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國科技取得重要突破，文科生和人文科學都要被拿出來批判一番。我想，諸如人文科學無用、視野狹窄、盲目自大、脫離實際、大規模公知化的指責，透露出的大多不是偏見和歧視，而是人們對於人文科學發展嚴重滯後的不滿：不僅從研究成果的突破角度來看，人文學科滯後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研究，而且作為一種此間人和事、經驗與智慧的理論解釋、抽象建構，人文科學也嚴重落後於中國的發展實際。人們清晰地感覺到，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文科學不僅沒有做好積極參與其中的心理準備，反而自覺不自覺地站在舊制度舊意識形態教條那一邊去抗拒這種變革。在香港暴亂、貿易戰、科技戰等帶給國人重大心理衝擊的事件中，對於西方和美國的科技霸權、法律霸權、政治霸權、意識形態霸權，中國的人文科學甚至未曾為我們提供一絲一毫的概念和理論武器。可以說，與馬克思筆下的十九世紀德國不同，我們無法從抽象的觀念體系中體會到自己的未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實際上，除了那些充任何時代都不會稀缺的只會迷信教義的啟蒙狂熱分子，真正有責任擔當和獨立的問題意識、判斷能力的人文學者，都會捫心自問，躬身自省，強烈認識到人文科學本身的危機。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蘇力教授就在其成名作《法治與本土資源》一書中提出了「什麼是你的貢獻」問題。但人文科學無法獲得普遍的認可和尊崇的事實說明，二十年來它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如此，其與實踐的背離反而更大了。那些「八零年代」風光一時的「文化英雄」在社會變遷中不停抱怨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但很不幸，他們只是從身份的角度去杜撰歷史的「黃金時代」，而曾未從知識生產這一人文科學「天職」的角度去反思過自身何以被社會邊緣化：邊緣化不是身份的被忽略，被排擠，而是舊範式的崩潰，舊信念的坍塌。
人文科學為什麼發展滯後，少有貢獻？前天我提出了五點解釋，其中既有對客觀原因的分析，也有對主觀因素的批判。現在，我試圖對這一問題做出兩點辯護。
第一，中國人文科學在前進的道路上，始終面臨者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強大壓力和阻力，並且這種壓力遠遠大於西方的科技封鎖對於我國科技進步的影響。除了西方經濟和科技等暫時技術性的優勢在支撐他之外，這套名為自由主義的霸權性意識形態的強大還表現在：（1）自由主義是一個歷史思想體系，他是由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羅爾斯、德沃金、哈貝馬斯等一代代非凡的、軸心式的思想家和著作家所共同完成的。如果沒有同等卓越的思想家、著作家問世，沒有產出同等水平的思想和理論體系，我們是很難與其抗衡的，更遑論擊碎其霸權！（2）更麻煩的是，自由主義不僅變現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價值觀系統，更是變現為一種具體化、合法化的人文科學知識，遍布在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現代社會知識門類當中。對於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社會關係，也即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國家與個人，我們只能通過這套知識去認知和解釋。因此，如果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知識譜系，以對那些根本性的社會關係及其規範準則做出解釋，那同樣也無法擊穿自由主義的霸權壁壘。（3）自由主義不止是一個靜止的、教條的、保守的、落伍的、不合時宜的思想體系，而是一個在不斷與各種對手的論辯中、在與比變動的環境的調適中被不斷發展、修正、深化、擴充、完善的體系，一如古典時代儒學在不停變化的歷史情境中不斷調節儒家經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張力，從而維持」萬世法「的地位，自由主義是一個對對手的經驗具有強大的學習、吸納能力，對環境具有極強的調整適用能力的思想體系。它是有充分戰鬥力的，而非單純僵化的。對於這樣一個對手，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投以蔑視，但卻絕不能在戰術上抱以輕視。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汪暉就已經開始系統批判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了。在2004年，鄧正來又以法學為個案，對支配整個人文科學的」現代化範式「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這些批判在當時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事實上這些批判也是中國人文科學最為深刻、最具原創性的理論成果。然而，自由主義仍然頑固地延續著其普遍的支配力，這種支配力是如此的的強大，以至於在2010年，從美國歸來的黃宗智提出了這樣一個乍看之下令人驚詫的問題：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有著比在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更加強大的意識形態霸權？
第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對人類文明的意義極為深遠，就像當初的歐洲人完全沒有預料到美國的建立會對西方文明會發生何種影響，置身於變革歷史當中的我們，對於這一變革對於過去的意義，對於未來的影響，還難以做出完全有效的認識和評估。當局者迷，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當中，理論是最有可能盲目的，或許只有置身於歷史之外，站在變革之後，理論的目光才能看到完整的歷史，它才有可能相對準確地勾勒出歷史演化的邏輯，客觀地評估那些歷史事件、人物和經典文本的價值。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必然會對西方1500年以來形成的發展模式、制度結構、權力地位、道德信念、知識譜系構成根本性的挑戰。中國的發展道路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西方，也不同於國家社會主義的過往東方；中國的制度結構既根本區別於歷史上的王朝和帝國，也根本區別於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什麼是中國？如何從理論上打通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之間的聯繫？如何從規範層面調節、化解人民共和國制度構成當中所包含的價值衝突？這些問題連通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一起，已經衝破了社會科學理論的基本框架，我們既不能重複古典中國的學說，也不能簡單重申革命時代的原理，更不能簡單照搬當代西方的教條。如果人文科學想要對中國的變遷做出合理的、自主的、真正有深度的解釋，就必須反思、突破既有的思想範式，一切從頭開始，從最基礎、最底層的問題開始。
我相信，這兩點既是對人文科學的辯護，也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