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絕對主義君主制達到頂峰，這不僅體現在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治機構的建立和完善，同時也體現在文化控制體系的逐步確立，兩者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因為文化控制體系既是絕對主義體制建構的組成部分，更是製造絕對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主要手段。大體說來，路易十四時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在宮廷體制之內，圍繞著君主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徵符號、日常禮儀和修辭方式，以炫目的方式向臣民展現王權是整個國家唯一代表，並在臣民的觀念層次裡培育和強化對等級政治秩序的認同；二是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王國政府採取收束與壓制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推進文化國家化，把原先處於「離散」狀態的文化活動體制化集中化，使文化成為服務於君主政治的強大工具，另一方面對任何有悖於絕對主義意識形態同一性要求的文化活動予以控制或打擊。
路易十四時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對法國的政治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既為法國絕對主義王權的確立和鞏固提供了堅實的意識形態支撐，且憑舉國之力在較短時間創造了法蘭西文化的輝煌，但同時也導致大量的經濟和知識精英流亡國外，對法國造成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損失。更重要的是，從長時段的歷史目光來看，這種國家集權的壟斷性文化體制，壓抑了法國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阻礙了文化產業的資本主義化，為法國18世紀中期之後社會文化危機埋下了伏筆。此前的研究主要關注政治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對文化體制及其象徵意義在其中的作用重視不足。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就此一問題進行粗淺的探討，以期能有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的專家學者從更宏富的歷史面向出發，探討這種權力的文化實踐與文化實踐的權力之間精微複雜的關係。
一、
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在蘭斯大教堂舉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禮。當天清晨，蘭斯教堂的聖壇下，一邊站著僧侶貴族，一邊站著世俗貴族，外面是眾多的觀禮民眾。剛剛步入成年的路易十四，在衛兵、王室官員和宮廷顯貴的簇擁下登上教堂的唱詩臺。主教和教士迎來聖瓶，並將之放到供奉著聖雷和聖路易聖骨盒的聖壇上。接著，在大主教的主持下，國王宣誓，首先允諾保證教會的自由和豁免權，而後手按聖經對王國莊嚴起誓。再接下來，由王國最顯赫的權貴給他穿上絲絨短鞋，呈上金馬刺，披上加冕服和紫色鬥篷；由蘇瓦松大主教給他頭頂、胸膛、雙肩、臂肘和雙掌塗抹聖油，主教給他遞上指環、權杖和正義之手。當指環戴上國王右手中指的那一刻，標誌著國王與王國結成了連理，「因為加冕的日子，國王莊嚴地與其王國成婚，甜蜜的、天眷的和高貴的婚姻紐帶將他與他的臣民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如同夫婦般地彼此相愛。」此時，國王起身沿著階梯登上王座，接受顯貴們的致敬和效忠，教堂各門洞開，伴隨著音樂和煙花，教堂內外三呼「萬歲」。最後，大主教給業已得到祈福的國王戴上王冠，加冕禮畢。
宮廷這種充滿莊嚴氣氛的盛大儀式，正如弗朗索瓦·布呂什所言，既非免費的王家戲劇，亦非無用的奢侈品。相反，它的每個環節都蘊涵著嚴肅的政治隱喻，目的是為君主制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同時作為製造新國王形象的重要契機。首先，國王對教會和國家的莊嚴宣誓，表明他與上帝、顯貴和民眾結成了契約，臣民對國王奉獻效忠，國王則保證維護包括教士在內的各團體的自由和特權，給臣民帶來和平、正義和仁愛，像丈夫一般保護自己的「妻子」(王國)。其次，敷聖油儀式召喚起撒母耳給大衛王和拿撒給所羅門施塗油禮的記憶，意謂國王不再是俗人，而是上帝的代理人，以神授的恩寵來管理國家，是王國教會的頭號人物，可以主持法蘭西主教會議，就教會的自由和特權做出裁決。最後，大主教給國王戴上王冠，象徵著國王成為這個政治之軀(body politic)的頭腦，三個等級則是這個軀體獨立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儘管每個組成部分皆有屬於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但作為頭腦的國王解釋著軀幹的需求和意願，這也是國王御臨法院(lit de justice)時何以能夠推翻高等法院法官多數決定的原由所在。
儀式既包含賦予君主種種權力合法性的隱喻，也是君主向社會展示其政治形象的機會。現場的顯貴和民眾，親眼目睹了國王與神聖性的結合過程，親耳聆聽到國王對王國的莊嚴承諾。儀式的程序和道具在想像的空間描摹出一個生動具體的合法權威形象，「因為君主政體的理想可以付諸抽象的陳說，但君主政體的實際形象和偉大之處依賴於它的具體化表達」。換成人類學家吉爾茨的話來說，戲劇國家的禮儀奢華之功用，是將抽象的權力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形式。那些未能在現場觀摩加冕儀式的人，可以閱讀一些小冊子對具體情況的描述，也可以觀看官方委託藝術家亨利?達維斯刻制的加冕典禮版畫。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最重要的畫家之一夏爾·勒布朗設計的一幅掛毯也有紀念儀式場景的圖案。
加冕儀式僅是路易十四漫長統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在構築絕對主義君主制大廈的進程中，禮儀符號是一種重要的材料，他充分地利用禮儀的象徵體系形塑著絕對主義的秩序和權威。因此，這位「戲劇國家」的主演，實際上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由儀式和象徵符號構成的公共舞臺上。甚至連國王的起居飲食也高度儀式化，宛如一出微型戲。
路易十四每天的起床(lever)儀式和就寢(coucher)儀式，都是演員、觀眾、舞臺和情節等各種要素俱備的戲劇。清晨，大貴族們聚集路易十四的寢宮內外，前後分成三批，觀看著國王起床、祈禱、洗漱、選擇假髮、刮臉和穿戴過程，最後他自己脫下睡衣和內衣，再將掛在胸前的聖骨摘下，由過去曾雄踞一方的大貴族擔任的內務官或親王給國王奉上衣衫，首席貼身男僕幫他穿上右袖，首席衣飾官幫他穿上左袖，然後選擇領帶和鐘錶。晚上，廷臣貴客們再次聚集，看著國王餵狗、懺悔、穿上睡袍。國王在向眾人道了晚安之後，人群陸續離去。接著是短暫的小就寢禮，只有極少數享有特別恩寵的人能繼續留在那裡，被國王指定為其秉燭的人會感到榮寵有加，為國王擎起燭臺直到儀式結束。
路易十四嫻熟地運用了這樣的禮儀，作為確立絕對主義政治秩序的工具。諸如起居就寢這樣的儀式，一方面可以表明國王的一切，哪怕是王室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也擁有不變的秩序，用以昭示君主的莊嚴和神聖，以及微縮在這種儀式秩序中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神聖性；另一方面，精緻規範的禮儀化世界以及貴族們在此等儀式中爭相競逐，從行為方式和心態文化上對曾經桀驁不馴的貴族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規約，讓他們恪守自身等級地位應有的權利和義務，不能擅自逾越。「因為等級優先準則和行為規範可用於疏導緊張關係，維繫某種協調一致，宮廷社會同樣在此等規則的支配下」。
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禮儀場合，全部劇情都是圍繞著國王一人進行，他獨自高踞在舞臺中央，法蘭西其他任何貴族，哪怕是王弟，也僅是為他秉燭奉衣的配角或觀眾，角色之主次高下區分截然分明，這表明他已不再是過去的「第一領主」，而是高高在上的主腦。路易十四在給王儲的訓導中道出了這些儀式的政治隱喻和象徵意義：
那些認為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儀式的人都是嚴重錯誤的。我們統治的這些人，未能洞悉事情之根本，通常根據他們看到的表面現象判斷，而最常見的是，他們正是根據地位先後和等級高低權衡自己的尊崇和服從。公眾只接受一人統治至關重要，這個執行一人統治之功能的人被提升到他人之上對此關係甚大，也即任何人不能與他混淆或比肩；國家的頭腦高高在上，這是將他與四肢區分開來的顯著特徵，沒有人能夠侵削這種特徵而不傷及國家整體之軀。
而且，它們也包含著君主政治之現實權謀的操作。在這些禮儀場合，國王決定著誰能夠進入，誰將被排斥，他的恩寵主宰著眾人的沉浮。年輕氣盛的聖西蒙公爵因惹惱了國王而遭到長期冷落，因此怨恨不已，在回憶錄裡對路易十四的宮廷極盡嘲諷貶抑。
二、
1661年8月，業已獨自掌權的路易十四，參加了財政總監尼科拉·富凱沃勒維孔特莊園城堡的落成盛宴。這座新修的宮殿耗資1800萬鋰，出席宴會的賓客達6000人，全部使用金銀餐具。伴隨著飲宴的還有莫裡哀創作、勒布朗布景的劇作《討厭鬼》(Les Facheux)，呂裡的芭蕾舞劇和盛大的焰火表演。但時隔不到三個星期，這個富可敵國的權臣即遭逮捕入獄。1662年6月，杜伊勒裡宮廣場舉辦了為時兩天的宏大競技比賽，這次盛會的主人變成了親政不久的路易十四。在比賽中，貴族分為五隊，分別裝扮成羅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和美洲人，進行了馬上槍術、劍術和擲矛比賽。每位參賽者的盾牌上有著各自的圖案，國王的盾牌上的圖案是太陽，上面雕刻的銘文為「我見，我徵服」。每天的優勝者從王后那裡領到價值25000埃居的鑽石和鑲嵌在寶石相框裡的國王畫像作為獎品。
路易十四此舉樹立了奢華的新標準。但如同前述的繁瑣宮廷禮儀一樣，這種炫耀性的公共展示決非純粹的娛樂，而是鍛造和強化王權權威的必要手段之一，正如大主教博絮埃所揭示的：「在民眾和外國人眼裡，為陛下得到擁護計，為華麗和威嚴耗費資財，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作用主要從兩方面體現出來：一方面是藉此表明，沒有任何人能夠與王室的資財相匹，哪怕是王國裡最強大的臣子，以體現王室的威嚴和榮耀；另一方面是起著羈縻貴族的作用，讓那些來自外省的大領主，在刻板嚴肅儀式之外，能夠找到歐洲最奢華最激動人心的娛樂。而且，確立如此闊綽奢華的標準，使貴族們囊中空空，既無心亦無力從事政治陰謀，相反要仰仗王室的慷慨饋贈，以維持巨額的開銷。
有鑑於此，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成為時刻都充滿著嘉年華歡樂的節慶空間，公共慶典、競技比賽、宮廷戲劇、假面舞會、音樂會、遊戲賭博、芭蕾舞和煙火表演充溢著公共和私人空間。如路易十四自己所言，「將貴族留在宮中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它變成一個有吸引力的地方」。1664年5月，他再次舉行盛大慶典。這個被命名為「迷人島歡樂會」(Les plaisirs de l』Ile enchantée)的慶典活動為期七天，莫裡哀全盤指導所有戲劇表演，呂裡負責安排音樂，國王與貴族一道，參加騎兵巡遊、劇目表演和馬術比賽等諸多節目。其場景之宏富，在法國人頭腦裡留下了持久的記憶。1668年7月，為慶祝徵服弗蘭德斯，路易十四耗費15萬鋰，舉辦了另一場宏大的娛樂慶典，莫裡哀的喜劇和呂裡的音樂，讓600名賓客如醉如痴。晚宴之後，燈火與煙花表演讓凡爾賽變成了「火與光的世界」。
然而，即便皇家的錢包，也難以支撐頻繁地舉行此等宏大的娛樂慶典，尤其是1672年王國陷入連綿不斷的戰爭之後。但還有眾多其他娛樂活動，組構著路易十四宮廷的時間和空間，如廷臣們在「會所」(l'appartement)裡每周三次的娛樂，自晚上7時持續到10時。會所的娛樂多種多樣：賭博、撞球、舞會、音樂會，有時還有演出。國王、王后和王室成員都來這裡，與人們一起娛樂。「路易十四表現得和藹可親，他不讓人在他走近時從牌桌上起身問候，他極其禮貌地從這個人那裡走動到那個人那裡。」但對於這種禮儀慣例的堅持，路易十四則顯得強硬嚴峻：「夫人，他曾對婚後未久的太子妃說，我想您也應去會所，到那裡跳舞。我們不是特殊人，我們要跟大家打成一片。」據當熱侯爵的日記記載，從1684年9月10日到1685年3月3日的六個月時間裡，宮廷裡舉辦了超過70場涉及舞蹈的娛樂活動。
在如此之多大至慶典小至日常娛樂的活動中，王室的政治目的感從未缺席。國王作為其中一員既「與民同樂」，又主宰著遊戲的進程節奏和眾人的恩寵分配，親和感與威嚴感並具，對君主權威的塑造至關重要。路易十四在給王儲的訓誡中明確地道出這些公共展示的政治功用：
這種娛樂消遣社交生活，讓宮廷臣僚與我們適當地熟悉起來，以言辭說教之外的方式打動他們和愉悅他們。從另外方面來說，人們在表演中得享歡愉，表演實際上就是本著讓他們高興的目的；且我們所有的臣民，看到我們也喜愛他們所喜愛的東西會欣喜若狂，或他們為觀賞到最好的東西而心醉神馳。通過這些，我們控制他們的思想，抓住他們的心，有時可能比獎賞或恩惠更有力。對於外國人來說，在一個他們看來繁榮興旺管理有序的國家裡，耗費這些可能產生不了效用的資財，會給他們留下華美、權力、富有和強盛的非凡印象。
最後，「戲劇國家」還需要恢弘的舞臺，既為進行嚴肅的儀式和歡快的娛樂社交提供的必備條件，同時它本身也是展示君主榮耀和權威的載體。這樣的舞臺無疑就是那些散布在巴黎內外的宮殿。路易十四親政期間，曾耗費巨資修建王宮，羅浮宮、杜伊勒裡宮、馬爾利宮、大小特裡亞農宮和凡爾賽宮先後得到重修或擴建。之所以如此，其原由同樣是為了樹立和表現王權的榮耀，如路易的重臣科爾貝所言：「陛下深知，在沒有輝煌的戰爭偉業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東西比建築更能彰顯君主的偉大和智慧了，子孫萬代都以他們在有生之年建造的那些宏偉宮殿的規模評判他們。」尤其是凡爾賽宮，路易十四否決了義大利式的巴洛克風格，從1770年開始每年投入數百萬鋰，按照法國人自己設計的建築風格大舉建設，並在1682年將宮廷遷移到這裡。凡爾賽宮華麗宏偉、高度集中和整齊劃一的古典主義建築風格，與絕對主義王權追求榮耀、秩序和一統的取向，在表達形式和思維邏輯上相互投契彼此映證，路易十四的寢宮位於這個舞臺正中央的位置，以及他本人在儀式裡最中心的位置，就是一個最為顯見的表徵。更重要的是，這裡成為路易十四「戲劇國家」的主要舞臺，為在臣民的觀念世界裡塑造君主權威的合法性提供了路徑，「慈愛的君主、榮耀的國王、上帝選民的威嚴化身，這些形象在象徵體系裡，在國王自己所期望的以他為中心的表演舞臺上疊合到了一起」。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科本所言，法國宮廷成為在兩千萬觀眾面前表演的永不停息的芭蕾舞臺，路易將嚴格的禮儀秩序加於其宮廷之上，並非是思想狹隘的表現，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讓君主成為國家生活中萬眾矚目的中心提供必要的背景。
除作為王權活動中心的宮殿之外，遍布各地的紀念性建築是散播王權榮耀和權威的另一個重要載體。一座凱旋門在巴黎或外省拔地而起，裡爾市為迎接國王入城和慶祝本省歸屬法國建造了凱旋門，獻給路易十四的巴黎聖德尼和聖馬丁門則是為了慶祝荷蘭戰爭的勝利。中央立有國王雕像的廣場成為王家廣場的都市化典範，如巴黎的勝利廣場和路易大帝廣場。外省二十多座城市計劃建造國王雕像。每一座雕像的落成，都會舉行盛大的慶祝儀式。雕像運動主要發生在獨立性比較強的外省，這也從一個方面折射出雕像建造的政治意義和目的。
三、
政治國家施予社會領域的文化控制，構成了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確立絕對主義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擔當著絕對主義制度組建和意識形態建構的雙重角色，「文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進入政治領域，同時充當統治的手段和作為威望的源泉」。路易十四時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基本手段歸納起來大體有兩種：推動「文化的國家化」，國家對社會施予監控。在這裡，本文首先談談文化國家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功用，即建立國家文化機構和推行國家資助制度，將社會領域的文化藝術活動和人才收束到國家體制之內。
「文化國家化」最主要的表徵，是一系列國家性文化機構的創立，將文學、藝術和科學等各個文化領域收納到國家的控制之下。此舉一方面可以把文人墨客們(écrivains)從私人資助者那裡分離出來，以免他們在諸如「福隆德運動」等宗教政治紛爭時期充當小冊子寫手，這有利於消弭爭論，維持王國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將他們納為己用，塑造王權的榮耀。早在1634年，紅衣主教黎塞留就通過給予財政資助和法蘭西學院的名號，將一群在巴黎舉行私人聚會的知識分子圈子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按照黎塞留的要求，法蘭西學院負責釐清法語的「精確意義」，使之能用於研究科學和藝術；另外，法蘭西學院院士在政治和倫理道德事務方面須與王國政府保持一致。但事情的發展表明，「經濟保障和地位提升的胡蘿蔔，足以讓強制性的政府指揮棒毫無存在的必要」。對追求榮耀和建立意識形態同一性的絕對君主制來說，這種措施看上去行之有效。因此，路易十四大規模地承襲了黎塞留的文化控制策略，自他1661年親政之後的十年，是法國各種國家文化機構建立的高峰。
1661年3月，路易十四頒發特許狀，建立了皇家舞蹈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Danse)。宮廷芭蕾中所包含的貴族團結協調和讚美國王的主題，無疑有益於「投石黨運動」後王國秩序和君主權威的重建，年輕時經常親自登臺演出的路易十四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特許狀裡，他聲稱舞蹈是法國文化的中心，並呵斥貴族對練習芭蕾的怠惰和缺乏責任，因此建立專門機構以便「重建這門藝術的最完美形式」。儘管成立該學院旨在促進宮廷社交及舞蹈藝術的精緻化，但其政治功用是顯而易見的，王國政府藉此輕而易舉地將藝術家們組織起來，置於自己的權威之下，同時亦為自己的權威服務。皇家舞蹈學院很快成為一個官方的文化職能機構，在舞蹈事務領域代表王權監管社會：巴黎的舞蹈演員都要在該學院登記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任何新舞蹈作品都須通過學院成員的審查方能演出。
1663年2月，王國重臣科爾貝為繪畫和雕刻學院擬定了基本架構，將這個1648年成立的藝術家團體正式納入國家的羽翼之下，其90位成員負責皇家的藝術事務，路易十四寵信的畫家勒布朗(Le Brun)擔任該院終身院長。同年，科爾貝還從法蘭西學院中遴選4名文人組成了「小學院」(petite académie)，這個小團體受託研究「畫像和掛毯中寓意的作用」，為歌頌國王的紀念章撰寫銘文，因此到1716年它被更名為銘文院。
1665年創辦《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這是歐洲第一份文學期刊，在科爾貝的資助下，傳播文學界的消息，如介紹新出版或再版的書籍以及它們的思想內容，報導科學方面的新發現。同時，也宣傳國王的資助活動，對政治性的、代表官方聲音的《法蘭西公報》(Gazette de France)構成了有益的補充。
1666年，王國政府創建了「羅馬法蘭西學院」，把派遣藝術家到義大利學習訓練的傳統做法制度化，12名年齡25歲以下且信仰天主教的青年藝術家，拿著國王的資助在學院裡修習3年，深化藝術修養。同年，在巴黎，法蘭西科學院正式成立。像法蘭西學院一樣，該學院同樣是通過將私人機構國家化而形成的。根據1669年6月頒布的特許狀建立了皇家音樂學院，這是第一家法國歌劇院。1671年又組建了建築學院，作為負責所有建築事務的專家委員會。
至此，路易十四和科爾貝業已實現了對文化領域幾乎全面的控制。到路易十四統治後期，一些外省亦按法蘭西學院的組織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學院，因為它們需要得到來自巴黎的「支持、保護、官方授權和正式確認」。這些從巴黎到地方的「學院運動」(le movement académique)，確立了以巴黎為中心的國家文化壟斷體制。幾乎每個有才華和雄心的文人，在國家提供的經濟和聲望誘惑面前，紛紛走進金色的籠子裡。高乃依、拉辛、莫裡哀、呂裡、勒沃、芒薩爾、勒諾特爾、勒布朗等所有偉大的名字都囊括其中。院士們不僅利用自己的知識才華，為宣傳君主的榮耀服務，如撰寫章、詩歌或劇本，繪製表現國王偉大的畫作；而且，這些學院為法國絕對主義政治體系提供了官方的文化評價機構，確立官方的審美權威，起著引導社會思想文化方向的作用。丹尼埃爾?羅什在闡述學院運動時說：「文學和科學使之顯得熠熠生輝的絕對主義，從中汲取到了自己所需的現代意識形態合法性。」
其次，實行國家資助制度，這是文化國家化的另一個表徵。該制度與學院體制相輔相成，它們通過金錢和榮譽，將學院內外的傑出人士吸引到國家的恩惠之下，成為馴服文人學者，使之為君主的榮耀服務的有效工具。
1662年至1663年，法蘭西院士夏普蘭負責擬定一份文人名單，遴選可為君主制效勞的作家和值得鼓勵的新銳之人。1664年，在首度得到資助的58人名單中，包括11名外國人。我們在這份獲得年金的名單裡可以找到諸多古典作家的名字：高乃依、莫裡哀、拉辛、佩羅爾、基諾爾，還有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裡提到的國外科學家，如荷蘭物理學家惠更斯和義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科貝爾分別以6000鋰和9000鋰的高額資助將他們引進到法國。王國資助當年支出數額79500鋰，此後數年，用於此項事業開支的金額年年增長，因此而受益的文人也有所增加，1667年和1669年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國王給50-70位文人分別資助了118000鋰和108000鋰。隨著法國與荷蘭之間戰爭爆發，從1673年起，這份豐厚的皇家獎勵不再分發給外國人，1674-1683年間資助總額也減少到年均約60000鋰。
得到賞金的文人數量較少，且一些人長期出現在獲助名單上，皇家賞金幾成固定收益，因此過上了優裕的生活。像路易十四這樣對科學和文學藝術人士予以持續定期的資助在歐洲尚無先例。從伏爾泰到一些當代法國史學家——如弗朗索瓦·布呂什，都對路易十四此舉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路易十四這種奧古斯丁式的資助，是在對人文價值的崇敬和廣泛的趣味引導下誕生的，它夯實了文人獨立精神之根基。儘管16世紀以來人文主義價值和太陽王本人心性在其中的作用不能否認，但我們還應看到，這種行動與現實政治目的是緊密相連的：把傑出文人吸納到體制之內的國家資助制度，讓他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宣傳國王，在民眾的想像世界裡構造一位慷慨大度、熱愛科學藝術的君主形象。「夏普蘭就曾告訴接受了資助的荷蘭學者尼古拉斯·海恩修，國王慷慨大度，但他明白自己在幹什麼，他並不想被人當成傻瓜」，並叮囑後者對國王的讚揚要顯得自然，並且在國外出版。
四、
路易十四在建構國家文化統治體系的同時，對社會施行管束和壓制，使之符合絕對主義政治的基本要求。早在17世紀法國絕對主義王權建立過程中，王國政府就已開始加大對出版印刷行業的控制。根據1618年7月批准施行的法令，建立了在國家監管之下的行會組織，壟斷著書籍出版業，並負責執行王國政府的相關法規。1624年，路易十三頒布法令，設立了常設的書籍審查委員會，給予書籍審查員年金。在同年的另外一則法令中，規定禁止那些未經授權出版的有關政治和國家事務的書籍與小冊子。但對書籍出版行業嚴厲的控制，到路易十四親政後才逐步推行並形成體系，目標是將作者群體、印刷出版企業全部置於國家的監管之下，禁絕「壞書」(mauvais livre)在法蘭西王國境內的出版和流通，以此維護絕對主義所追求的政治宗教價值觀的一統性。其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對文化生產領域進行重組和規約，使社會單元同樣呈現集權的模式，按照集權的邏輯運轉。根據1666年10月的清查，僅巴黎就有79家印刷工場，它們擁有216臺印刷機。許多印刷工場規模很小，超過一半的企業擁有不超過兩臺印刷機。這些處於散亂狀態、追求經濟生存的出版印刷企業，是王朝政治和意識形態穩定的潛在威脅。17世紀法國幾乎每一次政治動蕩的背後都有印刷出版機構的影子。路易十四幼年時代親身經歷的投石黨運動，印刷宣傳的作用表露得尤為明顯，「這場運動的標識是，傳單、小冊子和各種形式的諷刺畫、時政論文大量出版，矛頭首當其衝直指馬扎然。利害關係是如此重大，乃至每個派別都組織自己專門的編寫小組，僱用直接連通印刷廠的常駐作者」。因此，監控印刷出版企業是建立和維護絕對主義權威的當務之急。
17世紀60年代，在科爾貝主政下，正式著手對印刷出版企業施以強有力的監控。1666年12月，國務委員會頒布政令，要求印刷出版公會董事及其副手呈交條例、法規、帳目和文書，以備國王任命的高級警察專員稽查，同時公布了有權在巴黎從事印刷事務的師傅名單，並規定不準接受新的師傅和建立新企業，等待新的政令出臺。但這一等就是近20年時間。1683年，許多印刷工場隨著師傅去世陸續關門，政府對圖書出版業進行徹底重組的時機到了：1686年8月頒布的有關巴黎印刷出版商新法規，對該行業進行嚴密的規約，譬如，企業規模方面，要求每個印刷商必須擁有兩臺以上的印刷機方能從事印務；印製形式方面，要求必須印上出版特許狀，字體優美，紙張良好；還有對師傅與夥計的關係、子女繼承的條件等，都以多款條文予以限定。但這個冗長的政令，最重要的是第7條和第43條，前者對印刷出版企業的經營區域進行了細緻的限定，要求印刷工場和書店集中到大學區，只有專營宗教類圖書的書店允許開在王宮周邊和聖母院大街；後者則明確地將巴黎印刷商數量限定在36家，「在印刷商方面，將不會接納任何人，直至它們的數量降到36家」。它們鮮明地體現出集權政治的治理思維：以集中的方式，專橫地對社會化繁為簡，改造社會單元使之與集權體制同構，以方便管理和控制。
第二，在文化生產領域強化特許制度作為預防性檢查手段，讓巴黎的文化出版界服膺於特權體系帶來的好處。對渴望更有效地控制出版業的王國大臣們來說，上述措施尚嫌不夠。科爾貝及其繼任者還通過特許保護制度，維護印刷出版商的壟斷地位讓他們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從而對國家形成向心力。1665年2月的法令，禁止出版商在沒有特許狀的情況下付印任何新書，包括古代書籍，並賦予初版所有者申請特許延長的優先權，規定版權所有者在出版特許到期前一年提出申請。為了平息外省出版商的不滿，該法令也規定，對古代作者著作，除非做出大量增補或訂正，否則不需申靖特許或特許延長，其他出版商也可以出版未經增補或修訂的古代版本。為了打擊盜版，同年9月的法令，又授權書籍出版特許或特許延長持有人沒收和佔有所有盜版書籍，包括印刷機、字板和印刷中使用的其他材料。1671年，高等法院的裁決又規定，在盜版書中假冒特許狀和特許狀所有人的名字的出版商或印刷商，都將永久地剝奪進入該行業的權利。
書籍出版行業的特許制度，是法國舊制度整個特權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導致的結果，同樣是權力的集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顯然是巴黎印刷出版商，限定企業數量和推行集中化管理，已經極大地減少了巴黎印刷出版界的競爭強度。巴黎出版業行會業已成為一個官方羽翼庇護下的利益團體，合法地壟斷著巴黎所有出版物的生產和銷售。特許制度讓它們包攬了法國主要的新書出版權，特許延長制度又保證了他們對有利可圖的書籍長期佔有權。這種壟斷局面，對君主集權政治的益處不言自明：它杜絕了巴黎印刷商出版秘密讀物的可能性。因為出版業行會變成了官方監控下的社團，實際上充當著執行官方監管任務的得力工具；而印刷商們成為特權體系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既不能也不願這麼做。
第三，國家是暴力機器，對社會具有鎮壓的衝動和功能。因此，王國政府對社會施以制度性的控制是一方面，動用警察力量抑制或鎮壓文化思想領域的異己力量是另一方面。儘管採取諸多措施以掌控巴黎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但仍然不能阻止壞書以某種形式在巴黎出版和秘密流傳。在科爾貝的策劃下，1667年3月15日頒布法令，對巴黎的警察系統進行重組，創立了警察總監。他負責監控巴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審理違反為印刷業制定的法令、條例和規章的行為，如印刷商出版被禁的書籍和誹謗性小冊子，以及商販兜售和散播此類出版物。首任警察總監尼古拉·德·拉雷尼(Nicolas de la Reynie)建立了書籍警察組織，強化對印刷出版業的管理，同時追查煽動性的作品、手抄報和荷蘭進口的其他小冊子。隨著法國對外戰爭的爆發，1670年代這類印刷品逐漸增多。因此，拉雷尼頒布警察訓令要求，在未經法官文書許可的情況下，印刷商、出版商和鑄字工不能出售任何印刷機、任何活字或字盤，並規定沒有行會董事及兩名副手在場的情況下，不能向購買者移交已有的印刷器材。與此同時，巴黎警察系統加強了對寫作、出版、販賣煽動性或誹謗性小冊子的作者、出版商和書販的追蹤緝捕。1670年警察抓捕的兩名作者，被指控與卑俗兇頑之輩過從甚密、買賣利潤豐厚但充滿危險的誹謗性小冊子且狡兔四窟組織嚴密等。
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為了維護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對宗教和政治上的異己力量予以打擊。尤其是17世紀80年代之後，當他與羅馬天主教廷的矛盾解決之後，開始大力迫害宗教異端，20萬新教徒和詹森派等其他受排斥的教派信徒被迫逃到國外。避難者主要由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組成，其中包括一些才華卓越的文人，如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阿爾諾、尼科爾等。在政府嚴厲的政策控制下，諸如夏爾·勒維埃、皮埃爾?戈斯和德博爾德家族等多家法國出版商也移居到荷蘭。
綜上所述，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在社會文化領域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控制體系。它不僅按照絕對主義邏輯完成了對社會單元的重構，而且發展出手段更加靈活、策略更加精熟的控制程序，具有了現代集權國家的基本特徵。
絕對主義的文化政策
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絕對主義政治在文化方面的建構，不僅構成了絕對主義王權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因舉國家之力的行動方式，使法國迅速上升到歐洲文化先行者的地位。來自現代國家的雄厚財力支撐和行動組織能力，給法國帶來了美輪美奐的宮廷政治、群星璀璨的古典主義文化和精確優雅的語言，歐洲其他部分都以不同程度的熱情俯首稱臣。路易十四成就的溫文爾雅、自信和純粹特質，讓大多數國外文化看上去顯得陳舊過時、晦暗沉悶和鄉下一般狹隘。乃至有學者在1682年聲稱，義大利的文化霸權結束了，如今在所有的藝術領域都是法國在確立標準。
然而，負面影響亦顯而易見。絕對主義政治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一元化追求，勢必要對社會施予侵削，以便排除那些不能見容於其追求目標的社會力量。我們從上文中不難看到為達至這種目標而進行的社會「清洗」：眾多的印刷出版企業在意圖明確的遏制下死亡，大量的經濟和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國外。但這些僅是絕對主義政治帶來的直接後果而已，從長期影響來說，法國絕對主義政治以君主政府作為社會的唯一組織者和驅動力量，壓抑了社會無數個體的活力和創造力。「不在政府的幫助下，想成立哪怕最小的獨立社團也會讓它感到害怕。最小的自由結社，無論其目標如何，都會令它厭煩；它只讓那些由它專斷地組織起來並由它把持的社團存在。大型的產業公司也會使它不快。要言之，它絲毫不願公民以任何方式，捲入到對他們自身事務進展的監察中，它寧願要貧乏也不要競爭。」託克維爾的這番言論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集權體制的基本特質及其長時段的後果，即不允許任何社會自治組織的存在，從而導致社會發育的不良。
以我們所討論的文化產業來說，路易十四時代確立的書籍審查和企業監控體制以及政府對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壟斷——集權體制通行的秘密政治之必要條件之一，阻礙了法國書籍報刊業的發展。在18世紀的法國，從理論上說，任何冒犯政治、宗教和公共道德的著作都不能自由出版，許多著作只能轉向國外出版。報刊業發展遲緩，直到1777年巴黎才出現第一份日報，且報紙的內容主要偏重於文化方面。黎塞留創辦的《法蘭西公報》壟斷著皇家政治信息的發布，但在報導政治事務時官腔十足，按照政治需要取捨和剪裁信息。因此，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上，18世紀的法國不僅不能與蒸蒸日上的英國相比，甚至遜色於邦國林立的德國。
與相對遲滯的文化產業相比，18世紀的法國社會發展卻呈現生機勃勃的局面，人口不斷增長，教育逐漸普及。新成長的且受過教育的青年群體，不僅僅簡單地需要就業機會，而且懷有更高的社會期望——期望憑藉自己的德能謀取到金錢、名譽和崇高的社會地位。在舊制度壟斷的特權體系下，實現這個期望的主要門徑就是進入該體系當中。但不幸的是，它所能提供的職位是極其有限的，只有極少數有關係有門路的幸運兒才能躋身其中。具有天然控制本能的政治國家與日益發展變化的市民社會之間，張力越來越大。
但絕對主義體制內在的惰性、內鬥和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使每一項改革都舉步維艱。而那些受過教育的社會下層精英，面對進身之階的狹隘和體制不公，怨恨滿腹，通過輿論把怒火燒向把持特權的社會上層。因此，曾經製造出絕對主義君主制榮耀與輝煌的體制建構，其既有的內在特質也埋下了自身衰亡的因子。
（本文來源於《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