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發
1960年3月18日。黃昏。一個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個兒、瘦長臉、分頭、膚色黃黑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坐落於北京西交民巷東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秘書室。
「我是國務院的，來給行長送急件。」來人遞上一個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字樣的大信封，然後打開一個紫色封皮的發文本，「請籤字。」秘書室辦事員在來人指定的位置籤了字，來人例行公事地說了聲「好」，收起發文本，邁著從容的步履走出大門。秘書室的光線較暗，年輕的辦事員也沒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徵看得更清晰一些。
辦事員見信封上寫著「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記以後，連忙叫來另一名辦事員，讓他立即送到行長辦公室。行長不在，行長秘書接過「急件」，見信封上標有「速送，限5點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當即拆開，裡面是周恩來總理親筆批示的一件公函，內容是：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側是周總理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20萬元。」在周恩來的籤字下面還注有：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
1、要市場流通的舊票；
2、要拾元票；
3、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望著熟悉而又瀟灑的籤名，年輕的秘書雖然對這一違反常規的做法產生過疑慮，但這種顧慮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見手錶的時針與分針已分別指向了6與12，心頭不由一緊，啊，離限定的交款時間僅剩下1個小時了。時間緊迫，刻不容緩。於是她急忙抄起電話：「喂，發行局嗎？」在確認電話無誤後，
她通報了自己姓名，並且以不容置辯的口吻下達了命令：「半個小時以內，你們務必準備好20萬元現金，對，有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什麼，手續？你們先準備現鈔吧，注意，要舊票，到時候計劃研究局會正式下達送款通知。」
掛斷電話，秘書又急忙敲開了值班領導——計研局王副局長的辦公室。她將信函和總理的批示遞給了王副局長，王副局長認真看過以後，疑惑地問道：「20萬，不是個小數目，為什麼不通過財政部？」
「時間來不及了，你看，還剩了不到一小時！」
行長秘書有些著急，王副局長末及答話，桌上的電話鈴急劇地響起來，他抓起聽筒：「喂，我是總行計研局，是……我們正在準備！7點以前準時送到，請轉告總理放心。」
電話掛斷，王副局長沒有放下聽筒，他一邊撥著號盤，一邊對行長秘書說：「總理辦公室又來電話催了，我馬上通知發行局，讓他們火速送款！」
掛上電話，這位局長再一次催促發行局快辦。發行局當班科長撂下電話，帶上科裡的老吳，叫來小轎車直驅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總理批來公函的要求，到金庫裡提取現鈔，撿舊票，包裝好，分裝兩個麻袋。這時發行局當班的朱科長也奉命趕來催辦，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進小轎車，直奔民族飯店。
此時已是掌燈時分，晚餐的和晚餐後外出的賓客在民族飯店一樓前廳進進出出，正是人稠的時候。朱科長三人抬著麻袋進了前廳轉門，徑直走向服務臺詢問「西藏工委趙全一同志」，這時從旁邊的大沙發上立起一個人，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他走近服務臺說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
朱科長看了看眼前的趙全一，如釋重負地問道：「我們沒有誤事吧？」
趙全一笑著搖搖頭，一指牆上的掛鍾：「很準時嘛！款子帶齊了？」
朱科長點點頭，用手一指，說「因為都要舊票，發行局的同志加班清點，你看，整整兩麻袋呢？」
趙全一拿出了一張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信專用」圖章的信函。上面寫著：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趙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領取撥款20萬元整，此致中國人民銀行。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長看過信函，又讓趙全一打個收條。
趙全一從兜裡拿出筆記本，隨手撕下一頁，寫了一張白條，送給中年人。
「是不是應該加蓋個公章。」朱科長不大放心。畢竟這是一筆巨款，一旦出了問題，他無法交代。趙全一笑了：「這信函上不是已經有公章了嗎？要不你們就把這封介紹信也帶回去吧？」
朱科長拿了介紹信和收條，離開民族飯店。當他們邁出飯店大門時，不約而同長長出了一口氣，「哦，可算完成任務了！」於是，他們邁著輕鬆的步子走向轎車。轉瞬，轎車便融進了西長安街的車流中。
2、立案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正在一個會上講話。忽然，他的發言被一個緊急電話打斷了：總理辦公室通知，一個化名「趙全一」的騙子，偽造周恩來總理批示，騙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20萬元現金……中央負責同志責成公安部，立即組織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計研局王副局長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他們本來以為，20萬巨款送達以後，總理辦公室會很快交代如何入帳。可是，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直到第六天頭上，仍然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回覆。他們再也沉不住氣了，急忙打電話詢問。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莫名其妙，聲稱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將「總理批示」和收條送去查對，才發現這是—起偽造總理批示的特大詐騙案。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6億人民在挨餓，就是在這樣經濟極端困難的非常時期，騙子竟用偽造的「總理批示」騙去了20萬元人民幣！
總理聞訊極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羅地網迅速鋪開。
幾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萬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級有關的傳達。工人、學生、農民、幹部，滿城爭說「20萬」。老太太上油鹽店打醋，找回鈔票也要把它對著太陽光照照有沒有什麼可疑，小學生上學路上看見一個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蹤耽誤了上學……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裝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裝了。哪位要是同通報的體貌特徵相似，這回可倒了黴了，公安局審查不說，街坊鄰居也會背後指指戳戳，見了面熟人當生人瞅。有幾位更倒黴，被當成嫌疑人讓公安局審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後排除嫌疑接受賠禮道歉。
一條條可疑的線索，從四面八方匯總到公安部門，經過甄別分析、查實，又一條條排除了。雖然「趙全一」還沒有落網，但是卻順帶破獲了許多陳年舊案。
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了……
案子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偵查員們一個個憂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兒呢？
技術部門通過對「趙全一」留下的罪證——偽造的總理批示、取款介紹信和20萬現款的收款白條的鑑定確認：罪犯所用的牛皮紙信封是真的國務院舊信封，公文用紙是大機關用的15行橫格紙，偽造的「總理辦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蠟紙刻後沾紅印油塗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信封上有塗改後寫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的字樣。信封上的「密」字與其他字跡不同，並寫有「＃3146」字樣。通過儀器檢驗，表明信封上的「總理辦公室」字樣下面也有塗改的痕跡，並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筆字跡。罪犯開具的空白收條上籤的是「趙金一」，而非「趙全一」，估計罪犯可能習慣於寫「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語。
根據這些情況，偵查人員經過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開「收據」的用紙是從一種黑皮筆記本上扯下來的。這種本子，原由前門外恆昌文具廠印製，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經停止生產。經細緻查對，犯罪分子用的信紙，市面上並沒有出售過，而是機關內部自製的。為此，專案組人員來到國務院檔案室。
在檔案室裡，幾十個人在緊張地工作著。
劉文科長認真地查看著，因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條」上，使他很感興趣的那個「￥」字，今天他想從這裡查到它的出處。因此，他對每一份文件都不輕易放過，但翻閱了上千種文件，還沒有找到這個「￥」字。
接著，他們又查到，對外貿易部給國務院領導的報告，所用的格紙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紙，完全一樣。劉文科長認真地翻閱了報告內容，掃興的是裡面並沒有那個「￥」字。
但專案組人員還是來到外貿部。很快他們就查出了那個國務院的信封，曾是國務院給外貿部發文用的……
恰巧這時有個女電車售票員來到外貿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電車上，發現一個可疑的人。這人年齡、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徵相似，而且情緒很不正常，坐在車上不敢看人，一直長籲短嘆。這人下車後，她看著他走進了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的電話總機，突然忙碌起來，四面八方都在向這裡要電話，而且一個比一個緊張。
在辦公廳秘書科，專案人員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橫格紙，原來這是外貿部過去使用的公文紙之一。劉文科長隨手拿過幾份材料，連續找出了好幾個「￥」字。原來，這是外貿部很多人所慣用的「人民幣」三個字的代用符號。犯罪分子就隱藏在外貿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線索由千條萬條最後縮小到對外貿易部這一個點上了。一張為數不多的名單擺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討論中，嫌疑對象由十個很快變作五個、四個、三個、兩個，最後，只剩下一個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個辦公室的董林，一開口就肯定無疑地把王倬和「趙全一」連在一起了。
「我懷疑他好幾天了！」
「為什麼呢？」專案人員問道。
「第一條，發案那天下午，王倬請假沒上班，說是帶他母親去積水潭醫院看病去了。經查發現他和他母親並沒有去過該醫院。
第二條，前幾天我和王倬爭吵了一次。當時辦公室裡幾個同志在閒聊，說起最近發生的這起大騙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徵是眼睛很小時，我隨口說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來這是開玩笑的，哪知王倬卻立即站起來，氣衝衝地說：你誣陷好人！並要拉我去找領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是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麼呢？
第三條，最近王倬經常不去食堂吃午飯。有一次他將從家裡帶來的飯菜，放在暖氣片上烤。我問他你烤的是什麼？王倬忽然一愣，臉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說：我什麼也沒有考慮。他把烤的什麼，誤聽為考慮什麼了，精神十分緊張……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談了另外一些情況。她說，在業務上，王倬是很熟練的。他的數學很好，腦子反應也快，搞統計數字，從來沒出過什麼差錯。但前幾天，在填一張很簡單的表格時，卻忽然出錯了。當時，王倬把蘸水鋼筆扔在桌上，用拳頭猛敲著自己的腦袋說：「怎麼搞的，這麼個簡單數字還寫錯了……該死，真是該死」
「什麼數字啊？大驚小怪的。」
她來到王倬的辦公桌前，側身一看，原來是把千位數寫成了萬位數，便向王倬打趣地說：「我當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過是多畫了一個『0』……」
「多一個『0』，千就變成了萬，還算小事兒嗎」
「『萬』怕啥，你也不是沒算過，1萬、2萬……10萬、20萬的……」
「怎麼？你敢血口噴人！」
王倬瞪眼質問，女同事不知怎麼回事，連忙解釋說：「我沒講你什麼呀」
「什麼沒騙過10萬、20萬……這是誰說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誤聽為「騙」了，便向他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我說你也不是沒算過？」為使王倬聽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長。
「實在對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筆跡被交給了技術鑑定科。不到兩個小時就得出了鑑定結論：王倬的筆跡與詐騙人的筆跡完全相符。從筆跡特徵看，文字書寫都很熟練，結構、筆劃搭配、運筆方向、連筆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細節都與偽造信件上的筆跡相同。從語言特徵上看，詞彙豐富、文字簡練、標點準確，日期書寫位置相同，編號方法相同。結論是：偽造信件上的筆跡與送來鑑定的樣本系一人所為。
這時，為「趙全一」畫像的幾位同志也匆匆趕來，他們拿出幾經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擬畫像，平平展展鋪在桌上，與王倬的照片一比較，簡直像同一張底片洗出來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會議室裡，充滿了歡快的氣氛，不時從會議室裡傳出了陣陣的笑聲。
邢局長和金處長帶著信紙和筆跡鑑定，向楊奇清等匯報了信紙查對經過和筆跡鑑定結論。幾位副部長審閱了信紙和筆跡鑑定後，一致認定：詐騙20萬元巨款的案犯就是這個人——王倬。
3、落網
王倬，又名王連升，筆名金維，男，36歲，遼寧省遼陽縣人。案發時住在北京李廣橋南街3號。1941年參加三青團，1943年加入青幫，1948年東北大學經濟系畢業，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當了一個多月的收發員兼會計。1949年4月，報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同年8月參軍，1950年2月由陝西開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薦到中國進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貿部出口局工作。據調查，王倬曾給他的哥兒們偽造過證明信，給這個哥兒們化名為「趙全一」。後來這個哥兒們跑北京來找他，他上派出所給這個哥兒們報了臨時戶口，使用的也是「趙全一」。
為慎重起見，專案組決定暫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單獨作案還是團夥作案。
北京市局刑偵處的處長劉漢臣親自帶領十多個偵查員來到李廣橋南街蹲點。他們與當地的片警郝繼民取得聯繫，要求他找個可靠的地方做臨時指揮部。
郝繼民領著偵查員到了附近的衛戍區招待所。他過去與招待所負責人老張就比較熟悉，郝繼民把想找個臨時落腳地方的意思說了。老張立即叫人把一個大會議室騰出來，抬來桌椅、床鋪，並安裝了兩部電話機。熱情的老張還專門派了兩個服務員給偵查員們倒茶送煙。一個偵查員把電話安裝、調試好，因此，臨時指揮部具備了工作條件。
這時已近黃昏，劉處長說：「小郝，這個地方不錯，不過還得請你幫助選幾個能直接監視王倬家的地點，你看怎麼樣？」
郝繼民帶了三個偵查員去選擇監視點。剛到李廣橋街，就看見李大爺疑惑地注視著街道上的人，看見郝繼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這天還沒黑，又不是禮拜天，咱這地方也不是公園，怎麼一對兒一對兒搞對象的人在這轉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繼民知道那是化妝的偵查員，就對李大爺說：「不礙事，您放心回家歇著去吧！」
郝繼民帶著偵查員到了李廣橋東街糧店。這個糧店的門口正對著李廣橋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須從這裡經過，於是偵查員選擇糧店為監視點。後來又找了兩家住戶作為監視點。通過三個監視點，王倬家院內一切情況盡收眼底。偵查員不時向指揮部報告疑犯的消息：
301報告：一號對象今天早6點起床，一直在家活動。
302報告：今天早7時零5分，從院中出來一男一女，騎自行車向東去了。經查車號，其中男的是一號對象。
303報告：一號對象和他妻子到鼓樓大街委託行賣血壓表和大衣，沒賣成，又到東華門委託行也沒賣成，隨後又回到鼓樓委託行以47元的價錢賣出。
304報告：一號對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個儲蓄所，19時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後，偵查員發現王倬在西屋燒東西，後來又端著燒的東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監視著王倬的劉漢臣處長說：「搞來它！」立即有偵查員裝扮成撿破爛的出去了。一會兒，提著一些煤灰、紙灰等垃圾回來。劉處長命令馬上送去做技術鑑定。經過鑑定科長劉雲啟的檢測，王倬倒掉的垃圾裡有殘存的人民幣，大量灰燼是人民幣燃燒後留下的。
晚飯後，王倬從他母親的屋裡出來，回到自己的屋子。後來，他又開鎖進入那間沒人住、門窗都掛著帘子的小屋，開了燈。不一會兒又從小屋裡出來，上了鎖，又去了西屋廚房。
夜深了，院裡被監視的王倬似乎預感到自己成了甕中之鱉，如坐針氈。此時，臨時指揮部的電話響了，劉處長聽完後放下電話，對趕來的市局閔局長說：「王倬的愛人睡在單位辦公室裡。她入睡後突然起床開燈，接了一個電話，沒說上幾句話就生氣地掛斷了。」
「王倬這邊有什麼動靜？」閔局長立即問。劉漢臣回答說，王倬屋裡的燈關了，院裡的燈也熄了，沒發現異常。
劉處長用眼神詢問閔局長，閔局長也注視著他。劉處長說：「根據我們到手的證據，抓王倬沒問題了。」閔局長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斷地說：「零點行動！」
大家都躍躍欲試。劉處長把郝繼民叫過來問：「王倬的屋裡有沒有隔斷？」行動之前，劉處長必須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況估計到。
郝繼民對此已經爛熟於心。他說：「兩間房子由一堵牆分為裡、外屋，王倬睡裡屋。」劉處長又問，王倬屋子的門窗是風門，還是玻璃門？郝繼民說是風門。
郝繼民知道行動的時候馬上就到了，劉處長他們人生地不熟，自己該多出主意。想到這裡他說：「去年夏天下大雨時，王倬他家院門西牆有一段土牆給泡坍了一截，一直沒修。」
「哦。」劉處長命令監視點核實，很快證實了郝繼民的話。這時，一直沒說話的閔局長站了起來：「我看就零點動手！兩個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帶路，從坍牆處進院，打開大門，大家進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門而入！注意，要活的。抓獲王倬後，立即押往預審處！老劉，你看這樣行不行？」
劉漢臣處長點頭同意，又給大家具體分了工。閔局長看了一下表，離行動時間很近了，命令發槍。大家每人領到了一支手槍和五發子彈。
零點整。閔局長下令：「出發！」
郝繼民走在最前面，帶著偵查員們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斷牆外，一個偵查員從後託了一下郝繼民，他輕鬆地跳進院子，打開門，偵查員魚貫而入。
郝繼民帶四個偵查員撲向王倬住的屋子。一個偵查員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戶紙，把手伸進去拉開門插銷。五個人悄悄進了外屋，又一起向裡屋擁去。
被窩裡的王倬被拖了出來，押上門外的警車。
「搜！」劉漢臣處長下令。
大家分頭搜查起來，有人撬開小屋門上的鎖，從裡邊搜出一堆碎布、繩子，還有被拆散的自行車。碎布拼起來，正是王倬作案時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車和繩子也是他作案時使用的。
劉處長讓郝繼民去叫王倬母親的房門。郝繼民敲了半天門，屋裡也沒動靜。再敲，屋裡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門！」郝繼民隔門叫孩子開燈。
燈開了，郝繼民隔窗看見王倬的母親張可民披著棉被坐在床上，任憑怎麼叫門也一動不動。郝繼民見狀一腳踹開了門。
問什麼，張可民也不答，就那麼一動不動地坐著，把郝繼民氣得夠嗆。這時，裝贓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來，只差贓款沒下落了。
天大亮了，贓款依然沒找到。劉處長不甘心，讓郝繼民幫助去借鐵鍁、鎬頭等工具，他斷定贓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個角落。
院子幾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沒有贓款的蹤跡。劉漢臣處長來到西屋廚房，看了一會兒鐵爐子下面的爐灰，說：「把這個爐子搬開，挖！」
幾鐵鍁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幾捆人民幣。再挖，沒有了。顯然這是其中極少一部分贓款，還應該有一個地方藏著其餘大量贓款。
劉處長仔細觀察西屋南側摞著的半人高的蜂窩煤。蜂窩煤最上一層落著一層厚厚的灰塵，像很長時間沒人動過。劉處長觀察了一會兒，招呼一個組長：「叫你的人，小心地搬開蜂窩煤，不準破壞原貌。」
蜂窩煤被一層一層地搬開，許多雙眼睛都盯著這裡，把希望寄托在這裡，因為除了這裡，院子裡已經無處可挖了，用郝繼民的話說，院子被挖得都能種白薯了。
搬開最後一層蜂窩煤時，眼尖的偵查員發現蜂窩煤下有新鮮的黃土。偵查員剛要動鐵鍁，劉處長說：「別動！先拍照！」讓郝繼民找兩個旁證的居民。郝繼民快速叫來了居委會主任劉秀惠和衛戍區招待所的服務員小劉。
挖了幾鐵鍁，黃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開苫布，裡面包裹著一捆捆的人民幣。大家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幾個偵查員把苫布包袱拉了出來。劉處長說，把張可民帶到坑邊來！張可民不肯來，女偵查員把她架了過來。張可民到了坑邊，看見了被挖出的包裹裡的錢，又看看大坑，驚恐地咧開嘴哭了：「可別把我埋裡邊呀！」
郝繼民找來兩個箱子，苫布包袱裡的錢裝了滿滿兩大箱子。
隨後偵查員又從王倬辦公室的文件櫃裡搜出了偽造批件的鋼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銷毀了。
4、結局
面對鐵證，被押到預審處的王倬，很快就招認了全部犯罪過程。
原來，早在1950年春節期間，他帶孩子到公安部禮堂看雜技演出，見到牆上有周總理的題詞和籤字，當時他就找了張紙，用鋼筆臨摹了下來，回家之後，反覆練習。也就是說，早在10年前，王倬就動了模仿周總理籤字的歪心眼。
1959年3月，周總理親自安排外貿計劃，各省各部都無條件執行，這時他就想可以利用總理的名義牟利，因為總理什麼都管。
另外，在偽造公函、介紹信等行騙材料的時候，王倬也沒少動心思，在公函中，他特意設計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這個由頭，因為他覺得主席辦公室的指示，一般人不會懷疑，更不會刨根問底，「9點鐘開講經會」，這是因為1959年，西藏叛亂平息，關於西藏的消息在1960年初，往往是各大報刊的頭條，說是西藏舉行活動，需要籌款，一般人也不會懷疑。「有中外記者拍紀錄片」，這句話是王倬後來特意加上去的，為的是給後面的兩個「批註」做鋪墊。「要舊票、10元票」，因為10元票為當時市場上面額最大的鈔票，都要10元的，容易拿。而且舊票不連號，花的時候不易被人察覺。「7時以前務必送到民族飯店」，這個時間和地點也是他精心設計的，王倬特意選擇星期五將近晚6點的時候前去送信，銀行的工作人員可能會因為著急下班放鬆警惕，辦事草率。「7時務必送到」是與前面9點拍紀錄片相照應，暗示今天錢務必送到。國家民委就在民族飯店後面，西藏工委的人來北京出差辦事，一般都會住在民族飯店，把錢送到那裡，順理成章。另外，因為怕銀行的人起疑，當晚6點30分左右，他特意在民族飯店給中國人民銀行打了個催辦電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雖然機關算盡，王倬最後依舊沒能逃脫法律的制裁，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詐騙罪，判處王倬死刑，其母張可民，因包庇和幫助反革命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至此，這場偽造總理籤名的特大詐騙案正式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