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前，潘天壽、陸維釗、沙孟海等老一輩藝術家、教育家們在民族藝術面臨嚴重危機時，篳路藍縷，艱難開創了中國首個高等書法教育專業，他們以自身精湛的藝術造詣、深厚的學術涵養、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入的學術思考為中國的高等書法教育指明了方向。遺憾的是，十年「文革」使中國方興未艾的高等書法教育中途夭折。直到1979年，陸維釗、沙孟海等又毅然承擔起授業的重任 — 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首招第一屆書法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高等書法教育才藉此得以恢復。而其中由章祖安先生珍藏的1979年暑期陸維釗先生在病榻上為首屆書法研究生制訂的《教學綱要》，至今仍是當代高等書法教育極具價值和前瞻性的教育文獻之一。 據章祖安先生在2003年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專業成立四十周年時撰寫的《緬懷國美書法教育體系奠基人陸維釗先生》一文中記載，陸維釗先生在此《綱要》中列舉了六十個問題，廣涉書法與篆刻的一般常識、文字學、金石學、文學、史學、實踐技法、美學、教育方法、書法與社會、書法與國學修養、書法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書法篆刻的研究與創新等。相關內容涵蓋了書法本體以及相關的諸多方面。如今，三十餘年過去了，中國的高等書法教育雖然從規模到條件較之當年都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陸先生為首屆研究生深謀遠慮的教學框架依然對當前中國書法教育應面對的諸多問題有著不可估量的指導意義，而很多問題直到今天才日益顯現，直至變得十分迫切。 陸維釗先生所列的這份《教學綱要》基於對中國書法的深刻理解和對當代教育的準確把握--從技能到學術，從藝術到文化，從現象到規律，從教學到教育，從專業到社會。其中既結合了中國古代書法教育的方法和內容，又直面書法教育走進新時代，走向學科化、專業化所應具備的理念、內涵、方法以及社會責任，充分體現了書法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藝術教育應具有的社會價值。雖然當時陸維釗先生自認為這份綱要還需進一步完善，並未作為書面材料印發給學生，但幾十年來他的這些教學思想始終是我們在實施教育過程中的核心理念。今天，再一次重溫這份當代書法教育的重要文獻，將會激起我們進一步循著陸維釗先生的真知灼見去梳理古代書法教育的經驗，從而明確新時期中國書法教育的方法和方向。 書法這一中國古老的傳統藝術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歷程，從實用到審美，從達意到傳情，承載了華夏民族獨特的審美意識和深厚的文化精神，代代相傳，生生不息，而其中傳統書法教育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的書法教育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商周的識字教育，此後便逐漸形成以官方字書教育與私人筆法授受為二元核心的發展模式。這兩種模式雖然各自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目標、職能和發展軌跡，但都是通過書寫實踐與傳統文化的結合發揮著以書化人的獨特作用，這樣的主旨和方式可以為當前的書法教育提供有益的參考。 中國古代的書法教育主要以以下兩種模式存在：一是官方層面的字書教育，二是私人層面的書藝授受。 官方層面的字書教育從機構設施上看可以追溯到夏朝的世室、商朝的重屋和周朝的明堂，雖然這些機構還不能等同於後世概念中的教學場所，但卻可以說是後世公立教育、官員培訓的重要源頭之一。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官方字書是周宣王太史籀編纂的《史籀篇》，以後歷朝歷代都會以各種形式頒布官方認可的字書，官方書法教育也大致以此為綱。私人層面筆法授受模式的發展主要依賴於文字構造的不斷完善、社會識字水平的提升、書寫用具的改良和書法藝術自覺意識的不斷增強。官方教育和私人層面的書藝傳授在古代書法教育中的存在也只是相對而言的，兩者相互依存、互為表裡。前者側重於識字、幹祿和日常書寫，後者則相對偏重於藝術立場上心得技巧的傳授。 古代官方教育主要分為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和書院三類，用以培養能夠治國經世的人才。 書法則作為其中必備的社會技能有相關課程的開設，著重強調書寫規範、字跡整齊，側重的是通過規範的書寫進而達到塑造人格的目的，並實際應用於科舉幹祿，而並非致力於培養書法家，這在任何官辦教學機構中都是客觀存在的。例如唐代弘文館作為中央官學在書法史上聲名最著。當時生源主要是兩類：第一類是貴族子嗣，《唐會要》載：「學生三十八人補弘文館，如崇文學生例。皇緦麻已上親，皇太后大功已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並聽，預簡選性識聰敏者充。」 1 由此可知，這三十八個學生不但是高幹子弟，且「性識聰敏」。第二類是專職學書的學生，「貞觀元年敕，見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 2 。這一類學生雖同是官宦子弟，但級別低於前者，並專業書法。歐陽詢、虞世南進入弘文館教授楷法，褚亮、褚遂良父子也參與此事 3 ，這是弘文館之所以在書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後世的貴族教育機構名目繁多，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鑑了弘文館的經驗。 古代地方官學覆蓋面廣，對於百姓的影響更大。科舉制度設立之後，取得功名、步入仕途成為莘莘學子的普遍訴求，書法的作用顯見。以明代為例，《明太祖實錄》載：「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4 又，「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命學校生員兼習射與書、數之法……書習楷法日五百字」。 5 從中足見明初書法教學在地方官學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書法的優劣也因此成為入仕的重要門檻，史載文徵明早年就有曾因書劣而獲評三等之事。 據《新唐書》載，書院肇始於唐代， 6 但其職能與後世書院不同。真正具備教學職能的書院出現在宋代，主要研習文史經典。宋室南渡私立書院趁勢而起，勢力與影響都遠遠超過官方書院，為後世書院制度奠定了基礎。以後書院制度逐漸成為中國教育的重要部分。 歷代書院的職能主要是培養入仕之才，雖然教學上大都涉及書法，但對書法的要求也只停留於書寫規範上，並強調「作字敬」「寫字必楷敬」的態度。朱熹是這種思想的源頭，他批評黃庭堅、米芾的書法「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 7 ，稱讚「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遊，中實剛勁」， 8 出發點是顯而易見的。了解書法在古代教育領域的地位，官私書院不可或缺，以書院為切入點也可了解書法在一個時代中的社會認知。 相較於官方教育而言，古代私人層面上的書法教育在書法的藝術性上有更多的側重，但也大都不是以專門的書法藝術教育為目的。提高書寫能力、教化人心、提升修養、塑造藝術品格，從而實現儒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9 的價值觀是古代私人層面書法教育的基本目的。 古代家庭的書法教育或是家長親授，或是以書信的形式函授。清代梁巘就曾對幼時家長教授書法有極生動的回憶：「餘家世業儒，先伯父與先大人學書於懶蠶徐。先生帖摹歐陽率更所書之《姚公墓誌》，字體端整有力，書門聯筆能入紙，透過紙背。餘幼時每早飯後，先大人教寫仿一篇，然後再上學。凡字畫起收親為指點，遇不合處把手教之，一切發筆研墨染 毫之法詳為解說。」 10 又如傳王羲之所作《筆陣圖十二章》，文章本身固然是後人的偽託之作， 11 但所反映的父教子以書理的事情則未必不可信。而以家書敦促子孫學書者無過曾國藩，其傳世約一千餘件家書中論書法者有二十餘件，若「爾所臨隸書《孔廟碑》，筆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餘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無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 12 在儒家思想和科舉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古代書法教育中，家庭書法教育不可能是純粹的藝術教育，但中國書法史上眾多書家的書法啟蒙卻著實是在家庭教育中完成的。 師徒授受是中國書法傳承中最為重要和普遍的方式。廣義的師徒授受可以涵蓋歷史上一切書法教育的模式，而狹義的師徒授受所具有的最鮮明的特徵就是筆法授受譜系的構建。例如，《傳授筆法人名》載：「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云，蕭子云傳之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肜、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 13 又例如盧攜的《臨池訣》對唐代的筆法譜系也做過詳細的列述。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類似於武林秘籍的傳授模式除了少數事跡於史有徵，大部分皆無據可查，但中國書法私人層面教育以師徒之間口傳手授的方式代代相傳，所形成的特點確是清晰的：一、將歷代著名書家串聯起來的筆法授受譜系的構建凸顯了古人將筆法人格化的意識。歷史上的書家多為文人、朝臣，他們之間的筆法授受實際上是文人士大夫間的文化流動，因而所構建的筆法授受譜系不僅是要體現書寫技巧傳遞的信息，更是要展現文人在修養提升和人格完善上的傳承關係。二、強調傳統、來源的重要性。中國人向來具有濃厚的宗祖意識、譜系意識，講究淵源有自，作為「君子之藝」的書法在儒家思想的統轄下，強調的是「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14 。三、由對筆法傳授而轉變成修養教化。中國古人素來注重體察玄微，在師徒受授的過程中師者以筆法為媒介對學生以人格教育與文人修養的錘鍊，這不僅僅是一般的技巧教授更帶有一種不可言傳的精神感化，顯現著「君子之藝」的品格內涵。四、側重書法的藝術性。以筆法授受為核心的私人教育與一般官方的字書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對藝術性的重視要大於對識字以及幹祿等實用價值的關注。這種筆法授受強調的是對用筆方式、書寫經驗的傳授，而少關乎字的正誤和書法的社會實用價值。 古代書法教育名目繁多，各自的職能和培養目標明確。官方教育將書作為六藝之一，在儒家教育體系之內始終將其視作文人士大夫必備的社會技能和正心誠意、效法古賢的必由之路。私人教育則更加重視書法本體的藝術特質，受到幹祿等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少，但這也並不等於說私人的筆法授受就是純粹的書法藝術教育。事實上，古代所有私人筆法授受的本質都沒有走出儒家「遊於藝」的精神框架，完善人格和提升修養才是筆法授受背後最為重要的目的。 古代書法的官方教育主要對應的是科舉和官員的銓選與考核。 科舉制度自隋代一經創立，便成為這一千餘年來選拔官吏最重要的途徑，而書法的實際作用也前所未有地彰顯出來。例如，「筆畫端楷」便是明清科舉答卷時的重要指標。各級教育機構據此指標制定教學任務，諸士子追其所好刻苦練書，自然不可避免。王士禎在《分甘餘話》中說：「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世祖皇帝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法歐書者也。康熙以來，上喜二王書，而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為戊辰進士中工二王體者，首推海寧査升，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拔置鼎甲，升遂抑置二甲。丁未進士工書者，首棗強宋師祁，而不與鼎甲，有不與吉士之選，終於一令，亦可惜也。」 15 可見官方書法教育的核心乃是在幹祿科舉，書法的藝術性並不是關注的重點。 在中國古代的官員考核與選拔中，書法的工拙一直是重要的考核標準，尤以文官為甚，從文獻上看這一點自漢代至清代幾乎未曾改變。《漢書》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16 又，《通典》載：「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17 唐代官員的銓選制度中強調書法須「楷法遒美」，重視「書、言、身、判」。在官員考核與選拔中重視書法的傳統流傳有序，至明清則更為顯見。明初書家沈度憑藉能書得到了幾代皇帝的推崇，陳洪謨在《治世餘聞》中說：「上好寫沈字，蓋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名於先朝。某筮仕時，自左顧門接出題本，竊觀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御筆也。』實類沈體。」 18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從科舉考試到各級官員的選拔與考核，構成了古代士人生活的主體，也是社會上各級教育機構設置教育目標最重要的依據。 書法在古代雖然是「六藝」之一，但其真正走向自覺的發展則要到了魏晉時期。此後文人不但將作為「君子之藝」的書法看做是必備的技能，同時也視之為提高個人修養，探求藝術道路，彰顯藝術個性，傳遞人格精神的重要途徑。從中國傳統文人的價值觀立場上看，書法雖然只是文人的餘事，但在他們政治境遇的沉浮中，書法卻始終有著顯與隱的表現，這種表象和結果必然影響著那個時代的教育。但總體而言，在古代書法的私人授受雖然名目繁多，但幾乎都不以探求書法藝術為教育的主導，書法史上除少數移民、布衣書家外，鮮有專業的書法家。雖然在各種文獻資料中可以見到書家刻苦學書的經歷，但其中的絕大部分人並不以書法家的身份出現在正史上，因此在分析書法教育對其影響時應該放在其所受的整個教育大背景下來考量才更為準確。若歐陽修說：「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餘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19 蘇子美的說法代表了古代書家對待書法的主流態度，而這種態度亦可以上溯到孔子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朱子把「遊」訓作「玩物適情之謂」 20 ，並說「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21 ，朱熹的說法自有其理學家的立場，但其所言或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情況。在「遊於藝」的價值體系下，私人筆法授受的學習過程或許是艱苦、漫長而充滿思辨的，但其精神的理想境界則始終指向寓書於樂的閒適狀態之中。 書法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教育中一直存在且不斷發揮著作用，其內在的動因是在於書法的技法訓練背後所蘊含的是一種人格教育，這其中包含了許多為官方和主流價值觀念所認同的教育方式，而這也可以說是最為值得今人反思借鑑的一點。 在中國書法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書家對於「技道」觀念的重視帶有非常濃厚的方法論色彩。 「技」作為形而下的範疇，古人依「法」（筆法、章法、字法、墨法等）入門，然後登堂入室。唐代張懷瓘《六體書論》雲「是故學必有法，成則無體，欲探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者。」學書者從法入，而至無定法，再至變法、創法，進而實現馭「技」的自然和自由境界，構築悟道的基礎。「道」是萬物產生和發展的根源，是自然之規律，是宇宙運行的規則和法則。傳統書法之「道」有多重內涵，一曰：書法藝術的規律和原則。南朝齊王僧虔《筆意贊》所言「書之妙道，神採為上。」即是此意。唐虞世南《筆髓論》所云「故知書道之妙，必資神遇，不可力求也。」又云：「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亦是此意。書之「道」的第二層含義則指代人生觀、世界觀等。如唐張懷瓘《書斷》云：「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其合道乎，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而書之「道」的第三層內涵指向的是「道」的本意：自然之道，一切事物的本源。清代劉熙載《書概》之「藝者，道之形也。」即言此。 中國的古代文人對書法之「技」反覆錘鍊、執著探索，始終追求的是藝道合一、技道兩進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理想狀態，進而深刻感悟人生之「道」，世界萬物發展之「道」。形成這樣的「技道」觀念，與古代書法教育的理念有關，內容有關，方法也有關。 「源流」觀念與中國古代的孝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好古、重道觀念的一個側面展現。《論語》有言：「信而好古。」 22又，「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23 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品格，這種品格在漫長的歷史中始終保持著其影響力。而書法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結晶，「源流」觀念貫穿了整個書法的發展史，學古、重源是傳統書法學習的不二法門。米芾曾自敘：「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成自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24 宋曹也有類似說法：「（學書）必以古人為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悟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 25 而具體到書法教學的層面上，無論是私人層面的筆法授受還是不持藝術立場的各級官方教育中的書法教學同樣都強調臨摹經典的重要性。劉宗周在《劉子全書》中《小學約》記載：「（學童）看書畢，仿臨法帖一幅送呈先生，較其美惡以行賞罰。」 26 由此可見，選擇經典法帖來臨摹從蒙學階段便已然開始了。再如康熙帝也說：「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 27 作為帝王，在日理萬機之餘臨摹經典碑帖，更能說明問題。傳統書法的教育強調對於經典碑帖的臨摹、研究，目的則是旨在潛移默化地塑造著重視傳統、淵源的觀念，並牢固地形成價值判斷。效法古賢、重視經驗在中國社會幾千年發展歷程中成為了華夏民族獨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價值認同。 以修身為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修身是古代文人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書法作為「君子之藝」在古代則被普遍認為具有增強修養、變化氣質的作用，歷朝歷代的書法教育對此都極為重視，因而書法被古人賦予了強烈的人格化色彩。劉熙載有言：「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28 作字如做人的價值取向顯見。程端禮在《讀書分年日程》中記載了朱熹弟子程端蒙等制定《程董二先生學則》，其文有曰：「寫字必楷敬，勿草，勿傾欹。」 29 其間「敬」是核心，目的是期望以一種「作字敬」的態度來教化人心、塑造學養。周星蓮《臨池管見》也曾有言：「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法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靈心煥發。下筆作詩，作文，自有頭頭是道，汩汩其來之勢。故知書道，亦足以恢擴才情，醞釀學問也。」 30 可見書法對於中國古代文人的修身養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又若《皇明太學志》載：「查仿簿：監生每日寫仿一幅，完送本堂官圈改，月終呈送西廂查驗，中有字書頑□□□草率者，重責，悉登於簿。」 31其間因字跡潦草而遭到「重責」，這絕不僅是因為書寫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來糾正一種錯誤的態度，書法的「修身」價值凸顯。古代很多招收成人的教學機構也都開設書法課程，這當然不是因為學生在童蒙教育階段中沒有把字練好，而是期望通過有針對性、有重點的書法訓練繼續實施人格教育，其中當然也有出於幹祿、科舉的實際需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出於塑造人格、磨練性格，從而培養經世致用人才的目的。 中國古代書法教育的內容主要包含以字書、國學經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傳授與筆法技巧的授受，官學、私學皆不出此範圍，有較強的穩定性。這是書法教育長期附著於文字教育的實際情況，也是中國古代文化觀念下的必然。而在歷代諸類教學機構中，唐、宋兩代的書學機構最具有代表性，對當前書法教育的借鑑意義也最大。 據文獻記載，唐宋兩代的書學課程都包括文字學書籍、儒家經典和書法課程三個部分。各部分均有規定的內容，而宋代在書法的專業課程上內容較唐代更加明確，還列出了品評的等次，提出了更接近於藝術立場的評判標準。《新唐書》載：「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 32 又，《唐六典》載：「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33 宋代的書學較唐代有所突破，《宋史》中說：「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兼通《論語》《孟子》義，願佔大經者聽。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畫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為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為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為下。其三舍補試升降略同算學法，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並罷年數，悉同算學。」 34 唐、宋兩代書學課程的設置充分反應了中國書法除了書寫技巧之外的文化基因：一、書法是漢字的藝術；二、書法與文史學問有密切的關聯。宋代的書學學生至少要學習《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等五種文字學、語言學的經典著述，其初衷當不僅僅是要求學生不寫錯字，更重要的是讓學生了解書法的根基 — 漢字。文字學、語言學在古代被稱作「小學」，「小學」是中國一切傳統學術的根本，而其對於以文字為基礎的書法藝術而言則更為重要。古今學者論及書法與學問之間的關係，雖然說法各不相同，但學問的提升會對書法有正面作用卻是公認的，而書法史上的書家也大都是飽學之士。由此可見，歷代書學的課程設置是符合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的。站在今天書法藝術的立場上，雖然有人會質疑在這樣的教育框架下，歷代書學教育並沒有培養出書法史上一流的大家，但其中課程設置應該不是主要原因，其關鍵還是與教育本身的目標有關。 當今書法教育已經走上了學科化的發展道路，進入新世紀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中國的書法教育又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為了更好地迎接機遇，在古代書法教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當代學科教育的理念，構建符合中國書法發展規律和時代要求的書法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由於古今的觀念認識、社會環境以及書法藝術自身的發展差別甚巨，所以我們既不能依照今天的立場對傳統書法教育進行「刻舟求劍」式的評判，也不能不加甄別的對既有經驗加以繼承，只有從書法藝術自身的基因和特點出發，遵循其發展規律，才能客觀而準確的對古代書法教育的經驗加以傳承。 中國書法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以藝載道，承載著華夏民族的核心價值和文化精神，這是中國書法的內在基因。從書法的載體文字本身到書寫內容、技法觀念、審美情趣，乃至技進於道的感悟和升華，其根源是具有鮮明民族性，引領社會發展的人文思想。傳統的文史經典匯集了中華民族先賢哲人的思想智慧，古代書法教育始終將之與書法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從形而上的思想會通，到形而下的內容書寫，讀書化人，書以載道，形成了中國書法這一傳統藝術獨特的「技道觀」、「源流觀」和「修身觀」，教育受之以學生技能、知識、文化，進而實現育人、化人的目的。古代書法教育的教學內涵符合當時教育的目標和要求，也契合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 而書法在傳統文化大發展的今天，雖然擁有相當廣闊的社會基礎，但面臨的問題卻很複雜，其中文化環境的巨大變化是最突出的問題。上世紀百餘年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對文化的衝擊是最為激烈的，中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缺乏足夠的自信，傳統文化被曲解淡忘，不斷面臨衰亡的危險。上世紀末的西學東漸和社會的國際化進程更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缺乏健康的土壤，民族文化的純粹性和獨特性面臨巨大挑戰，中國書法的大發展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片面以書法的文化性掩蓋書法的藝術性；反之，一味強調技術性、藝術性而忽視文化對書法的作用；或者以西方藝術的思維方式來解讀中國書法，只強調觀念、形式。這樣的書法實踐和書法教育都偏離了傳統書法的本質和規律，書法與傳統文化之間那種唇齒相依的關聯被淡化甚至忽略，書法的實踐和發展失去了傳統書法那種文化人內修外化，知行合一的深沉、厚重和鮮活。所以當前的書法教育首先需要重視的就是充分明確書法作為傳統文化載體，文化與藝術二位一體的獨特身份，要將書法的教育和學習放置在傳統文化和藝術的雙重範疇中加以研究，由表及裡地進行傳承和弘揚。從學科教育出發，當前書法教育既要強調讀書養心的潛在作用，也要將書法技巧與文字學、金石學、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理論等進行有機的結合，重視系統性、科學性，強調內在的關聯性，提倡書法學習要「有一門學問作基礎」， 35 對書法史上的經典碑帖和重要文獻的學習要將之還原於歷史和文化的長河中，參悟其中的精神和價值，以實踐技巧的錘鍊來全面提高審美情趣，陶冶性情，以書化人。啟發學生在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來思考書法、學習書法，以發展的視角來認識傳統，理解經典，深入挖掘傳統的人文精神、創造精神和創新精神。 古代書法教育將書法作為「君子之藝」的教育，其目標是明確的：培養文化人必備的社會技能，提升個人修養，完善人格。由此其教育的內容圍繞著這一目標也是穩定而合理的，教與育的作用都得到了有效的發揮。而進入新時代，隨著文化環境、生活方式的變化，在書法教育的職能和目標中，培養專門藝術人才的指向是明確的，這是社會發展和社會需求所決定的。書法教育既擔負著專業領域培養傳統文化和藝術接班人，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藝術的職責，又承擔著提高全民審美素養，完成所有教育共同的育人、化人的重任。 教育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活動方式，其根本的目的是以經驗傳遞來有意識地影響人的身心發展，這是教育的終極目標。傳統書法教育的這一目標和特點尤為突出，作用的發揮既柔性又行之有效，是一種形而上的人文關懷。專業書法教育的成效和目標的實現與培養對象的藝術天賦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在實施教學的過程中既要激發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學術研究能力和藝術創造能力，又要完成以文化人，塑造人格，提升品格的育人職能，使之具有抗志希古的學術理想和學術擔當，能成為引領社會、影響社會，提高全社會審美修養、傳播和弘揚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專業書法教育強調學習傳統、研究文化終究是要將之轉化成能力和修養，落實在書法實踐上，體現在書法作品的境界和品格上。而非專業的書法教育則應更重視教育的過程，使之能成為提升全民文化藝術修養和品味的重要手段。人們通過學習書法這一門凝聚著中華民族特有文化品格的傳統藝術，以一種正心、誠意、修身的態度，通過長期「陶養」，深入民族文化的道統，將傳統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進而構建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如劉熙載《藝概》中所說：「蔡中郎但謂書肇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 36 古代書法教育受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以師徒授受為主要方式的教學是基本以個人經驗的傳承為基礎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幾乎完全依賴於教師的眼界、修養、能力和實踐經驗，方法的個人經驗色彩很濃，教學內容的系統性較弱。 而當前，社會方方面面的巨大變革和發展，使得每一個社會人面對書法傳統和經典的賦予都變得十分公平。經典和傳統已不再象古代那樣，只為少數人所佔有，人們可以從各種渠道獲得想要的信息。因而書法教育的關鍵已不僅僅在於傳授多少知識，而更重要的是在於如何將知識點梳理、歸納，使之系統化，以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式加以傳授。根據傳統書法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當代書法教育既需要傳承古代書法教育的有益經驗，又要能夠全面吸收新時代教育發展的新成果和新理念。專業書法教育的教學應注重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感悟力、表現力和創造力，在教學方法上遵循以下三個原則：一、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傳統書法的理論既包括書法的本體理論，涉及實踐、審美等，也包括與書法相關的國學知識，涉及文字、金石、文史、哲學等，教學中應著重強調實踐與理論的關聯性，避免空泛和大而無當。二、堅持規律與個性相結合。在實踐教學上堅持經典傳統範本使用的系統化、學科化與技法示範的師徒授受方式相結合，強調篆、隸、正、行、草各體的系統實踐，各書體內經典風格的系統實踐，強調技法規律的傳授與師徒間因材施教傳授方式的結合。三、堅持藝術教育與文化傳授相結合。強調中國書法的視覺藝術特點與其文化性的內在關聯性，理解傳統書法技法和風格的演進與人文思想發展的深層次關係，注重學生藝術實踐能力的提高和文化修養的提升，真正理解和感悟中國書法的內涵和藝術精神。 從技術層面上講，古代師徒授受模式的書法教育強調的是通過漫長的人生經歷來逐步深化對書法的認識。而對於學科化的教學而言，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既要呈現教育的短期成果，又要為學生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開啟治學門徑，因而更強調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才能真正實現「精英教育」的目標。取法乎上、循序漸進、窮源竟流、轉益多師、因材施教是實施教學的基本規律和主要方法。一方面要求在文化層面上有高屋建瓴的指導，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技法層面上有高度提煉的精華，從規律出發，同時重視個性的培養。兩方面並行不悖，共同為學生在學歷教育階段提供高質量的教學，使其樹立對中國書法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正確而深刻的認識。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即與斯同。 非專業的書法教學以藝術教育為切入點，重點強調通過書寫獲得精神層面的感化和審美品位的提升，立足於如何面對傳統，如何從經典和傳統中提煉華夏民族的審美品格和藝術精神。傳統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靈魂所在，它展現的是事物發展歷程的精髓和文明進步的特徵，優秀的傳統承載著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脊梁。在教學中應著重強調以書寫的方式來構建對傳統的敬畏心，通過書寫經典來感悟具有民族特色的審美品格，這是應有的價值觀取向，其根本是對民族、對歷史、對社會、對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資隊伍的水平是確保書法教育質量的關鍵，所謂「名師出高徒」自古到今皆是如此。走上書法課講臺的教師要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更重要的是要能肩負起教育的重任，不僅能以自身的藝術經歷和經驗引導、指導學生，還要能從學科教育的大格局角度開啟學生自我深造的門徑，並能通過專業的錘鍊獲取面對社會的能力和胸懷。當前的書法教育主要集中於大學各學歷層次的專業教育，而對於其他各階段的一般教育則有未盡之力。目前，國內開設書法專業的高等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尚且參差不齊，與「精英教育」的要求仍有相當距離，非專業的書法教育師資更是嚴重短缺。目前任職在廣大中小學及各類培訓機構的書法教師接受過專業教育的並不多，雖然大都有努力付出和辛勤耕耘，但總體上看教育水平還是良莠不齊。 一般教育為專業教育提供生源，專業教育對一般教育給予引導和提高，兩者互為因果，相互促進。但二者的關係在今天並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一定程度上是各自發展的：一般教育沒有對書法課程給予足夠的認可和重視，而專業教育的人才也沒能充分進入一般教育的崗位 — 兩者的良性循環尚未形成。 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對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提出指導意見。意見稱，中小學校主要通過有關課程及活動開展書法教育。在義務教育階段語文課程中，要按照課程標準開展書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級的語文課程中，每周安排一課時的書法課。在義務教育階段美術等課程中，要結合學科特點開展形式多樣的書法教育。普通高中在語文等相應課程中設置與書法有關的選修課程。這不失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書法教師的培養，一方面有賴於國家的重視，通過制度的支持來保證素質教育的精神落到實處，使書法在國民教育的課程中佔有穩定的一席之地，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提升專業教育的品質來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政府職能部門對書法學科的發展既要鼓勵推動，又要有一定的考核管理，確保「精英教育」的門檻高度，避免教育資源浪費，高校要進一步總結和反思既有的教學思路和模式，強化學科規律和學科特色，在全面推進書法藝術發展的同時，充分發揮書法作為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的社會作用。 中國書法是華夏文明的獨特寫照，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的偉大結晶。書法教育既不能淪為一般的技能教育，也不應該簡單依附於空泛的大文化之中。通過以上對古代書法教育的梳理和對當代書法教育的思考，我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陸維釗、沙孟海等老一輩藝術家和教育家以一個傳統文化人和卓越書家的實踐經驗和學術思考，對新時代高等書法教育從學科建設和學科發展的角度深思熟慮所構建的教學藍圖是真正從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出發的，其既充分結合了古代書法教育的經驗和理念，又積極應對了中國高等書法教育所應解決的問題和承擔的社會責任，這種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值得當前每一個書法教育工作者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致敬！ 1、書法一般問題 2、刻印一般問題 3、甲骨金文問題7、書法理論問題 8、說文解字問題 9、金石學問題10、金石學目錄問題 11、碑目敘錄問題 12、帖目敘錄問題13、拓本鑑定問題 14、墨跡欣賞問題 15、書學專著整理問題16、書跡匯集編纂問題 17、書寫示範問題 18、寫甲骨金文問題23、書法的風格韻味問題 24、書法與政治問題 25、書法與人品問題26、書法的價值問題 27、書法的商品化問題 28、書法與中小學教育問題29、書法與題畫問題 30、書法與古典語文問題 31、書法與分配工作問題32、簡化字問題 33、文房四寶問題 34、一般刻印問題35、古璽匯集問題 36、秦獄六國璽印文字問題 37、漢印問題38、封泥問題 39、中古印學問題 40、近代印學問題41、趙撝叔、黃牧甫、吳昌碩與西泠印社問題 42、刻印與邊款問題43、刻印與政治問題 44、刻印的價值問題 45、鑑別問題46、印譜敘錄 47、璽印文字研究問題 48、正楷行草入印問題49、國學鳥瞰問題 50、中國文學史問題 51、散文問題52、韻文問題 53、題畫詩詞問題 54、寫作實踐問題55、文藝理論問題 56、日文問題 57、中國文化史問題58、中外交流問題 59、創新問題 60、研究計劃問題
1. 按：書中「弘文館」作「宏文館」，乃避諱改字，今悉改為本字。（宋）王溥，《唐會要》，北京 ：中華書局，1955 年，卷六十四，1115 頁。
2. 同上。
3. 參見（宋）王溥， 《唐會要》，北京：中 華 書 局，1955 年， 卷 六 十 四，1115 頁。
4.《明太祖實錄》，臺北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3 年，卷四十六，第925 頁。
5. 同上書，卷二百十六，第 3181 頁。
6.（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四十七，第1212 至 1213 頁。
7.（宋）朱熹，《晦庵論書》。見崔爾平編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年，第144 頁。
8. 同上書，第 146 頁。
9.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 ：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0 年，卷十三，第 443 頁。
10.（清）梁巘，《承晉齋積聞錄》，中國書畫全書本。
11. 參見張天弓，《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辯文集》，北京 ：榮寶齋出版社，2009 年，第 113 至 115 頁。
12. 李志敏編，《曾國藩教子書》，北京：京華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頁。
13.（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年，卷一，第 16 至 17 頁。
14.（清）皮錫瑞， 《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第 136 頁。
15.（清）王士禎， 《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1989 年，卷二，第 29 頁。
16.（漢）班固，《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1964 年，卷三十，第1720 至 1721 頁。
17.（唐）杜佑，《通典》，北京 ：中華書局，1992 年，卷十四，第 340 頁。
18.（明）陳洪謨， 《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上篇》卷一，第 9 至 10 頁。
19. 同上書，第 307 至 308 頁。
20.（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論語集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2010 年，卷四，第 94 頁。
21. 同上。
22.（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論語集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2010 年，第 63頁。
23.（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論語集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2010 年，第 72頁。
24.（宋）米芾，《海嶽名言》，中國書畫全書本。
25.（清）宋曹，《書法約言》，中國書畫全書本。
26.（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十五，道光十五年刊本。
27.《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乾隆六年武英殿本。
28.（清）劉熙載，《藝概》，中國書畫全書本。
29.（元）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首，四庫全書本。
30.（清）周星蓮，《臨池管見》，中國書畫全書本。
31.（明）郭鎜，《皇明太學志》，卷七，嘉靖三十六年國子監刻，隆慶、萬曆遞修本。
32.（宋）歐陽修等，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四十四，第1160 頁。
33.（唐）李林甫等， 《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二十一，第562 頁。
34.（元）脫脫等，《宋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7 年，卷一百五十七，第 3688 頁。
35. 沙孟海，《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 年，第77 至 78 頁。
36.（清）劉熙載，《藝概》。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年，第 71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