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金堅敏： 東京灣服務業創新值得借鑑 工業網際網路時代日本將釋放潛能
摘要
【金堅敏：東京灣服務業創新值得借鑑 工業網際網路時代日本將釋放潛能】儘管最近十幾年日本在新經濟、數字經濟上與中國的差距不斷擴大，但在金堅敏看來，日本強大的傳統製造業網絡為其在產業物聯網賦能，隨著網際網路發展逐漸從消費物聯網過渡到產業物聯網，日本的潛能將能夠得到釋放。（21世紀經濟報導）
儘管最近十幾年日本在新經濟、數字經濟上與中國的差距不斷擴大，但在金堅敏看來，日本強大的傳統製造業網絡為其在產業物聯網賦能，隨著網際網路發展逐漸從消費物聯網過渡到產業物聯網，日本的潛能將能夠得到釋放。
日本過去幾十年的創新與產業的發展息息相關，並有不少創新餘澤至今。一個印證是，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吉野彰因「為鋰電池的發展所作的貢獻」而獲獎，中村修二等人在2014年因發明了高效的藍色發光二極體(LED)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些日本學者在產業創新中貢獻匪淺。
實際上自2000年至今19個年頭裡，已有19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這讓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實現大半。這些創新都集中在日本經濟發展的活躍時期。
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金堅敏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時表示，「日本的創新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非常活躍，並且至今還在全球範圍內廣泛使用，但隨著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創新的發展逐漸放緩」。
在金堅敏看來，日本的創新隨產業變遷不斷發生變化，近幾年服務業方面的創新發展很快，尤其是東京灣區在服務業領域的創新值得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產業借鑑。
此外，儘管最近十幾年日本在新經濟、數字經濟上與中國的差距不斷擴大，但在金堅敏看來，日本強大的傳統製造業網絡為其在產業物聯網賦能，隨著網際網路發展逐漸從消費物聯網過渡到產業物聯網，日本的潛能將能夠得到釋放。
創新圍繞產業發展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GII)》顯示，按城市圈劃分，京濱工業帶(東京和橫濱都市圈)在科技城市群當中蟬聯第一。創新並非一蹴而就，在這背後是產業不斷變遷，以及日本的學術、企業資源不斷向東京灣區的聚集。
在1956年日本國會制定了首都圈整備法後，日本的人口和產業迅速向首都圈集中，憑藉東京港、橫濱港和川崎港等優良港口的優勢，以及密集的鐵路、公路，港口經濟為實體產業發展提供便利。
金堅敏援引研究數據稱，目前日本總共有大學780所，在東京灣區就有225所，佔比29%。此外，東京灣區學術研究機構數量佔日本全國的40%左右，研究人員數更是超過60%，人才和創新資源的聚集使得東京灣區成為日本最主要的創新產出區域。
從時間上看，東京灣區的創新伴隨產業變化不斷發展。隨著1960年代至1970年代東京實施「工業分散」的戰略，東京灣區的產業從此前的石油、化工、鋼鐵等重化工業蛻變為以精密機械、高新技術等高端產業以及對外貿易和金融服務為主的產業格局。到1980年代，又逐步轉型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
在這一段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中，工業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產業的創新。金堅敏分析稱，按時間段劃分，東京灣區的創新在20世紀70至80年代是一個最為活躍的時期，有別於1960年代的技術引進，東京灣區當時的創新開始偏向原始的創新。
「比如，汽車零部件企業日本電產就是成立在1970年代初期，並且至今都很有競爭力」，金堅敏說，但是這一陣創新浪潮並不算久，大概兩三年後創新的高潮便過去了。
到了1980年代，隨著日本的產業轉向精細化，東京灣區的創新又再次迎來高潮。此後，隨著日元的多次升值，東京灣區的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創新的領域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一時期東京灣區的產業主要是高附加值、高成長性服務行業，創新也主要在這個領域進行。金堅敏舉例稱，軟銀集團以及HIS旅行社公司等日本代表性企業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IT熱潮也少不了東京灣區的企業。金堅敏指出，當時很多投資都聚焦在IT領域，日本樂天市場的經營者樂天株式會社就產生在這一時期，但隨著網際網路泡沫的破滅，當時日本網際網路創業企業遇到了各種難題，在進一步發展上遇到瓶頸。
最近的一波創新則是近3-4年。金堅敏表示，這一波創新主要是新經濟、網際網路技術的創新，以及AI、IoT和電動車等領域的創新。但是由於日本大企業和初創企業在創新銜接上存在一些缺陷，總體而言東京灣區成功的創新企業並不多。
金堅敏以某電動汽車創業公司為例稱，該公司由京都大學的幾名師生創立，但由於電動汽車領域被大企業壟斷，該公司在發展至一定規模後便遇到了增長的瓶頸，而日本的銀行又不會為它放貸，公司募集資金非常困難，最終被中國香港的一家公司收購。
東京灣區為何少產「獨角獸企業」？
另一個反映日本創新企業之「難」的典型例子便是獨角獸企業的數量。根據數據智庫CB Insights統計的全球獨角獸企業名單，上榜的419家企業當中，198家來自美國，97家來自中國，僅有3家企業來自日本，除AI開發企業Preferred Networks是2018年上榜外，基於AI的新聞聚合公司SamrtNews和日本加密貨幣平臺Liquid兩家公司均是在2019年才進入榜單。
在獨角獸企業較少的另一面，是日本大型企業內部的創新。金堅敏指出，在最近的這一波創新浪潮當中，很多大型企業都成立了公司創業投資基金(CVC)，並且不光是製造業，包括電視臺在內的媒體等服務行業也成立了CVC，以幫助產業鏈上下遊的中小企業發展。
但對於追求成功率的日本創業氛圍來說，不管是CVC還是其他的日本本土投資基金，要想對一家短期內沒有明確盈利或發展前景的公司進行投資仍然會慎之又慎。這使得日本近幾年投資的一個趨勢是，很多國外的孵化器、基金看到日本創新企業資源，來到日本進行投資。
「像美國的500Start up等創投機構紛紛來到日本，對這些創新企業進行投資」，金堅敏說。
在金堅敏看來，中國和美國獨角獸企業較多的另一原因是用戶的差異。
「在新經濟、數字經濟領域，日本與中國、美國相比較為落後，但這主要因為很多獨角獸企業都是面向C端的消費者，迭代速度快、數位化人口較多，數位化程度比較高，這使得數位化創新較為容易實現」，金堅敏稱，加上很多資本在推動創新企業發展時會對效益有考量，資金回收年限較短，這使得短期內C端的創新會更加突出。反觀面向B端的企業，發展則相對較慢。
或在產業物聯網時代彎道超車
「但在目前消費物聯網發展相對成熟，更多企業往B端發展，或者說產業物聯網發展的時代，誰贏誰輸還不能下定論」，金堅敏指出，日本和德國等在工廠、設計等數據上已經有了大量的積累，在工業的傳感器技術、機器人技術，以及與物連結的數據方面擁有自身的優勢，如果有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平臺企業能夠對數據進行整合，對傳統產業再構，日本在工業上的創新將會值得矚目。
實際上，日本在工業網際網路上早有意識。比如，在1989年，日本便提出建設智能製造系統(IMS)。金堅敏稱，當時包括美國、德國在內的國家都參與了該系統，但IMS沒有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很多企業通過全球化布局，也可以達到IMS希望實現的效率，而不用大量投資設備，這使得IMS的熱潮也就過去了。2010年，日本退出了IMS計劃。
日本近期提出的另一概念是Society 5.0(社會5.0)，是繼狩獵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及信息社會之後的新型社會，在工業之外，立足整個經濟社會。金堅敏分析稱，日本的Society 5.0基於AI和IoT的結合，但由於很多企業的思維還停留在信息化布局的時代，對實施數據的反饋、閉環的形成，以及利用AI進行預測方面的運用還並不得當，這個計劃發展也並不盡如人意。
另一方面，金堅敏援引調查結果稱，在以成本為中心的企業效益追求下，儘管日本老齡化愈發嚴重、勞動力缺乏，但由於大企業在僱傭勞動力方面存在優勢，大企業在通過Society 5.0提升效益上的動力並不高，而中小企業反而更有積極性，只是缺乏一個像阿里巴巴一樣將中小企業統籌起來的平臺。
不過，由於東京灣區面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非常多，這些企業在籌資、市場方面都能夠依附大企業生存，不會存在必須改變的痛點，這使得企業改變的動力不會如同「支付寶顛覆支付行業」一般強烈。
東京灣良好服務業強化聚集效應
在產業發展的另一層面，東京灣區在商業活動的聚集效果也非常明顯，這為創新的發展提供有利環境。金堅敏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過往圍繞港口發展傳統貨物貿易的時代已經過去，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強化城市群的聚合效應應該是需要考量的重點。
據日本官方統計，資本金在10億日元以上的大企業有50.1%集中在東京，外資企業日本本部的76.6%集中在東京。金堅敏稱，除人才、企業集中外，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東京的高質量市場動向、良好治安、居住、交通及生活服務等在內舒適的商業環境均是內外資企業聚集在東京灣區的要素。
「這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當中也非常重要」，金堅敏表示，只有為企業和人才等生產要素提供國際化水平、安全和自由流通的條件，生產要素才會聚集在一起。在城市聚集效應上，金堅敏認為，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在注重科技創新的同時，在制度創新、服務創新上，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向東京灣區多多取經，為要素聚集、創新提供有利條件」，金堅敏說。
此外，時下國際化大都市都在強調發展「夜間經濟」。金堅敏認為，這其實也是對一個城市群發展的考量指標，通過軟體、硬體的結合，「24小時」地鐵等公共設施的運轉，實現整體的創新。「這不光是技術的創新，還有制度的創新，我覺得包括深圳在內的大灣區城市完全可以做得更好」，金堅敏說。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責任編輯：DF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