戰略和政策問題，努力將文科的學科發展邏輯與市場邏輯結合起來。
（二）創新人才培養的新模式
《宣言》提出要「以培養未來社會科學家為目標，建設一批文科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高地，聚焦應用型文科人才培養」。在新文科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目前有三種比較成熟的做法可供借鑑：
一是建立健全國內外跨學科聯合學位培養模式。聯合學位培養是指學生在兩所或多所跨境合作機構學習，在完成合作機構共同規定的學業要求後，由合作機構共同為其授予學位的活動。這一模式的特點在於通過合理調配，可以充分利用不同高校現有的優質教育資源，且相對靈活，可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社會需求的變化及時進行不同專業間的組合，最大限度滿足社會需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於2019年7月發布了《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指出「具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普通高校之間，可授予全日制本科畢業生聯合學士學位。聯合學士學位應根據校際合作辦學協議，由合作高等學校共同制定聯合培養項目和實施方案」。根據文件精神，聯合學位培養模式可嘗試向本科教育階段「下移」，這對於培養更具國際競爭力以及跨文化領導力的複合型新文科人才而言至關重要。未來，有條件的國內高校應當將這一本科培養模式拓展到更多的國外一流大學，更充分地借鑑與利用好不同高校的優勢資源踐行「新文科」建設。
二是探索以多學科集群為基礎的現代書院制度。以現代書院制度踐行新文科建設，其特點在於將教學空間與生活空間相統一，不僅能夠藉助多學科集群優勢，培養具備複合型知識背景的新文科人才，更能夠通過文化空間的創設，使書院成為新文化、新創意誕生的搖籃。針對新文科建設對於前沿導向和需求導向的強調，高校可創造性地設立一些相對小眾但前沿的書院。例如新媒體、文漫影遊、在線教育等新興行業急需複合型文科人才的供給，高校可針對性地圍繞這些社會需求靈活組建相應的學科群，同時借鑑既有的書院制實踐探索經驗，並引入校內校外的雙導師制，建立對接社會新型需求、瞄準前沿技術的新型書院。此外，傳統書院制實踐只在高水平大學中開展，而現代大學書院制度的實踐範圍理應更廣，但在具體的實踐方式上不應拘泥於一格，應根據自身服務面向、整體優勢以及培養特色，建立各具特色的書院模式。在具體的人才培養工作中，高校需要打破人才培養的「路徑依賴」，將書院制改革視為一項涉及觀念、制度、師資、硬體等要素在內的綜合改革而逐步推進。
三是踐行「傳統文科+」，助力傳統文科轉型升級。給傳統文科「做加法」，特點在於最大化利用高校內部的既有資源，成本小，見效快，易於推廣，同時也能夠帶動高校整體上形成新文科的建設氛圍， 避免出現傳統文科與新文科之間相割裂、兩張皮的現象。例如，通過傳統文科+國家戰略，使學生能夠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為國家或跨國組織提供決策諮詢；通過傳統文科+現代技術，在建立與資訊時代相適應的人文社會學科新型教育教學方式的同時，培養學生的「數據素養」與「技術素養」。給傳統文科「做加法」，關鍵的措施在於以科研項目為牽引導向，以教育教學為具體抓手，通過設立跨學科、以國家戰略為指向的科研項目，同時鼓勵對於前沿科學技術、先進研究方法的運用，使廣大教師、研究人員通過科研實踐形成「新文科素養」，最終以多樣化的方式落地在教育教學的實踐中，使新文科建設回歸到培養人的本質上。
（三）凝練人文學科的核心功能與核心素養
傳統文科在當代遭受的抨擊與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空心化」弊病不無關係。事實上，我們必須區分作為知識專業的人文學科與作為良心修養的人文精神，必須區分經由嚴格訓練而成的專業學術和僅憑熱情與模仿而成的業餘愛好。面對市場的追問，我們必須反思：什麼是人文學科可以，而其他學科不能？什麼是經由人文學科訓練才能達成，而其他學科訓練所不能達成的？可以確定的是，人文學科至少具備兩大核心功能：第一，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中，其發展創新的倫理邊界需要人文學科來加以限定；第二，人文學科能夠在時代的洪流中提供反思及前瞻性的視野，它儲存著關於個體和集體的記憶，正是這些記憶使得人之為人，使得我們的過去和未來具備了意義。
不難發現，人文學科的核心功能似乎都與宏大、精神、心靈、情操等此類詞彙密切聯繫，人文學科時常給人一種懸於專門知識之上的不確定感也正源於此，因此，人文學科才更需要凝練自身的核心素養，需要藉助新文科建設的契機，進一步夯實自身的學科基礎。為此，在知識視野上，人文學科應跳出和超越其古典傳統，將自身的學術傳統與現實問題相結合，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超越殖民主義擴張時期形成的知識框架與分析範式，形成新的關於世界不同區域的人文研究領域和人文知識，最終還要形成真正具有中國底蘊和中國特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核心議題上，人文學科要聚焦由於科技進步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失業、倫理、法律、社會治理等現實問題，同時積極探索人文社會學科可以介入的其他社會空間。在研究方法上， 要積極探索可視化圖形圖像資料庫、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量化分析資料庫建設，充分利用數位化、數據化文本挖掘等現代數位技術，推動數字人文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傳統人文學科「解釋性學術」的立場。
作者簡介：崔延強（1963-），男，山東青島人，哲學博士，西南大學副校長，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制度史、思想史研究；段禹，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
（原文載於《大學教育科學》2021年第1期 P3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