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橫刀立馬，立於樊城之下。城樓之上，曹大司馬緊蹙眉頭，咬牙切齒。戰，力不能及，若城破則無顏向丞相交代。不戰，堂堂魏國上將，賁、育弗加焉的曹子孝，被關羽堵在城下百般羞辱。箇中恥辱，不言而喻。多虧參軍滿寵，及時四兩撥千斤，對曹仁曉以利弊，才遏制住了他的衝動脾氣。否則，三日之後，襄陽城牆之上可就要插著「關」字旗了。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率軍北伐。他率領四萬大軍北上，一路所向披靡。圍樊城，拔摩陂，一人牽動半個魏國資源和半個吳國資源，整得快要合眼的曹操都不得不拉著廉頗老矣的夏侯惇親徵。但陳壽也在《關羽傳》中評價過，關羽剛而自矜，猛而寡慮。這樣的性格，是王守仁口中的剛強之人。他們勇猛，無懼，因此極易傲慢。一旦傲慢，就很容易折斷。這樣的人不怕正人君子，卻防不住小人。不出意料，關羽很快從人生巔峰跌落深淵。建安二十四年八月，荊州被江東奪取，關羽首尾難顧，不得不撤軍。
關羽兵敗之後，生存機率其實很大。從兵敗到被擒，總共半個多月。期間，長沙郡、武陵郡、宜都郡，建平郡，巴東郡和上庸郡，與荊襄往來統共不過四天時間，除了上庸劉封孟達二人，素與關羽不睦（即便這個記載也是疑點重重，這裡不談），長沙郡陳震，武陵郡周文，宜都郡劉琰，巴東郡閻宇等人，要麼可以發兵救援（比如宜都、建平和巴東），要麼可以讓關羽投靠。但這些地方，無一例外全部裝聾作啞。史料又僅僅記載了上庸郡的反應。實在不能不信服呂思勉先生的告誡：說《三國志》是當時人口耳相傳之作，無妨，說它是客觀準確的史料，則要三思。在這方面，《資治通鑑》則要客觀許多。其實原因簡單：因為沒有利益糾葛嘛。
荊州襄陽郡周邊郡縣的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最終都要聽劉備的。這些地方見死不救，直接責任人就是劉備。就像他在公安留下士仁，在江陵留下糜芳、潘濬和周通一樣。一九九六年在湖南長沙發現的走馬樓吳簡，為我們揭開了這一謎團。這一年，在長沙五一商場之下，發掘出土了多達十萬枚簡牘，其中許多簡牘內容都與建安末年有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經過整理後的簡牘第一卷中，一則20字的竹簡。這則竹簡寫道：
軍故吏東陽裡增丁一萬建安二十四年秋叛出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這則簡牘標點之後，如下：
軍故吏，東陽裡，增丁一萬。建安二十四年，秋，叛出走。
意思是說，在東陽裡這個地方，以前部隊裡的軍吏，增加了一萬人。這些人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天，發生了叛變。
這裡簡單介紹軍吏這一概念。軍吏二字，如果拆分，就是軍隊官員之意。這一概念在秦漢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大體來說，軍吏的社會地位，隨著時間流逝，從高到底，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不但沒有減輕多少，反而越來越多。《周禮·夏官·大司馬》中記載：諸侯載旂，軍吏載旗。「旂」字和「旗」字，互為異體字，所以先秦時期，軍吏地位相當高，有時候甚至可以和一些地方小諸侯平起平坐。但軍吏地位隨後逐漸下滑，比如兩漢初期，軍吏還處於軍隊高級統帥的位置，鄭玄《孝經》中記載：軍吏，軍之帥也。
然而到了東漢末年，由於天下大亂，軍吏的地位直線下滑，當時的軍吏雖然名曰部隊的下層軍官，在實際權責方面，已經和一些充軍吏民差不了太多。他們要在沒有戰事時充當農民，開墾田地，並且有賦稅義務。他們還要在發生戰事時，立刻放下鋤頭，拿起兵器，上場殺敵。到了建安年末年，軍吏之於軍官，早已成為貶義詞了，沒有軍官認為被稱作一名軍吏是值得驕傲的事，這意味著徒有虛名外加一大堆義務和責任。但是對於世代務農的布衣來說，軍吏的榮譽光環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走馬樓吳簡記載的這則寶貴文字，正是在說建安末年時期的情況。在走馬樓簡牘中，充滿了大量類似文字，他們都指向一個簡單事實：當時荊州正在擴軍，擴軍來源於老百姓。換句話說，這些百姓不但要種地，還要打仗。所以他們身上的負擔可想而知。通過走馬樓吳簡、《三國志》和《資治通鑑》等史料，有充足的證據證明關羽在劉備入川之後拼命擴軍。比如《三國志》：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又如《資治通鑑》：劉備圍雒城一年……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因而，早先劉備入川和後來諸葛亮入川，早已把荊州部隊抽空了。
從劉備拿下益州，到關羽北伐之間，總共兩年多，期間關羽火速擴軍，從幾千兵力迅速擴充。保守估計五萬多人，北伐率領四萬，後方留一萬，實際只可能更多，不可能更少。注意，這時候，關羽的實力早已經和劉備平起平坐了。除了手下將才不多，兵力勝過劉備也不是不可能。加之荊州地理位置、經濟發達程度、人口數量都要超過益州。除了易守難攻之外，益州並不比荊州優越多少。
我國著名歷史學者呂思勉，在其巨著《秦漢史》中一針見血：劉備慮關羽易世而不能御，故借江東之手除之，奈何陪了荊州。如果從史料入手，而非一廂情願認為劉備和關羽應該怎樣怎樣，筆者認為呂思勉這則判斷很有道理。首先，劉備、關羽之間的關係，與後世認為的很不一樣。後世多從《三國演義》出發，其實歷史大不相同。就像後世多認為諸葛亮是仁慈寬厚之人，其實歷史上的諸葛亮是不折不扣的權謀家。僅僅從他對付孟達和司馬懿，就能看出。再如劉備，也和忠厚老實無關，完全是個老兵油子。
相反，劉備和關羽，從起兵就有一層合作關係，這一點與劉備和張飛就很不同。張飛的確比較服氣劉備，所以他和劉備之間更多的是上下級和手足。《蜀記》中記載：劉備在許，與曹公獵。關羽勸劉備殺曹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關羽對劉備發怒說：「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諸葛亮、張飛、趙雲，任何人，誰敢和劉備這麼說話？《資治通鑑》載：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裡，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這種分兵之時，除了關羽和諸葛亮，劉備誰都用不了。而諸葛亮又必須在身邊幫著自己，所以只能是關羽。
統觀劉備起兵三十餘年，無論是在冀州、徐州還是荊州，劉備和關羽始終都是一種合作關係。前期是合作：因為劉備也啥都沒有。後期也是合作：因為劉備啥都有了，關羽在荊州也都有了。一個手握重兵數萬，坐擁荊州四戰寶地之人，還能稱他為將嗎？最後，最有說服力的，就是關羽獨攬了蜀漢的外交權。
早在隆重對立，諸葛亮就說明了：派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熟不簞食壺漿以迎接將軍者乎？諸葛亮的戰略非常明白，必須等到益州和荊州能夠同時發力之時，才能發力，如果一邊無法發力，另一邊必然被圍剿。關羽北伐之時，劉備根本沒有做好出秦川的準備。《資治通鑑》記載：關羽北伐，書與先主，先主示之諸葛亮，諸葛亮曰：「雲長急切，破我大略，當手書一封，曉以利害。」先主曰：「然。」說明劉備和諸葛亮都是反對關羽出兵的，但關羽還是出兵了。試問：這不是赤裸裸的諸侯行徑，又是什麼？
再如，蜀漢的國策之一，是聯吳抗曹。但關羽經營荊州之時，從來都是忤逆這條原則的。他罵遍江東，叫孫權「貉子」，這是赤裸裸地違背劉備的意志。劉備能拿他怎麼辦？也無非是在關羽不滿的時候，寫封信給他，「自當解之」罷了。因此，劉備不是不能救關羽，他完全可以救，但是就如劉封一樣，劉備擔心自己百年之後，無人能夠降住關羽，那時候，諸葛亮也無可奈何。所以，劉備欲借江東之手除掉關羽，諸葛亮想必也是贊同的，只是火候把握不好，弄巧成拙，最後把荊州也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