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使用從「巫史」祭祀佔卜範疇脫離開來，史掌天官，亦掌文書，文字從創造出來就有其書寫的規定性，定筆環中而書。《周禮》載「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太史以試學童」，周秦之際以文書治天下，秦建立「書同文字」，漢字的字體古文字系統發展演變為今文字系統，由篆而隸而草而楷，這其中最主要的推動力正是手寫的實踐活動，其中重要的群體便是作為早期掌握文字應用的史官群體，他們是筆法的創造者者，也是筆法的推動者和發展者。
翰墨之道生焉
筆法歷來都是高深莫測的，籠罩著神秘色彩，一如傳說中的武林秘籍，似乎一但得到就會功力倍增。因其神秘，常人難以見到，又加上不少人故弄玄虛，所以常令人疑而難信。但據歷代典籍記載，自古以來，筆法一直便是私下通過師徒親授的方式秘傳，得筆法者即能迅速登堂入室，領略書法真諦。當然也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對於古人留下來的書論，我們應該選擇相信，否則便難以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假如一朝不能通會，就否認筆法的存在，這是很不負責任的態度，也會對傳承文化造成阻礙。
文字由倉頡所造，被巫史們用於人神溝通和記錄重要事件，而且相關文字的書寫有其規定性。雖然這些文字在審美上並不能與後世的書法相比擬，但其書寫的演變是伴隨著書體的演變的。史官在先秦時期基本是家傳的，史官「教學童以授六藝」、「掌達書名於四方」，文字的職掌與書寫依存於禮制，依靠國家之政治力量加以規範與操控，使之自成體系的。《禮記》云：「史載筆，士載言。」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官在先秦社會是文化傳承的主要群體，他們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也是文誥、法令的起草者，還是典籍的保管者，負有文化傳承之責，早期的而典籍皆出自史官之手，如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著《道德經》，春秋以降，官學下移，私學興起，師徒授受和父子相傳，百家爭鳴，著書立說普遍出現，如《史記》中常載「某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
秦漢郡縣制的推行，各級地方政府都需要大量的掾史，所以秦漢都有史學僮的教育，國家對書寫風格的規範與考課，使文字書寫更加規範，需要「諷籀書」，習「八體六書」。
秦漢掾史需精熟文字、書法和實用文章，在他們日常文書行政的工作中，漸漸形成一種審美的情趣，書寫形制、簡冊編聯方式、繕寫的審美取向都對書法理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使書法很快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在書法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說是「史」官集體對書法理論的形成作出了極為關鍵的貢獻，文獻所載「善史書」現象，說明社會從上到下對「史」「書」的興趣和關注，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如漢元帝本人就「多才藝，善史書」。創章草的史遊,是元帝時的黃門令史。兩漢時期還湧現出很多善書的人，如西漢的陳遵，曾任大司徒掾史，《漢書》記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東漢時期的書家有曹喜、杜操、崔瑗、蔡邕等人，如書寫第一篇書論的《草勢》的崔瑗，《後漢書》記載其曾任故度遼將軍掾史、 大將軍掾史。蔡邕，曾任司徒掾史，《後漢書》記載，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公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書寫最初只是出於實用，漢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多儒生走入官府，掾史與儒士融合，書寫追求藝術的傾向開始顯現。隨著一些文人士大夫加入，許多貴族士人開始耽玩於點畫之神韻，加上皇帝及後宮的推波助瀾，從西漢初的掾史文法吏，到東漢晚期後的儒吏，經過四百多年的書寫實踐，掾史不僅使書法的創作主體得到擴展，也使得書法理論逐漸建立起來，書法體系也由此發展起來，並以多種形式得到很好的延續，促進了真正意義上「書法」的出現。
世家大族的加入
東漢時期，統治者尊崇儒術，大力興辦文化、藝術、教育事業，「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其時，書法發展迎來了輝煌時期，被列為官吏考試標準之一，刺激了人們對書法的學習。光武帝之後，東漢諸多皇帝好學善書，使得習書之風遍及全國。
東漢初朱浮諫言光武帝寬待舊吏時說：「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世族的加強，於西漢中晚期己經明朗，到東漢末期日益加劇，最終導致了魏晉的門閥政治。漢代掾史藝術創造才能的培養、創作能力的展現，以及群體的形成、風氣的互相感染，既是這個進程的需要，也是這個進程的產物。他們或受父祖師長的啟蒙與扶持，或承姻親友朋的推崇與舉薦，在成長為博學才藝之士後，又帶動家族文化的傳承，促成地方經藝的繁盛，藝術世家便由此形成。見載於史籍的一些才藝世家，可以反映出家族成員才藝傳承和創作的歷時性變化，比如東漢時期扶風班氏、琢郡崔氏、敦煌張氏，趙壹的《非草書》抨擊社會沉溺於草書的風尚，尖銳激烈，但不能阻止草書審美在全社會所造成的燎原之勢。
隨著書法的發展變革，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書體也隨即出現，並在具體的筆法和形體結構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一方面是融入了一些隸書的偏旁和結構，字形整體扁方，另一方面則是筆畫盤曲成裝飾性極強的藝術形態，成為現實中重要場合內使用的書體，而不僅僅只作為實用性的手寫書體。東漢時期，豐碑巨製大量湧現，正文多用隸書，碑額多用篆書。在用日常手寫書體完成的簡牘、墓石題記、墨書磚文中，帶有楷書特徵的用筆和結構開始出現，這些都預示著新書體的誕生。
漢晉以降，由於社會與政治狀況的變化，傳統的皇權中衰，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大一統局面被打破。昔日的京都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學術文化中心逐步下移到地方，自漢代以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局面被改變，各地區的社會與文化一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發展的條件。這一時期，世家大族作為時代的寵兒活躍在歷史的舞臺上，他們把持朝政，控制經濟，甚至壟斷文化。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開啟了一個地主貴族的時代，許多在漢代積累了經濟實力或大量土地的商人、地主階層得以在制度的認可下擠進了政治權力範圍，這種局面歷經司馬氏的支持而形成典型的士族門閥政治。
九品中正制是從官府任職官員中選拔賢能有識見者，按其本人籍貫擔任本州郡的中正，負責考察本州郡士人的品行，根據家世和品行定分為九品，官府依據其品定授予官職。由於擔任中正者皆為世家大族之人，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使世族獲得評定人品、控制入仕的特權，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並由此產生世族豪門的特權階層。
在政治、文化資源聚攏於地方世家大族的情況下，家族成員個人才藝的培養和社會聲譽的獲得，便具有先天的優勢，宗親友朋的請託舉薦也更容易發生。
門第中人最重要的品行，一是孝友之內行，表現為良好的家風；二是能夠具有文史學業之修養，表現為家學，兩者共同組成家教。書法是當時士人最基本的修養，也是家學的基本組成部分。由於在政權迭變過程中，官學荒廢，門閥世族家學成為文化傳承最重要的方式，同官宦世家一起產生的還有書法世家。最具代表性的，從曹魏時期的衛覬到衛瓘，再到西晉時期的衛恆祖孫三代，都是高官和書法名家。衛恆的族妹衛鑠，即衛夫人，嫁江夏李矩，西晉敗亡之後南渡，將書法傳授給王羲之，對開創東晉書法新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書論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書法藝術走向獨立和自覺，體現藝術本體意識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產生了第一批最早覺醒的書法家群體，為書法理論的出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書法的賞評和鑑藏漸成社會時尚，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這一時期，朝野上下尚藝之風尤為熾熱，帝王臣子對新書風趨之若鶩，草、行、楷書各體演進日漸成熟，書法已成為一門學問，時人稱之「書學」。由於政務日繁，從事書寫的官吏也逐漸多了起來，「令史」、「侍書」、「書學博士」、「中書舍人」等官職得以建立，從事書寫的官吏系統較之漢代明顯更為發達，因書入仕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書法在世家大族中的廣泛傳播，在魏晉時達到髙峰。世家大族屬性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它表明了書法作為一種自覺的藝術，得到廣泛的歡迎，並且地位顯赫。另一方面，書法步入第一個自覺期和繁榮期，士人交流的頻繁也帶來了對文字更大的需求量。在這個時代，書法既是個人修身養性的技藝，也是一種宣洩情感的方式。
大量世家大族及達官顯貴的參與，促使書法理論著述陸續問世，並逐漸形成一門「書學」。這些理論著述包含書法藝術的理論，書法家技法的心得，還有欣賞批評等等。東漢崔瑗《草書勢》首創用「法象」原則探討書法現象，揭示了書法之「勢」的含義，包含了對書法藝術本質構成要素的理解。在探索書法藝術本質、提出批評方式、創建批評標準等方面給後世書法理論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史傳、文學、漢字論等形態開啟書法理論之源。
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批書法理論方面的文章，流傳下來的有蔡邕的《書論》、《筆論》、《九勢》等，衛恆的《四體書勢》，索靖的《草書勢》，成公綏的《隸書體》，衛鑠（衛夫人）的《筆陣圖》，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書論》、《筆勢說十二章》等。這些書論理論，內容涉及面廣，文字簡短而意蘊深長，既有對各種書體的深刻剖析，又有對基本筆畫的形象描述，各家理論一起，奠定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書學基礎。書法發展到這個時期，正如張懷瓘《文字論》所云「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