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系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非傳統安全、國際關係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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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一帶一路願景的落實過程中，常常將沿線認同機制放在首要考慮地位，本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推送此文；以非傳統安全視角為主要出發點，探析和合主義的國家間建構範式，以期為一帶一路研究提供新領域參考及思辨。
內容提要
「國家間認同」是具有積極與消極雙重作用的跨國認同。建構積極的「國家間認同」對「一帶一路」方略推進與「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有著決定性作用。具有中國思想淵源與豐富外交實踐的「和合主義」價值範式，為「國家間認同」建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合主義」所追求的是創造一種體現「類價值」的「國際交往行為」以促進「國際合作」，這對開創「國家間認同」新維度，消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認同衝突有著重要意義。面對「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的複雜語境，「和合主義」範式蘊含著中國式世界主義的價值，因而以「和合主義」為價值範式，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認同建構的根本。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非傳統安全威脅識別、評估與應對研究」]
「一帶一路」方略的推進正在構造一個橫跨亞歐非的新治理空間，這一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築的「絲綢之路新區域」具有多重複合性的特點：既是國際的、又是區域的；既是雙邊的，又是多邊的；既是陸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國的，又是跨洲的，還是跨文明的。
探索這樣一個新區域的治理，「國家間認同」顯得特別重要。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發起的倡議反響各異、認同不一、對策疊出。本文將圍繞「國家間認同」建構的現實困境與理論缺失，分析沿線國家間認同差異的深層原因，並為消解可能的「認同危機」提出建設性建議。
任何一個共同體都是自者與他者的組合，而認同正是自者與他者之間的一種價值關係的確定，這種價值關係表現為客觀方面的有出身認同、領土認同、經濟認同等，表現為主觀方面的有文化認同、社會認同、政治認同等，但在本質上，認同可以被歸納為「歸屬感」的確定。
認同的最為基本的歸屬感是「生存感」與「安全感」，它們直接影響主體間的「共生」認知與「共識」形成。簡言之，生存歸屬與安全感歸趨的關係確定便是認同的獲得。有相同生存感歸屬與安全感歸趨的主體相組合便形成特定的社會共同體，因而認同也是一種主體與他者相關聯的重要「文化標識」。
當然在大範圍共同體內或在眾多共同體組合範圍內，生存感歸屬與安全感歸趨可以相對地分離，生存權利的獲得與安全權利的保障可歸屬於不同的共同體。
對一個國家來說，國家層次的認同構成涉及眾多的要素，如土地、人口、民族、歷史、文化與宗教信仰、主權、政權等，其「生存感歸屬」與「安全感歸趨」可以具體表現為：共同居住的「此在感」，相同人口（種）的「我們感」，共有文化或文明的「同源感」，共有政治的「合法感」以及國際社會承認的「集體自尊感」等等。
當然，國家的政治認同是國家認同的主導因素。「國家間認同」則是國家認同諸要素通過在特定時空領域內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國家間的某種「歸屬感」的確定。「國家間認同」不僅是國家間相互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區域共同體形成的必要條件。
歐盟的形成取決於其成員國之間對「強制度」性質的「主權讓渡」方式的一致認同，並在此基礎上開拓「集團對集團」或「集團對區域」的共有認同。
再如東協的成立取決於其成員國對「弱制度」性質的「協商發展」方式的共有認同，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多軌道」並行的國家間與區域間新認同。
較之於一般行為體，國家間認同的建構更具有其複雜性，認同要素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文化等領域，認同層次會包括跨國家、國家、次國家以及群體性的非國家行為體等，「國家間認同」是一種「跨國認同」（包括「他國認同」、「區域認同」等），其建構必然是「多向性」與「交織式」的。
「國家間認同」的建構具有積極與消極的雙重效應。從積極方面講，「國家間認同」的形成可以大大促進國家間合作，促進與此相關的區域治理與全球治理；同時有助於國家在跨國發展中尋找自己的合理定位與制定適當的國際戰略。
從消極方面講，「國家間認同」的建構會帶來對原有「國家認同」在某種程度上的消解，甚至會導致國家的某種「身份危機」。
亨延頓認為人類正處在一個「國家間認同」建構失當的「全球認同危機」的時代，如日本想「脫亞入歐」，追求西文的發達、民主和現代，但其地域、歷史和文化總是亞洲的；
俄羅斯雖「橫跨亞歐」，但其迷失於要成為一個「標準的」歐洲國家還是一個區別於歐洲人的國家之間；相應的，伊朗一直被描述為是一個「尋求一種認同的國家」；南非忙碌於「認同的探索」；土耳其則因「劇烈的認同危機」而導致熱烈的「國家認同論爭」；墨西哥迎來的問題是「墨西哥的『認同』」是否存在？
「一帶一路」方略的推進必然會對「國家間認同」提出特別要求並產生重要影響，必然會促進中國建構跨國家認同的實踐與經驗總結，同時也必然會引發國家間新的認同衝突與危機。
（二）「一帶一路」與「國家間認同」的新維度
「一帶一路」方略將要構建起的「絲綢之路新區域」需要有「國家間認同」的新維度。其實，關於「絲綢之路」的復興有許多版本，除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聯合國的「絲綢之路復興計劃」外，還有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的「新絲綢之路」，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伊朗的「鐵路絲綢之路」，哈薩克斯坦的「新絲綢之路」項目等。
中國的「一帶一路」方略是較之於上述絲綢之路計劃的更宏大、更包容、更具有共建性質的「國際大平臺」的搭建與合作。「一帶一路」的內涵深刻豐富，中國政府稱其為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構架」等。
國內專家、學者有著各自不同的見解，但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一個核心理念，即「合作共贏」；三個共同體，即「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從目的的設定和路徑的選擇來看，「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一種「創新型傳承與發展」，它不僅是一條「親善之路」、「繁榮之路」與「交流之路」，它還是一條「和合之路」、「共創之路」與「超越之路」。
值得指出的是，「一帶一路」不是以往人們所熟知的「馬歇爾計劃」的中國版，那是美國推行冷戰戰略的一個重要計劃，美國以期通過該計劃讓歐洲經濟在二戰後儘快復興以抗衡前蘇聯，結果是美國成了最大的受益方並導致了歐洲的分裂
「一帶一路」的實質是中國以行動來倡導亞洲新安全觀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精神為引領建構起「國家間認同」的新維度，並通過國家間的合作與共同發展，開創「共建、共享、共贏」的局面。
各國對「一帶一路」的認同與響應如何將直接影響其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國際間交往與人際間交往一樣，「心通才能一通百通」，國家間只有相互尊重彼此認同，才能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合作目標的實現。
然而，「一帶一路」方略從提出到開始全面推進雖已得到一些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但前進的道路依然漫長，甚至可以說國家間要取得一致的認同仍困難重重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熱切響應的國家並不太多，消極觀望者有之，疑慮重重者有之，與之競爭者有之，企圖幹擾阻礙者有之。
「一帶一路」方略真正的落地生根，不能僅取決於中國的「一廂情願」與「一方豪情」，更需要眾多沿線國家的認同和響應。這就需要研究「國家間認同」的衝突與缺失，開創新的理念範式，探索建構「國家間認同」的有效路徑。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間認同」存在著明顯的結構性差異。一是從文明樣態的角度看，「一帶一路」沿線至少包括六十四個國家，人口將近５０億，是包括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以及各種文明的區域性文明。
在這些文明圈裡，既有傳統的東方國家中國和印度，也有傳統的西方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既有地理文化橫跨歐亞的國家俄國和土耳其，還有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國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不同的文明樣態賦予不同的國家身份，而「國家身份的定位則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一帶一路』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
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眾多，宗教信仰多元，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複雜，均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二是從社會差異的角度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不平衡性也十分明顯。
「如制度體制差異大，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複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衝突不斷。
再如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複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
結構性差異必然會導致「國家間認同」的現實性衝突。首先是「國家間」觀念上的衝突。「『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的理念多不相同。
沿線國家特別是各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客觀上存在領土與島嶼的爭端。「在海洋上，我國同東南亞國家存在南海問題上的主權爭端，如中越由於中海油鑽井問題引發的『西沙主權』之爭，中菲南沙爭端等。」
南海主權爭端雖然在中國所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理念的指引下不會引發大的衝突，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響到我國「一帶一路」方略的實行。另外，中國和日本也存在釣魚島和東海專屬經濟區之爭。
短期內，這些爭端都不會得到妥善解決，這不利於中國發展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利於深化中國與東協的交流與合作，進而影響「一帶一路」在海上的推進。
在陸地上，中國和印度在藏南地區存在較大爭議，印度和巴基斯坦關於克什米爾地區的爭端有愈演愈烈之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似乎讓人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希望。
另外，因蘇聯解體而獨立的主權國家中，邊界劃定尚未完成，特別是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三國之間互有飛地，很可能成為中亞地區衝突的重要來源之一。
（二）「國家間認同」建構的理論缺失「
國家間認同」建構需要有理論的支撐。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為支撐的「霸權認同」越來越行不通。美國在全球治理中做出過許多貢獻，美國對世界各國的援助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
但美國難以擺脫冷戰思維與他國交往的「霸權主義」範式。如《美國大戰略》一書告訴世界，美國大戰略要必須顧及四個根本性問題：
一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利益是什麼，二是美國可採取哪些大戰略模式保衛這些利益免受威脅，三是這些大戰略模式中哪一種能夠最好地保衛美國國家利益，四是為了支持選定的大戰略模式需要何種具體政策與運用何種軍事力量。
可見，美國的大戰略始終圍繞「美國利益」這一核心。美國的學者基歐漢提出由美國主導世界的「霸權穩定論」，其目的仍是要凸顯圍繞美國國家利益的「霸權護持」與「霸權安全」。
冷戰以後，美國製造了「流氓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威脅」的話語，提出過「俄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古巴威脅論」、「墨西哥威脅論」和來自「邪惡軸心」的威脅及「恐怖主義的威脅」，新近也談「致命技術的擴散」、「經濟動蕩」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
進攻現實主義的代表米爾斯海默更是毫不掩飾地大談美國霸權，他認為獲得霸權並進攻性地阻止任何挑戰國的崛起是獲得安全之本，而「中國將比２０世紀美國面臨的任何一個潛在霸權國都更強大、更危險」，因而要「遏止中國」。
「在面對利益漲落與文明衝突等發展趨向極不確定的國際社會中，美國慣用自己的善惡去判定與別國之間的衝突，慣用自己的制度尺度去衡量與別國之間的緊張」，從而難以使「國家間認同」取得一致，而製造「敵人」卻變得十分容易。
以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與「英國學派」理論為支撐的歐盟「後聯邦主義認同」亦存有問題。制度自由主義強調國家間的相互依賴；「英國學派」則強調「世界社會」的理念，重視國際倫理為核心的規範性理論建立。
歐盟的成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舉。歐洲從「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的跨躍再到「歐洲聯盟」的歷史性拓展，較好地超越了「國家間認同」的建構困境，提供了一種較之於以往更激進的「後聯邦主義」範式。
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元的問世；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構成以及歐洲共同努力應對歐債危機等，均是通過讓渡主權基礎上的「一體化」實踐，表明了歐盟倡導的共同體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在歐洲的現實可行性。
但歐盟戰略制訂所依據的仍是基於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在利益的處理上歐洲某些強勢大國甚至仍然是「政治先行、軍事殿後」。
中國學者張蘊嶺在分析命運共同體的邏輯時曾指出，與歐洲構建的靠制度建設的共同體不同，中國與周邊鄰國構建的命運共同體所體現的是一種「共生理念」和「共利的關係」，它具有「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合作安全，人民和諧相處」之特徵。
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充滿各類「同質性」與「異質性」衝突的語境下，「國家間認同」的建構仍面臨困境與缺失創新性的價值範式，而以「和合主義」為價值範式的「中國話語」、「中國方式」、「中國樣本」與「中國實踐」在國際外交領域取得了不少成績，並開始受到各國的重視與歡迎。
「和合主義」範式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整體論」、「和合論」、「共存論」與「互補論」思想。《周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系統提出「整體」、「和合」、「共生」與「互補」思想的重要著作，《周易》一書明確提出有「保合太和」的天下大同方略與「萬國鹹寧」的人類安全理想。
《尚書》是另一部早期強調「和合」與「共生」思想的重要典籍，《尚書》明確提出有「協和萬邦」的治世方略。數千年來，「和合主義」催生了中國人處事待人、治世理國的「和而不同」與「天下大同」的人文理想，「和合」強調的是一種能承認差異性的相互包容，是以「不同」之「和」達成「大同」之「天下」的價值追求。
「和合主義」範式的內涵可以概述為：其理性原則是「社會共有、權利共享、和平共處、價值共創」，其核心價值是「優態共存」，其實現途徑是「和合共建」。
從根本上說，「和合主義」所追求的是：既跨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歷史鴻溝，又超越物質主義與觀念主義的二元對立，進而為世界未來的發展顯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別具一格的坦途。
在「一帶一路」中倡導「和合主義」，就是「要把合作共贏的理念體現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對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即在政治上，要樹立建設夥伴關係的新思路；在經濟上，要開創共同發展的新前景；在安全上，要營造各國共享安全的新局面；在文化上，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鑑的新氣象。」
「和合主義」產生於中國獨特的追求「天下大同」的價值語境中，其思維方式如「整體論」、「共生論」、「和合論」、「互補論」等體現了中國式「世界主義」的精神特質，且與西方的「世界主義」有較好的契合之處。
古希臘哲學中的斯多葛派最早從「整體論」角度提出了世界主義的概念，認為人類是一個整體，主張建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世界國家。近代的世界主義概念是在啟蒙運動中提出來的，強調世界的「共生性」，「世界公民」成為當時非常流行的口號。世界主義在康德的學術思想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公民觀念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和《永久和平論》中，康德認為，人類社會應本著世界公民的精神，彼此信任團結，以謀求世界的和平與共同發展，這與「和合論」十分契合。
世界主義的理念真正在全世界得到普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戰和二戰給人類帶來的慘痛教訓，使人們逐漸覺醒，民族國家並非想像中的那麼美好，以國家為中心的國家主義對人類的整體利益是有害的。
世界主義的理念為人類的永久和平指引了前進的方向，聯合國的成立便是世界主義踐行的結果。
當然，西方世界主義的本體論前提是在「二元對抗中求『同化』」，而中國式的世界主義是從「多元共生中求『通化』（求通存異）」，即「從對話、商量、相互尊重中尋求共能共鳴的地方，從而相互融合，形成國家間交往和文明間交往模式的突破以及世界秩序建構的另一種可能。」
因此，與西方相比較，「中國的世界主義是包容的，而非排斥的；關係具有可轉化性；轉化的路徑是文化的，而非武力的，依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轉變的方式是自願的，而非強制的；天下可以和為一家，這是中國的世界主義的最終理想。」
「和合主義」強調的「和合」是天下之「和合」，是「協和萬邦」之大同之「和合」，這正是中國式世界主義的另一種完好表達。
西方除了具有歷史傳承的「世界主義」，近現代以來還有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以及「英國學派」等理論流派與範式，這些均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主流範式，每一範式都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和解釋現實的功能，但都有其局限性，特別是這些「主義」或「學派」所透射出來的「兩元對立」思維與「主體中心」立場遠不如中國「兩元互補」思維與「關係中心」立場有利於「國家間認同」的建構
中國學者秦亞青認為，無論是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結構建構主義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體系層次，忽略了社會性特別是關係性的維度，在討論國際關係時，「關係」恰恰沒有被得以應有的重視，使「關係」理論處於失語狀態。
相比之下「和合主義」範式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有理想主義的「共生共存」的內核，又有現實主義的「均衡協同」精神；既有建構主義「共有觀念」的價值立場，又有世界主義「普世共享」的精神要素，或者說「它是對目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範式的某種程度的整合與超越」。
（二）「和合主義」的中國外交實踐
「和合主義」價值範式體現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中。春秋時期，中國發展出國家間的「會盟」制度，達成一致的「國家間認同」是形成作為中國「國際關係原初形態」的會盟制度的關鍵。
在處理「國家」關係上，中國推崇的是以「王道」立國，通過文化自覺的社會認同與建構達成「協合萬邦」。自秦漢以來，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以和合精神在融合、同化了許多其他民族的基礎上，締造和發展了以「文化認同」為紐帶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自唐朝以降及至清朝，中國與鄰近中小國家之間以「結盟、和親、贈禮、通商」的途徑建立起具有象徵意義的自願性朝貢關係，「是國際關係史上以『敬服』為特點的獨一無二的國際關係體系」。
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中庸、禮讓為國」的傳統特點，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陰陽互動」、「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外交倫理原則，形成了「協合萬邦」的外交目標與文化自覺。這些均表現出了「和合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範式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內涵。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本身就是「和合」與「共贏」的最好體現，它之所以縱橫萬裡、跨越千年，不僅把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以及四大發明傳到了中東和歐洲，而且把歐洲的文學、藝術與科技，中東的香料、寶石、藥材、玻璃也經西域傳到了中國，其關鍵就在於它體現了開放、合作、互鑑、共贏的理念，在國家間相互認同的基礎上密切了歐亞大陸不同國家人民的交往，促進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進步。
「和合主義」價值範式貫穿於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外交實踐中。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共生、共建、共享」與「和平、和諧、和合」上有著其獨特的努力與貢獻。１９５４年，中國與印度和緬甸共同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關係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上世紀６０年代，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援建了坦贊鐵路。
我們最近提出合作建設非洲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區域支線航空網絡等倡議，實施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貧合作、環保合作、人文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工程」；１９７９年，中國提出了處理島嶼爭端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方針，為國際上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
１９８２年，中國提出了處理香港回歸的「一國兩制」方略，創造性地把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的統一問題；世紀之交，中國提出了「互利、互信、平等、協作」為核心內容的「新安全觀」，強調在文明多樣性前提下的合作與共享；
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命運共同體」意識與「合作共贏」思想；２０１４年，中國提出了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原則的「亞洲新安全觀」，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踐行「親、誠、惠、容」理念，努力維護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使自身發展惠及鄰國；
２０１５年中國又建構亞洲基礎設施銀行、設絲路基金，全面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一直以來，「中國秉持公正、勸和促談，推動政治解決伊朗核、朝核、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巴以等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為維護有關地區和平穩定盡了應負的國際責任。」
中國還把歐洲視為推進全球治理的重要夥伴，支持歐洲一體化。歐債危機爆發後，中國及時向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增進了相互信任。這一切均證明了以「和合主義」為價值範式的外交實踐是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追求，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和合主義」範式的運用要有針對性地描繪新的認同圖景
「一帶一路」方略是基於總體發展考慮的長遠規劃。為了拋棄冷戰思維，用「方略」代替「戰略」一詞具有特別的「和合共贏」意味。
目前，統合「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方略正是中國新近向世界展示的、為促進區域一體化和促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設計與倡導的多邊性長遠規劃。
任何方略都有其內在的價值取向與範式，「和合主義」範式的實踐是要通過和平共處前提下的平等合作與價值共創，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發展目標，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此，「和合主義」將既是不同文明交往、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的交往智慧的提升，也是體現和平性、包容性、開放性、互補性、互利性的新外交實踐的拓展，因此，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於不同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意識形態的交往中的「國家間認同」建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推動作用。
「和合主義」範式既是中國對世界的思想貢獻，又符合當今人類發展的趨勢與國際社會的認知取向與發展追求。與世界以往的區域一體化戰略相比，基於「和合主義」範式的「一帶一路」方略所體現的重要特徵是：
「它不是一種單向性援助，而是一種多向性共建；不是一種對抗性結盟，而是一種合作性結伴；不是一種例外主義的算計，而是一種關係主義的互惠；更不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強制，而是一種和合主義的聯動。」
「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中的「國家間認同」建構需要在「和合主義」範式運用中區別對待。中國既要「謹防直接或間接地自我聲言是完全的利他主義者和道德完美主義者」，又要「謹防生成和流露恩賜心態、『老大』心態和急於求利、『義不及利』傾向。」
在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與位置的前提下，通過「協商」而不是通過「談判」，通過「合作共利」而不是「合謀共鬥」，積極主動地建構國家間認同與推進「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
首先，針對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方略的國家，中國需要加強全面合作，共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發展大平臺，以成就來推進和合共贏。事實上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熱切響應，馬爾地夫、斯裡蘭卡、巴基斯坦、寮國、泰國、印尼以及馬來西亞對此的積極歡迎，俄羅斯與蒙古國構想以「中蒙俄經濟走廊」方式的努力「對接」，以及中亞、西亞、中東歐等國的讚賞與回應等，均表明大多數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有著基本共識與共同嚮往。
當然，有不少國家採取保守態度後仍在觀望之中，如印度擔心中國通過「一路」在印度洋上崛起，並擔憂中國在巴基斯坦和斯裡蘭卡修建港口，想另外發起印度版的絲綢之路計劃等。針對那些持保守、徘徊、觀望態度甚至想另謀他途的國家，中國需要加強共同研討與重點合作，探討「一國一策」的可行設計。
如，我們要「實現『一帶一路』與印度『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計劃的全面對接，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務實合作與發展，舉辦中印『絲路文化』聯展項目，並防微杜漸，管控分歧，理性引導兩國關係的積極發展」。
再如，我們要加強與韓國的合作，推進韓國將「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半島信任進程」、「歐亞倡議」等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有效對接。
另有一些國家對「一帶一路」持以懷疑態度，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有著悠久的宗教文化傳統和濃厚的宗教信仰氛圍，一些國家的某一宗教乃是絕大多數人的信仰，而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我們則還需要面對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眾多國家，如果不了解這些國家及地區的宗教國情及其宗教信仰傳統、風俗習慣，想要深入展開「一帶一路」的建設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針對那些持猶豫懷疑態度的國家，中國需要加強相互接觸與溝通，對有宗教信仰的國家要建構各種層次的宗教對話交流機制，在增信釋疑的基礎上尋找共同合作的突破口，特別是「中國在推進『一路』倡議時，需要解決自己與東協部分鄰國之間的信任赤字問題」。
「一帶一路」也形成了與某些國家發展戰略的「競爭關係」，因而不排除有個別國家試圖抵制等。如日本海上貿易的「亞－非－歐」路線與「一帶一路」有著競爭關係，日本一開始帶著牴觸態度加快了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訪與合作，隨著區域合作的加強，且日本也看到日本企業可以在「一帶一路」中受益，因而從牴觸態度轉向了觀望。
針對個別持抵制心態的國家，中國則需要首先表示理解並主動解釋，以積極主動的開放性政策加強合作，通過尋求利益交匯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尋找平等合作的可能性。
特別是中國應在既有的合作平臺上取得新的發展，努力與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中巴經濟走廊」以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合作機制形成新的合作，並「為這些機制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
不可否認，還會有試圖幹擾或搗亂的國家，如「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全景呈現，美國對中國的中亞戰略目標疑慮日益加深」，「過去一段時期，美方主要致力於幹擾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籌建，在慘遭歐盟和部分亞太盟友背棄後，新的幹擾和破壞可能很快出籠」，「美國很可能將中亞政策從『遏俄防中』轉變為『雙遏中俄』，其幹擾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著眼點可能會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與安全領域。」
因此，針對極個別別有用心試圖通過挑撥製造危機或妄圖進行破壞的國家，中國則需要在中美不發生大對抗的前提下與之「競合」，同時加強「一帶一路」方略的穩步實施與推進，隨著給世界帶來普遍實惠與發展希望，這些消極因素自然會逐步消解。
（二）「和合主義」範式的運用要重視「三個共同體」的打造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國家間認同」建構有其堅實的相互依賴的現實需要，其主要體現在經濟上的互補、能源上的合作、文化上的交融與安全上的共享上。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國家間認同」建構又有其不確定的錯綜複雜層次關係，除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還有著超國家、國家、次國家以及非國家層次的行為體參與其中。
因此，基於「和合主義」範式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打造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認同建構的關鍵。
首先，中國以歡迎他國來搭中國這列經濟快車與便車的心態來促成「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這無疑可為「國家間認同」的建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並不均衡，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在實現各自發展利益的同時，尋求最大的利益契合點，進而增強互信，減少猜疑與誤判，促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與認同。
其次，要通過對「責任共同體」的打造來提升「國家間認同」，利益共同體的物質基礎與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將建構起「相互責任主權」的國家間認同。
在「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的公共產品提供與享用過程中需要重新探索「國家與主權」關係的新本質。「當國家不僅要留意本國公民的本土需要，還要關心其他國家公民的國際義務時，國家主權就變成了責任主權。」
當然這種「責任主權」是「相互的」才算合理，要實現「絲綢之路新區域」治理需要提倡「相互責任主權」，而以相互依存與「相互性責任主權」為基礎的「共同治理」才是各國應對共同危機的有效良策。
從責任的角度講，建構「國家間認同」，中國將首先作出表率，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道路、不稱霸、和平解決爭端等，這些都是以往任何崛起大國沒有承諾過的，中國既然敢於承諾，也就有信心和意志做到。」
再次，在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基礎上形成「命運共同體」是提升「國家間認同」的關鍵一步。
如果說「利益共同體是相關國家利益、權力共生關係的結構體系」，那麼「責任共同體是利益共同體的伴生體，是相關國家保障利益、權力共生關係結構體系的制度、機制規範體系」，
而命運共同體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建、共享、共贏」體系的形成，總體而言，「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三位一體理念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時代指南」。
「和合主義」的價值指向是共同體命運的「休戚與共」與「價值共創」。命運共同體意識更多強調的是對國家中心主義的超越、對共同體命運的關切，共同分享「大平臺」利益、共同體現「大合作」精神、共同創建「大家庭」命運，這是「國家間認同」也是「絲綢之路新區域認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引領創建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方式的必由之路。（注釋略）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
文章來源: 《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