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方延明，1951年5月26日生於山東萊蕪，筆名魯人。1977年1月畢業於南京大學數學系，留校工作，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1988年任南京大學校報主編，1990年任副編審，1995年任編審、教授。2003年4月，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系主任。2003年10月，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首任院長。現任南京大學政府新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新聞獎、長江獎、韜奮獎評委，全國記協特邀理事。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我國藏語新聞媒體影響力問題研究》首席專家。專長於新聞理論、新聞實務和新聞文化研究，先後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出版專著、主編10餘部，其中有9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曾獲江蘇新聞最高獎－戈公振新聞獎、教育部教育新聞論文一等獎。
1843年末，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強調：「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 2018年10月，一個「新文科」[2]的概念應聲落地，即刻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尤其對高等學校和人文社會科學界。一年多來，眾多專家學者對此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其中有許多真知灼見。本文認為，當下我國的新文科建設，從根本上來說是一次全國範圍內的最重要的人文教育價值轉向，是融媒體環境下的育人模式脫變。而這種價值轉向，是以資政育人，人文育人，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等，為主要價值取向與實踐歸宿，他集中體現在新文科建設的學科使命，概念體系，課程體系和方法體系等方面。本文試圖提出一些思考，就教於學界和業界的專家學者，權作野芹之獻。
「新文科」建設提出的學科背景
所謂新文科，是我們國家的「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提出來的，對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而言，目標要求包括:「新工科建設將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需要，加強戰略急需人才培養；新醫科作為構建健康中國的重要基礎，要實現從治療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過程的全覆蓋，提升全民健康力；新農科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升級涉農專業，助力打造天藍水淨、食品安全、生活恬靜的美麗中國。」而對新文科來說，則是：「要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與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養新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家，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 為了加快建設我國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是新文科建設的使命所在，對高等學校尤其是著名高校來說，使命光榮，任重道遠。
傳統意義上的文科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分。依據我國的學科分類，分別有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綜合科學和人文與社會科學。人文類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宗教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八個一級學科。社會類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軍事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教育學、體育學、統計學等十一個一級學科。另外還有綜合學科的環境科學技術、安全科學技術與管理學三個一級學科。按理講，這三個一級學科應該納入到大的人文社會科學中來。
傳統人文科學，包括文、史、哲等學科，比較注重理論、邏輯、思辨等方面的問題，這類學科更多關注人類創造的精神文化和人類社會發展歷程，關注人類整體和個體精神世界的觀念、意識、知覺、情感、價值等，是人類對自身認知的高度凝練和深入思考。社會科學則主要以社會為研究對象，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等，通過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總結相關理論和規律，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
縱觀整個人類發展史，凡是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人文社會科學推陳出新、大發展的時代。人文社會科學在啟蒙民智，整合人們價值觀念等方面，依時代進步而發展，常常是登高一呼，輿論領先，這是自然科學所無法比擬的。發端於14世紀的「文藝復興」，是一場反映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歐洲思想文化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對歐洲近現代，以至世界範圍內的文化革新與推進產生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文藝復興」以後的西學東漸，對我國近現代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西方傳教士到中國設教布道，他們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對自然的思維方法，在古老中國引起強烈反響。伴隨著十九世紀初葉西方帝國主義的隆隆炮聲，在中國這塊大地上燃起了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國文化在同幾個異於本土文化的交構中，被動經歷著劇烈的痛苦蛻變，它一方面承受中國傳統文化沉重包袱的考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戰，兩難之間，步履維艱。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中國人民從迷惘和痛苦中覺醒，開始反思、比較、借鑑西方文化。這一時期最偉大的成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3] 「五四」新文化運動迎來了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文化革命，是對近四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歷史性批判與總結。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 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4]習近平在201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5]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始終與社會變革緊密聯繫，是知識變革和思想解放的先導，是社會大發展的重要生產力和時代標誌，它應該勇於回答時代之問，指導人們為解決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提供思想武器和智庫服務。
如何理解「新文科」
如何理解新文科，「新文科」一經提出，立即引起學界特別是高等學校專家教授，包括許多高等學校書記、校長的高度關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實際上，「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希拉姆學院於2017年率先提出的，其初衷主要是針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課程中。最近幾年，美、英、澳等國將創意、創新戰略作為人文學科的重要轉型理念，在這方面都有成功的嘗試和借鑑。一年多來，我國高校對「新文科」的研討，主要集中在提出建設「新文科」的必要性；建構「新文科」的理念與思路；建設「新文科」的最終價值訴求等方面。
在提出「新文科」的必要性方面，有許多專家指出，提出建設「新文科」較之教育主管部門的倡議，更多應該是大學文科教育內在發展的一種呼喚，內需使然。南開大學周志強教授說，「新文科」是對一直以來文科知識精細化，專業化和學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撥。不少專家強調，當下的文科教育最缺乏的是「人文教育」。上海財大劉小兵教授指出，傳統文科越分越細，功利性太強，對文科的實質理解和關注度不夠[6]。吉林大學孫正聿提出，新文科的「新」，首先應當是文科的教育理念之新，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培養目標上，努力實現培養「人」與培養「某種人」的統一；教學內容上，努力實現文明的傳承與創新的統一；教育觀念上，努力實現提升能力與人格養成的統一；人才評價上，努力實現「上得去」與「下得來」的統一[7]。
對人文學科的解構與建構，中西方學者從來沒有停止過。瑞士著名社會學家讓·皮亞傑在談到人文科學時，他把那些探求「規律」的學科稱之為「正題法則」科學。他認為，諸如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人種學、語言學、經濟學以及人口統計學等，是可以構成這類探求「規律」的學科，是可以用日常語言或以多少是形式化的語言（邏輯等）來表達的。它的意義有時是指能以數學函數的形式來表達相對常量關係，但也指一般事實或序數關係、結構分析等。[8]而對那些以重現和理解在時間的長河中展開的社會生活的全部畫卷為己任的學科，則稱之為「人文歷史學科」：它涉及其所作所為曾對社會生活發生過影響的個人，這一類人的著作，那些產生過某種長遠影響的思想，技術與科學，文學與藝術，哲學與宗教，各種制度，經濟及其他交流，以及整個文明。[9]人文社會科學說到底，是把人和人的社會活動以及意識活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人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既是社會發展的參與者，也是社會輿論的評判者。人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判，受意識形態影響，不可能和自然科學那樣超然物外，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共享的價值標準。
理解「新文科」，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一般講，凡是大哲學家幾乎是都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的創建人。因此，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互補交叉、有機統一就顯得尤為重要。讓·皮亞傑的《人文科學認識論》，對人文科學的分析非常透徹，他在談到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分開時說，「受意識形態有時甚至受民族影響最為強烈的問題之一就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二者的關係問題」[10]這種區別概括為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加以擁護；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基本銜接區，是由方法的交換來構成的；有些學科不能確定是放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然後他進一步分析，「事實上，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在一個平面上被顯示出來。每門學科都具有各種上下層次：（a）它的客體或研究的物質內容；（b）它的概念性解釋或理論技術；（c）它自有的認識論或對它的基礎的分析；（d）它的派生認識論或結合其他科學的、主客體之間關係的分析。」[11]
自然科學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直觀的、顯性的、脫離於人的思想意識的自然界形態和規律。人文科學則不然，誠如馬克思講的，「道德、宗教、形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資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12]恩格斯曾強調，「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13]
伴隨社會發展，我以為有兩個趨勢值得注意，一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理」化趨勢，模型化趨勢，尤其是諸多人文社會科學對數學的依賴，包括目前的大數據統計等。反之，理工科類學科的「文」化趨勢。比如說，資訊理論和控制論，都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控制論就為人文科學以及人文科學對自然科學的反作用（在特殊情況下對整個生物學的反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14]需要指出的是，「在這裡（指社會歷史領域。——編者注）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繫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繫；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15]這樣一種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互為異化的態勢，方興未艾，不管是對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還是課程體系的一系列改革，目前並未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
二是關於數學與哲學在人文社科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特別重要，故列出來專門論述。
羅素說:「為了創造一種健康的哲學,你應該拋棄形上學,且要成為一個好數學家。」他把數學素養作為創造健康哲學的基本條件。古希臘的大哲學家一般都是大數學家。數學和哲學這兩門學科不同於其他學科，從對一門學科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來看，具有其他任何學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須給與足夠重視和關切。B．Demollins說，「沒有數學，我們無法看透哲學的深度，沒有哲學，人們也無法看透數學的深度；而若沒有兩者，人們就什麼也看不透。」[16]甚至有人說，哲學從一門學科中退出，那就意味著這門學科的建立；而數學進入一門學科，就意味著這門學科的成熟。所以，馬克思說，「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完善的地步。」[17]A. N. Rao指出，「一個國家的科學的進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數學來度量」。人文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到數學的統計方法、概率方法、方差分析、歸納法和抽象模型等，這充分說明數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人們把數學方法引入到史學研究中，據此產生了一門新學科——史衡學。通常,歷史研究分考證和規律探討兩種類型,前者主要對歷史事件、人物、歷史作品、文獻等進行考證，後者主要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制度、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進行研究、分析。由於數學方法的引進,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同時使加工、整理更科學化、準確化。
數學上的極小極大定理成就了「對策論」。1994年,在諾貝爾獎設立93年的歷史中,第一次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一個只是在純數學領域所做的工作。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家J.納什和J.哈撒尼及R.賽爾騰分享。J.納什等人所做的工作證明了一條定理,亦即把極小極大定理推廣到有兩個或更多個直接競爭的局中人的非零對策和所謂的非合作對策的情形。1932年,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在普林斯頓大學就他的經濟過程理論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班,並於6年後發表題為「經濟方程組和布勞威爾不動點定理的推廣」的理論。馮·諾伊曼證明了為達到所有貨物在最低可能價格下的最大產出的最優生產方法, 同時指出該產出具有最高可能的增長率，他運用他的主要解析工具——布勞威爾不動點定理一下子把一般均衡理論從靜態變換到了動態。S.斯梅爾、 R.古德溫和其他人關於經濟過程的動力學的研究,成為關於經濟能迅速變成各種類型循環或混沌行為方式的現代工作的直接先驅。由於這些工作造成的數學和經濟的結合是如此成功,「一般均衡理論」工作榮獲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83年, G. 德勃羅在他的《價值理論》一書中所敘述的關於一般均衡理論的新發展,使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數學不僅幫助人們在經濟運營中獲利,而且給予人們以能力,包括直觀思維、邏輯思維、精確計算等。人們運用控制理論和遞度法,求解了20世紀韓國經濟的最優計劃模型。在微觀經濟中,運用數學建立經濟模型,尋求經濟管理中的最佳方案；運用數學方法組織、調度、控制生產過程, 從數據處理中獲取經濟信息等；使得代數學、分析學、運籌學、概率論和統計數學等大量數學思想和方法直接進入到經濟科學中, 而這些實際運用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數學學科的發展。今天，一位不懂數學的經濟學家絕不可能成為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1970保羅·安·薩默爾森（美國）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全部領域。他根據所考察的各種問題，採用了多種數學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靜態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態過程分析的方法，這對當代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許多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蘇聯數學家坎託羅維奇因對物資最優調撥理論的貢獻。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被公認為最優規劃理論的創始人、 經濟數學理論的奠基人。Kl e im因「設計預測經濟變動的計算機模式」而獲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Tob i n因「投資決策的數學模型」獲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93年獲獎的羅伯特·福格爾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近年來，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出現的數學家更多,像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埃德·夏普裡本科和博士讀的都是數學,埃爾文·羅斯本科和博士讀的也是和數學接近的運籌學。數學作為基礎學科,是經濟、生物、物理等各學科研究的一項工具,無法嚴格分開。像博弈論屬於經濟學,但也有觀點認為這是數學的分支,所以根本分不開。
其他諸如數學與語言學，數學與文學，數學與藝術，都有許多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和經典案例。
對哲學而言，愛因斯坦說過，「如果把哲學理解為在最普遍和最廣泛的形式中對知識的追求，那麼，哲學顯然就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之母。」我以為，一個民族的公民哲學素養，直接關係這個民族的民眾素質和科學意識。哲學是研究普遍規律和基礎問題的學科，包括我們通常講的存在、知識、價值、理智、心靈、語言等，它與其他學科的不同之處，在於哲學從他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它的一套獨特的思維方式，並以邏輯理性論證為基礎，馬克思主義是哲學的皇冠。
因此，數學和哲學這兩門學科，對於建構和實現「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特別是新文科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須給與足夠重視和重要地位。
三是關於新文科建設的區塊分割問題，包括學派建設。區塊分割是一個大問題，如何建構起一個不求所有，但求共享的新文科學科區塊，絕非一件易事。考慮到「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中專門有一個「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問題，自己又長期從事新聞傳播理論與新聞實務的教學科研工作，僅以新聞傳播學科為例提出一點看法。
1850年11月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寫《國際述評（三）》時指出，「報刊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在新媒體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今天，中國新聞學正展現出一種學科體系上的即時裂變和全方位轉向。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應運而生，較之其他人文學科，新聞學無疑是最具社會認知性和公眾挑戰性的一個領域，它已經成為當下一道流動的社會景觀。
新聞學的學科體系，還是要「經世致用」，「資政育人」，直面社會，直面當代，激濁揚清。新聞學是以文為主，真實描述社會，完美呈現社會，迅疾傳播社會資訊，融合人文、社會、理、工，兼備工具意義，引導人們生活，異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從文本意義上看，新聞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從傳播通道和公共平臺的技術支撐方面看，新聞學又屬於理工結合的新技術領域，媒介即信息是也；如果從對社會的價值訴求方面來講，新聞學具有極強的社會評判和輿論功能。因此，從來沒有哪一門學科能像新聞學這樣涉及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學科之多，影響受眾面之廣，把政府、政治家、政客、社會賢達和草根受眾結合得如此緊密，且每日每時都在不間斷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
我以為，從學科本質上來講，新聞學是一門具有明顯寄生性特點的學科。這是因為，它缺少一個自身獨有的排他性的學科內核，它不太具有如文、史、哲、法、社會等學科的自洽性，而這種自洽性是獨具的、排他的、傳承的，這抑或是新聞學的悲哀。但是，就一個學科體系而言，從一個學科的可持續發展來看，這或許又是新聞學的幸運。概言之，從場域的意義上講，它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集所有其他學科之長來滋養自己。創建新新聞學的學科體系，一定要守正創新，建立自己獨有的學科定義與概念、理念、方法。我試圖借鑑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概念，提出新聞學的「場域」概念，新新聞學的「學科場域」是結緣於新聞學科的相關學科之間存在著的一個時空關係和網絡環境。在這個「場域」裡，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如文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美學、管理學、廣告學、營銷學等；理工方面如數理統計、概率論、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等。這樣一個新聞學的場域，各相關學科在其中都是有內含力量、有生氣、有潛力的存在。比如，我們可以設想還有一個「文本場域」，其涉及學科有文、史、哲、美學等；有一個「輿論場域」，其涉及學科有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數理統計等；有一個「營銷管理場域」，涉及學科有經濟管理，市場營銷等；每個「場域」都有非常明確的價值訴求。而這樣一些「新聞場域」概念的提出，可以融多學科有機聯繫且充滿生機和力量。
關於新聞學的學科體系架構和主要內容，我以為應包括概念體系，理論體系，方法論體系，市場營銷，技術支撐，效果評價體系等。十幾年前我曾提出一個「元」的概念[18]，至今仍然不過時。所謂「元」概念，是指那些具有明顯普適性和共識性的主概念，它是客觀的、真實的、可靠的，不以利益群體和社會制度的差異而改變，這樣一些概念是為中外學界共同接受的大概念，起統領作用的，有一個東西方都比較一致的約定俗成的普適性。
與「元」概念一併提出的還有「衍生」概念，「衍生」概念實際上是在「元」概念基礎上的嫁接與組合，它明顯呈現出主觀意識和階級意識，不同傳播主體賦予它們不同的概念意義和價值意義。
關於方法論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宏觀層面上的是大方法、指導性的。比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主客觀統一以及像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中觀層面上是我們通常講的針對一門學科的那些內容。而微觀層面主要是從實踐意義上指導媒體和媒體人如何去工作。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傳媒發展的持續演進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其一，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媒介改革，促使其進入市場，這是一種被動的體制轉型。其二，媒體改革又推動了媒介市場的完善，這是一種主動應戰，呈現出一種「市場驅動（外圍影響）——內核變革（自身需求）」的變化態勢。而這樣一種態勢的最終價值訴求是：體制轉型——結構轉化的交叉、互動。
網際網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深刻改變著人們的交流方式、生活習慣，進而影響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包括基於智能、高速、開放共享的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絡化、微傳播等，已經成了人們社會交往、工作學習生活的新常態。因此，新聞學科不能不研究網際網路技術，舍此則寸步難行。
除一、二、三之外，對新文科來說，還有跨學科交叉和問題導向需要引起重視。恩格斯早就指出，「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裡開闢出來了。」[19] 如何找到新文科與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包括以往理科的有機結合，實現文工交叉、文醫交叉、文農交叉，以致文文交叉等，顯得尤為迫切。而新文科建設的問題導向，說到底是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很重要，問題意識是一種世界觀，問題意識是一種歷史觀，問題意識是一種認識論，問題意識是一種價值觀，問題意識是一種方法論，一個學科的生命在於經世致用。
關於新文科建設的理念和評價機制
面對新文科建設，高校肩負重要的使命與任務。關於建設「新文科」的理念與思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楊燦明教授提出要從時間維度、空間維度、世界觀和價值觀維度、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四個維度去建構[20]。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林文勳教授則提出要堅持價值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繼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等三個統一。他認為，新文科的「新」主要是新定位、新任務、新方法[21]。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組長、山東大學校長樊麗明教授認為，建設新文科就是要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促進文科融合，提升時代性，加快中國化、國際化進程，引領人文社會科學新發展，從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人的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她從新科技革命與文科的融合化發展，歷史新節點與文科新使命，進入新時代與文科中國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國際化等方面切入，提出要培養一大批適應全球新格局的高素質國際專業人才，如外交人才、國際經貿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國際新聞人才、國際專利人才[22]。
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特別提出人文學科的「感召力」問題，從學科建設的角度，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新文科建設在堅定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拓展國際視野、秉持天下情懷，更自覺地把中國所處的世界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強化區域國別研究，形成對於世界各個國家和不同文明的客觀認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著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要讓廣大青年學子知中國、懂世界，不斷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23]。
評價機制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一環，必須給以足夠重視。建立新的評價機制要處理好幾個關係：
一是傳統人文社會學科與新文科的關係。依據教育部長陳寶生的意見，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從規模擴張全面轉向內涵式發展，啟動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的目的就是將原先的單個計劃變成系列計劃的組合，由「單兵作戰」轉向「集體發力」。要真正擔當起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的新時代責任，面向新變革，強化戰略思維。要主動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的需求，加快布局未來戰略必爭領域的人才培養，更多樣化、更綜合化、更集群化、更智能化、更國際化，推動並引領新一輪產業變革。大力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中站穩腳跟。做到標準先行、評價護航、文化為魂。我以為，這不是要解決一個在原來人文社會學科18個一級學科，包括3個綜合學科，共計21個學科之外再加一個一級學科的問題，是在原來人文社會學科基礎上的升級版。
二是把握好「五個統一」的關係。我們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切要源於事實，源於實踐，與時俱進。誠如法國社會學家E·迪爾凱姆說的，「凡是實在的東西都有一種必然有的、我們必須重視的本性，甚至在人們能夠排除他們的作用時，也決不能把他們完全消滅。」[24]
堅持守正與創新的統一。新文科建設，必須在借鑑以往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上，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守正創新，千萬不能一破了之，遙遙無期。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教導我們，「歷史不外是各個時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先輩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的條件。」[25]
堅持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列寧指出:「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生產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26]「階級性」是馬克思主義人文社會科學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它反映的是社會關係的對立面。而「社會性」則是反映社會關係的一致性方面。從階級性方面講,人文社會科學的階級性，具體表現在支配權上,即哪個階級支配文化,文化就必然為哪個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強調，「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27]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當看到，除此，文化還具有社會性的一面,即共享性。這主要是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確實存在一些非階級傾向的內容,文化中大量存在著的「非軸心即非主要」內容,是人類共有的文化文明。社會主義人文社會科學一定要吸取資本主義人文社會科學中有價值的東西,為我所用,剔除它局限性的糟粕,保留和發展其科學性的精華。列寧在十月革命成立之初，一再告誡全黨，「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並且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28]其次，社會性不是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它應當是指「全球意識中的國際社會」,這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所在,也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實現國際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其三，人文社會科學不能只著眼於小圈子,而要有大學科觀的宏觀意識。
堅持時代性與歷史性的統—。人文社會學科要永遠以時代性和歷史性的完美統一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時代性」反映「橫切面」,「歷史性」反映「縱切面」。時代性就是人類社會在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區域內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交互呈現的內容,以及它們所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及解決方法，特別是那個時代中人們的各種不同價值取向，它標誌著人類對社會認識的進步和成果積累。歷史性是訴諸未來，是對過去歷史的一種沉積傳承,後人可以從前人的積累中尋求新的向自然鬥爭的力量。
堅持問題導向和經世致用的統一，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永恆話題。新文科之「新」，一定要立足新時代，追求新境界，要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
一定要著眼於建立新的學科體系，特別要突出新技術革命下的融媒體環境，要有開闊的政治胸襟和國際視野。要突出中國特色與世界視野，彰顯人文社會學科的共享性價值意義。
三是關於新文科的評價機制問題。評價機制是直接關係新文科健康發展的根本問題，不能簡單套用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評價體系，要有與時俱進的學科規劃、學科評價指標與評價體系。以往評價體系中，傳統人文社會學科存在「過度西化」和「過度量化」等問題，重西方理念價值輕本土傳統特色；重經院式研究輕田園式應用；重論文發表輕社會效果；重雜誌出身輕學術質量；主要採用的論文指標過多偏向理工借鑑。包括論文發表數量和期刊檔次，片面追隨國際期刊，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階級性、民族性的特點。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人文社會學科因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少，而變得相對「弱勢」。尤其是目前從上到下，特別是一些重點高校，規定教師升正高職稱必須有一年在國外進修的經歷且不得中斷，甚至一篇國外期刊論文可以頂國內雜誌幾篇論文，理論自信，蕩然無存。久而久之，這樣一些偏面盛行的評價指標，嚴重製約和障礙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
新文科建設的最終目的是形成高校新文科發展的新格局、新氣象，以期帶動全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習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語重心長，任重道遠。他同時寄希望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出一大批重要學術成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重大貢獻。」[29]
機遇垂青有準備的頭腦，只要我們認認真真從實際出發，緊密依附于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我國新文科建設就一定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
[2]，2018年10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信部等13個部門聯合發文，正式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2.0、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2.0、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卓越教師培養計劃2.0、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要求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全面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頁
[4]，《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頁。
[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6年5月19日 2 版
[6]，2019年5月8日《科學時報》
[7]，2019年07月23日《光明日報》
[8]， 讓·皮亞傑：《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9]， 讓·皮亞傑：《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10]， 讓·皮亞傑：《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頁。
[11]， 讓·皮亞傑：《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頁。
[14]， 讓·皮亞傑：《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243頁。
[16]，方延明：《數學文化》（第二版），清華大學，2007年版。
[17]， [德]弗·梅林《馬克思傳（上、下）》,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71頁。
[18]，方延明：「理論新聞學學科體系論綱」《新華文摘》2008年第四期。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頁。
[20]，《中國高教研究》2019年第10期
[21]， 2019年07月23日《光明日報》
[22]，《中國大學教育》2020年第五期
[23]， 2019年07月23日《光明日報》
[24]， 法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8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26]，《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8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頁。
[28]，《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48頁。
[29]，《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6年05月19日 02 版
(責編：崔新耀、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