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語言和文學上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又要受到總的文化環境的巨大影響。」東野圭吾在創作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文學乃至文化傳統的問題。他的作品中的女性都生活在二戰之後，與二戰之前相比，一方面，這個時期日本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女性在思想上有所覺醒，其要求自身解放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日本傳統的男權思想仍舊很盛行，男女不平等現象，歧視女性的傳統意識並未消除，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依舊存在。可以說，這種戰後女性自身解放的要求與戰前封建男權思想的遺留在戰後日本一直並存著，這也是東野圭吾創作的文化背景，始終貫穿於東野圭吾的作品。要想真正理解東野圭吾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我們就不能脫離這些女性所生活的現實和文化環境。因此，有必要先對二戰前後日本社會中女性地位的變化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從明治時代到二戰結束之前日本女性地位的演變
「曰本的社會是一個按照年齡、性別、家族關係、社會關係的不同組織起來的擁有上下之分的階層制社會。」長期以來，「社會結構中始終保持著傳統的父系家長制結構，婦女是丈夫的奴僕，是為了實現家的延續目的而生兒育女的工具，在社會中處於無權地位，被認為是『無行為能力的人』。」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全面向西方學習，借鑑他們的先進思想，誕生了一批比較激進的啟蒙思想家，如森有禮、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直木枝盛、嚴本善治等。他們高舉天賦人權的旗帆，藉助基督教的人性觀與男女平等思想，批判日本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尤其是福澤諭吉、直木枝盛、嚴本善治三人，分別從國家主義、民主主義和基督教倫理的立場出發，結合日本婦女長期受壓迫、受歧視，沒有人身自由的社會現實，不約而同地將批判的矛頭對準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和公娼制度，形成了關於男女平等、男女同權、家庭改良的思想體系。這個時期日本女子的教育制度、教育觀產生了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婦女在家庭、婚姻和社會中的變化。婦女開始了由之前封建社會裡的「無權地位」到明治時期可以與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變化。一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獲得西方近代教育的婦女精英，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她們積極創辦雜誌，創立學校，組織婦女解放運動，為日本女性爭取各種與男性相等的權利。
但是，到了明治中期，天皇專制主義得到確立，儒家保守思想復活，肯定了封建家族制度。女子的教育也成了為封建家族制度服務的工具，突出表現為女子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以後能嫁個好人家，在嫁入夫家後，侍奉公婆，打理家務，提供性服務，生養孩子。此時的女性是以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去接受教育的，完全是為封建家長制度服務。封建家長制度得到了《明治民法》的肯定，並且在夫妻關係、財產等方面，規定妻子的財產由丈夫管理，不經丈夫許可，不能進行任何經濟、訴訟活動；在遺產繼承方面，規定了男子本位、嫡子本位、長子本位等原則。同時，作為繼承人制度的一種補充，養子的繼承權也得到了民法的承認，即沒有血親男性繼承人時，無血緣關係的養子也可以繼承遺產，婦女原則上沒有繼承權。此時，婦女基本上又回到了「無權地位」。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盛行，一切教育都必須為戰爭服務，此時的教育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婦女也被灌輸濃烈的國家主義色彩，無論平時還是戰時都要磨練奉公精神及技能，為社會和國家服務。當時的日本婦女完全不具備個人人格，在精神上喪失自我，狂熱地服務於侵略戰爭，成為軍國主義利用的工具和侵略戰爭的幫兇，同時也成為戰爭的受害者和犧牲者。
戰後西方思想衝擊下女性地位的演變
日本在二戰中成為戰敗國，被美國佔領，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一下子湧入了日本國內，與日本傳統的思想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這在客觀上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一個重要契機。戰後，許多婦女逐漸覺醒，以各種方式謀求著自身的解放。各種反映女性解放的理論書籍和文學作品也大量被翻譯引進來，一些婦女組織也得到成立並直接參與到各種社會運動中，如著名的婦女運動活動家市川房枝、赤松常子等人就代表婦女組織向聯合軍司令部提出了「修改選舉法時，歲以上的婦女要有選舉權，歲以上的婦女要有被選舉權」等建議，而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盟軍總部對當時的日本政府下達的各項民主化指令中第一條就是婦女解放」氣這些無疑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後來，以美國為主導的佔領軍還通過一系列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女性在婚姻、財產、繼承、居所及參政等方面與男性有著相同的權利。同時，明治時代以法律形式確立的封建家長制度，在此時被具有美國特色的法律所取代。年實施的《日本國憲法》，廢除了專制的家長權和長子優先繼承權，並規定除未成年人之外，當事人進入法定結婚年齡後，可自由結婚，不需要徵得家長的同意；在繼承上，女性與男性享有相同的權利等。這種戰後民主化的改革，對於日本的社會變革與觀念變化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對女性的解放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也有一定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二戰結束後，「日本通過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明確規定在各級教育中實行男女合校」，女性開始享有法定的受教育權。不僅法律規定了女性與男性有著同樣的受教育機會，客觀的現實社會也要求女性必須與男性一樣擁有受教育的機會。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興，物質極其匱乏，但整個社會處於一種高速發展的狀態，男性勞動力奇缺，社會也缺乏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就在客觀上使得女性不僅在法律上能夠接受教育，在社會需求上也必須接受教育。隨著社會的發展，日本的女性不僅可以接受普通的教育，而且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高等學府，甚至去歐美留學，成為高端人才。正是教育，使得戰後女性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有了較快速度的提升，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女人依附於男人、隸屬於男人的局面。
儘管如此，女性想與男性在社會上平起平坐，在戰後的日本還是遙遠的夢想。因為社會的發展仍舊是以男性為中心來進行的。女性仍舊被作為他者排斥在公共空間之外，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就業等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視和排擠。大多數女性作為妻子、母親被限定在社會性別角色內。「『男人作為一家之主掙錢養家，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傳統思維仍舊很盛行。」而那部分走出家庭，踏入社會的女性，在工作中也普遍受到歧視，尤其是在生育、哺乳期時，沒有任何福利待遇，此時，她們最好的選擇仍舊就是辭職回家。所以，戰後的日本女性有一條獨特的就業方式，即婚前就業，婚後至子女上學這一段時間辭職在家，然後等子女到一定年級時再就業。如此一來，她們再就業時大多被安排做非常簡單的工作，如便利店收銀員、各種兼職等，工作報酬比男性低得多，根本無法與男性的就業情況相比。
由上可知，儘管各種爭取女性平等地位的運動在不斷進行著，各種法律在不斷完善著，戰後直至經濟起飛時的日本女性，其社會地位比戰前也確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這並沒有改變日本仍舊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的事實，傳統文化的影響還將長期存在，所以相對於男性，女性在社會中仍舊處於弱勢地位。然而，女性由過去完全是「男性的附庸」的事實卻得到了一些改變。
日本女性的崛起之路
恩格斯曾經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戰後日本女性的起之路其實就表現為大量女性離幵家庭，走向社會去工作。據統計，「到世紀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的日本企業是由女性支撐的，婦女逐漸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從上世紀年代幵始，日本婦女就業人數明顯增多，尤其是年代以後，日本社會進入高速增長時期，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加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數急劇增加，其中很多人甚至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這使得女性有能力有願望衝出男性中心的藩籬，她們不滿足於在家裡相夫教子，渴望走入社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
然而，日本漫長的封建時代所形成的陳規陋習，絕不會因為婦女解放運動而在一朝一夕間消失。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日本社會存在著這樣有趣的現象：一方面經濟的高速高效發展，使得日本家庭只靠丈夫一人的勞動收入就能支撐整個家庭的經濟生活，此時，丈夫就希望妻子回到家裡做全職主婦，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經濟的高速高效發展，使得日本加大對國民教育的投入，廣大女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後，自我意識上逐漸覺醒，儘管家庭不缺錢，她們也不樂意待在家裡成為男人的附庸。這種矛盾一直伴隨著日本女性的幅起，是女性崛起的困境。
我們這裡所分析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男權社會裡女性逐漸幅起的時代裡。這些女性在謀求發展的道路上，處處存在著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她們在處理這些矛盾時，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