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鐸王朝變革對英國民族國家確立的影響
潘榮成
（中國礦業大學，江蘇 徐州 221116）
摘 要：都鐸王朝在英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期間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國民族國家的確立。民族主義是都鐸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維護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後由亨利八世出於個人私利而發起的宗教改革則進一步激發了英格蘭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民族統一、社會穩定的政治環境，這與都鐸君主強化王權、加強中央集權的訴求不謀而合，由此而展開的地方離心勢力治理、政府機構改革、軍事力量強化、法律體系完善以及海外擴張對內鞏固了國王權力和中央政府權威，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對外則提升了英國作為新興民族國家的國際地位。
關鍵詞：都鐸王朝；變革；民族國家確立；影響
都鐸王朝的建立在英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該王朝歷時118年，包括簡·格雷在內先後有六位君主執政。在此期間，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發起了思想意識領域的一場民族革命，民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被極大地激發出來；政府、軍事和法律改革則強化了王權和中央政府的權威，消除了地方貴族擁兵自重、你爭我奪的混亂局面，保持了民族統一、社會安定的政治環境，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和海外殖民擴張則顯著提升了英國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國際地位。所以，都鐸王朝在英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它組建並鞏固了民族國家」，［1］125增強了英國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把英國推進到可以發動現代化的起點上」。［1］125
下文將從維護王位合法性需求、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內政改革和海外擴張四個方面分別討論都鐸王朝時期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對英格蘭民族國家確立所產生的影響。
一、民族主義成為維護王位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迄今為止，英國王權的發展大概經歷了四個階段：野蠻人的軍事領袖、封建貴族中的第一人、主權的君主與國家的化身、統而不治的虛君。［2］175—189自1485年都鐸王朝建立，英國王權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國王逐漸成為擁有了國家主權的君主，而且隨著英格蘭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作為最高領袖的國王日漸與民族國家合為一體。
都鐸王朝的創立者亨利七世是在紅白玫瑰戰爭中通過武力奪取王位的。雖然從戰爭的角度來講，他是一位勝者為王的贏家，但是在英國的王位繼承問題上，血統與神意才是最為重要的兩個原則，［3］8—13+57而在這兩個方面，亨利七世卻都處於弱勢地位。首先，從血統上來講，亨利七世只是蘭開斯特王朝的遠房親戚，即亨利六世的同母異父弟弟里奇蒙伯爵埃德蒙·都鐸和蘭開斯特公爵約翰·岡特的孫女瑪格麗特之子，因此並非蘭開斯特王朝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其次，亨利七世也沒有得到神意的沐浴。因為當時的羅馬教廷已是日薄西山，深陷於歐陸各國的紛爭之中而難以自拔，再加上民族意識覺醒的英格蘭民眾並不歡迎被看作外來勢力的羅馬教廷幹預本國事務。因此，亨利七世的繼位也沒有得到教會的鼎力支持。如此一來，都鐸王朝創建伊始，就缺乏封建時期維護王權合法性的血統與神意兩大支柱。［2］175—189作為創立者的亨利七世必須另闢蹊徑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統治。
亨利七世即位以後，一方面迎娶了約克王朝愛德華四世的女兒伊莉莎白公主，藉此徹底結束了紅白玫瑰戰爭，讓交惡三十多年的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圍繞王權的鞏固採取了一系列的內政外交措施。如，消滅約克家族的王位覬覦者、利用子女與歐洲其它國家的政治聯姻鞏固都鐸王朝在西歐國家中的地位、與法國籤訂「埃塔普爾條約」、與西班牙、尼德蘭、丹麥和佛羅倫斯訂立商約、降低國王在財政問題上對議會的依賴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亨利七世以個人能力和忠君程度而非家族和政治背景作為衡量標準，從中等階層中擢升了一批新貴族，任命他們為政府一些重要部門的官員，把官職任命作為政治控制和強化王權的有力武器。［1］112在授予這些新貴族官職、榮譽和地產的同時，卻剝奪了他們的領主地位，使其失去了與國王抗衡的領地和武裝。與此同時，從毫無政治地位的普通民眾一躍成為集榮寵於一身的權貴的新貴族們自然對國王的恩寵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為國王效勞，這為絕對王權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4］84—88另外，此時資本主義工商業已開始形成並日漸發展，對內迫切需要一個統一穩定的政治環境，對外則需要一個強大獨立的民族國家為其參與國際商貿競爭提供有力保障。在這種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和時代趨勢的影響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王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整個民族的領袖和國家的化身，被賦予了維護國家統一和增強國家實力的時代使命。於是乎，王權與國家權力合二為一，民族的意志成了王權存在和強化的合法基礎。［4］84—88
二、宗教改革進一步激發了英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
由亨利八世發起的都鐸王朝宗教改革，是16世紀英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重大革命，它不僅鞏固了英格蘭君主的王權，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激發了英格蘭民族的民族主義情感，促進了民族國家的統一。
（一）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1509年，亨利八世繼位。根據父王亨利七世的安排，亨利八世續娶寡嫂阿拉岡的凱薩琳，兩人在長達25年的婚姻生活中，先後生過5個孩子，但只有瑪麗公主存活下來。為了避免王位繼承的紛爭，亨利八世迫切希望能有一個男性繼承人。於是，自1527年起，他多次提及與王后阿拉岡的凱薩琳離婚。但是，由於兩人的婚姻是經過前任教皇尤裡烏斯二世批准的，現任教皇克力門七世迫於內外壓力，不肯同意亨利八世的離婚請求。在這種情況下，已下定決心與阿拉岡的凱薩琳離婚並續娶安·博琳的亨利八世唯有擺脫羅馬教廷的控制，將王權從教權之下解放出來，方能實現自己的離婚「大計」。
首先，亨利八世為自己的「王權至尊說」進行輿論造勢，他開始大肆搜羅相關史料和法律，以證明國王而非教皇才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在此基礎上，亨利八世又連續召開七次議會，先後通過了《首歲教捐法》、《禁止上訴法》、《至尊法》、《繼承法》、《叛國法》、《反對教皇權力法》等一系列法令。至此，亨利八世已經從財政、司法、政治權威和文化輿論方面完全控制了英格蘭教會，成為世俗界和宗教界的雙重領袖。［1］114
（二）瑪麗一世的宗教復闢。1553年，亨利八世與阿拉岡的凱薩琳的女兒瑪麗公主在英格蘭民眾和樞密院的支持下繼位，史稱瑪麗一世。瑪麗一世受其母親和成長環境的影響，成為一名狂熱的天主教徒。即位伊始，她就開始著手打擊新教勢力，復闢羅馬天主教。一方面，瑪麗一世大量釋放和重新任用因反對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而入獄的天主教領袖；另一方面，改組樞密院以統一意識形態，使之成為維護自己統治的政治工具，她還廢除了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統治期間所頒布的一些改革法令，力圖在自己治下的英格蘭全境恢復天主教。此外，不顧一些貴族和官員的反對，瑪麗一世還固執地堅持與西班牙王子，即後來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結婚，其目的是加快在英格蘭恢復天主教的步伐，使英格蘭重新置於羅馬教廷和天主教大國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其中，最讓英格蘭民眾感到難以接受的是，在瑪麗一世與菲利普二世聯姻之後，英國從此被綁在了西班牙的戰車上，並且在西法戰爭中丟掉了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加萊。至此，瑪麗一世的宗教復闢以及內政外交政策已嚴重損害了英格蘭的民族利益，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反對，並最終走向失敗。
瑪麗一世的宗教復闢之所以會遭遇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她的所作所為背離了英格蘭民族的根本利益，無論是復闢天主教還是與西班牙聯姻，都被視為向外來勢力出賣民族利益的表現，這嚴重傷害了英格蘭民眾的情感，從而導致她喪失了作為一個君主所應獲得的民眾支持。［3］8—13+57
（三）伊莉莎白的宗教調和。經過一系列失敗的改革，瑪麗一世在去世之後留給其繼任者伊莉莎白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家。所以，伊莉莎白當政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統一。其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統一民眾的意識形態，即宗教信仰問題。不同於亨利八世和瑪麗一世，伊莉莎白沒有明確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沒有針對哪一種宗教而大肆撻伐和迫害，而是採取了宗教和解的政策，藉此保證了國內的安定。
伊莉莎白一世通過議會立法（如《至尊法》、《信仰劃一法》）和教士會議決議（如《三十九條教規》），既確立了國王作為英格蘭教會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又調和了絕大部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開創了一種兼收並蓄、寬容敦厚的宗教信仰環境和時代氛圍。由此，改造後的天主教儀式、加爾文教的內核以及忠於英王這三者共同構成了英國國教的主體內容。［1］127伊莉莎白一世經過近45年的努力，最終使都鐸王朝的政教合一統治變為現實並達到鼎盛，英格蘭民族國家的國力空前強大，一躍成為歐洲強國。
都鐸王朝的宗教改革本是亨利八世出於個人私利而發起的一場王權與教權的較量，經過瑪麗一世宗教復闢和伊莉莎白一世的宗教調和，最終卻演變為英格蘭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規模宏大的革命。這場改革不僅牢固地確立了至尊王權的地位，而且使英國徹底擺脫了羅馬教廷和歐陸天主教大國的控制；不僅幫助民族意識覺醒的英國民眾確立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安立甘教，還成功地將一切外來幹涉勢力從政治、法律和宗教上永遠地擋在了英國國門之外。都鐸王朝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除了當政者的才幹和魄力之外，其實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根源，即16世紀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影響和英格蘭民族主義的興起。
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迫切需要穩定強大的民族國家作後盾
在整個15世紀，莊園主通過圈地運動大肆圈佔敞田，導致大量的租佃農失去土地，背井離鄉，淪落為流浪者或被迫成為農業工人，部分地區的很多村莊和社區也因此解體。16世紀的土地兼併比圈地運動更勝一籌，不僅僅是莊園主，包括一些家底殷實的資本主義個體小農也開始通過購買、交換或強佔的方式兼併土地。這種以市場為導向的集中經營模式，雖然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和農業資本家，拉大了貧富差距，但與此同時卻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增加了社會的財富總量。
亨利七世在位時，農業和手工業並行發展。［1］121國內國際市場對的大量需求極大地促進了英國手工業的發展。到16世紀初，英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大幅增加，就連亨利七世本人也參與其中。此時的英國商人在政府的幫助下，已開始有意識地排擠外商，以保證本民族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英國議會分別於1485年1489年通過了兩個「航海條例」，前者禁止英國商人使用外國商船進口來自加斯科尼的酒，後者則禁止使用外國商船進口土魯斯的菘藍，而且規定英國的出口商品只能使用本國商船運輸。［1］122
亨利七世通過平定內亂、恢復王權和社會秩序等手段為英國的商業活動提供了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又通過政治聯姻、減少戰爭、訂立商約等外交手段為商業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亨利八世發起的宗教改革引發了經濟變革，主要體現在稅收和財政收入方面。比如，通過建立新的稅收體系，罰沒教會財產和土地，向教士開徵個人所得稅，一方面打擊了教會勢力，另一方面增加了英國王室的收入，減輕了國王在財政方面對議會的依賴，為王權的加強提供了經濟基礎。
1536年和1543年的法案使得威爾斯最終併入英格蘭，英威一體化形成，英國的民族統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亨利八世在位期間，先後通過1503年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平條約、1513年和1542年出兵蘇格蘭摧毀翻英格蘭勢力、1543年的《格林威治條約》以及愛德華王子與蘇格蘭瑪麗·斯圖亞特的政治聯姻，暫時解決了蘇格蘭問題，為英格蘭的北方安定提供了保障。
瑪麗一世即位後的天主教復闢和對新教勢力的大肆迫害使國家陷入了分裂的險境，再加上幹涉勢力的抬頭，英國的民眾更加渴望安定統一的局面。因此，伊莉莎白上臺之後，首先通過立法調和宗教矛盾，鞏固中央政權，維護社會穩定。1560年，英格蘭又與法國和蘇格蘭籤訂《愛丁堡條約》，法國與英格蘭同時從蘇格蘭撤軍，從而保證了英格蘭後院的安定。此時，英國國內的經濟在自身發展規律的作用下已經有了更大的發展，如，農業耕作技術得到改進，毛紡織業進行了技術革新，煤炭業和冶金業加快發展。為了謀求更大的商業利益，一些商人還積極開拓海外市場，通過建立諸如東方公司、莫斯科公司、東印度公司等海外貿易公司的方式拓展對外商貿。
除了鼓勵新興商業資產階級從事正當的商貿活動之外，英國政府還暗地裡支持奴隸貿易和海盜活動。英國政府從這兩項非法的商業活動中獲利頗豐，包括伊莉莎白一世本人都曾出資入股支持此類的海外劫掠活動。英國政府此舉，一來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二來則可以藉此打擊西班牙的海上霸權。然而，這種帶有官方背景的劫掠行為，必然會招來海上強國西班牙的不滿和興師問罪。1587年，就在伊莉莎白一世藉機處決挑起叛亂的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之後不久，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就開始積極準備對英作戰。但是，1588年，伊莉莎白一世卻在全國軍民的支持之下，一舉擊敗了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沉重打擊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此役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英國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國際地位，英國從此屹立於海上強國之林，這為英國商人的海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軍事保障。
都鐸王朝時期，英國新興工商資產階級為了追求最大化的商業利益而渴望得到穩定強大的民族國家的保護，而在玫瑰戰爭之後依靠新貴族建立起來的絕對王權則希望通過保護本國工商業發展和擴大對外貿易來增加王室收入，從而擺脫教皇的剝削和對議會的高度依賴。於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尋求保護的願望與國王建立至尊王權的主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建立獨立自主的英國民族國家的客觀要求。
四、內政改革強化了王權，促進了民族國家的統一
為了強化王權，樹立中央政府權威，都鐸君主進行了消除地方離心勢力、改革政府機構、加強軍事力量、完善法律體系等一系列內政改革。
（一）整肅地方離心勢力以維護國家穩定。經過三十多年的玫瑰戰爭，到都鐸王朝建立時，雖然擁兵自重的舊貴族和其他地方割據勢力銳減，但並沒有完全消失。為了消除穩固王權和王位繼承，16世紀30年代，都鐸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消除地方離心因素的措施。1536年，議會通過一項關於整頓特許地和自由區的法令，規定只有國王才擁有最終司法裁判權，該法令剝奪了地方貴族等特權勢力「坐大一方、自立為王」的特權，使之完全歸於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1537年，亨利八世在北方地區設立了中央政府直轄的北方委員會，藉此管理北方地區，有效遏制了北方的分裂勢力，英格蘭的司法體制也被引入北方並得到普及。
另外，亨利八世政府的英（格蘭）威（爾士）一體化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1534年和1536年議會先後通過兩項法令，將英格蘭的司法制度引入威爾斯，之後又通過合併法令取消了英格蘭與威爾斯的邊界，將威爾斯併入英格蘭，英威一體化從此形成。1543年，又通過同樣的合併政策將切斯特地區完全併入了英格蘭。威爾斯和切斯特的成功併入，既是一種地理版圖合併和政治勢力整合，又是一種文化擴展，兩地從此與英格蘭共享統一的司法、行政和議會制度，［5］49—56王國的各個組成部分被置於共同的文化基礎之上，大大增強了民族凝聚力，這是英國統一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裡程碑。
1559年，伊莉莎白一世積極支持蘇格蘭的新教起義，起義成功之後的蘇格蘭成為新教國家，與英格蘭王國在宗教信仰上達成一致，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統一為日後兩個王國的合併奠定了基礎。1603年，在都鐸王朝行將結束之際，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已經構成了一個主權獨立、疆域穩定、文化統一的新教國家。
（二）改革政府機構以強化國王權力和國家權威。都鐸時期，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原有的政府機構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6］211政府機構改革被提上日程。
亨利八世統治時期，在託馬斯·克倫威爾的主持下，曾進行過大規模的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其首要任務是將王室家政與國家政務分離開。為此，增設了一個新的中央政府機構——樞密院，並設置了國務大臣職位。與此前的樞密委員會不同的是，樞密院從王室管家機構中獨立出來，具有穩定的人員結構和工作程序。［7］樞密院的組成人員均為國家的重要官員，通過定期的會務磋商處理國家事務。隨著樞密院的設立，原來的國王秘書也逐漸演變為國務秘書，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務大臣職位，到了伊莉莎白時代則演變為首席大臣。
其次，16世紀30年代的政府改革還對財政管理進行了重大調整。為了避免財務管理的混亂局面，中央政府增設了首年收益法庭和增收法庭這兩個財政機構，專門處理因宗教改革從教會截留或沒收的財產。1540年，又將原來的監護署改造為監護法庭，1542年，將以前的讓渡署併入監護法庭，成立了監護和轉讓法庭，專門處理英國王室的特權收入。［6］215原來的財政署則被改造為國庫，專司關稅和議會稅；蘭開斯特公爵領地法庭改造後用於管理土地稅；增設王室土地總監管理王室地產收入。1554年，首年收益法法庭和增收法庭的併入使國庫成為國家的財政中心。［8］
另外，都鐸王朝還對稅收制度進行了完善，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國王收入，提高中央政府的財政自主權。為此，1512年，約翰·黑爾斯起草個人所得稅徵收法案，並獲得議會通過，以此作為國王補助金。從1513年直到都鐸王朝末年，補助金成為都鐸中央政府最穩定的稅收來源。此外，十五分之一稅、「教士首年薪俸法」的實施以及教士薪俸什一稅的增收，連同國家關稅一起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稅收，都鐸政府成為一個集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於一身的強大政權。
（三）加強軍事力量以增強民族國家的武力保障。民族軍隊是民族國家的武力保障。到了都鐸王朝時期，中世紀依靠地方貴族私人武裝和僱傭兵臨時組合的軍事力量已不能適應絕對主義君主安內攘外的利益需求，迫切需要建立穩定的徵兵體制和國王自己的軍隊。1539年開始，都鐸政府已經著手國民防禦體系的建設。其中非常重要一項舉措就是，要求地方各郡向中央政府報送所轄百戶村和教區的花名冊，以此作為徵募國民軍的主要依據。之後，又設置了徵兵監督官，負責國民軍的徵召。1550年，根據戰事需求，中央開始在各郡設置郡都一職，到1585年該職位被永久固定下來，專門負責國民軍招募和地方武器管理。
除了保護國家內部安全的國民軍之外，經過海戰失敗教訓的都鐸政府還非常注重海上軍事力量的建設。亨利七世時英國始建海軍。亨利八世時代，英國海軍力量得到擴充，並與1546年成立了海軍部，專門管理海軍事務。伊莉莎白時期，通過改進軍艦構造和軍械設備，英國海軍的戰鬥力得到提升。［5］49—56到了都鐸末年，英國皇家海軍的總噸位已超過1.7萬噸，擁有42艘軍艦，8000多名水手和作戰人員。［9］此時，無論是從數量、質量還是人員戰鬥力來講，英國海軍都已成長為海上強者，為其日後稱霸海洋、彰顯大英帝國的國際地位創造了必要的軍事條件。
（四）完善法律體系以維護社會秩序。都鐸時代的法律體系也得到了完善。宗教改革之後，議會的立法權得到確立，經議會通過的法令其適用範圍大大擴展，包括貴族在內的英國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在遇到糾紛時，他們的首選已經不再是中世紀的決鬥而是訴諸於法律，所以有學者說，依法辦事成為16世紀英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特徵。［10］
都鐸王朝時期，為了適應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議會制定和頒布了許多新的法律以彌補原有法律的不足，僅亨利八世一朝，議會通過的法案就多達677項。司法者的執法態度更加嚴謹，民眾的用法意識得到提高。如1603年，僅英國皇室法庭受理的貴族訴訟案件就高達732件。此外，為了提高司法效率，都鐸政府還增設了許多新的法庭，以便處理不斷增多的訴訟案件。［5］49—56
法律體系的完善，為都鐸王朝這臺國家機器提供了更加合法有力的暴力統治工具，維護了都鐸君主的專制統治和民族國家的社會安定，也為日後「大英帝國」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礎。
五、海外擴張成為提高英國國際地位的重要途徑
都鐸時期的海外擴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助航海家的遠洋探險和新航路開闢，如亨利七世對卡伯特探險計劃的資助；二是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同時排擠外商，如1485年和1489年的航海條例對外國商船在進出口貿易中的禁運限制；三是鼓勵殖民活動，如伊莉莎白政府對奴隸貿易和海盜活動的支持。以上海外擴張行為都貫穿著一個相同的目標，那就是反對外來勢力對英國民族利益的幹預，彰顯英國作為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國際地位。
早在亨利七世統治時期，海外擴張的目的就已經非常明確，即挑戰羅馬教皇的權威，反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權。亨利八世不僅延續了這一海外擴張政策，而且加強了海上軍事力量，為英國海上勢力的擴展提供了武力保障。到了伊莉莎白一世執政時期，英國政府徹底奉行重商主義，大力扶持本國商人，限制外商特權，如1560年取消漢薩同盟商人在對英商貿中的特權。此外，英國政府還大力支持諸如東印度公司之類的貿易特許公司的經營活動，甚至支持奴隸貿易和海盜劫掠等非法海上活動，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增加英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則可以藉機擴大英國的影響力，打破西班牙的海上壟斷。為了順利實現這一目標，伊莉莎白政府將海上政策擺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強海軍建設。在與勁敵西班牙明爭暗鬥多年之後，最終於1588年的海戰中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沉重打擊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從此掃除了對外擴張的主要障礙。
1588年海戰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英國民眾走出國門、衝向世界的熱情，全國上下陷入一片對海外擴張的狂熱之中。政客們不遺餘力地鼓譟加快海外擴張的步伐，工商業者更加肆無忌憚地投身於海外冒險活動，文人騷客則濃墨重彩地稱頌偉大的女王和光輝的英國民族精神。有了強盛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作後盾，鼓足了民族主義之帆的英國航船衝向世界已成必然。
海外擴張對於都鐸時期的英國來說，既有擴大貿易、增加財力的經濟打算，挑戰羅馬教廷權威、建立民族教會的宗教訴求，也有反對一切外來勢力幹涉、推動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發展，並最終躋身強國之林的政治願望。
六、結束語
都鐸王朝是英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它上承中世紀「羅馬基督教大世界」的普世主義，下啟民族意識覺醒、民族國家形成的民族主義。英格蘭民族主義精神的興起不僅為都鐸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基礎，也激起了舉國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讓英國民眾從意識形態上擺脫了以羅馬教廷和西班牙為代表的天主教外來勢力的影響，提升了民族認同感。都鐸政府推動的地方離心勢力治理、政府機構改革、軍事力量強化和法律體系完善則強化了中央集權、維護了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同時，都鐸政府奉行的重商主義和海外擴張政策不僅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增強了綜合國力，也擴大了英國的對外貿易，拓展了英國的海外勢力，提升了英國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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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翟 宇］
中圖分類號：K56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24（2014）12—085—090
作者簡介：潘榮成，中國礦業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語國家文化和跨文化交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