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的關係一直是西方經濟學界、倫理學界論爭的焦點，但都沒有達成共識。在全新的視角下重新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對當前經濟和道德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理性經濟人 道德 利己
【中圖分類號】B822 【文獻標識碼】A
重釋「理性經濟人」假設和道德的內涵
「理性經濟人」假設理論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英國經濟學領域的先驅伯納德·孟德維爾所提出的「孟德維爾悖論」。171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行抑或公眾的利益》的著作，詳細地闡述了這一悖論，即個體如若以一己私利從事社會活動，能增進社會全體的繁榮，其效果要遠優於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同時，《國富論》中也有類似的觀點，即人類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我們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於恩惠，而是出於自利的打算。
亞當·斯密在吸收了孟德維爾等人觀點的基礎上，構建起了「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理論，將人的自利看作是人的本性和社會進步的動力，即個人在理性的引導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們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但是由於在良好的市場秩序下人還受非理性因素如情感等的影響，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會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下有效地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很多經濟學家並不認可上述觀點，他們認為「理性經濟人」將「利己」作為人的本性，只考慮個人的利益，從而排除了人的利他性，是一種不完整的個人行為模式，忽視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19世紀50年代，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發現，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將人的行為歸結為「同情」，把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這與《國富論》中將人類的利己主義的追求作為人類經濟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西方經濟學史上出現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這兩者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矛盾、是否真的存在「斯密難題」，學界對此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筆者較為贊同以阿瑪蒂亞·森以及萬俊人等學者為代表的觀點，他們認為「斯密難題」是個偽命題。阿瑪蒂亞·森指出，現代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於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把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開來，這成為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缺陷。他指出經濟人是有道德維度的，「理性經濟人」的「利己」不僅合乎理性，往往也是合乎道德的。縱觀人類歷史，大多數的道德實際上有利己的成分，或從長遠上來說，是「利己利他」並存的。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理性經濟人」可以被看作是一般人的代表，具備人類的一切特性。首先，其是自利人，具有自利性。這是其自身行為的根本動力；其次，它是理性人，在自身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的適用範圍內，在經過理性思考後趨利避害，選擇最有利的行為；最後，「理性經濟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時，又可以帶來社會的「公利」，更符合市場經濟的活動規律。
從物質利益的角度重新看道德。道德起源於原始社會時期，其作用主要是對當時社會關係的調節，從而滿足人類的生存發展需求。隨著不同時代人類需求的變化，道德的內涵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因此，社會中並不存在與人類生存發展需求無關的最高目的的、最高價值的神聖化道德。由於中國經歷了較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很多封建時期的傳統道德仍沿用至今，與當今的中國社會現實狀況、價值觀念不符，造成了目前道德狀況的混亂。學界一直在道德領域的範圍內找答案，卻始終都沒有跳出傳統道德的範圍，將利他主義等同於道德。
通過中西對比，很容易發現西方道德的發展軌跡。西方工業革命始於文藝復興，當時資產階級的啟蒙學者提倡對「人」、對「理性」的關注，闡釋了人類利益需求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緊密相連。我國自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天朝上國」的封閉思想，傳統道德始終沒有脫離「儒」的範圍。因此改革開放後中國道德的發展始終沒有走上合適的道路。
筆者認為，道德的精髓在於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中服務於人，調節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而不是傳統道德的單方面利他主義。道德應該是功利性與超功利性的共同體，其通過將人類後天所形成的利他與先天存在的利己本性結合起來，制定出滿足人的生存發展需求的行為規範與品質規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我國學者羅國傑曾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一文指出：「人們的思想關係，包括道德關係在內，歸根到底，都是根源於物質的社會關係，並為物質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所決定。」
「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的關係新探
經濟學家從沒有停止過對「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的關係的研究，但目前經濟學界仍沒有對兩者的關係達成共識。然而筆者認為，「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係。
任何理論都有其存在的時代背景，我們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研究它。亞當·斯密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產生於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如果將他的《道德情操論》（1759）與《國富論》（1776）兩本著作結合起來看「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表面上看是一種純粹的利己行為，實則卻沒有跳出市場倫理所限定的場域。其與道德在「看不見的手」的巧妙牽引下彼此作用，並最終推動了公共利益的發展。
因此，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前提是在市場倫理規則邊界內，而不是「非道德主義者」。當然，有人會提出質疑：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怎麼會利他？面對這種疑問，筆者解釋為這是由於市場交易的通義。即便每個人本身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但是每個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到他人的利益，否則就很難實現自身的利益。
但這些並不足以解釋理性經濟人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孫葦杭曾談到，當前社會道德的缺失，是「理性經濟人」的價值取向所造成的，同時資源的稀缺性是事實，由此得出理性經濟人的結論是自欺欺人，所以應該拋棄「理性經濟人」的做法。很明顯他的說法是錯誤的，他並沒有看到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和社會利益分化的問題，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辯駁的事實。所以「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道德在現實的條件下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我國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研究尚處於一個探索階段，通過探討我們發現馬克思的思想與「理性經濟人」假設存在共通之處。在馬克思看來，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需要和私人利益」是人和社會聯繫起來的紐帶，利益關係是人類社會關係的前提和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種「理性經濟人」與道德相互矛盾的現象。社會中我們經常談論某某是「道德模範」，他「無私奉獻」「自我犧牲」，他沒有利己心完全的利他，他可以作為「理性經濟人」假設不成立的一個佐證。筆者承認「理性經濟人」的立足點本身就是利己，人固然有自利性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利他性的一面。人與動物的自利是有區別的，區別在於人還要追求經濟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特別是人要追求超驗價值，如果僅僅將「理性經濟人」看作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動物，那只是對人性本質的淺層化認識。
「理性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它為經濟分析提供了宏觀的維度，同時也是對人性的探討。任何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都與人、人性密切相關，「理性經濟人」假設也是一種對人性的探討，這對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作者分別為石河子大學教授、兵團第七師黨委常委紀委書記；石河子大學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羅國傑：《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責編/張蕾 孫垚（見習）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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