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於《學海》2019年第5期
作者簡介：郭冬梅，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
1589年，「篤信」法蘭西王國出現第一位新教國王亨利四世，他於4年後改信天主教。對於飽受數十年宗教戰爭之苦的法國而言，其改宗關係到王位繼承與王國統一穩定，改宗原因亦為學術界所關注。16世紀是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萌芽期，王權與民族意識是這一時代的主題詞，亨利四世改宗因此亦與以下三個主客觀因素密切相關：天主教與法蘭西王權的關係、亨利四世樹立自身威信的努力以及法蘭西民族意識的發展，其改宗既有客觀的必要性，亦具備因主觀努力而贏得的主動權，同時促進並得益於法蘭西民族意識的發展。其改宗之路可視為追求權威與臣民認同之路，促進並順應法蘭西民族國家早期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
亨利四世 改宗 主客觀因素 王權 民族意識
1589年，法蘭西王國內有宗教戰爭，外有強權幹涉，深陷分裂危機。瓦盧瓦王朝最後一位國王亨利三世遇刺身亡，該王朝在戰火與不被信任中走向終結。第一王族親王（Premier prince du sang）亨利·德·納瓦爾（父係為波旁家族，與前王朝同是法王路易九世後人）依據法蘭西王位繼承法繼位稱王，成為亨利四世（Henri IV，開啟波旁王朝的統治）。亨利四世出生於納瓦爾王國領地貝亞恩地區（納瓦爾當時是附屬於法蘭西王國的獨立王國），繼位前有多重身份，不僅是法蘭西第一王族親王，還是新教徒，被法國新教派視為保護人，同時因繼承母系遺產獲得納瓦爾國王封號。受內戰、法國獨尊天主教的傳統等因素影響，亨利四世在繼位之初即遭到諸多抵制與不信任，法蘭西王國命運堪憂。
亨利四世的新教徒身份是法蘭西天主教同盟（La Ligue catholique）等反對派的主要藉口，雖然他在繼位後不久曾宣布會考慮接受天主教教化，但此聲明長期沒有兌現。在與拒不承認他是法王的反對派對峙4年後，1593年7月他公開放棄新教，皈依了天主教。對其改宗原因，②學術界已有一定探討與概括，其中改信天主教的真誠性曾是爭論焦點，但目前尚無定論；政治考量與外在因素亦被認為是其改宗的重要原因：如法國亨利四世研究專家巴伯隆（Jean-Pierre Babelon）認為，和平統一在亨利四世心中是第一重要的，宗教則排在其後；法國當代政治家貝魯（François Bayrou）強調，天主教是絕大多數法蘭西人信奉的宗教，該宗教對於君主制具有重要傳統意義；學者洛夫（Ronald S. Love）指出，亨利四世內心更加傾向於新教，但後來一系列困境迫使他選擇改宗，即軍事進攻未取得決定性勝利，沮喪的保王天主教派人士有背離之心，天主教同盟召開三級會議準備另選法王等；法國歷史教授科爾內特（Joël Cornette）指出，亨利四世身邊人士的勸諫也起到很大作用，如新教大臣蘇利（Sully）、天主教教士迪佩龍（Jacques Davy du Perron）等；我國歷史學者劉文立強調，法蘭西臣民厭戰與民族情緒高漲亦在其中產生了重要作用；等等。
從亨利四世所處時代來看，絕對君主制發展與民族國家萌生是西歐主要王國的主流發展趨勢，王權是民族國家早期形成階段的權威力量，民族意識是推動民族國家形成的內在動力，亨利四世改宗離不開王權與民族意識發展的大環境。在當時，改信天主教並不等於能夠被認可，因為宗教戰爭的背後還有封建割據勢力的軍事與政治利益，亨利四世在繼位之初缺乏軍事優勢與民眾基礎，同時，當時宗教信仰呈現狂熱情緒，教派間屠殺不斷，且亨利四世繼位前還有多次改宗的經歷，因此若臣民缺乏對於國王權威重要性的認識，缺乏對於王國命運的關切，其國王身份還是難以獲得普遍認可。亨利四世需要的不是徒有虛名的天主教國王身份，其改宗不僅是宗教信仰問題，更涉及王權強化與臣民認同。從西歐民族國家早期形成的角度分析其改宗原因是必要的。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亨利四世改宗原因僅有少量概述，缺乏專題研究論文，國外研究亦缺乏從民族國家早期形成角度對其改宗主客觀因素的系統論述，因此基於這一角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結合已有研究成果與相關史料，通過考察亨利四世繼位後聲明願意接受天主教教化到正式改信天主教這段歷史，本文認為，天主教與法蘭西王權的傳統關係至關重要，亨利四世有必要也有意願皈依天主教以強化王權，而樹立自身威信的努力與法蘭西民族意識的發展，也令其看到有效改宗的可能，即有利於王權強化與臣民認同，以上主客觀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促使他最終選擇改宗。
王權在近代西歐民族國家早期形成中曾發揮了關鍵作用，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此普遍予以肯定。自英法百年戰爭末期起法國逐漸進入絕對君主制發展時期，然而16世紀中期開始的內戰讓這個曾經與西班牙爭奪歐陸霸權的王國陷入屠殺混亂之中，民族意識與王權強化發展之路中斷，封建割據嚴重，王室在宗教寬容與獨尊天主教兩種政策間舉棋不定。前法王亨利三世因派人刺殺天主教同盟首領吉斯公爵而被視為保護異端，並被教皇逐出教會，未能奪回政治中心巴黎就遇刺身亡，吉斯公爵之弟馬延公爵（le duc de Mayenne）成為巴黎的實際掌權者。亨利四世繼承的就是這種缺乏信任與敬畏的王權，而其新教身份與反覆改宗的經歷更是加劇了王權危機。
儘管新教在法國西南部有重要影響，但教徒人數僅佔很少比例。法國當代政治家貝魯指出：亨利四世的信仰與當時「約佔95%」的法蘭西臣民的宗教信仰相背離，「這不僅僅是佔多數的問題，更涉及合法性與尊重傳統的問題。正如加冕禮這一傳統儀式所闡明的，篤信王是敷過聖油之人。只有通過天主教會的聖禮，他才能夠獲得完整的君主制尊嚴。」「篤信王」（le roi très chrétien）這一榮譽稱號，早在8世紀中葉就由羅馬教廷授予法王，法蘭西王國也逐漸成為「篤信國」，歷經數世紀的演變，這一稱號成為法國在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的象徵，1469年，教皇保羅二世「明確認定『篤信王』屬於法國國王專有的世襲稱號」。在宗教內戰時期，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而言，篤信基督教就是篤信傳統的天主教。
我國歷史學者陳文海教授指出，「篤信」這一稱號給法國帶去不少實質利益，其中即有從理論上保證法蘭西王國的優越性。從這一角度而言，非天主教國王與王權傳統相背離，法蘭西王權、臣民與王國也將失去長期以來獲得的在西歐宗教政治方面的優越性。正如法國政治家貝魯所言：「對於當時的人來說，非天主教國王登上法蘭西王位，就動搖了神化政治權力與社會的根基。」
在反對亨利四世的天主教同盟看來，他是被教皇逐出教會的反覆改宗的異端，配不上「篤信王」這一神聖稱號，最多可被稱為納瓦爾國王或貝亞恩人，所有新教徒都不是「篤信」的法蘭西人。宣稱「篤信」的天主教重要城市巴黎與魯昂，寧可深受軍事圍困之苦，也堅決不接受新教徒當法王。1593年1月，天主教同盟還自行召集三級會議，準備另選法王。
王軍陣營也從未忽視天主教的傳統權威，其內部兼有兩派教徒。亨利四世本人始終聲稱會維持天主教在王國的權利與地位，寬恕歸順的天主教徒，多次聲明願意接受天主教教化，強調團結內部的天主教人士。後者特別是保王天主教派不斷敦促他改信天主教。因不滿其遲遲不肯接受教化，王軍內部還分化出「第三派」（Tiers Parti），暗中支持亨利四世的堂弟新任波旁紅衣主教（Cardinal Charles II de Bourbon）做法王。
在與外部天主教勢力聯繫方面。不僅天主教同盟重視與羅馬教皇的聯繫，亨利四世同樣重視恢復與羅馬教廷的關係，這也是天主教同盟承認他的條件之一，法蘭西國王不能是被逐出教會的異端，他承諾並決心派代表去羅馬教皇那裡開啟和解之路。1592年10月他致信羅馬教皇克萊芒八世（Clément VIII），言辭謙卑，表示希望全面遵循「篤信」先王的各種傳統，會「如子女般虔敬地維護」法蘭西與羅馬教廷間「不可或缺的和睦關係」。與羅馬教廷傳統的密切關係，曾給法國在歐洲政治外交等方面帶去重要利益與榮譽，如今這一優勢地位已經被西班牙方面所超越，作為王國的統治階層，無論是天主教同盟還是亨利四世陣營，都不甘心失去這一傳統優勢。
法蘭西王權與天主教之間已有逾千年的長久聯繫，對於法蘭西王權而言，天主教意味著正統、權威與諸多政治外交利益。非「篤信王」亨利四世在佔人口多數的天主教徒眼中既不正統也不值得信賴，與傳統背離的宗教身份直接影響到多數臣民對其國王身份與權威的認同，而缺乏這種認同，效忠也就無從談起，宗教戰爭以來王權缺乏信任與敬畏的危機也難以化解。因此，新教身份此時成為他追求統一的法蘭西王國道路的重要障礙。要獲得多數臣民的認同，他必須皈依天主教，恢復「篤信王」的美譽與威望，恢復法蘭西王國與臣民在天主教世界的優勢。儘管再度改信天主教具有諸多風險，但若能獲得臣民接受認同即可強化王權、鞏固統治。
法國宗教戰爭既與宗教矛盾有關，也包含著封建勢力爭權奪勢的鬥爭。「1589年，亨利四世的權力範圍僅佔王國約六分之一的領土，其中多數支持來自西南部新教諸城及貴族，僅有少數保王天主教派城市接受他為國王。」亨利四世了解改宗對於鞏固統治的重要性，但此舉絕非易事：願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的聲明會令其新教追隨者不安，同時，即便立即改宗，其權威也不會被反對派所承認。
1590年5月，索邦大學神學院以大學全體決議為名表達了天主教同盟排斥亨利四世的態度，聲稱他是反覆改宗的異端，已被教皇逐出教會，即使日後求得赦罪，也很可能虛假不忠，「篤信」法蘭西人不會與之和解。同時，新教大臣蘇利在其回憶錄中也曾揭露天主教同盟在1592年左右提出的條件：他們可以接受改宗的亨利四世當法王，但後者與新教派將處於天主教同盟權威之下，各地分而治之，新教徒無權擔任任何職位，等等。因此，被動或不被承認的改宗沒有任何意義，亨利四世將僅是名義法王，不會因此獲得真正的國王權威，甚至新教派也會離他而去。故在亨利四世下決心改宗的過程中，他樹立自身威信、爭取改宗主動權的主觀因素值得分析。
他是依據法蘭西王國基本法之一薩利克法令（la loi salique，又譯薩利克法典等）登上王位的，此法禁止女性繼承王位，若推翻此法令，那麼有望成為法王的還有西班牙公主伊莎貝爾（Isabelle d』Espagne）與薩伏依公爵，他們的母親分別是法蘭西王國的兩位公主。此外，王位覬覦者還有波旁紅衣主教叔侄二人與蘇瓦松伯爵，他們是信奉天主教的法蘭西王族親王。洛林家族則自視查理曼大帝後裔，儘管在反對者眼中他們不是純正法蘭西人，但該家族在法蘭西與天主教同盟的領地與勢力龐大，其中小吉斯公爵(le duc de Guise)、內穆爾公爵、馬延公爵及其兒子等均有各自支持者。
面對眾多反對勢力，亨利四世需要一次能夠獲得承認的改宗，他不希望處於被動改宗的劣勢之中，其多封書信反映出這一點：在1585年10月致索邦神學院的信件中，他指出改宗需要的是友善教化而非威逼脅迫，在1589年3月致法國三個等級人士的信中，他指出自己不是執拗之人，不拒絕教化；1590年末，在給一位法蘭西元帥的書信中，他明確表示，自己理解天主教顧問們的改宗建議，「沒有人比自己更重視國家的利益與自己權威的樹立」，「改宗的確有用，但不可能很快如大家所願而實現」，促使他改宗的原因只有「理性、出於自我救贖及自己國家利益的需要」，同時自己要有時間考慮教化問題，但如今大敵當前，自己無暇顧及；等等。由此可見，亨利四世自繼位前對改宗已有心理準備，他明白天主教對於增強自身權威與王國和平的意義，但需要改宗的主動權與時機，改宗要能夠切實增強其王威，讓他獲得更多臣民的支持。在多次聲明願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的同時，他也在軍事、宗教、政治與外交等多方面做出努力，力圖告訴臣民自己是神佑的、勇敢強大且能夠保護臣民的國王，從而加速臣民對其統治的認同。
亨利四世在繼位前因支援前法王而率軍在巴黎附近準備攻城戰，繼位後他沒有退路，與天主教同盟的軍事對峙持續進行。他親自參加並指揮了數次重要戰役，如1589年阿爾克（Arques）戰役、1590年伊夫裡（Ivry）戰役以及1591-1592年魯昂（Rouen）攻城戰等，並積極從英國女王、德意志諸侯、瑞士僱傭兵與荷蘭北部合眾省等多處爭取外援。軍事進攻的勝利有力震懾並分化了天主教同盟，嚴重削弱其軍事首領馬延公爵的威信，附屬組織巴黎十六區委員會因此逐漸背棄前者，暗中聯繫西班牙與教皇等外部勢力。儘管王軍最終未能佔領魯昂城，但沉重打擊了天主教同盟外援帕爾姆公爵（Duc de Parme，西屬荷蘭總督）及其軍隊，該公爵因此次戰役受傷並於1592年底病亡，亨利四世間接消除了最具威脅的對手。
16世紀依舊是敬畏上帝的時代。在阿爾克與伊夫裡戰役中，王軍在人數上處於劣勢，結果卻擊敗天主教同盟軍隊，以少勝多的軍事勝利為亨利四世增添了神助色彩，使他越發自信並宣傳自己是上帝授權與庇護的合法國王。由於天主教同盟無法有效擊退王軍，巴黎市民的悲觀情緒滋長，對於咒罵亨利四世的布道逐漸失去興趣。「他將合法性寄予血統，也寄予軍事上的勝利」，法國著名學者德尼·克魯澤（Denis Crouzet）肯定亨利四世勝利者形象在促進「翻新的順從理論」出現過程中的作用。
同時，鑑於教派對立嚴重，亨利四世不斷聲明願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繼位前他就在自己領地與隊伍內招攬兩派宗教優秀人士，推行宗教寬容政策，因此這一表態不僅有為王位與王國利益考慮的因素，也與他一貫以來贊同宗教寬容共存的立場一脈相承。對於願意歸順追隨的城市，他公開承諾會善待市民，保證其城市特權與天主教信仰；對於頑強抵抗的天主教城市，他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重視談判與勸降，同情普通百姓，如圍困巴黎期間，他曾給女性、孩童及學生等發放通行證；1591年7月他還頒布敕令宣布恢復以往的宗教和平敕令。「我希望成為善待孩子的父親」，1591年末亨利四世給魯昂市政長官信中的這句話，表達了他自視為所有臣民保護人的態度。寬容愛民的做法自然與其政治視野、宗教理解、軍費緊張等因素有關，但其重要的影響在於促使越來越多的天主教臣民相信他不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暴君，消除他們擔心教派報復的顧慮，增強他們與之談判和解的意願。
對於擔心他改宗的新教派，亨利四世既向他們指出自己面臨的危險處境，強調自己捍衛王權的決心，也重視溝通以表明自己始終善待他們的決心。王軍內部新教大臣主要有迪普萊西-莫爾奈（Philippe Duplessis-Mornay，又名Philippe de Mornay）、蘇利與布永（Bouillon）等，其中迪普萊西-莫爾奈與蘇利是其智囊團主要成員，十分忠誠。對於不贊成他改宗的迪普萊西-莫爾奈，他給予其主管的新教城市多項獎勵政策，以示對其重視，並與之保持通信聯繫。對於重視王國復興的大臣蘇利，亨利四世到後期越發信任他。
在爭取國內兩派教徒的同時，亨利四世與英國女王、德意志諸侯、荷蘭北部合眾省以及有意擺脫西班牙霸權的義大利託斯卡納大公爵等國外勢力保持友好聯繫與通信往來。這一聯盟不僅使他獲得大量軍事財力援助，也有助於抗衡以西班牙為首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
因此，1589-1593年間，儘管表面看來他與天主教同盟兩相對峙，反對他的聲音依然存在，覬覦王位者眾多，但改宗前亨利四世通過各種努力已經一定程度樹立了自身威信，擴大了統治基礎。
正如美國歷史學者洛夫（Ronald S. Love）指出的，魯昂戰役中未能取得對抗帕爾姆公爵的絕對勝利，這是亨利四世逐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隨後天主教同盟三級會議召開，王軍內部保王天主教派人士以背棄相威脅要求他儘快改宗。但值得指出的是，天主教派也同樣面臨困境，即沒有真正可與亨利四世相抗衡的法王人選。1593年，西班牙方面建議（或說要求）西班牙公主當法王，或者選一位法蘭西親王（包括洛林家族人士）與之結婚，共同執政。在當時，最有可能被選舉為法王的是波旁紅衣主教與小吉斯公爵，前者受到王軍內部「第三派」的支持，後者因其父親的威望在天主教教士與巴黎十六區委員會中呼聲最高。但相對於其堂兄亨利四世，波旁紅衣主教缺乏政治軍事鬥爭的經驗，且已被亨利四世嚴格監視與提防，後者曾嘲笑「第三派」「無錢、無城市、無上尉也無外國聯盟」；而小吉斯公爵剛剛20出頭，一直在其叔父馬延公爵的管控之下，就連天主教同盟內部都有反對聲音，說他「既無強權財力，也無國王之貌」。在巴黎實際掌權的馬延公爵已婚，不符合西班牙政治婚姻的要求，其軍事失利也讓他難以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
佔法蘭西民族多數的天主教臣民於是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接受亨利四世，他有意改信天主教，王權與威信在不斷提升，由此，法蘭西王國有希望恢復統一、和平與強大；另一個則是接受西班牙公主與某位不具實力的親王聯合執政，這意味著西班牙國王將公開幹涉法國政權，與亨利四世正面交鋒，法蘭西王國與民族走向分裂。最終，從保王天主教派到天主教同盟，整個法蘭西天主教世界贊成接受亨利四世改宗的聲音佔了上風。梳理這時期的主要史料，可以發現在亨利四世改宗前法蘭西天主教臣民態度的漸變，以及不同群體支持他改宗當國王的聲音。
在魯昂戰役（1591年11月-1592年4月末）之前，巴黎一度處於清洗異端及嫌疑人的恐怖氣氛中，不堅決反對亨利四世者都被斥責為異端或政治派（les politiques），要求兩派和解之聲微弱。隨著王軍初期的軍事勝利與西班牙的利誘，1591年天主教同盟內部分化加劇，虔誠派巴黎十六區委員會日漸背離馬延公爵，暗中聯繫西班牙方面商議法王人選，更以審判異端嫌疑人量刑過輕為由，私自抓捕殺害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等法官界重要人士（1591年末）。在外作戰的馬延公爵及時返城處置部分主謀，這一組織逐漸失去號召力，而呼籲和解的政治派由此獲得發展機會，該派興起於1574年，主要是法學人士，強調社會秩序與絕對王權，具有主張法國教會自主、愛國主義、區分國家與宗教等特徵。
至魯昂戰役，西班牙方面加緊催促馬延公爵答應讓西班牙公主當法王，並以不再考慮提供軍事援助相威脅，1592年3月馬延公爵通過談判者轉達了若亨利四世改宗將考慮承認他的想法。亨利四世及時抓住這一表態，積極尋求與羅馬教皇和解。馬延公爵表態的真誠性並不可靠，他同時與西班牙國王和亨利四世進行談判，這可視為他反對西班牙施壓的策略之一，不過此事件在當時大大激勵了巴黎的政治派等人士。據皮埃爾·德·萊圖瓦勒記載，1592年8月至10月，民眾輿論快速向有利於亨利四世的方向發展，巴黎的政治派（參會人員中還有部分十六區委員會成員及教士）、各區天主教同盟代表與王宮財務司（chambre des comptes）分別召開多次會議，表示鑑於巴黎被圍且王國深陷戰爭災難，決定呼籲和解和平，可以承認納瓦爾國王亨利為法王，但他應儘快求得教皇赦罪，各區天主教同盟代表會議還強調，馬延公爵的同意是承認亨利的前提，同時若亨利拒絕改宗就選出一位天主教國王，但必須是「天然法蘭西人（un roy catholique naturel françois）」；11月，巴黎高等法院在登記教皇授予其特使參加法王選舉的新權力時，附加一條款強調「教皇教諭不得損害法國教會自由與王權」。
隨後召開的三級會議明確反對西班牙公主當法王，也拒絕她與奧地利大公歐內斯特（l』archiduc Ernest）結婚聯合執政的建議，表示可以接受公主與選舉出的法王（必須是法蘭西親王，包括洛林家族人士）結婚。而頂著西班牙大使與教皇特使反對壓力召開的兩派天主教人士協商會議，更讓亨利四世看到獲得承認的可能，他於1593年5月給堂弟孔蒂親王（信奉天主教，但自亨利四世繼位之初就支持他）寫信，說明通過此會了解到三級會議多數代表不願受到西班牙的控制及厭戰情緒，只要能夠改宗，他們就願意與自己妥協，於是打算召集一些天主教高級神職人員到自己身邊幫助完成教化，並對該親王發出邀請。在維護已發展成為「民族情感的象徵物」的薩利克法令方面，巴黎高等法院態度更加堅決，他們不僅反對西班牙公主作法王，而且認為法王應從波旁家族中選擇，在1593年6月還下達一份引發眾議的判決，主要內容有：高等法院旨在維護天主教；王國需要一位「篤信王」，必須是「天主教徒、法蘭西人」；「任何條約不得將王位傳於外國王族」。
因此，當西班牙國王企圖將法蘭西王位及領土收入囊中時，天主教同盟選舉法王一事到後期更有對秩序與強權的呼籲，越來越多天主教人士對亨利四世改宗的態度由拒絕與不屑轉變為靜觀和期待，對於「國王是否改宗過」這一條件不再明確提及。同時，之前他們只承認篤信天主教徒才是法蘭西人，如今傾向接受願意改宗的新教徒亨利四世，說明他們眼中「法蘭西人」的概念也有了變化，由原來針對新教徒而強調其宗教內涵，轉變為針對西班牙而強調其民族內涵。
民族意識的復甦也同樣體現在法蘭西新教群體。亨利四世始終強調自己是所有臣民的保護人，不斷抨擊揭露西班牙方面的野心，譴責他們幹涉內政、阻撓和平、威脅王權與法律，斥責向西班牙靠攏者是「新型西班牙法蘭西人（les nouveaux François-Espagnols）」。頑強發展的新教派曾希望建立一個新教國家，擔心國王改宗，但當這一刻真正到來時，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大臣蘇利更是表示理解並提供建議。1592年魯昂戰役後，蘇利不僅站在國王一邊，為之提供建議，表示自己不反對他改宗，指出只要國王能夠一直善待新教徒，個別持反對意見者將缺乏支持者。還親自勸說與波旁紅衣主教關係密切的天主教教會人士迪佩龍（Jaques Davy du Perron）等人，希望他們說服波旁紅衣主教放棄分裂念頭，強調從王國和平安寧著想，應支持亨利四世這位有勇有德的國王，在其皈依天主教後就應立即支持他。
儘管新教派中存在反對亨利四世改宗的聲音，但面對國內外的分裂陰謀，面對亨利四世做出的將一如既往保護新教徒的承諾，新教派在亨利四世決定改宗時，一部分選擇理解與支持，一部分將精力轉入思考如何在兩派共存的情況下維護新教利益方面，在王國面臨分裂的危急關頭，他們多數選擇信任而非背離國王。
1593年5、6月間，亨利四世陸續致信國內外多方重要人士，表示「為了王國的安寧以及滿足所有天主教臣民」,為阻止西班牙覬覦法蘭西的野心，自己會儘快接受教化，改宗，並與羅馬方面聯繫。
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早期階段，英國與西班牙紛紛建立絕對君主制國家，走上統一爭霸強國之路，在此關鍵歷史時期，法蘭西王國對於秩序與強大王權的需要促使亨利四世改宗，其改宗之路也是追求權威與臣民認同之路，實現有效改宗是他為法蘭西民族國家早期形成做出的重要貢獻。綜合前文所述，一方面，天主教與法蘭西王權自古以來相輔相成，為法蘭西王權增添權威色彩與外交優勢，「篤信王」更具正統性；另一方面，亨利四世是「篤信王」路易九世的後人，是依王國基本法繼位的合法國王，經過4年努力成為國內最具實力與影響力的法王人選；與此同時，內憂外患的法蘭西王國期待一位能夠承接法蘭西文明與歷史、為臣民帶來和平與保護的強大的天主教國王，相對於其篤信的經歷，優先強調其法蘭西人的身份。以上三個主客觀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促使亨利四世確信改宗將獲得多數臣民承認，會更有利於強化王權與王國統一，因而下決心接受天主教教化並棄絕新教。歷史也表明，改宗不到一年的亨利四世在「國王萬歲」的歡呼聲中進入政治中心巴黎，這位新任「篤信王」逐漸帶領法蘭西王國走出內戰分裂，邁向統一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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