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蔡元培（左二）、胡適（右二）、李大釗（右一）等合影。這3人都在《新青年》雜誌的發展壯大中起了積極作用。 |
一份創刊於上海的綜合型文化月刊，曾幾何時風靡全國，其影響力所及，延續了一個世紀，成為一座文化坐標。它所倡導的文學革命，所開啟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推動著時代巨變的步伐。這個雜誌就是創刊於1915年9月的《新青年》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由陳獨秀創刊於上海，這是一份綜合性文化月刊，每號約100頁，六號為一卷。後因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上海青年雜誌》同名而改名為《新青年》，自此一直沿用到終刊。
在創刊號上，陳獨秀寄語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雜誌所涉主題廣泛，有鼓吹法蘭西文明，稱其象徵有三：人權、生物進化和社會主義。有論述民本主義，稱「國家者，乃人民集會之團體，輯內御外，以擁護全體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近世「民主的國家」，才是「真國家」；專制的國家是「民奴的國家」，是「偽國家」。推崇達爾文的進化論，稱「人類之進化，競爭與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苟安之餘地」。雜誌還明確其批判的鋒芒，是儒家的「三綱」及封建的倫理道德，認為這些說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東方講綱常名教，西方講自由平等獨立，國人缺乏的這種「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1915年9月17日，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適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他在寫給安徽同鄉好友梅光迪的詩中云：「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文學革命」的口號由此提出。
這一口號的提出，引發了陳獨秀的強烈共鳴，他認為「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有意改良文學或曰文學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適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8月13日，陳獨秀覆信胡適：「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鬥》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一個要「造新文學」，另一個要「改良文學」，他們都心有靈犀，共同感覺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青年雜誌》出版第一卷後，因故停刊6個月。1916年9月復刊後的雜誌自二卷一號始，更名為《新青年》，封面開始醒目地印有「陳獨秀主撰」。
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發表胡適於8月21日給陳獨秀的信，說：「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陳獨秀接信後很快作答：「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僕無不合十讚嘆，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又說：「海內外講求改革中國文學諸君子，倘能發為宏議，以資公同討論，敢不洗耳靜聽。」10月5日，陳獨秀又致信胡適，對文學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說：「文學革命，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並讓胡適「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為亞東圖書館招股擴大書局的事，陳獨秀和汪孟鄒於月底來到北京。恰逢此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正為聘用文科學長事犯愁，有沈尹默、湯爾和的極力推薦加上蔡元培早就熟知陳獨秀，有意聘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新青年》就此因陳獨秀而遷至北京。
同人刊物與文學革命
1917年9月，由美國回國的胡適來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時年26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次年1月，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和劉半農的努力下，《新青年》從四卷一號開始改為北大同事輪流編輯的同人刊物，共有三卷十八期。第四卷的輪值編輯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時間為1918年1月至6月；第五卷的輪值編輯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陶孟和，時間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的輪值編輯是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釗替換的是將要出國的陶孟和、劉半農。
1918年1月，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新文學的第一批嬰兒即九首新詩，刊登在了《新青年》的四卷第一號上。這九首詩中有胡適的四首、沈尹默的三首、劉半農的兩首。我們分錄三位詩作的各一首，以讓我們分享新文學呱呱墜地的喜悅，品賞開天闢地的白話新詩的鮮澀和稚嫩：
一念胡適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迴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裡的無線電，總比不讓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才從竹竿巷（作者家鄉村後的山名引者注）
忽到竹竿尖；
忽到赫貞江上，忽到凱約湖邊；
我若真箇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過地球三千萬轉！
月夜沈尹默
霜風呼呼的吹著，
月光明明的照著，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立著，
卻沒有靠著。
相隔一層紙
劉半農
屋子裡擺著爐火，老爺吩咐買水果，
說「天不冷火太熱，別任他烤壞了我」！
屋子外躺著一個叫化子，咬緊著牙齒，對著北風呼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裡，相隔只有一層紙！
繼白話新詩出現之後，魯迅也發表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可謂是文學界的爆炸性事件。這篇小說刊載在《新青年》1918年四卷五號上。散文、文學批評和戲劇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
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又合作創辦了《每周評論》，以周刊補充月刊。接著，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又創辦《新潮》雜誌，這個雜誌給文學革命增添了潑辣活躍的生力軍，除傅斯年、羅家倫外，還有楊振聲、孫伏園、顧頡剛、郭紹虞、汪敬熙、葉紹鈞、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潘家恂、毛子水等，他們日後都成了文壇健將。文學革命因《新潮》的誕生，因一批新生力量的加入，變得更加虎虎有生氣。
白話文能否成為主流話語，文學革命能否取得勝利，那個時代的一些先賢對此並不懷疑，只是覺得還需費些時日。誰曾想《新青年》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催生出五四運動，民主潮和期刊熱因之而一時走紅全國，文學革命在此推動下，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取得了勝利。胡適是如此肯定地分析五四運動給文學革命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他說：
「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現了四百種白話報，內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現名《改造》），如《少年中國》，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改了樣子了。從前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歌。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在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個最重要的白話文機關。時勢所趨，就是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文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的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的白話化了。」
陳獨秀體面地下臺了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批判，激起守舊派的憤恨，林紓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說《荊生》和《妖夢》，攻擊、漫罵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
緊隨其後，北大學生兼《神州日報》記者張厚載發表通信說：陳獨秀、胡適等人，因思想激進而受政府干涉，陳獨秀消沉隱退，已去天津。並且煞有介事地說：「北大文科學長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返蔡校長，詢及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由此，造成陳獨秀將要離開北大的輿論。
在攻擊陳獨秀的諸多言論中，當算詆毀其私德不檢的言論最具殺傷力。因為，作為北大進德會創立者的蔡元培，在維護北大形象、樹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視無睹。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關人員在湯爾和家開會。湯爾和極力渲染陳獨秀「私德太壞」，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動搖了。4月8日，校方提前發布消息，馬寅初為教務長，主管文理兩科，陳獨秀體面地下臺了。
多少年來，胡適一直認為陳獨秀「離去北大」，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他看來：「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乃至晚年，胡適仍然堅持己見，他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就在陳獨秀到上海時，「這一年，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了」。
陳獨秀在上海的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1920年5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
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除李漢俊、李達分別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齡相當的浙江同鄉，而又幾乎都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他們大多早已認識，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陳望道回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覆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確切地說是建立一個像蘇俄那樣的政黨。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也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經多方營救和輿論聲援，他被捕98天後獲釋。出獄後，陳獨秀收回《新青年》編輯權。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擠出校的陳獨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回上海。4月26日，陳獨秀致信李大釗、胡適、張申府、錢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從的編輯方針，提出意見：「（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為時已迫，以上各條，請速賜復。」
此時，陳獨秀正在籌組共產黨，《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黨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編完八卷一號的《新青年》後，給胡適去信，希望在二號（即下期）上，胡適「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筆力和社會影響力，擴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這又談何容易。
1920年12月，陳獨秀去廣州前，又先後給北京同人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陶孟和、高一涵、張慰慈、魯迅、周作人、王星拱等人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3人。」這4人都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信中還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諸兄能有文章寄來（因為你們3位久無文章來了）」在後一封信裡，陳獨秀也說：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請二兄（指高一涵、胡適———引者注）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9人中傳閱後，陶孟和建議：「《新青年》既然不準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內開會討論一番，再定如何進行。」胡適當然清楚，《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已是既成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陳獨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個辦法：「1.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2.將《新青年》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並發表一個宣言，內容是「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3.「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見，周作人同意第二種辦法。魯迅也以為第二種辦法「更為順當」。至於宣言不談政治，則認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給胡適來信，堅持第三種辦法，並在信中說：「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這些意見，胡適很快便致信陳獨秀，以徵求他的看法。陳獨秀看完信後，立即給他們9人回信，答覆他們：不贊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贊成宣言不談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
陳獨秀太天真，已經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報的《新青年》，怎麼可能會得到信奉自由主義的北京同人的支持。正在組黨的陳獨秀自然也不會放棄《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見後，自知難以再說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適信中說：「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功夫幫助文章。」至此，同人編輯已成昨日黃花，《新青年》終成為中共的機關刊物。
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為季刊。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後停刊，停刊也即終刊，一段頗為輝煌的歷史結束了。文/張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