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並不代表對罪錯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而把「懲罰」置於樓閣任其空轉。
▲弒母少年。 新京報記者 王昆鵬 攝影
文 | 王琳
2月12日，最高檢發布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指出，檢察機關將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臨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級處遇和保護處分制度。
這其中的「臨界教育」「分級處遇」，雖然語焉不詳，卻頗受輿論熱議與好評。
在公共輿論場上，有關罪錯未成年人的責與罰，動輒成為焦點。評論累牘盈篇，自是有喜有憂。
喜的是社會對罪錯未成年人從不缺少關注，對懲惡揚善的價值指向從不缺乏期待。憂的是現行責任機制還未能無縫覆蓋到罪錯未成年人的各個年齡段。一碰上「12歲少年弒母司法無為」或「14歲少年被抓叫囂還能再偷400天」等典型個案，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籲請就會與情緒渲洩、制度批判等夾雜在一起，洶湧而來。
但類似這樣的討論，每次都沒有答案。未成年人正處於人生的成長階段，可塑性強，但心理狀態不夠穩定，辨別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弱，道德和理智相對模糊，易受外界的影響。也正是因為未成年人的這些身心特點，現行法律對未成年人司法定下了「教育、感化、挽救」這六字方針。在這六字「黃金法則」之下，還有「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以及「少捕、慎訴、少監禁」等司法原則。
▲圖/新京報網
原則雖好，解決不了個案的尷尬。依法懲處不夠年齡，教育感化效果不大。能批評公安抓了又放嗎？公安又不是法院。能批評法院無動於衷嗎？法院本就「不告不理」，案子都沒來怎麼判罰？最後還是回到立法不健全。
這麼明顯的立法漏洞，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決的當下，怎能空有社會關切而無立法回應？「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並不代表對罪錯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而把「懲罰」置於樓閣任其空轉。
教育是多方位、多層次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罰也是教育，而且還是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沒有責任意識教育，如何能讓未成年人在錯誤面前望而卻步？
這就是「臨界教育」「分級處遇」備受輿論關注的背景所在。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分級處遇」如何分級？因此而產生的人財物誰來解決？
可以肯定的是，對檢察機關來說，也只有進入了檢察程序的罪錯未成年人，才有可能進入檢察「臨界教育」和「分級處遇」的視野。
但經由「臨界教育」和「分級處遇」的社會關切和改革期待，又是那麼真實而具體。對罪錯未成年人，在制度設計上絕不能僅有「坐牢」和「放人」這兩分法（這是通俗的理解，當然現行法律上也有緩刑、社區矯正等方式）。
以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拘束性保護處分，就大致包括了訓誡、安置輔導、保護性管束、機構矯正等多種形式。我們在罪錯未成年人的責任機制完善上，還有太多空間。
檢察機關的「規劃」，提出「臨界教育」「分級處遇」等解決辦法，已是進步。當然這不是檢察機關一家就可以「單兵突進」的改革，它還是一場需要家庭、學校、教育部門、民政部門、警察部門、審判機關、立法機關，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和團體都來參與的公共改革。只有各司其職、同步推進，「臨界教育」「分級處遇」才能從紙上的概念，落實到現實中管用的制度。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李冰冰 校對：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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