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年底在北京密雲山區參加高考後，我在1978年的春天走進南開大學。從那時起，我有幸得到很多老師的指點，逐漸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一南開大學中文系77級有77位新生，論年齡，我排行第70，屬於小字輩。報到第二天，系領導給新生講解中文系的課程設置，兩大類（政治課和專業課），總共17門：形勢教育、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國際共運史、文藝理論、現代文學、現代漢語、寫作、古典文學、古代漢語、外國文學、工具書、專題課、英語、體育、軍事。前三年是基礎課，最後一年是專業課。此外，還有一些選修課、專題講座，內容很豐富。四年八個學期的課，外語學習任務最重。我過去學了五年德語，重新學習英語，壓力很大。
大一時，同學們都很興奮，多聚焦當代文學，關注文壇變化。從《班主任》到《愛情的位置》，從《傷痕》到《在社會的檔案裡》，每有新作問世，大家都爭相傳閱，爭論分析，常常徹夜不眠。不久我們班就成立了文學社，分為評論組、詩歌組、小說散文組、戲劇組等，大家經常湊在一起，交流文學創作和評論心得。同學們還把自己的作品貼在牆上，供人評頭品足。進校不到一個月，中文系同學又創辦了《春芽》雜誌，蠟板油印，人手一冊。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學創作上，暗暗較勁，看誰能最早出頭。想當作家的人多如牛毛，發表作品的機會微乎其微。好在那時不被錄用的稿子，刊物會退還作者。我有一個同學，試圖驗證編輯是否看過他的稿子，就將中間一兩頁稿紙用漿糊粘上一點。退稿後，他發現那兩頁粘上的紙並沒有被撕開，說明編輯根本就沒有看完，但這並不影響大家的積極性。
1978年4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克思17歲時寫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給了我很大鼓勵。馬克思說：「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一種使我們最有尊嚴的職業；選擇一種建立在我們深信其正確的思想上的職業；選擇一種能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接近共同目標（對於這個目標來說，一切職業只不過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職業。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1]我們的職業理想是當作家。在當時，全社會都沉浸在文學的狂熱中，都願意獻身文學事業。
作者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準考證
文化部有關部門曾收到全國各地作者寄來的文學劇本、小說、詩歌等，大概數量很多，簡單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揀金，也許能發現優秀作品。文化部將這些作品分派到重點大學中文系作初步篩選，提出處理意見。這個辦法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試行，一舉兩得，效果很好。文化部又繼續推廣到其他院校。我們正好上文學評論課，審讀作品可以作為教學實踐的內容。每人都分了好幾個劇本，寫出讀後意見。我小有得意，覺得自己可以審讀別人的作品，離文學夢想越來越近。寫作課還安排我們到廠礦企業進行實地採訪，撰寫通訊稿。我和同學韓異到天津計量檢定所南開分所，採訪張光寅老師的先進事跡，這些活動對我們的寫作幫助很大。
隨著課程的增加，同學們的讀書志趣逐漸疏散開來。宋玉柱老師的現代漢語課程調動起部分同學對現代漢語的興趣，宋老師很會講課，要求極嚴。一段時間，我們整天把「詞性」「句子構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單句」「複句」之類的話放在嘴邊，分析「打得他到處亂跑」的句式結構，看見什麼都像「狀語」。譬如看見賣冰棍的，一個說「大街上有個賣冰棍的」，另一個接著說「這是存現句」。有些問題，老師都難以回答。譬如「我們明天回到北京」，老師說「回」是動詞，「到」是介詞，和「北京」構成介詞結構作補語。同學說「到」後可以加時態助詞「了」，這不變成動詞了嗎？宋玉柱老師說，他從來沒有見過像我們這屆這麼用功的學生。
大三時的劉躍進
我們讀書時，都喜歡佩戴白底紅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開大學」四字是毛主席的題字，「開」的繁體字是「開」。假期到農貿市場買菜，那些亂跑的小孩子還湊近來看校徽，把「開」念成「門」，喃喃自語道：「南門大學。」我心想，管他「南門」還是「南開」，上了大學，就是一種榮光。學校經常請一些名人講學，聽了張庚、孟偉哉、王朝聞、嚴濟慈、于光遠、楊潤身、吳小如、楊志傑等作家、學者的講座，我深切地意識到自己的淺薄，基本上沒有讀過什麼書，無知才無畏。想當作家就是因為自己無知。古代、現代、當代，舉凡優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學養，對歷史、對現實、對人生都有深刻的認識。
南開大學錄取通知書
我過去的閱讀範圍很窄，除魯迅外，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三紅一創」（羅廣斌、楊益言《紅巖》，吳強《紅日》，梁斌《紅旗譜》和柳青《創業史》），還有《高玉寶》《歐陽海之歌》等紅色經典相對熟悉。開學不久，作家梁斌來作報告，談創作《紅旗譜》的經驗；侯寶林講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劉紹棠講思想解放等問題。我在《從作家夢到學者夢》等文中談到：走進校園，遠離社會生活，自感作家夢難以實現，我又做起了學者夢，想做現當代文學研究。為此，還託老鄰居甦醒阿姨找到一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面向社會招聘科研人員的試題，其中現代文學試題是：
一、基礎課以我對現代文學的了解，這些問題似乎不難回答，起碼略知一二。古代文學比較高深，離我很遠。
我對文學概論課也很期待。下鄉前，曾借閱過一本蘇聯人編寫的文學理論教材，一知半解。文藝理論課先由郎保東老師主講，郎老師剛從復旦大學調來，為人熱情，課上課下，互動頻繁，大家都很願意和他交流。後來換了一位年長的老師，不苟言笑，總是津津樂道所謂文學與時代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從概念到概念，沒有多少實際內容。我覺得乏味，就常在課堂上看閒書。最後一堂課，我沒有認真聽課，看《元雜劇選》，被老師發現，不僅沒收了作品選和筆記本，還把我名字記下來，大概被列入了「黑名單」。從此，我對文藝理論便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
1979年春天，我們開始上現代文學課，從五四運動講到「左聯」，一直講到20世紀50年代的文學。我在《黃湖的記憶》等文章中談到：是現當代文學課讓我知道了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的故事。老師不無遺憾地感嘆說，這部作品被批判後，作家就在文壇銷聲匿跡。我後來知道，這位作家真名叫吳小武，一直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做編輯，與我住在同一樓。1969年，團中央幹部下放到河南信陽潢川縣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吳小武第二年就死在農場
[2]。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讓我覺得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一定風險。
開始上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時，我並沒有多少興趣。楊成孚老師、郝志達老師講先秦兩漢文學。楊老師剛從山西大學調到南開大學，腿有殘疾，年紀不大，看起來很威嚴。他對作品很熟，拿著一本油印講義，慢條斯理地講解《詩經》《楚辭》，很多詩句，脫口而出。講著講著，他會突然發問：這本書讀過嗎？那本書翻過嗎？絕大多數同學和我差不多，都沒有看過，甚至沒有聽說過。一次，楊老師說到先秦某一典故，問道：「《墨莊漫錄》看過嗎？」現在知道，宋人筆記中常有關於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的獨到見解，那時當然不知道，紛紛搖頭，覺得這麼有名的書都沒有看過，有點汗顏，只能老老實實地聽講，不敢應付。不過，我雖然敬佩，卻不羨慕。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葉嘉瑩先生回到祖國講學，我們77級、78級是葉先生回國講學的第一批學生。2019年，南開大學舉辦了慶祝葉嘉瑩先生歸國執教40周年大會，我代表老學生發言，大意如下：
四十年前的春天，葉先生來南開執教，我是先生的第一批學生。長期以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比較僵化，多採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葉先生的講座，如春風化雨，讓我對古典文學之美有了一種全新的感知。
王雙啟老師和葉先生是同學，都畢業於輔仁大學，講課風格也與葉先生相近，講到動情處，眼裡常常含著淚花。王老師講唐代文學，總能密切結合社會背景，生動感人。譬如講安史之亂爆發這一年，王維躲進輞川別業，「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高適到西南地區做高官；李白浪跡天涯，離開長安。從安史之亂到大曆初年的20多年間，唐代詩壇為杜甫的光芒所籠罩。王雙啟老師的講座，實際上採用了編年的方法，很有啟發。
郝世峰老師開設李商隱詩歌欣賞課，又向我們展現了另外一種人生體驗。郝老師那一代人，歷經磨難，悲天憫人。他們對於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人生經驗，多有不同尋常的體會。這樣的課，我們都很喜歡，做了詳細的聽課筆記，保留至今。
王達津老師是系裡的元老，大家敬稱他為達老
[3]。他大病初癒，還給我們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專題課。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達老師從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1952年院系調整，他從北京大學調到南開大學任副教授。達老一口京腔京韻，可能年事已高的緣故，音調時高時低，高亢時有聲振林木的穿透力。他系統地講授了《詩大序》《典論·論文》《文賦》《詩品序》以及《文心雕龍》中的《神思》《風骨》《體性》《情採》《物色》《比興》《誇飾》等篇，還有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杜甫《戲為六絕句》、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嚴羽《滄浪詩話·詩辨》、陳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與元九書》等，這些篇章，我當時都背誦下來，反覆揣摩。達老有一篇理論性很強的文章，發表在《南開學報》1956年第2期上，叫《批判王國維文學批評的哲學根據》。他從陳寅恪、繆鉞的評論開始，再回到王國維的自述，比較康德的「唯意志論」、叔本華的「無利害關係論」，從優美和壯美中發現了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原由，並有綜合評析。我認為這是達老最好的文章之一。
大三時，系裡安排我們這屆同學作學年論文，同學們可以自由地選擇指導老師。羅宗強先生是達老的研究生，剛從贛南師範學校調回南開大學，在《南開學報》當編輯。他的《李杜論略》剛剛出版，我讀後特別佩服，就選擇了羅先生作為我的指導老師。
一般情況下，指導老師總是先問想寫什麼，然後具體指導。羅老師與眾不同。他沒有讓我們自選題目，而是根據我們的興趣先到他家補課。我和曲宗生、李瑞山、王緋、王黎雅五人選羅老師做指導教師。曲宗生對詩歌美感情有獨鍾，李瑞山特別喜歡魯迅的《野草》，我受南開大學老師的影響，比較喜歡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為此，羅老師專門為我個人安排了《文心雕龍》輔導。他從《神思》篇講起，大概講了四五篇，主要是點撥式的講授，引導我讀經典。
《文心雕龍·神思》篇描繪文學創作的構思過程，細緻入微，令人神往，我的學年論文就以《神思》篇作為研究對象。我對魯迅的作品比較熟悉，想從魯迅的小說《幸福的家庭》說起，談構思問題。魯迅在這部小說中描寫了一個窮書生總想寫一部小說叫《幸福的家庭》，他就想像幸福的家庭該怎麼寫。結果一到寫作，就傳來他老婆的聲音：「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還有孩子的哭聲：「走出外間，開了風門，聞得一陣煤油氣。孩子就躺倒在門的右邊，臉向著地，一見他，便哇地哭出來了。」老是這種家庭瑣事，《幸福的家庭》沒寫成。我就想通過這個故事，試圖把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聯繫起來，談談創作構思問題。寒假期間，我全力以赴撰寫論文，一氣呵成，比較順暢，自我感覺還不錯。新學期開學，我就興衝衝地遞交了論文初稿，等待老師的表揚。
過了大約一周，羅老師把我叫到家裡，出乎意料地批評了我一頓。第一，羅老師說我態度不認真，字跡潦草，還有很多錯字。下次交稿，必須認真謄抄，一絲不苟。第二，對古代經典作品，一定要認真研讀，準確理解，然後再發表自己的意見。第三，寫文章不能隨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確的主題，嚴密的邏輯。我本來期待著表揚，卻招致批評，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事後回味老師的批評，覺得句句在理。經過反覆思考，我把學年論文題目確定為討論「虛靜說」，推翻了原來的思路，認真修改了一遍。羅老師肯定了選題，說：「你的思想很活躍，有新意，注意到了他人未注意到的一個問題。文字也流暢。」又說，「虛靜能不能包括神思論題的全部？能否把神思所涉及的問題都歸在虛靜的論題下論述？如想從虛靜論神思，似應論虛靜在神思中的意義，不應以虛靜取代神思。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我釋劉勰，而不是劉勰釋我。」羅老師把論文退還給我，要求我用正楷再抄寫一遍，特別指出：從事學術論文的寫作，最重要的是認真的態度，嚴謹的精神。這篇論文前前後後改了五稿，以為可以定稿了，沒有想到羅老師在第五稿上又逐字逐句作了很多修改，在給予肯定的同時，仍然指出了一些問題，要求我在正式上交系裡之前，再作修訂、謄抄。初稿上萬字，經過反覆修改推敲，刪除可有可無的字詞，最後還剩下5000字。我在給羅老師交上第六稿的時候，附上了一段話：「當我把這份稿子交給您的時候，我心情是很不安的。本來還有一些問題想向您請教，可是，我實在不忍心再佔用您寶貴的時間了。兩個多月來，您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審閱我的稿子，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它，我受到了極大的教育。我以前從未寫過這類文章，所以開始我也沒有經過慎重思考，草草動筆，更不能原諒自己的是，我居然還把這樣的廢品拿給您看，浪費了您那麼多寶貴的時間。至今想來，後悔萬分。記得您看完我的草稿後，向我講了許多道理，於是我決心重新認真完成這次學年論文的寫作。從初稿到最後一稿，前後六易其稿。在寫作過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基礎實在薄弱，也很苦惱。論文雖然完成，自己卻不滿意。我知道在短時間內想在學業上有很大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您的指點下，兩個月以來的寫作，我卻得到一個最大的收穫，那就是，我必須先要端正自己的治學態度。」
4月的某一天，羅老師把我們五人召集到一起，作了學年論文寫作小結。那天，他還為我們幾個人講唐詩，仰望盛唐星空，理解盛唐氣象。羅老師指導我們讀書，特別注意歷史節點、重要事件。譬如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當時作家們都在哪裡？他們對那場巨變持什麼樣的態度？哪些作品有所反映？這就需要研究者對他們的作品作精細的編年考證，把不同作家的活動放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比較，看出他們對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態度，體會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意蘊，這一席話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後來撰寫作家年譜、編纂文學編年史，就與羅老師的這段指導有關。我做沈約年譜時，向羅老師請教，羅老師來信說：「論文選題，我以為很好。特別是事跡編年，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我常常想，許多作品，離開具體環境、心境，是很難了解真實含義的。事跡編年在這裡就顯示出重要性了。不過，如果在編年中不僅注意一人一事，還注意一些牽連到許多作家的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各人的地位、處境、心境，這些均瞭然心中，則那事跡編年，自會繁簡得體，於後來研究者有用。」羅先生時時強調要「注意一些牽連到許多作家的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各人的地位、處境、心境」等問題，就是告誡我不要陷入繁瑣的資料中，要因小見大。那天，他動情地對我們說：「我已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與你們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們。」接著老師針對我們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具體地分析了寫作方面的問題。羅老師說我這次學年論文進步很大。文章分為三大部分，邏輯線索清晰，每段說什麼，很明確。當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文章深度不夠，比如對老莊的「虛靜」說和劉勰的「虛靜」說的關係分析不夠。這當然與學力有關。就學年論文做到這一步，已是相當滿意了。他還說，我的論文的最大長處是選擇的角度很好，甚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給的成績是優。那年春夏之交，中文系組織第一屆學生學術論文討論會，羅老師推薦李瑞山、曲宗生和我的論文參加會議。羅老師寫了如下推薦意見：「本文從一個較新的角度闡述了《文心雕龍·神思》篇，言之成理，推理亦較為嚴密，文字簡潔。建議參加學生論文報告會。」那年6月6日，系裡舉辦論文頒獎大會，一等獎5人，二等獎10人。李瑞山的《〈野草〉的精神特質與美學風格》獲得一等獎，曲宗生《談詩美》和我的《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讀〈文心雕龍·神思〉篇札記》，並獲二等獎。那年11月，獲獎論文結集成冊。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變成鉛字，賞心悅目，獲得極大鼓勵。
我的畢業論文由王達津老師指導，論文題目是《論鍾嶸的「自然英旨」說》。我當時的理解，「自然」與「直尋」有關，「英旨」與「滋味」相連，然後鋪衍成文。看似言而有據，其實只是邏輯上的推理，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回過頭來看我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最大的問題是與時代、與作品相脫節。這兩篇論文對我的意義，就是培養了我對論文寫作的初步感知。
南開大學中文系77級畢業照
孫昌武老師的《唐代古文運動》是我們班的最後一門選修課。最後一堂課結束，我們就要走出南開，走向社會。那堂課，我們心裡都酸酸的，有一種不舍的感覺。孫老師結合自己的苦難經歷對大家說，「文革」期間，很多人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等到明白過來時，已經落伍，很難追趕上來。因此，人生成敗往往就在一念之間。這一席話給我強烈震撼。我當時就下定決心，無論將來發生怎樣的變化，絕不放棄對學術理想的追求。
二在我看來，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考上研究生，繼續深造，自是不二選擇。1981年夏秋，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目錄公布，達老招收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研究生。我自以為背誦了許多古代詩歌和批評史名篇，論文寫作也得到達老和羅老師的首肯，考上研究生應當不成問題。考試結果卻完全出乎意料，我名落孫山。事後想想也不奇怪。此前，研究生考試均由各校自己命題。這次考試，外語、政治，全國首次統考。「文革」期間，我就讀的北京三裡屯二中開過英語、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等外語課，有什麼師資，就開什麼外語課，沒有一定之規。我們那屆趕上學德語。我上大學以後才接觸英語，沒有自己的教材，拿著小半導體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英語教學節目。英語不過關，也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我曾誤以為文藝理論最簡單，只需要「思想」，不必死記硬背，結果出乎意料，也折戟沉沙。郝世峰主任、羅宗強老師都極力向學校推薦我，也無法改變失敗的結果。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下屬的文史教研組，主要任務是給全校開設選修課，屬於素質教育工作。我給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做一個純粹的學者，在清華大學教大學語文，實在心有不甘。到清華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我就跟教研組主任張正權申請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吳文治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在我的軟磨硬泡下，張老師被迫同意在報考表上簽字。到學校人事處蓋章時，我的報告被打了回來。按照學校規定，新入職者必須工作兩年以上才有資格繼續深造。說到這裡，我又想到6年後的1988年，我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遇到同樣問題。當時剛評上講師，人事處師資科說，需要工作兩年才能報考，否則取消講師資格。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又求救於張正權老師，希望保留講師資格，張老師說：「你提講師，學校說你在外讀碩士，本來沒有通過，我已經大鬧過師資科，不好再說什麼。你偷偷去報考吧。」後來辦理離職手續，需要加蓋8個公章，最後在人事處又被卡住，說我沒有事先得到人事處同意，就是不給蓋章。還是張正權老師與他們交涉，才放我走。當然，這是後話。張老師業已離開我們多年，我很感念他。
初次報考南開大學研究生失利，到清華大學工作後，連報名的資格都沒有，我深感前途渺茫。在我最孤獨的時候，經常給羅宗強老師寫信求教，羅老師每信必回。他鼓勵我說：「你的條件很好，可為進一步研究作些計劃，這是很難得的，實大有可為，千祈珍惜。你系統讀書，這很好。我想，有兩種辦法，一是先從古至今，大致讀一遍，有個印象，然後再從主攻方向深讀。一是一開始就找一段精讀。所謂大致讀一遍，是指各朝主要作家全集找來粗讀一遍，同時讀當時史書，明白其活動時代與其創作特點。所謂精讀，就是帶研究性，一個作家一個作家來，大致作這樣幾個工作：版本、辨偽、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譜），思考若干問題。這兩種方法，都需要積以時日。我想，你或者以第一種較合適，不知你以為如何。太早專並不好。理論很重要，知識面很重要。我們千萬不要再走皓首窮經的老路。工夫要紮實，但忌鑽牛角尖，為一個字、一篇作品搞三年五年。思想還是開闊些好。」羅老師一直主張做學問不要鑽牛角尖，視野一定要開闊。羅老師的教誨，我一直奉為圭臬。
文史教研組是新成立的機構，需要購置一些圖書，於是在閻秀芝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每周都可以租個小麵包車進城買書，由我來挑選。我跟著教研室主任就到琉璃廠、王府井書店這幾個地方，只要感興趣的就買，買來我先看。凡是跟古字沾邊的書我儘量買，近水樓臺先得「閱」。《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初學記》《藝文類聚》《括地誌》《元豐九域志》《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註疏》《歷代職官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及歷代詩文集如《王右丞集》《韓昌黎文集校注》《柳宗元集》《白居易集》《元稹集》《李賀詩集》《玉溪生詩集箋注》《溫飛卿集箋注》等，還有文言小說如《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等也都通讀。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趙翼《廿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讀書筆記，雖然讀不懂，也拿來翻翻。《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與美學》《高爾基論文學》《魯迅全集》《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等經典著作，也多有翻閱。到圖書館借書，也首先借閱跟古字沾邊的書，看過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汪闢疆《目錄學研究》、劉紀澤《目錄學概論》、張之洞《書目答問》、周貞亮《書目舉要》、陳垣《校勘學釋例》、郭紹虞《陶集考》、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錢基博《版本通義》等，都留下較深印象。
剛到清華大學那段時間，獨學無友，我便定期到北京大學旁聽有興趣的課程。教研組李潤海老師介紹我聽葉朗先生的中國美學史課、張少康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課；趙立生老師介紹我聽陳貽焮先生的杜甫研究課，還有袁行霈先生的陶淵明研究課等。我很崇拜學術界的名師，周振甫先生介紹我認識中華書局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趙立生老師陪我看望廖仲安先生、呂俊華先生，呂維老師向我介紹她過去在北京文物局工作的老同事魏隱儒先生
[4]，推薦我看魏先生的《古籍版本鑑定叢談》（1978年山西省圖書館內部印刷），讓我大開眼界。當時，魏先生負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集部鑑定工作，清華大學圖書館上報了四五千種善本書，魏先生每周都來清華大學圖書館看書，核查每種善本書的款識、藏章、紙張、字體等，推斷刻書年代，隨時做筆記，非常勤奮。我追隨其後，觀風望氣，略知清華大學古籍收藏的特色。
1984年5月，達老來清華大學查詢圖書，注意到《全宋詩話》，還有王懋輯《寄生齋閒錄》、毛晉輯《群芳清玩》《詩中畫》等，很有興趣。達老告訴我，叢書中往往保存很多珍貴資料，譬如「峭帆樓叢書」有詩話多種，「觀自得齋叢書」有《梅村詩話》，「花雨樓叢鈔」有《初月樓論文》，「玉津閣叢書」有《夢痕館詩話》《歲寒堂詩話》等。達老知道我報考杭州大學碩士研究生，提醒我說，杭州大學擬整理陳漢章的著作，清華大學有《綴學堂叢稿》《婦人集注》等，值得注意。嚴嵩的《直廬稿》，達老說書品極好，應當是其炙手可熱的時候刻印的。那些日子，我幾乎天天泡在圖書館古籍書庫，與古書為伴，饒有興趣地翻閱布滿灰塵的古籍。經達老指點，我似乎明白了一點閱讀古書的門道。
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我曾選修單柳溪老師主講的工具書檢索法課程（後來講義出版改名《中國文獻學手冊》），說實在話，不很喜歡。在亂翻書的過程當中，我感到這種漫無目的的讀書就像狗熊掰棒子，留不住。於是就開始琢磨別人是如何讀書，研究前輩學者的治學經驗。王梓坤著《科學發現縱橫談》、張舜徽著《中國文獻學》、賃常彬編《魯迅治學淺探》、浙江日報社編《學人談治學》、北京師範大學編《勵耘書屋問學記》以及嶽麓書社出版的《文史哲學者治學談》等是我最愛讀的幾部書，不斷翻閱，有如饑渴，通宵達旦，也毫無倦意。我常感嘆，讀一本好書，猶如咀嚼甜美的食物，令人愛不釋手。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趙仲邑《校勘學史略》、趙振鐸《古代文獻知識》、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李宗鄴《中國歷史要籍介紹》等也是很有用的書，我曾做過詳細筆記。80年代，《晉陽學刊》《文史知識》等雜誌都專闢治學談欄目，我每期必看。鄭逸梅《藝林散葉》常有介紹學者治學的文字，如「呂思勉治史學」一則，令我印象深刻。30多年後，我的著作《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獲得第四屆思勉原創獎，與有榮焉，也自感淵源有自。前輩學者治學領域或有不同，但都強調要有文獻學的基本功。什麼叫基本功，原來就是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等傳統小學知識。魯迅治學強調從目錄學入手，鼓勵理論探索，注重資料長編。陳垣先生也強調目錄學、校勘學的重要性，廣泛收集資料，不要輕易下結論；強調學習《日知錄》的文法，不要學習韓柳文章等，都深受教益，很有啟發。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說：「有許多歷史上的事情，原來是一件件地分開著，看不出什麼道理；若是一件件地排比起來，意義就很大了。」「要把許多似乎很不要緊的事情聯合起來，加以研究。」讀這些書，仿佛聆聽這些學術大家們娓娓述說著他們的治學經驗，仿佛看到自己的奮鬥目標。
除傳統小學知識，清華大學馬列教研室的劉桂生老師經常向我傳授治史的四把鑰匙，即：目錄學、歷代職官、歷代年表、地理方志。劉桂生老師是清華大學院系調整前最後一批歷史系的畢業生，後來一直做近代史研究，很有學問。在報考杭州大學研究生前後，劉桂生老師還指導我複習要點，推薦我讀錢穆的《國史大綱》，那是我第一次讀錢穆先生的著作。
錢遜教授是教研組的領導，送我他父親錢穆所著《中國文學講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推薦閱讀錢穆論學著述《學》。我系統地閱讀錢穆先生的著作，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錢穆《九十三歲答某雜誌問》說：「我生平做學問，可說最不敢愛時髦或出風頭，不敢仰慕追隨時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從其所好而已。……世局有變，時代亦在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變，時髦的亦就不時髦了。所以不學時髦的人，可不求一時群眾所謂的成功，但在他亦無所謂失敗。」這種獨樂孤往的治學理念，值得學習。
我要報考杭州大學古籍整理專業碩士研究生，錢遜老師介紹我認識錢婉約女士，她正在北京大學讀古文獻專業三年級。我從她那裡找到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1982年和1983年的兩套考題。如第一份試題：
一、簡釋下列名稱術語第二份試題也大致類似。如第一部分是名稱術語簡釋，第二是簡要回答問題，第三是論《隋書·經籍志》和《漢書·藝文志》的比較，第四是今傳《尚書》存在的問題等，第五是古書文字致誤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我以前沒有學過文獻學的課程，這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古文獻專業的相關知識。
我的同事馬相武介紹我認識了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金開誠、費振剛、嚴紹璗老師。嚴老師還重點介紹了杭州大學古籍所情況，古籍所是獨立單位，所長姜亮夫，具體負責人是平慧善老師。平老師是我最早認識的杭大老師，在之後的學習中，平老師給了我很多的幫助。
三工作兩年以後，我終於獲得報考研究生的資格，正逢杭州大學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託招收第一屆古籍整理專業研究生班，學制兩年，畢業後寫論文，再回來答辯，在高校工作的老師可以不變動人事關係。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起碼可以留住北京戶口。讀大學伊始，我在圖書館書架上瞥見過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賦校注》，紙張發黃，落滿塵土，我還以為作者是清朝人呢。後來知道姜亮夫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學者，居然還在招生，怎能不欣喜若狂。
作者1984年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準考證
作者研究生入學通知書
開學典禮上，姜亮夫先生向我們講述了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梁啓超先生贈送的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姜先生是梁啓超的學生，梁啓超又是康有為的弟子，故稱「南海聖人再傳弟子」。王國維繫宣統朝南書房行走，是溥儀的老師，故曰「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我們是姜先生的弟子，按輩分，應當是清華學堂諸導師的三傳弟子。姜先生特別強調兩點：一是準備吃苦，實事求是地治學；二是團結一致，為共同的目標而學習。姜老擬定的教學大綱：
一、必修課：文字學（以《說文》為基礎）、音韻學（以《廣韻》為基礎）、訓詁學（以《爾雅義疏》為基礎）、文獻學（以《文獻通考敘》為基礎）、目錄學（以《漢書·藝文志》為基礎）、版本學、校讎學（以《通志·校讎略》《校讎通義》為基礎）。在我的求學過程中，在杭州大學古籍所讀研的兩年至關重要，完全改變了我的讀書觀念。大千世界，圖書無限。一個人終其一生，也讀不了多少書，關鍵是如何讀。這就需要掌握讀書方法。蔣禮鴻先生的《目錄學與工具書》倡導一種「讀書有限偷懶法」，就是要充分掌握目錄學知識，在書海中自由航行。我在《跂予望之》小引中說，在杭州大學，姜亮夫先生講治學體會，講清華學校往事；沈文倬先生講校勘學；劉操南先生講《詩經》與天文歷算；雪克先生講《漢書·藝文志》與目錄學；郭在貽先生講《說文解字》與訓詁學；張金泉先生講《廣韻》與音韻學；平慧善先生負責協調安排……在人情浮競中，我感受到一種超脫的寧靜與學術的堅守。莊子說：「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大約就是這種境界。這種境界的核心就是放棄功利目的，通過有計劃的閱讀，掌握相關領域知識。即便是做文學研究，也要明白功夫在詩外的道理。姜老在培養方案中說得很清楚，舉辦古籍整理專業研究生班，不是要培養電線桿子式的專家，而是粗通中國文化的學人。聽蔣禮鴻、郭在貽先生講訓詁學感受很深。我們看相關著作，動輒段玉裁如何說，王念孫如何說，就是沒有自己的說法。蔣禮鴻、郭在貽先生，多是自己如何說。郭在貽先生的《唐詩異文釋例》針對中華書局校點本《全唐詩》的異文處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明近代漢語知識對古籍整理的重要性。用現在時髦的話說，這才是硬核學問，不服不行。
杭州大學古籍所1984級研究生和老師們合影。前排左起：張金泉、郭在貽、平慧善、姜亮夫、徐規、劉操南、王榮初，後排左起第八位為本文作者
選擇碩士論文題目，頗費周折。最初，通過復旦大學王繼權老師的介紹，我與黃山書社胡士萼先生聯繫，想整理一部皖人集子。雖然沒有做成，也藉機了解了古代安徽作家的情況。我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看到一部戴名世的《憂庵集》抄本，中華書局出版的《戴名世集》裡沒有收錄。查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有戴名世《憂患集偶鈔》不分卷，與《孑遺錄》一卷合刻，康熙寶翰樓刻本。又查蔣元卿《皖人書錄》，安徽省圖書館亦有收藏，我給蔣先生寫信求教，蔣先生給我回信介紹此書情況。《皖人書錄》著錄的是手稿，我覺得未必是定論，於是撰寫了《極摹世事炎涼 曲盡人情變態——從〈憂庵集〉窺探戴名世晚年心態》，發表在《江淮論壇》1994年第1期上。
在清華大學翻閱資料的時候，我又發現了呂天成的《曲品》，那個本子是乾隆年間楊志鴻的抄本，與《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錄的《曲品》差異很多。我把全文抄錄下來，根據不同的本子進行比對，草擬了《通行本〈曲品〉校補》，得到沈文倬先生的首肯，發表在古籍所論文集《文史新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準備以清華大學藏鈔本《曲品》作為碩士論文題目。後來了解到吳新雷、吳書蔭等前輩都曾有過專題論文，吳書蔭先生還有《曲品校注》。我學養不夠，知難而退。
浙江古籍出版社計劃整理朱駿聲及其後人遺著，郭在貽先生認為可以選取一本整理出來。此後一段時間，我泡在浙江省圖書館，除查閱《吳縣誌》外，還讀到朱師轍編《吳郡朱氏兩代遺著書目》，並附有自己的著述目錄。由此確知三代人分別號石隱、半隱、充隱。故此，王季思先生給他們的文集取名《三隱堂文集》。我初步擬作《三隱堂著述匯考》，爭取將朱氏三代著述全部瀏覽一遍。我先撰寫了《朱駿聲著目述略》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上。經郭在貽先生介紹，我拜訪了許嘉璐教授，他告訴我他的學生也在做這個選題，勸我放棄。
在杭州大學，陳橋驛先生給我們開《水經注》專題課，介紹《水經注》的版本和研究現狀，涉及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知識，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由袁英光、劉寅生整理的王國維《水經注校》，我在校讀過程中發現整理本問題較多，覺得是個可以著力探討的問題，就向指導教師郭在貽先生求教。郭先生建議我從校勘學入手，作客觀比對，並由此生發開去，討論一下整理古籍的一些規律性問題。在郭先生的指導下，我撰寫了《關於〈水經注校〉的評價與整理問題》一文，並以此申請文學碩士學位。碩士學位答辯委員會由祝鴻熹老師任主席，郭在貽先生和張金泉、雪克、崔富章等老師為答辯委員會委員。
前排左起：郭在貽、雪克、平慧善、徐規、姜亮夫、沈文倬、劉操南、王榮初，後排左起第三位為本文作者
碩士畢業後，我向羅宗強老師匯報學習情況，說自己如果不到杭州讀書，就不知世間學問之大。王國維說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一個學者能有望盡天涯路的眼界，並非易事。羅老師說，現在很多教授還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為自己寫了幾本書就是專家。他看了我的論文，說我在杭州大學確實學到了治學的本領，親自推薦發表在《南開文學研究（1987）》（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羅老師還進一步為我規劃治學方向，他說：「學古籍整理，不是將來一輩子幹這一項工作。從你的性格特點、才思特點看，都不宜終身幹這一行。學了這門知識，是為打一紮實之國學底子，以祈將來在文學研究上有大成就。」
1986年，清華大學恢復文科建制，成立了中文系，聘請傅璇琮先生任兼職教授。我有機會多向傅先生求教。傅璇琮、蔡義江先生在中文系聽取年輕人匯報工作。我提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張潮《友聲新集》，收錄很多清人書信，包括孔尚任的8封信。忽憶《文史》曾發表劉輝先生論張潮《友聲初集》及《尺牘偶存》的文章，似未涉及《新集》，就說自己很想做清華大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傅先生深表贊同。我用了兩周時間，把清華大學善本書目油印本全部抄錄下來，又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線索，將清華大學所藏孤本、稀見本書目摘錄出來，約有400多種，利用一切機會逐一翻閱，作了大量讀書筆記。後來還雄心勃勃地計劃編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未刊序跋輯要》和《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敘略》。
傅先生知道我研究沈約，又熱情地寫了一封推薦信，讓我與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建立聯繫，方便求教。1986年秋天，我第一次到文學所拜見曹、沈二位先生，匯報自己研讀南朝五史時發現的一些問題，沈先生特別興奮，說聽了我的話，猶如空谷足音，好多年沒有聽到年輕人關注這些問題了，大有「吾道不孤」之感。我後來知道，曹、沈二位先生整理編輯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家大辭典》，並繼續著手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編年史》，正在一一比對史料，撰寫札記，就是後來出版的《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華書局2003年版）。沈先生聽說我擬做沈約研究，非常讚賞，說：「你研究我的本家，太好了！」他還建議我報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第一批博士授予權資格，曹道衡先生被評為博導，可以招生，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1987年年初，沈先生告訴我，由於種種原因，曹先生指導博士生的名額被擠佔了。那一年，我的希望落空，但是有曹、沈二位先生的鼓勵，我終於把沈約年譜編完。1988年繼續報考，如願考入曹道衡先生門下。討論選題時，我這個北方人作南朝文學研究，南方同學吳先寧做北朝文學研究。最初的題目是《沈約與永明文學研究》，沈先生認為這題目過長，不如《永明文學研究》明了，可以把沈約研究成果作為附錄。論文寫作很順利，每完成一章，就先請曹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認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我修改謄抄後，再給沈先生看，沈先生是老編輯，特別注意行文的明快流暢，經過他的修改，文字順暢多了。論文寫作就像流水作業，一氣呵成。博士論文答辯也很順利，答辯委員會主席是程毅中先生，委員有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以及鄧紹基、袁行霈、陳鐵民、葛曉音等老師。後經劉世德先生推薦，以這部博士論文為雛形的《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列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1996年出版。我在後記中寫道：「這部小書，寫作時間前後加起來，不過兩年，但是基礎工作卻準備了十餘年的時間。幸運的是，我遊學南北，數從名師。他們從材料的甄別、論點的推敲、行文的斟酌、書寫的格式，甚至標點符號的運用等，給予我許多具體的指導，披隙導竅，發蒙解惑，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並初步摸索到了一點治學的門徑。這部小書實際凝聚了許多學者的心血，這是我永遠也不能忘懷的。在商品大潮的猛烈衝擊下，實用哲學成為當今主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的學者夢之所以還在支撐著，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徹底破滅，導師們的諄諄教誨和甘於寂寞的敬業精神，是我至今得以恪守信念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的作家夢已經永遠地留在了貧瘠的山鄉，但願我的學者夢能在清貧的學苑裡繼續做下去。」
作者1988年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準考證
我很感謝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做過遊國恩先生的助手。曹先生曾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師從童書業先生，對《左傳》等經書下過苦功。1950年考上北京大學又跳了一級，1953年畢業，先被分配到中央文學研究所，也就是現在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曹先生覺得那是培養作家的地方，他想做學問，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的時候，他就申請調過來，成為文學所的元老。沈玉成和傅璇琮先生一起做遊國恩先生的助手，熟悉先秦兩漢文獻。他們後來都被打成「右派」，被迫離開北京大學，傅先生到中華書局當編輯，沈先生一路顛簸，輾轉多處。1985年，文學所編撰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餘冠英先生把他調到文學所參與編寫工作。
作者與曹道衡（中）、沈玉成（左）二位先生合影
從上述經歷可以看出，曹、沈二位先生最初都研究先秦文學，由於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被安排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開闢一片天地。沈先生極富才情，能寫一手漂亮的小楷。曹先生看似話不多，邏輯思辨能力極強。曹、沈二位先生走到一起，可謂因緣際遇，珠聯璧合，成就了一段學術合作的佳話。
四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每一步都離不開老師的指導。在學校有老師面授知識，離開學校有目錄學作引導。更何況，三人行，必有吾師焉。老師無處不在，老師永遠相伴。
1982年年初，我也忝為專職教師，教過本科生，帶過碩士生，至今還在指導博士研究生，慢慢理解了教師工作的意義。
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的老師有不同的專業背景，文、史、哲、政、經等都有。作為應屆畢業生，我最早到清華大學報到，隨後又有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的宿志丕老師。她是著名考古學家宿白教授的女公子，有家學淵源。她講歷史，我講文學。我心裡沒底兒，第一次講課很緊張，準備了兩節課的內容，一節課多一點的時間就講完了。我語速快，又緊張，在講臺上來回走。學生們說，我的講課就像打機關槍，太快了；在臺上走來走去，像籠子裡的狼一樣。好在清華大學開設的是全校本科生的選修課，對於講課內容，沒有硬性要求，愛怎麼講就怎麼講。這就給我們提供了鍛鍊的機會，留下了發揮的空間。
講課是一門藝術。我沒有經過教育學、心理學的訓練，只能在教學實踐中摸索。以後講座，聽眾的層次、需求多有不同，我特別注意與聽眾的互動，關注他們的每一點變化，譬如聽眾的眼神、無意的哈欠、輕微的動作，可能都與你的講授有關，如果必要，就需及時調整思路，否則很可能失控。講課有點像說相聲，什麼地方該丟「包袱」，自己心裡要有數。這就要求每節課都要有別具會心的東西，讓聽眾眼前一亮。我在清華大學講授10年，每學期末，都會有問卷調查，總結經驗教訓。
在南開大學受到葉嘉瑩先生、王雙啟先生、郝世峰先生的薰陶，我略知如何欣賞美文，講授詩歌時，儘量做比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對比中，努力找到詩歌的妙處，要比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的講授，效果好很多。我特別感謝趙立生老師。最初他讓我在他的課程中穿插著試講幾次，後來，我們還分別開設古典詩歌欣賞課。當時規定，選修課兩周之後可以調換。開始，選修趙老師課的人多，可惜他的河南口音太重，兩周後，很多同學轉到我這裡。趙老師不無幽默地說，帶出徒弟餓死師傅。據各方面反映，我在清華大學講課效果還不錯，每次課都有上百人，最多的時候達到800人，在清華大學主樓後廳，最後一排學生拿著望遠鏡來上我的課。漸漸地，我在清華大學講臺上逐漸站穩了腳跟。1998年，我的講義以《賦到滄桑》為書名，交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在後記中寫道：
1982年開始在清華大學上文學課，當時抱著兩個現實目的，一是擴大同學們的知識面，二是增強同學們的愛國感。其實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把傳統文化的根留在同學們的心中。這願望當然是美好的，但是後來發現，倘若過分拘於這兩個現實目的，同學們會很反感，以為你又在搞老一套，傳經布道。2000年，清華大學音像出版社給我做了32講的錄像，公開出版。
碩士生教育對我來說是個難題。碩士生剛脫離本科教育，相關知識不具備，基本方法不了解，培養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按照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的教學模式，碩士研究生教育只是專業基礎教育，需要儘可能多地開設一些與中國文化相關的重要課程，開拓視野。杭大古籍所給我們開了20多門課，還可以到中文系去旁聽其他老師的課。白天課時不夠，晚上還要加課。確定指導老師，我們可以向老師求教。而今，專業劃分越來越細，我個人沒有能力開設很多課程，只能指導他們閱讀相關文獻，遠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擔心誤人子弟，我只帶過一屆碩士研究生，也不招收海外學生。
1991年劉躍進獲博士學位
博士研究生教育有兩種，批量培養方式比較常見。一個老師帶好幾個學生，大陸的、臺港澳的，還有國外的，老師甚至叫不上學生的名字。另外一種方式是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辦法，薰陶感染。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就是這樣指導的，文學所老師指導博士生，大都採用這種辦法。那時，研究生名額少，一屆畢業後才能繼續招收，老師也認真。我更喜歡師傅帶徒弟的方式。1995年冬，沈玉成先生突然去世，先唐文學研究的指導老師失去一員大將。文學所考慮將先唐文學分為兩個階段招生，一是先秦兩漢文學，二是魏晉南北朝文學。這兩個方向均由曹道衡先生負責。曹先生非常認真，起草了《先秦兩漢文學博士生培養計劃》：
一、必修課曹道衡先生《先秦兩漢文學博士生培養計劃》手稿
這份培養方案，與姜亮夫先生擬定的方案相比較，有不少相通的地方，都強調通識的重要性，又注重基本典籍的細讀。錢穆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中指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必於其文化之全體系中求之。」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用「史網」來概括。我們常說，古典連接現實，文學就是人生。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有多複雜，文學就有多複雜。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就是人學；關注人，就必須關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等。讀懂文學，首先要讀懂作者的人生，還要進入歷史現場，深入了解作者所處的社會。由此看來，文學研究，廣大無邊。
現在博士研究生名額比過去多了不少，我覺得沒有必要人人都要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通過三年的專業學習，我們的學生真正了解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有所益處。開卷有益，沒有白費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閱讀，要有積累，不能有太強的功利目的。當然，如果立志問學，那就要選擇正確的方法。黃侃說：「凡古今名人學術之成，皆由辛苦，鮮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錯路而已。」為避免走錯路，就必須放棄狹隘的專業束縛，從傳統文獻學入手，強調問題意識，避免任何花裡胡哨的選題。
這裡，我還想重申一下資料編纂工作的重要性。
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學概論》中說：「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文的書全部著錄。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曲錄》，把宋元所有的戲曲抄錄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什麼東西。……他的《宋元戲曲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為不可磨滅的著作。因為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事實上，姜先生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研究《楚辭》，而有《楚辭書目五種》；研究敦煌學，而有《瀛涯敦煌韻輯》《莫高窟年表》；研究歷史，而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這樣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礎上而能有所發展。
事實上，好的工具書或資料長編，本身就是研究成果。嚴耕望先生的學術論著，多是有深度的資料長編。我曾拜訪過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芮效衛教授，他把《金瓶梅》視為明代百科全書，舉凡相關資料，分門別類，分裝在不同的卡片櫃中。他的資料櫃就像中藥鋪子的藥匣子，與《金瓶梅》相關的衣食住行、市井風情、文化掌故、歷史事件等海量資料，無所不包。根據選題需要，隨時調閱不同的資料。無論什麼樣的資料長編，都要儘量做到竭澤而漁。表面看，這是一個慢功夫，但這項工作又必不可少。
總之，研究一本書，就要從這部書的流傳版本做起，繼而掌握作者的全部資料，最終要關注到作者的時代。同樣，研究一位作家，要從他的年譜、交遊考證做起，熟讀他的全部著作，最終還是要關注他所處的時代。研究一個命題、一個專題，也是如此，都要從資料的收集、整理入手。系統整理資料，可以有助於我們走進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中，也有助於我們從細枝末節中發現歷史的某些面相。有的時候，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歷史細節裡。我在《多元文化的融匯與三輔文人群體的形成》（《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3期）、《賈誼的時代與賈誼的文學》（《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等文中，通過資料的系統梳理，分析了呂不韋組織編寫《呂氏春秋》的「大義」與賈誼撰寫《新書》所蘊含的遠大抱負，都是從歷史細節中找到進一步研討的線索。
如果沒有這些資料支撐，只是匯總各類知識，四平八穩，充其量是平庸的教材。真正有價值的教材，作者一定是學有專攻的學者，其內容能反映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現在有些專著，往往連概論都不如，只是依據既有的知識，預想一個題目，然後利用現代手段收集相關資料，拼湊成書。這樣的成果，或許能給作者帶來一定好處，對學術界來講，幾乎沒有借鑑意義。
當然，做地毯式的資料收集，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研究或許可以做到，研究明清文學，就比較困難了。因此，如何收集整理資料，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時段，自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不能一概而論。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種有效的整理資料的方法。這是我在南開大學、杭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讀書時，老師們傳授給我的最重要的學術方法。
韓愈《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甫《戲為六絕句》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在我過去40多年的求學經歷中，老師們的影響既廣且深。他們不僅傳道、授業、解惑，那種堅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更是激勵我不斷前行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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