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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橫掃大西洋，美國政府啟動了一個新項目以保護當時的入伍新兵，防止他們感染性傳播疾病（STI）。當時，幾乎所有的女性性工作者和「蕩婦」都被假定為性傳播疾病攜帶者，人們認為只有斷絕軍隊官兵和這些女人的聯繫，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免受淋病和梅毒兩大瘟疫的侵擾。抱著這個目的，政府授權醫務人員和警員，抓捕任何他們認為「有攜帶STI嫌疑」的人（儘管被拘捕的總是女性），並對她們實施簡單粗暴的體檢。從聯邦、各個州到各個地區，美國各級官員擁有不受限的自由，他們執行著尾隨這個項目而來的國家級、州級法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18年通過的張伯倫-肯恩法案（Chamberlain-Kahn Act）。
斯科特·沃瑟曼·斯特恩（Scott Wasserman Stern）在新書《妮娜·麥考爾的審判：性、監視和幾十年的「蕩婦」抓捕政府計劃》（The Trials of Nina McCall: Sex, Surveillance, and the Decades-Long Government Plan to Imprison 「Promiscuous」 Women）中寫道，一個女性如果染病，就會被送去「拘留醫院」（或是打入監獄），直到確定病癒，或是「完成改造」。有些被捕女性雖然檢測結果呈陰性，但還是不由分說無故被關了起來，因為她們的「濫交」遲早會對士兵的精神健康造成威脅。在被拘捕的女性當中，不同人群的人數比例畸形，有色人種和工人階級女性居多，黑人婦女則常常與白人女性隔離開來，被關在設施條件惡劣的牢房，有時甚至會和其他有色人種婦女一道遭受種族主義暴力和性侵犯。有些人未經同意就被強制消毒，有些女性甚至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性工作者是這個項目的頭號對象，但同時，任何「有嫌疑」的女性都會成為抓捕目標——在當時，這個範疇很廣，甚至連在餐廳單獨與士兵吃飯也包括在內。隨著這個項目在司法系統中逐漸站穩腳跟，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SHA）的秘密特工也開始執行任務。這樣一來，現實就昭然若揭了，在那個時候，任何女人都可以被逮捕、被性侵，甚至無須經過審判，沒有律師代理就被拖入監獄，這都是合法的，至於什麼時候能被釋放，她們也無從知曉。被囚禁在拘留醫院裡的女人們要遭受強制體檢，她們生活在非人的生活環境裡，接受著淋病和梅毒治療。不幸的是，當時對這種疾病最普遍的「治療」不過是不斷給病患灌下汞和砷藥劑，這些有毒的化學製品只能毒害這些女性的健康，對疾病毫無幫助。
1918年，密西根有1121人「公費住院」，因為當局認為他們染上了STI。在這些病人中，49個是男性，另外1072人都是女性，她們中間有一個19歲的白人窮女孩，名叫妮娜·麥考爾（Nina McCall）。她被捕後，經當地衛生官員卡尼之手被強制體檢，先被確診為淋病，後來又被診斷為梅毒，拘禁在廢棄的灣市拘留醫院裡達三個月之久。和所有同命相連的人一樣，她鼓起勇氣奮起抗爭，但她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在監獄裡起義引發騷亂，也沒有搗毀所謂的「妓女教養所」。妮娜所做的，在當時看起來對這樣一個工薪階層女性來說更加鋌而走險——她把折磨她的人送上了法庭。
在《妮娜·麥考爾的審判》中，作者斯特恩把妮娜的審判設定在抓捕活動的初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打響之時，一路延續下來，經歷了戰後進步主義，又在二戰時期重整旗鼓。這個項目一直持續到民權運動風行的時代，甚至在上世紀70年代，一些地區依然在執行著相關法案。最終，它成為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集體檢疫隔離項目之一，而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段歷史已然被人們遺忘了。這個項目被稱作「美國計劃」（The America Plan，碰巧的是，在二十世紀30年代還有一個「美國計劃」容易與之混淆。當時企業僱主利用對蘇聯的「第一次紅色恐慌」制定這個「美國計劃」，藉此給工會扣上「反美國」的帽子）。
一些經歷過這一場國家出資贊助的性別暴力的倖存者至今仍然在世。同樣倖存下來的，還有各式各樣的法案，它們依然殘留在許多州的法規中，從未被完全廢止。如果斯特恩在2011年耶魯大學的那節課上翹課了，沒聽到教授隨口一提的那句話：「在我們國家，甚至有妓女集中營。」那麼妮娜·麥考爾的故事可能依舊被掩埋在歷史中不見天日。這句話在斯特恩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決定去挖掘更多真相，結果便發現了這項經過縝密研究的工程，發現了政府採取何種手段來控制女人的性和自治權，以及地方行政官員和執法人員是多麼興高採烈地履行起這項職責。
許多醫學界人士反對這項行動，而原因僅僅是反對將醫療保健工作和聯邦政府扯上關係。對他們來說，「美國計劃」散發著社會主義的惡臭
在「美國計劃」的全盛時期，它的支持者不僅有保守主義者，還有許多自由主義的傑出人士，比如說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小約翰·戴維斯·洛克菲勒（幾十年來他都為這個項目提供資金）和當時的加州州長帕特·布朗（Pat Brown）——想起他時人們總是滿懷深情，這個民主黨人以他對「墮胎女王」伊內茲·伯恩斯（Inez Burns）毫不避諱的追求著稱。他們都抱持著虛偽的進步主義立場，強調性教育、社區服務和STI病人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性；他們把自己視作走在危險境地的年輕女性的保護傘；他們主張剷除紅燈區，卻對全國上下女性身陷囹圄的窘境保持緘默。許多醫學界人士反對這項行動，原因僅僅是反對將醫療保健工作和聯邦政府扯上關係。對他們來說，「美國計劃」散發著社會主義的惡臭。
當時一些女性，比如主張婦女參政權的伊迪絲·霍頓·胡克（Edith Houghton Hooker）和社會運動者凱薩琳·布希內爾（ Katharine Bushnell）舉行了遊行反對這一項目。他們要求終止這個項目，因為其性別歧視的性質，以及已然造成了許多司法大冤案。然而她們的努力遇到了改良主義者的阻撓，後者認為把性工作者和「壞女孩們」關起來無傷大雅，只希望不要誤抓無辜的人。連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都對這個項目讚許有加，直到1944年，北加利福尼亞ACLU的主席歐內斯託·貝西格（Ernest Besig）公開抗議舊金山市在對嫌疑女性進行檢查後依然對其囚禁72小時的政策，ACLU的態度才出現轉變。
妮娜·麥考爾的故事不是特例，她的正義鬥爭也並非前所未聞。但妮娜之所以能引起斯特恩的注意，不僅是因為她的大膽無畏，還因為密西根州檔案館恰好保存著這個案件的詳細記錄。1921年，她把那些折磨她的人一路送上了密西根最高法院，並且贏得了訴訟。法院因卡尼醫生對妮娜的診斷和治療判他有罪，因為他沒有任何證據來斷定妮娜是性病感染者；但如果她真的染病了，那麼醫生的所作所為就無可指摘了。妮娜的勝利其實喜憂參半，羅克-卡尼案（羅克是妮娜的姓）不過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繼續為虐待正名。美國社會衛生學會利用這個裁決來「保障軍官的健康權益，將可感染性病患者隔離起來，因為他們對公眾健康造成了威脅」。
妮娜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開始重建自己的名譽。她嫁給了一個名叫諾曼的小夥子，住在密西根州的薩吉諾市，希望能回歸社會。1949年，兩人移居到灣城——那個她被拘禁、遭蹂躪的地方。關於她的感受和想法，我們已經找不到相關記錄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直住在這座城市，直到1957年她患上腦瘤，住進了療養院。妮娜的三個孩子都沒逃過英年早逝的命運，最終，在56歲那年，她也離開了人世。
經歷了幾十年的政治動蕩和輿情的風雲變幻，「美國計劃」最終失去了動力。人們對性和性病的看法不斷更新，爭取女性權利的思潮為這一殘忍的抓捕行動敲響了喪鐘。一些著名的案件也加速了這個項目的快速萎縮，其中的受害者包括18歲就因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外參加反戰遊行被捕的女權主義作家安德裡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德沃金被脫衣搜身，之後又遭到兩位男性醫生的強制檢查，在這之後的幾天裡都流血不止。大約在同時，伯明罕的民權運動者也擔心落入警察之手，遭受同樣的體檢；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託，黑豹黨冒險提出，強制的「性病檢測」是警察的一種性騷擾活動。
和妮娜一樣，德沃金也予以反擊，並獲得了媒體的極大關注，讓紐約市監獄裡女犯人的生活狀況得到了更多曝光，最終讓她遭到侵犯的診所關門大吉。當地社會活動者和由前性工作者馬爾戈·聖詹姆斯（Margo St. James）牽頭的性工作者權力組織COYOTE在舊金山正式宣戰。他們和美國民權自由聯盟律師黛博拉·欣克利（Deborah Hinkley）一道，將奧克蘭警署送上了加州上訴法院，最終裁決要求奧克蘭警方對男性和女性一視同仁地進行抓捕和監禁，這也導致被捕女性性工作者數量驟降。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類似的反抗活動，到七十年代中期，「美國計劃」雖沒有徹底破產，但也已經聲名掃地。1972年，美國社會衛生學會停止了秘密監控和騷擾性工作者的行動，轉而進行面向公眾的宣傳活動，把注意力集中在皰疹問題上，而不再是梅毒和淋病。
然而，這個項目的核心理念產生了驚人的反彈，它的觸鬚不斷延伸，影響了塔斯克吉梅毒研究以及日本集中營，應對愛滋肆虐也借鑑了這一項目，它還為我們當下的大規模監禁危機埋下了伏筆。斯特恩在書中指出，民間資源保護團（羅斯福新政中為未婚失業男青年提供工作的項目）的營地後來被用作囚禁德國人和日本人的美國籍後裔、戰爭犯和二戰期間認為戰爭罪惡而拒絕服兵役的人，而這些營地最初就是用來關押「美國計劃」被捕女性的「集中營」。
女性以各種藉口被捕，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們的樣貌打扮，或是因為她們的錢包裡裝著保險套。
在1917、1918和1919年通過的三部聯邦法律，經過訴訟後，沒有一部被廢止或剔除，它們依然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在各州的法律法規中，而這些法律對女性惡毒的態度，對今天的美國仍有影響。直到1976年，猶他州鹽湖市政府當局威脅要展開抓捕並「對拒絕盤尼西林療法的各類性病攜帶嫌疑人實施強制治療」，而加州蒙特利縣的警察則威脅性工作者前往性病門診，否則就把他們關押起來進行強制體檢。1982年，亞特蘭大市長異想天開，以「打掃」木板路的名義拘禁了六名性工作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公職人員抓捕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他們之中有許多性工作者）時，「美國計劃」再次抬頭了。在1990年的一次法庭訴訟中，其裁決直接引用了1919年的一樁案件，宣稱將染上淋病的女性隔離起來是「合情合理」的舉措，恍若昔日重現。
這本書揭露的現實令人心頭一震，而且因為這些故事的不為人知而顯得更加駭人聽聞。籠罩了性工作者太久的保持沉默的文化，終於要開始消散了，但潛在的危險並未消失。超過20萬女性正在遭受囚禁，這是監獄人數增長最快的一塊，超過70%的女犯人是或曾經是商業性服務產業的從業者。另外，女性以各種藉口被捕，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們的樣貌打扮，或是因為她們的錢包裡裝著保險套。性工作者，特別是變性的有色人種女性，首當其衝遭受警察的暴力和犯罪行為虐待。妮娜·麥考爾、馬爾戈·聖詹姆斯和伊內茲·伯恩斯這樣的女性依然在努力，反抗這個不把她們當人看的體制。今天，越來越多作家開始講述她們的故事，希望這意味著更多人能夠站出來共同反抗、並肩作戰。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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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共和
原標題：A Forgotten War on Women
最新更新時間：05/30 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