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縣小吃，大概是全國覆蓋率最高的連鎖餐飲品牌，其佔有率遠高於成都小吃、味千拉麵、肯德基、星巴克等境內外競爭者。
幾個月前，就連其「勁敵」蘭州拉麵，也由發源地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的縣長親自帶隊到沙縣，「考察沙縣小吃發展及品牌運作等情況」。
畢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短短20年左右，沙縣小吃就已悄無聲息地佔領了中國的街頭巷尾。
這些或整潔或簡陋的店鋪背後，有著也許在全國都獨一無二的「推手網絡」。推動者，是全國唯一以政府名義成立的小吃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沙縣人口中的「小吃辦」。
自1997年成立「小吃辦」以來，沙縣至今已換了4屆政府，在宣傳推進沙縣小吃方面從未懈怠。
如今，沙縣政府已策劃組建沙縣小吃集團公司，把沙縣小吃品牌朝著公司化方向運作，一個可能的目標就是上市。
這樣，幾萬個背著木槌、鴛鴦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四處打拼的沙縣小吃業主，就會有一個新身份——股東。
走出去的沙縣人
有著1600多年建縣歷史的沙縣，位於福建省中部偏北，閩江支流沙溪下遊，自古即為閩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北方漢民族的麵食文化和南方閩越先民的米食文化在這裡融匯，各家各戶都有自己的手藝。很多小吃「傳兒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爭奪某個秘方傳人的官司在沙縣時有發生。
同屬三明市的鄰縣永安，小吃也別有特色，可永安小吃並不出名，更沒形成產業。
一個關於源頭的說法是：1992年，帶著小吃手藝的沙縣人為了討生活，自發出門開店。也有不少報導稱，原因是那時沙縣的「標會」倒了。
標會，是福建等地一種普遍的民間融資形式。一個標會往往由幾十上百人組成。1992年，沙縣以夏茂鎮為重災區，因賭博引發金融危機，標會紛紛倒閉，有人「跑路」外出開沙縣小吃。
沙縣小吃同業公會會長黃福松卻認為，「『倒標』出去的只是極個別的人。」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政府的推動才是沙縣小吃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1992年至1997年間，農村耕地包產到戶，雖然尚未明確將小吃作為主要方向，但沙縣政府一直積極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藉此走出去。
「老百姓不甘貧窮落後，一部分人帶著傳統的小吃手藝先出去開店，賺錢的消息也傳回了家鄉，一帶十，十帶百，後來都出去了。」夏茂鎮松林村的小吃業主姜承草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
姜承草1997年出去開店，第一站是福州。雖有親戚幫帶，心裡也惴惴不安，「小學五年級文化水平，暈得很，到沙縣縣城走一遭都不敢想，更不用提去大城市了。」
他有個同鄉，在大城市把店鋪談下來，交了定金，回家帶著媳婦孩子又過去，卻找不著位置，「我不騙你，有名有姓的。」
沙縣小吃的優勢是「即坐即上」，加上「一元進店、二元吃飽、五元吃好」，如野草般瘋長。
姜承草到過福州、上海、河南、陝西等地。他的軌跡也基本符合沙縣小吃「攻城略地」的路徑：先是本省大城市，接著到珠三角、長三角，最後是中部平原、西部地區。
還有人去了新加坡、德國、美國、杜拜。
「哪裡好做我們就到哪裡做。但是我們文化程度低，如果沒有政府幫忙，到哪裡都要被欺負的。」說到此處，他那被煙燻火燎過的額頭擠滿了滄桑。
200個幹部做小吃去了
沙縣「小吃辦」的數據顯示，目前沙縣小吃在全國的經營店已超過2萬家，從業人員6萬多，年營業額接近70億元人民幣。可以作為比較的是全聚德年營業額不到20億元。
1997年，時任沙縣縣委書記劉道崎下鄉到夏茂鎮，聽到滿街叮叮噹噹的砸鐵聲，發現鐵匠正日夜趕工用於煮餛飩、熬高湯的鴛鴦鍋。
問明原因，他隨即主持成立縣長兼任組長的沙縣小吃業發展領導小組，下設「小吃辦」。
同時，縣委縣政府鼓勵各個鄉鎮至少有一名科級幹部停薪留職出去做小吃，當年「下海」的幹部就達200人。夏茂鎮原黨委副書記羅維奎「下海」後，兩年多時間帶領鄉親辦起18家「羅氏小吃店」。
對於政府之於沙縣小吃的影響，姜承草記得：1999年福州創建文明城市，數以千計的沙縣小吃麵臨被清退的危機。沙縣政府火速發動各鄉鎮黨員，給小吃業主講文件，「一定要達到標準，不達到就生存不了。」
一夜間，沙縣小吃的煤桶全部換成了液化氣，小黑板全部換成了招牌廣告。
不久，福州市召開了飯館業主大會，姜承草去參加，「當地分管領導說沙縣老百姓豐富了當地的餐飲業，為同行作了表率，這1000多家沙縣小吃就像初升的太陽。」他嘴巴咧開，眼睛眯成了一條縫。
沙縣小吃駐福州聯絡處設在沙縣駐福州辦事處大樓的頂層。姜承草印象深刻的是會議室裡的大地圖，密密麻麻地標註了福州各處的沙縣小吃。
沒達到標準的店放一顆紅圖釘，達到標準的店放一顆綠圖釘。廣東等地沙縣小吃店密度高，為避免惡性競爭，沙縣小吃同業公會要求，500米範圍內不能有兩家沙縣小吃。
現在全國有29個城市設立了沙縣小吃駐外聯絡組織。上傳下達、證件獲取、糾紛調解、業務投訴都由聯絡處幫忙解決，還要做好所在城市的商標保護。
建立聯絡處的想法起自2006年，因為沙縣外出經營人員多、經營區域廣，管理成為難題。當年，沙縣政府提出建立「一鄉一城一組織」的發展戰略，一個鄉鎮要負責在一個小吃業主相對比較集中的城市建立一個管理組織，這是各地聯絡處的雛形。
由於幫帶關係，同一個城市的沙縣小吃至少店主三分之一都是一個鄉鎮裡出來的。有些鄉鎮負責兩到三個城市的聯絡處。比如，夏茂鎮負責北京聯絡處、西安聯絡處、杭州聯絡處。
「聯絡處隸屬於同業公會這個行業協會，以提供服務為宗旨，不以約束為目的。真正需要政府層面開展的活動，比如維權，由縣裡面的相關部門做，聯絡處配合。」沙縣小吃發展服務中心副主任張鑫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
聯絡處和「小吃MBA」
起初小吃業主經常面臨租賃糾紛和拆遷問題，都找到聯絡處，「聯絡處同志會告訴他們如何調解，如果訴諸法律，如何請律師，等等。」但張鑫說，「聯絡處不是政府機構，不會以政府部門自居去調解。」
新人不會找店面，聯絡處也會指導：「新手盤老店，老手盤新店」，「原來開什麼店，不改變原有的風味、口味。還要注意觀察店鋪門口的人流基本是什麼時候入店，以及附近有無拆遷。」張鑫解釋說。
每天，沙縣小吃聯絡處的官方微信都會發布一兩條店鋪轉讓信息，寫明店鋪位置、轉讓價格、轉讓原因等，這些都由聯絡處負責搜集。
聯絡處的難處在於，統一所有小吃業主的認識，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沙縣政府每年給所有聯絡處共約60萬元撥款，「有些捉襟見肘。」
早期縣政府對於小吃店也有不少補貼：2004年在上海每新開一家店補貼1000元，2007年在北京開張的前100家店每家補貼3000元。
到2015年6月底，「小吃辦」和沙縣農商銀行設立的小吃融資擔保基金貸款授信總金額已達到1.89億元。
「我們發現，大家都想出去賺錢，力氣卻不知道往哪裡使，1998年就設立了沙縣小吃發展服務中心，就一些共性的方面，比如小吃技能、食品安全給業主們做培訓。」張鑫說。
零基礎的小吃業主曾反映「上課聽不懂」，多番商量後，小吃發展服務中心決定對學員作背景調查，把在同一地域開店、具有同等水平的學員安排在同一班級。
現在，張鑫每天要花至少3個小時，通過微信和微博與全國各地的小吃業主們溝通，解答問題，並把這些作為案例拿到課堂上討論。
曾有廣東學員問張鑫，原材料供應地離店鋪較遠，自己採購耗時，送貨上門耗錢，如何解決？
張鑫跟幾個老師商量後回覆：「可不可以聯合附近的業主請一個供應商送貨，貨品總量增加，不僅有市場話語權，還能分攤每次送貨的成本。」
家鄉怎麼辦
無論是銷售收入、GDP效應乃至稅收，小吃業幾乎都不能直接給沙縣帶來風光業績。但「沙縣小吃卻解決了三農問題，把農民轉移出去了，讓農民富起來了，返鄉創業，還間接帶動了配料、桌椅等相關產業。」張鑫說。
然而，家鄉的赤腳醫生告訴姜承草，離鄉者越來越多，找他看病的全是老人，有些老人離世，連抬棺的人也沒有。也許一人故去，一個家庭就在村莊中被就此划去。
如今沙縣9萬青壯年勞動力中約有6萬人在外。最初，外出的農民自發嘗試土地流轉。「由於不規範，農民不踏實、租方難安心，很難持續。」黃福松介紹。
2001年，沙縣縣委、縣政府從財政拿出150萬元作資本金，成立了兩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公司。後來又在縣農業局設立土地流轉中心。現在沙縣耕地的土地流轉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多。
留守兒童也是個大問題。出門的小吃業主極少把孩子留在身邊，一般都讓留在沙縣本地的親戚朋友幫帶。黃福松說，現在政府除了努力扶持民間託管機構，還鼓勵公辦學校的教師幫小吃業主帶孩子。寄宿學校也必須配備電腦室，方便小吃業主經常與孩子視頻。
「看上去簡單的小吃業，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婦聯、教育局、農業局、計生局、各鄉鎮街道……我們在舉全縣之力推這個事業。」黃福松說。
沙縣附近的將樂、順昌、南平等縣市，甚至福建省以外的人也都使用沙縣小吃的招牌。沙縣小吃同業公會1998年註冊了「沙縣小吃同業公會」的集體商標，只有會員才有權使用。
但《商標法實施條例》對屬地作為商標有一定的約束，使得沙縣不能完全依靠商標維持沙縣小吃的品牌和權益，於是開設了維權辦公室。
有人提出，既然冒牌規範難度大，不如開放對外地人的有償培訓，也許就可以規避此類問題。
也有人認為，一旦放開，會造成行業管理的不可控，可能影響沙縣小吃的品牌信譽。而且即使如此，對於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的商家還是無法起到監管作用。
另一方面，即使沙縣小吃已經有39個品種獲得了「中華名小吃」的稱號，因工藝及原料配送，出了沙縣，一般也就是經營拌麵、扁肉、燉罐、蒸餃這「老四樣」。
「配送是個大問題。沒有沙縣本土的原料，做不出這麼好吃的東西。夫妻兩個人做，也沒那麼多精力。」姜承草說。
有些難處，但沙縣政府官方網站顯示的新計劃是，成立小吃集團公司，在3年內整合6000家店面、5年內新增發展4000家店面，讓小吃業主全部入股，實現年營業收入500億元。
最終，他們計劃將沙縣小吃打造為中式連鎖餐飲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