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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之禍連歲不決，直到後元二年(前 87）二月，還餘波未息。當時武帝患病，往來長楊、五柞宮，因望氣的方士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就派遣專使疏錄京師各官府獄中案犯，不分輕重，一概處殺。戾太子孫詢，也險些遭害。詢原名病已，生數月就遇上巫蠱禍起，受牽連入郡邸獄。
廷尉監丙吉受詔治巫蠱郡邸獄，見而生憐，就挑選女徒小心保養皇曾孫。內謁者令郭穰奉旨到郡邸獄提取皇曾孫，丙吉閉門不納，說：「他人無辜而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拒守到天明。郭穰還報武帝，武帝竟因此恍然大悟，於是大赦天下。巫蠱之禍至此才告結束。
倘若不是丙吉，戾太子之孫宣帝劉詢早已被殺，要知道這是在漢武帝悔悟殺太子之後三年。
一、巫蠱之禍的深層次分析
漢武帝曾因太子劉據「性仁恕溫謹」,「材能少，不類己」,而動過改換繼嗣的念頭。後來他放棄了這一念頭，主要是考慮到身後需要一個「守文之主」。《資治通鑑》卷二二描述其後武帝與戾太子的關係說：「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伏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誡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舍。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武帝明明知道太子的性格，政見及統治作風都與自己不同，卻不加斥責，反加以肯定，應是出於日後守成的需要。
按照武帝最初的構想，一旦事業成功，轉入守成，父子倆的分歧便會消失。然而由於通西域一項任務的追加，武帝雖按時舉行了封禪大典，卻未按時實現政策的轉折。政見分歧的武帝父子長期並處一朝，導致朝廷分裂，群臣圍繞皇帝與太子逐漸形成對立的兩派。
上引《通鑑》之文接著說：「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太子與皇帝對立，必然處於劣勢，未必全是由於「邪臣多黨與」。帝黨大臣為了自身的安全，為了避免日後遭受新君的打擊，而要設法消滅太子黨，也是情理中事。結果，政策轉折的拖延，引起了激烈的朝廷黨爭，加上江充等償臣小人作用其間，終於爆發了徵和二年的巫蠱之獄，使太子一黨包括衛氏宗族幾乎被一網打盡。
不過，群臣「深酷用法者"要消滅太子黨，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田餘慶先生指出，徵和二年的巫蠱之獄「是針對衛氏而發的，其目的是為了更換後宮和更換繼嗣，而更換繼嗣是更為主要的目的」,江充等人所行，「客觀上都是在實現漢武帝改換繼嗣這一政治目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
《漢書》卷九七《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大有寵，太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日：『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此事發生在巫蠱之獄前三四年，正是武帝與太子的矛盾日漸激化之時。在這一背景下，關於鉤弋母子的種種奇聞，隱約顯示出某種政治含義，似乎向世人暗示著什麼。司馬光點破了其中的秘密。
《資治通鑑》卷二二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奇女」「堯母」云云，表明武帝有「奇愛少子，欲以為嗣」之心。江充之流正是因為看清了這一點，才敢於公然陷害皇后、太子。
二、為戾太子平反而未厚待太子後人原因
武帝晚年再次萌發更換繼嗣的念頭，不是由於太子劉據有什麼變化，因而不再適於做日後的守文之主，也不是由於少子弗陵比劉據更適於「守文」,而是由於武帝自己對其事業發展過程的構想發生了變化，因而不再需要一個守文之主了。
《漢書》卷九七《外戚傳》「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顯然，武帝此時需要的是一個「類我」的繼承人。拋棄「不類已」的戾太子，代之以「類我」的鉤弋子，是武帝晚年對身後安排所做的重大調整。這意味著武帝賦予繼嗣的任務不再是「守文」,而是繼續完成其未竟的事業。
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可能與當時的西北形勢有關。如前述，太初四年伐大宛勝利後，武帝「意欲遂困胡」,再次發動了對匈奴的大規模徵伐。但漢軍經過數十年徵戰，已是強弩之末，力不從心，故一再失利。這使武帝逐漸意識到要在短期內徵服匈奴是很難的，對西域的經營和對匈奴的戰爭可能要長期進行下去。
而武帝此時已年過六旬，來日無多，為了使其畢生的事業不致功虧一簣，更換繼嗣，使既定政策能繼續下去，便有其必要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鉤弋受寵，弗陵出生，武帝遂以「堯母」之命向世人透露了改換繼嗣之意，其後又指使或縱容江充之流大興針對太子的巫蠱之獄。
後來，武帝一一除掉迫害太子的人，為太子謀反罪名昭雪，做思子宮和歸來望思之臺以示思念，又發布輪臺之詔，停止大規模出師徵伐。然而，為太子昭雪並不意味著承認太子無「過」。《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宣帝即位後命群臣為太子議諡，有司根據諡法「諡者，行之跡也」的原則，認為太子應諡為「戾」,得到宣帝批准。案《逸周書·諡法解》「不悔前過日戾。」宣帝及有司為太子選定這一諡號，肯定是沿用武帝對他的評價。
《武五子傳》日：太子「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榖梁》。及冠，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這段文字暗示太子在學術和政見上是有「過」的，很可能來自關於太子事件的官方結論。
發布輪臺之詔也不意味著武帝又改變了主張，又回到原來的思路上去，從此放棄了「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最終目標。他只是推遲了徵服匈奴的時間，放慢了經營西域的節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國力得以恢復，使對外戰爭引起的社會矛盾得以緩解。
經過上述一系列鋪墊，武帝臨死命鉤弋子繼位，又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居「中朝」輔政，桑弘羊、車千秋執掌外朝事務。需要指出的是，這不是一個純粹「守文」的班子。武帝寄於他們的希望是繼續完成自己的事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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