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受訪者供圖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
《祖父的六抽小櫃》的作者楊凱麟曾旅居法國十年，長住歐洲的他，學的是西方的哲學與藝術，返臺後在大學裡教授的也是這兩門課。出乎意料般，卻鍾情於臺灣的古老物事，甚至投入了旁人無法想像的巨大熱情，嘗試重新尋獲臺灣生活的美好質地。他逃離現代的速食、做作與浮躁，一頭扎入民藝世界，與老東西相處，無法折返。近日，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楊凱麟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暢談與老物件相處的「喜」和「憂」。
給現代生活帶來啟發
《文化廣場》：聽聞您家裡所有的家具擺設，都是至今難得一見的逸品。您大概是何時開始收藏老物件的？
楊凱麟：我接觸臺灣的老東西是2002年從法國返回臺灣後才開始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這是後來我才明白的，因為回到臺灣後在生活與工作上的適應與負擔並不允許我立即反省與思考生命的轉折。我充滿各種幸運機緣地成為臺灣老東西的收藏者，其實只有一個很奇怪的、自己當時並不完全知道的原因：我想逃離臺灣、逃離此時此地的臺灣。因為臺灣社會中種種速食、短暫的生活品質，大量生產毫無個性與生命的器物，那些塑膠、合板、色彩俗麗與充滿視覺暴力的種種商品，到處躲避不了的廣告與媒體，這些都讓我隱約不安，有一點莫名的不舒服，我好像無法理直氣壯地生活其中。因此慢慢地投身於臺灣1895年到1945年的各種民間器物、家具、廟宇木雕的世界之中。
《文化廣場》：書中介紹的老物件既帶有祖輩記憶，又側面反映了百年來的臺灣風土人情，怎樣理解這之間的一種深刻聯繫？
楊凱麟：我出生在臺灣南部的老城嘉義，在清代稱為諸羅城。我父母都是老師，祖父年輕時有很豐富的生命經驗，他曾走遍臺灣各個角落販賣茶葉，後來在嘉義定居，經營一間文具店，是當地的老字號商店。在那個年代他便騎著BMW的重型機車到處跑，豢養德國狼犬，養殖大量的白文鳥。我很小的時候甚至買了一隻臺灣小獼猴送給我。即使後來我家的老房子改建成鋼筋水泥的現代樓房，他亦在自己的浴室浴缸裡養了數十隻臉盆大的烏龜，亦曾經買了數百個老式的旅行鬧鐘放在他的房裡。
這些年來因為在臺灣鄉間尋覓老物，因此對自己童年的生長土地終於有了親切的認識。每一個地名不再只是公路上奔馳而過或新聞裡的一個空洞名詞，因為對老東西的熱情而終於將手探入臺灣這塊土地最深沉的臟腑之中。在我追尋老東西的這幾年間，這是重新認識我出生之地的尋根之旅。多找到一件老家具似乎就多認識一點臺灣之美。
收藏要對歲月有情
《文化廣場》：您說「民藝雖是舊時事物，仍無法倖免於流行」，如何看待民藝存在的這種「過時」與「傳承」的矛盾關係？
楊凱麟：誠如上面所言，我走入臺灣老東西的世界後許久，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要逃離商品橫行的現代臺灣。我發現，古老的臺灣（那是一個與現在有時差的時間，距今50年、80年或更久，但似乎已經不再存在，或從來不曾存在）是一個仍然有感動的世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器物本身由現在珍貴的材質、由匠師用心的技藝，以及由過往主人的惜物與惜情，所自然散發的生命的尊嚴。這不是現在由漂亮浮華的媒體或廣告所模塑的虛假生命，而是發自最深沉、最質樸與最真實的事物本身的美。而這似乎才是我覺得踏實的生命。
《文化廣場》：現在社會變遷非常快，民藝生存的土壤正在一步步地改變，加上外來文化衝擊厲害，您覺得收藏這些老物件的意義是什麼？有必要留住民藝嗎？
楊凱麟：我接觸的是民藝，是日本美學家柳宗悅筆下的庶民生活用品。不是價值千金的骨董，而是生活的構件。所以我希望能在家裡繼續使用這些老東西，讓他們繼續活著，也與我們一同變老。這在快速變動的現代都市裡尤其重要，因為城市空間早已因不斷改建而失去了記憶，如果家裡亦沒有長相伴隨的幾件家具，人心恐怕也將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了。
《文化廣場》：書中也提到民間藝人質樸善良，那麼他們對藝術文化的認知，對生活的認識，對您有何啟發？
楊凱麟：我認識的民藝人各自有著獨特的性格與癖好，也因此而有著種種不同於常人的機遇，能覓得許多稀罕少見的老物件。我常記得一個好民藝人對我說的一段話，他說：收藏骨董就要對歲月有情，對裂損斷殘之物有憐惜之心。這一直是我銘記在心的感動，與老東西的相處是生命中最深刻與不可取代的感情，有著自身文化最深刻的記憶，以及由記憶所產生的獨特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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