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戰後日本實現了從戰敗國到「文明國家」形象的轉變，進入新世紀後其國家形象排名居於世界前列。在2005年至2014年間，英國廣播公司（BBC）委託國際調查公司GlobeScan針對國家影響力進行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的正面國家形象排名長期穩居前六名，日本成為國民高素質、產品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的典範。戰後70餘年日本國家形象的構建及經營以顯而易見的方式影響著對外關係。針對戰後日本國家形象的巨大轉變，探究其國家形象的演進歷程，剖析其國家形象構建路徑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
作者：畢亞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參考消息網2月15日報導醞釀自冷戰末期的「普通國家化」戰略，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日臻成熟，日本的國家戰略進入「破舊求新」的新階段，國家形象構建進入了以主動塑造為中心的時期。一方面，世界範圍內日本的國家形象愈加正面、積極；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逃避與反覆，使其在亞洲地區的國家形象跌至低谷。
「普通國家化」戰略時期日本的國家形象
1. 「經濟失去的二十年」與「正常國家化」
冷戰末期，日美間的矛盾因經濟摩擦而激化。冷戰結束後，柯林頓政府將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日本視為美國最大的威脅。然而，這一判斷並未成為現實。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泡沫崩潰，陷入長期蕭條。與此相反，掌握信息技術命脈的美國重新掌握了國際經濟的主導權。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1.75%，通貨膨脹率為0.57%，90年代下半期日本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失業率在1991年初達到戰後最高水平4.9%。進入21世紀後，日本經濟在緩慢的復興與危機中浮沉不定，國民生活中眾多經濟問題激化，加之日本對外的高調宣傳，「經濟失去的二十年」雖頗受爭議，卻成為冷戰後人們對日本國家經濟的普遍印象。
在經濟提振難以推進、國內矛盾積累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以擺脫戰後體制為目標的「正常國家化」戰略成為日本政府疏解壓力的著力點。「普通國家」成為日本政府主動塑造並積極對外傳遞的國家戰略。進入新世紀後，面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普通國家化」戰略塑造的政治、軍事大國形象被賦予了維持日本東亞主導者地位的新內涵。
2. 名列前茅的「積極」國家排名
2014年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公布了本年度「全球和平指數」排行榜，對162個國家與地區的國內外爭端、犯罪和恐怖襲擊的危險性、政治的穩定性等「和平指數」進行量化排序，日本位列第8。長期以來，排行榜的前10位國家中北歐國家佔據半數，而亞洲國家則僅含日本。報告認為日本內政穩定，暴力犯罪、暴力示威及殺人率等指標均為世界較低國家；尊重人權，法律嚴格禁止攜帶槍枝，戰後政局一直相對穩定；軍費佔GDP的比例較低。2007年4月美國《時代》周刊公布的調查顯示被調查的27個國家中日本形象穩居世界第一。同年，就美、英等12個國家對世界的正負面影響，BBC對2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高居第二位。BBC的國家影響力調查，從2005年調查發起到2014年為止日本一直穩居前六位。文明、乾淨、安全、廉潔等正面、積極的國家形象已成為各國對日本國家形象認知的主流。
3. 揮之不去的侵略者標籤
冷戰中並未凸顯的歷史問題，在冷戰結束後卻成為了日本與鄰國外交的論爭焦點，並在進入21世紀後轉化為綁架其鄰國外交的結構性束縛。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受到中國抗議，隨即終止了參拜活動。進入21世紀後日本政界保守主義傾向加劇，以小泉、安倍等為代表的政治家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否定「慰安婦」存在的事實，發表「侵略戰爭未定論」等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使日本與鄰國關係，尤其是與中韓兩國的關係一再陷入低谷。
據2013年日本言論NPO與《中國日報》共同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92.8%的中國人回答對日本「印象不好」，跌至2005年調查開始以來的對日本好感度數值的最低值。在冷戰後近30年的時間裡，不乏村山富市、河野洋平等勇於承認侵略歷史、致力於推進日本與亞洲鄰國關係和解的政治家，但部分政治家一再反覆的不負責任的歷史態度為日本自身貼上了揮之不去的侵略者標籤。
「普通國家化」戰略時期日本國家形象的構建路徑
1. 提振經濟與積極追求「普通國家化」戰略目標
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提振經濟的政策。在社會問題愈益突出，經濟提振效果乏力等難題的困擾下，經濟問題成為日本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困擾。為改善經濟蕭條的局面，1992年日本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2年8月至2000年10月期間，日本政府共實施了9次經濟刺激對策，景氣對策支出規模高達129.1萬億日元。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著眼於完善長期經濟發展結構，積極推進社會經濟的結構改革，規範金融體制，扶植第三產業的發展。通過一系列改革，日本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經濟產業結構，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此外，醞釀修改和平憲法，擺脫戰後體制的束縛，仍是這一時期日本構建「普通國家化」戰略的重要手段。9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與自民黨政調會長三冢博等人相繼提出修改和平憲法的主張。此後，日本政界與媒體界踴躍提出各種不同的修憲方案，「憲法調查委員會」等圍繞修憲問題的團體應運而生。在主張積極修憲的安倍第三次連任後，日本修改憲法的具體進程大大加快。
2. 正面、積極國家形象的塑造
戰後日本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對外改變戰爭侵略者形象，努力塑造環保與文化大國形象，提升「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對內打造廉潔、高效的政府，在全球獲得良好口碑。「普通國家化」戰略階段，日本國家形象的塑造在延續前一階段經驗的基礎上，進入主動構想與建設階段。作為國家形象塑造最重要的途徑——對外經濟援助，表現出了戰略性傾向，日本ODA大綱作出調整，首次允許對其他國家軍隊提供「非軍事目的」援助。
此外，「酷日本」文化戰略使日本的對外文化宣傳開始具有了體系性。2002年文部科學省文化廳發布了《第一次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方針》，2009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在政策層面使用了「酷日本」一詞，次年民主黨政權公布了其經濟增長綱領《新增長戰略——「神採奕奕的日本」復活方案》，2011年日本智慧財產權戰略本部發布了《智慧財產權推進計劃2011》，首次明確了「酷日本」戰略的具體目標。2012年安倍內閣以內閣總理大臣決議的形式成立由「酷日本」戰略擔當大臣擔任委員長的「酷日本推進會議」。在政府的推動和產業界的努力下，「酷日本」戰略在傳遞日本魅力、構築日本形象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歷史問題「流於表象」的策略性退讓
進入新世紀後，日本國家形象塑造在國際社會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影響。但與之相對，因歷史問題、領土爭端問題等，日本與鄰國的爭端卻愈發加劇。21世紀初，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與歷史教科書修訂等問題，日本與中韓關係一度降至「冰點」，歷史問題成為新時期日本塑造國家形象難以跨越的阻隔。
隨著日本追求「普通國家化」步伐加快，力求「擺脫戰後體制束縛」的國家主義高漲，日本急於擺脫「自虐史觀」的努力與東亞鄰國對其正視歷史問題的強烈要求，變化成結構性難題。「出於國家利益考量而維持表面友好」的策略性退讓成為日本政府的應對範式。在日韓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兩國政府意圖通過雙方的策略性退讓而一舉解決慰安婦問題。但日本政府的「表面友好」並沒有得到韓國民眾的普遍認可，2016年9月蓋洛普在韓國的民意調查顯示認為「應該再協商」的調查者比重高達63%，日韓間的「慰安婦風波」並未因一紙協定而平息。
日本國家形象及構建路徑的演變趨勢
縱觀戰後日本國家形象與構建路徑，呈現出三方面鮮明的演變趨勢：
一是，日本構建國家形象的範疇要素不斷擴展，多層面的全方位形象構建已成為日本國家形象塑造的體系性框架。從被佔領時期對經濟與戰爭形象的聚焦，到「普通國家化」戰略時期對經濟、政治、文化、環境與榮譽等形象範疇的全面構建，戰後日本國家形象的構建完成了從單一性向多元性、由散點化到體系化的轉變，其理念建設、機構運作與對外交流愈加完善與成熟。
二是，對日本國家形象的評價呈現出「兩相背離」的矛盾，一方面是在國際社會綜合國家形象評價的積極提升，另一方面是在東亞鄰國中國家形象評價的負面惡化。前者是對戰後日本國家形象成功蛻變的肯定。後者是對日本與鄰國間愈演愈烈的歷史問題的反映。其採取的策略性應對缺乏對歷史的正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日本與東亞鄰國間的歷史與領土糾紛。「戰爭侵略者」標籤的殘留仍舊是橫亙在日本與東亞鄰國間的外交難題。
三是，日本對國家形象的塑造路徑由「被動應對型」向「主動塑造型」轉變，其對國家形象的經營愈加具有目的性與戰略性。「負責任的政治大國」「文化大國」等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其國家發展階段戰略目標的推行緊密呼應，國家形象的塑造已儼然成為日本國家戰略推進的重要一環。
總體而言，戰後日本國家形象的構建是比較成功的，但對歷史問題反省的逃避又給這一成功塑造的正面形象蒙上了陰影。21世紀第一個10年之後，東北亞國家實力對比正發生著新一輪的變化，日本為維持地區優勢地位又將其國家形象構建與國家戰略的結合推向新的階段。「價值觀外交」「亞洲民主安全菱形」等戰略構想的提出，使日本國家形象構建成為抑制中國崛起、爭取地區領導權的政治手段，其與國家目標相結合的戰略色彩也愈加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