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預測，中國數字城市2023年市場規模預期超萬億元，2018年至2023年年化增長14%；中國領先實踐將成為標杆，中國未來將打造國際上最為領先的數字城市項目。
「在數字城市成為全球發展重點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數字城市的主戰場正在走向世界最前沿。」波士頓諮詢（BCG）董事總經理、全球合伙人朱暉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這與政府意願、平臺廣度和民眾接受度都密不可分，這使得數字企業能夠積極踴躍地尋求發展。
近日，在2020年APEC工商領導人中國論壇上，APEC中國工商理事會聯合BCG、字節跳動、巨量引擎共同發布研究成果《建設數字城市，釋放數字生命力——數字時代下，提升城市新生代影響力》。朱暉就中國數字城市的機遇與挑戰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的專訪。
報告指出，當前，全球多個國家都在積極嘗試數字城市建設。在歐洲，118座城市出臺了數字城市相關項目；在美國，過去兩年54座城市籌備或開展了相關項目；在印度，政府出資15億美元建設100餘座數字城市；在中國，截至2019年數字城市試點數量已超過700個，市場前景巨大。
展望未來，報告預測，中國數字城市2023年市場規模預期超萬億元，2018年至2023年年化增長14%；中國領先實踐將成為標杆，中國未來將打造國際上最為領先的數字城市項目。
但與此同時，報告指出，要讓我國數字生命力完全釋放、在全球數字經濟領域實現全面引領，仍需解決四方面的痛點，分別是：缺乏理性的頂層戰略規劃、商業模式難以持續、數據互聯互通程度低以及數字生態尚未成型。
另外，朱暉指出，數字時代也是全球化時代，雖然中國國內市場很大，但如果閉門造車還是會影響中國數字經濟的長遠發展。如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數位化城市嘗試合作，包括技術和應用進行對接和融合，將越來越重要，這也將影響到中國數字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疫情推動城市數位化
《21世紀》：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後，人們對數字城市發展應該有哪些新的認識？
朱暉：過去所提的「數字城市」更多的還是在商業層面上。這次的疫情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無論國內外，喜歡或不喜歡，人們生活中的很多環節已經被數位化深刻嵌入，比如像「健康碼」這種防疫方式。疫情暴發之後，不僅是消費環節，市政服務、在線辦公等環節也都在使用數位技術。因此，這次疫情對城市的數位化進程起到了可觀的推動作用。
《21世紀》：很多人提到，目前對數字經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數字城市是不是也是這樣？你認為數字城市應該具有哪些基本屬性？
朱暉：我個人認為，大家對數字城市的定義也是多維度的，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我們認為，構建數字城市需要具備四個大的要素：整個數字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圍繞數字城市功能所搭建的平臺，平臺上的相關應用，以及相關制度及協議。
在數字基建方面，中國已經走得很靠前了，而且還在持續發力，特別是今年提出的「新基建」。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數字平臺，讓各種功能和應用在平臺上打開和互動，這也是政府和企業正在做的工作。現在大家關心的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基於城市功能的數字應用，雖然在有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如與出行相關的大數據管理，但在很多其他方面還需要慢慢打通。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與數字領域相關的交互規則和原則，包括法律層面的一些準備，也包括數字安全層面的一些準備，這些方面還有很多工作有待完善。
需加強制度設定
《21世紀》：報告稱，中國作為全球數字城市的主戰場正在走向世界最前沿。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具有哪些獨特的機遇？
朱暉：我認為中國的獨特機遇有以下幾個：第一，中國政府在推動數位化進程方面非常有決心，出臺了很多針對性的政策和具體的項目，力度也非常大；其次，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而且內部具有很大的差異性，這使得各種數字解決方案都能夠找到發展空間；第三，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民眾的接受度使得很多數位化工作能夠比較容易推進。因此，從這幾個角度來講，中國確實是走在前面的，這與政府意願、平臺廣度和民眾接受度都密不可分，這使得數位技術、數字企業會積極踴躍地尋求解決方案。
《21世紀》：與此同時，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挑戰和困難？
朱暉：我認為說到挑戰，也有幾個維度：首先，如果說效率是一條腿，公平和安全是另一條腿的話，中國數字經濟還是有一些瘸腿的。我們在很多應用方面推得很快，但在安全層面的準備、協議層面的準備上還有很多空白。政府需要在制度設定上做更多的工作，否則，就會湧現越來越多的風險。
另外，數字時代也是全球化時代，雖然中國國內市場很大，但如果閉門造車還是會有問題的。如何能跟其他國家的數位化嘗試，包括技術和應用進行對接和融合，將越來越重要，這也將影響到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中國的數位化產品和解決方案能否在全球層面上建立自己的標準，獲得比較好的全球影響力，這些都是需要重點關注的話題。
企業與政府應更好協作
《21世紀》：在亞太地區，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哪些國家或地區在數字城市發展方面表現較好，或者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朱暉：雖然可能很難去比較，但確實有很多的國家或者城市在這方面是比較有特色的，它們的一些經驗也是值得中國借鑑的。比如，新加坡在數字經濟方面也一直在發力，雖然它不是一個特別龐大的市場，但在數字政務層面較早進行了布局和準備。再比如，印度在很多細分領域也較早做了數位化準備，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全球IT外包最主要的承載國，也有一批比較優秀的企業。另外，日本和韓國也做得比較好，韓國的數位化基建水平一直是很好的，是全球平均網速最好的國家之一。
對中國來講，不管是在國家層面上，還是在地方政府或者城市層面上，其實有很多角度是可以借鑑的。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籤訂，數字城市建設有望成為亞太區域合作的重要話題。在這個領域，我們不僅可以學習別人做得好的方面，也可以把我們有優勢的項目帶出國門，更好地服務於這個亞太地區的建設。
《21世紀》：講到數字生產力這一塊，不管是騰訊，還是阿里，這些大公司已經嵌入到數字基建之內了，未來10年這些數字巨頭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將佔據怎樣的分量？
朱暉：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數位化建設，今天的很多成就其實是跟很多數字巨頭的參與密不可分的。其實，其他國家多多少少也有這樣的趨勢，因為不太可能完全通過政府去推行整個數字建設的發展。我們覺得這確實是值得去關注的事情，在整個數字基建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建立統一的標準、明確同安全相關的頂層設計以及確保有力的政府監管，這三件事是需要被儘早提出來的。
未來，在中國整個數位化建設過程中，巨頭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它們的技術、專業和能力將發揮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企業和政府需要有更好的協作，這些企業實際上也在積極主動跟政府部門溝通和交流，我覺得總體來說，這是一個挺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