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清朝重要政治事件之一。康、雍、乾三朝百餘年間，文字獄案件高達上百起，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影響之深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清代文字獄的泛濫有其極為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不同時期文字獄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自滿清入關，中原士族學人站在傳統的認識立場，已深感「乾坤反覆，中原陸沉」、「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之痛。迨大規模、有組織的抗清武裝鬥爭基本結束之後，「反清復明」的思想仍在民間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字作品流傳，威脅著滿族統治政權。
相對而言，康熙帝（1661—1722 在位）親政（1167 年 8 月）以後，對漢族知識分子採取了懷柔和寬容政策，主權者還沒有把文字獄當作一種意識形態的強力工具。康熙朝先後查辦了 20 多起文字獄，其中震動較大的是發生於大臣輔政時期（1661—1667）的「莊廷龍《明史》案」和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案」。莊廷龍《明史》案（又稱「莊氏史案」），死者 70 餘人，使清初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在清代學術史、政治史上都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並在一定程度上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從而使乾嘉學者遁而治經，考據學大盛，成為清代學術主流。
雍正帝（1723—1735 在位）即位初期，文字獄案幾乎都是朝廷內部權力爭鬥的產物；雍正後期，文字獄轉向鎮壓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雍正朝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有案可查文字獄卻有 20起。期間最著名的獄案即「呂留良案」。從此以後，文字獄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一是被有意識地用作壓制漢族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訐蜂起，多數文字獄都是自下而上的舉發，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為邀功之路。
乾隆帝（1735—1795 在位）大興文字獄，其目的是藉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因此在「國家全盛」的乾隆朝中期，借修纂《四庫全書》等文化工程的機會，實行了文網最密、文禍最多的文字獄政策，甚至到瞭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的程度。乾隆朝六十年，先後發生文字獄 100 多起，多數集中於乾隆中期。大多數文字獄的受害人，嚴格意義上說並沒有傳播反清思想，部分人甚至只是一時性起抒發滿清新政策的點滴不滿，或者表露了對明朝的一些眷戀情緒，以及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因為朝廷或地方官員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捕風捉影而導致入獄被害。
但是，歷史的狡黠之處就在於它往往令後世學者驚訝不已而難以揣度。清朝文字獄最為嚴酷的時期，恰恰是清朝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最為全盛的「清三代」時期。一方面，文字獄帶來的是從社會、政治、經濟到學術、思想、文化的極大危害；另一方面，無疑又帶來了國家文化工程的構築以及民間學術的繁榮發展。其中最為突出的事例就是《四庫全書》的編纂，既是歷代學術成果的集大成與時代學術風氣的凝聚，又是禁書、燒書的文化壓制。編纂《四庫全書》期間，乾隆帝陸續發布禁書令，下令禁毀書目（燒書）24 次，燒去的書 13862 部。至於清代文字獄所帶來的其他嚴重後果，如科舉入仕考試的八股程式化，如官場風氣的嚴重敗壞，等等，又是另外的專門話題了。
清代學術由前輩傳統的經世致用而轉向考證古典之學，多半是由嚴酷的「文字獄」所逼迫的。這是社會政治文化體制對知識階層實現了強有力牽制的一面，可以被看作是社會客觀因素。但是，康熙朝中後期以後，學者隊伍從人員到思想的更新換代，經世致用之學的流於空疏，考據之學的日益成熟並日見佔據學術主流地位等因素，加之帝王在政治與學術關係上的「純學術化」方向的引導，也促使了學者在主觀上開始了學風轉型。迨至乾、嘉時代，追究名物訓詁之精微的考據風完全成為了學術主流，從而形成與歷史上的兩漢經學（漢學）、宋明理學（宋學）可相併列的「乾嘉學派」考據學（清學）。
對於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後世學者曾有過多種解釋。無論持何種立場作何中解說，一方面，「文字獄」所起的「作用」都是無法迴避的話題；另一方面，清代考據學，特別是乾嘉學派對中國學術所作的學術貢獻都是不得不予以承認的話題。近世學者中，孟森認為：「乾、嘉學者，寧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梁啓超認為：「經過屢次文字獄之後，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會日趨安寧，人人都有安心求學的餘裕，又有康熙帝這種『右文之主』極力提倡。所以這個時候的學術界，雖沒有前次之波瀾壯闊，然而日趨於健實有條理。」錢穆則從乾隆帝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訓諭時代學者「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之言出發，引出了「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的譏侃。
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又以金石學的復興為起點；文字獄的盛行，以「整飭士風，崇尚實學」為導向，更是直接將一大批學者推向搜斷碑、窮考訂的學術之路。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策試天下貢士，以「學術首嚴真偽，士子讀書敦行」為倡，見《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九「四月甲子」條。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策試天下貢士，開始以究心宋明理學為倡導，見《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七「四月癸未」條。數日後，又頒手諭，以「整飭士風，崇尚實學」為導向，見《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七「四月乙酉」條。一時，為金石考據之學者人數空前，原本帶有自娛成分的金石學竟然成為「與經史相表裡」的顯學。
畢沅《關中金石記》卷首，錢大昕乾隆四十六年（1781）《序》：「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裡。……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抄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盧文弨乾隆四十七年（1782）所作之《敘》有云：「自國朝以來，為金石之學者多於前代。以餘所知，若崑山顧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興曹氏溶、仁和倪氏濤、大興黃氏叔王敬、襄城劉氏青芝、黃岡葉氏封、嘉興李氏光映、郃陽褚氏峻、錢塘丁氏敬、山陽吳氏玉搢、嘉定錢氏大昕、海鹽張氏燕昌，皆其選也，繼此者方未有艾。得公書而考之，庶幾古今人之精神命脈，不至中絕也乎！」這種現象，在清中期的部分學者心目中已經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痛楚，或以翻檢金石碑拓為消遣，乾隆二年全祖望重登寧波範氏「天一閣」而感慨：「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為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為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研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為記以貽之。」或以搜考斷碑佚書為能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翁方綱撰《王元啟墓志銘》有針砭：「凡嗜學多聞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凌廷堪致書牛坤中言及一時學風之通病：「或者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為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雰霧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由此，金石學在清中期達到鼎盛，篆、隸書法成為學者書家的最愛，北碑書法的「庶民」性也被刻意消解，整個碑學思潮在道光、鹹豐時期成為風光的「時髦」。一代學術風尚與藝術思潮完成了從「被動」到「主動」的轉型。
從學術史的立場考察，對於考據學的興起，清初學者顧炎武、黃宗羲二人分別在經學和史學上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的觀念，成為清代經學家的基本信條；他本人以客觀實證的方法所取得的經學成就，也奠定了其「清學開山之祖」的地位。黃宗羲是「清代史學開山之祖」，也是中國學術史（《學案》體例）的創建人，萬斯同、全祖望等是他的重要傳承人。清中期考據學的全盛以乾嘉學派人物為代表，學者惠棟、戴震、焦循、全祖望、章學誠、阮元等人功績最大。清晚數十年，隨著乾嘉諸老的陸續謝世和「西學東漸」之風漸開，考據學不再是風光獨佔的主流學術。
當然，近年來學術界也開始了對清代「文字獄」與「考據學」之間關係的重新審視，甚至認為「文字獄」並非是「考據學」興盛的主要原因。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臺灣學者丁旭輝《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和張麗珠《清代考據學為什麼興起》等。
丁旭輝的研究結論是：「在廣義的清學研究中，考據學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範疇，而探討其興起的原因則成為最重要的學術奠基工作。尤其在時代的變遷下，當代學者如何看待前賢的說法，如何在更多元、更自由也更嚴謹的當代學術規範與時代條件下修訂舊說或提出新見，乃成為當代清學研究者一個重要的課題。……清代考證學成因的研究，由充滿情緒化的言說到客觀中立的學術論述，由諸說法的陸續出現與論述的逐漸完善與深入，都可以看出學術思想本身的生命與內涵一直在演進著、成長著，而這正是學術思想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張麗珠則認為：江南地區商業蓬勃、經濟發達、印刷事業興盛、刻書風氣盛行、文人們講會流行、理學末流蹈空等只是清代考證學興起的助因，「興起和興盛不同，要解釋學術之興起，必須包含對舊典範的批判……所以考據學之興起，在除了明清之際價值觀丕變、學術方法之異趨以外，以義理的是非取決於經典，應該更是決定了考據學以文字訓詁之考據方式出現的重要原因」；「清代考據學的全面興盛，可以說是與其對形下氣化世界價值觀扭轉相互輝映的、對宋明理學主觀思辨方式的一種揚棄，並試圖著建立起一套客觀實證的學術模式。所以也可說是經由對另一種不同學術思維方式的選擇所致。……清代考據學，是一種經由思維方式改變，再到學術內容變趨的活動歷程」。這或許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基於社會文化層面，由學術風氣的轉變而影響藝術觀念的轉變，由藝術觀念的生成而影響藝術創作實踐的轉變。當然，這並非是一條單項的主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嚴酷的文字獄和由此而生成的考據學風，無疑影響了當時藝術風氣。以書畫藝術為例，繪畫領域是以復古為基調的「四王」畫風為主調，書法領域的複雜性則突出變現為：一方面是帝王所倡導的「崇董尚趙」帖學傳統盛行，另一方面是基於金石學的篆隸書風盛行，兩者均存在「復古」的基調。這就是時代書法風尚。
這種影響反映到書學領域，除卻訪碑、藏拓風氣在士大夫、學人中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地影響了它們對更為廣義的碑版書跡的重視，乃至時加臨習揣摩之外，清代學者的金石題跋書跡及其蘊涵的書學意味更是超越前代的重要成果，從而直接影響了「碑學」觀念的生成和碑派書法實踐的開展。而在書法理論一端，除了士人學子更為小心地從事相關理論闡釋之外，前代成果中也有較大部分因為某人某事而被列入「禁毀」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