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藍博洲先生是在龍柏飯店一樓大廳。疫情之下，他從臺灣到大陸後已隔離14天。受臺聯之邀，60歲的他來此參加《尋找祖國三千裡》史料圖文展。
留著黑白相間鬍鬚的藍博洲頗有北國俠士之風，而他社交媒體的頭像背景是魯迅先生。「那時，魯迅作品在臺灣是禁書。我讀的第一本是香港盜印的《吶喊》，大學同學晚上偷偷給我，我連夜邊讀邊抄。」他說，魯迅是他的精神導師。
藍博洲定義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做的是臺灣民眾史研究。準確地說，他關注的，是臺灣近代史中最諱莫如深、最被刻意遺忘的那段——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歷史。
在他筆下，有臺灣青年的理想與信仰，也有那代人的家國苦難。作品《幌馬車之歌》中，記錄下臺灣鄉土作家鍾理和的話「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尋找祖國三千裡》中，放棄東京帝大學業輾轉來重慶的臺灣青年吳思漢說：「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這些身披歷史塵埃的先賢遺願，衝破厚重屏障，如今聽來依然振聾發聵。
歷史在這裡沉思。藍博洲希望，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魯迅先生那樣，說真話，當真的猛士。而許多人說，寫這樣的作品，需要自身如良醫，能體會罹患絕症者最深的傷痛，並用這樣的傷痛來警示當下。
「臺灣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上觀新聞：你怎麼會關注這段歷史?
藍博洲：我是臺灣的客家人，臺胞六代，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個小鎮。在臺北讀輔仁大學時候，我開始接觸「二·二八」事件與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白色恐怖。對於這段歷史，長輩們都勸我們莫談「國」事，但我不知道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來自哪裡。
1987年，我加入作家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社。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年，「臺獨」派希望將此定性為「外省政權迫害本省人」，陳先生想通過田野調查與寫作，告訴民眾「二·二八」事件真相。
我被編入了這個專題小組。在此過程中，我走近那批死於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出自名門、受過良好教育，為了社會、為了理想、為了祖國不惜生命。我想，臺灣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我要儘可能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展現歷史真相，對抗「臺獨」思想。
上觀新聞：1987年7月，你第一篇報告文學《美好的世紀》發表。你是怎麼挖到愛國青年郭琇琮的故事?
藍博洲：歷史的迷霧實在太厚、太重。我只能用當年臺灣情治部門的做法，「抓到一點，循線追查」。
1987年春節後，我先去向白色恐怖受害者林書揚先生請教。為了避免電話監聽，事先我沒跟他電話聯繫。趁著監管他的管理員出去抽菸的功夫，我溜進了他家房間。他悄悄告訴我，當時有位相當優秀的臺大醫學院畢業生郭琇琮，因為在臺抗日被捕後迎來臺灣光復，之後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後被國民黨殺害在臺北馬場町刑場。
郭琇琮的經歷點燃了我尋找那段歷史真相的希望。我請老先生幫忙聯繫郭琇琮的遺孀。
上觀新聞：他幫你找到了嗎?
藍博洲：他有點為難，因為不知道郭琇琮遺孀在不在臺灣。林先生甚至在獄中聽說，當年他們夫妻一併被害。儘管如此，他還是答應幫我去打聽下。一個星期後，我在一對抗日前輩夫婦家中採訪到隱姓埋名40年的郭琇琮遺孀。在採訪最後，她告訴我，臨刑前最後一天，郭琇琮留給愛人的小紙條寫著：「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上觀新聞：作品發表出來效果如何?
藍博洲：據說，當時臺灣當局搜購大量當期《人間》雜誌，以減低它的社會影響力。我也被郭琇琮的理想主義觸動，決心投入挖掘這段被湮滅的歷史中去。從此之後，我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開始從事臺灣民眾史的調查與採訪。
上觀新聞：你的第二部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寫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也就是鍾理和的二哥。
藍博洲：1949年秋天發生基隆中學「光明報案」，是臺灣白色恐怖的開端。(1949年7月，臺灣地下黨將進步刊物《光明報》寄到臺灣省主席陳誠官邸，引發島內情治機關追查，鍾浩東因涉事被捕遇害。)
我想了解這段歷史。於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後，我來到臺北寧夏路一棟老洋房的二樓，就著桌前一盞昏黃的檯燈，對鍾校長的遺孀、蔣渭水先生的女兒蔣碧玉女士進行訪談。
我還清楚地記得，講到鍾校長犧牲那段時，為了轉移內心悲痛，蔣碧玉女士站起身來，從隔壁房間中拿來一本封面泛黃的相冊，封底夾著兩頁信紙。這是鍾校長在10月2日寫的遺書。蒙她允許，我仔細讀了一遍，遺書思緒通暢，中間只有一段出現幾個字塗改，似乎是在考慮如何向愛人陳述即將面臨死亡。
我想知道，在軍法處押房偷偷寫遺書的鍾浩東，內心是什麼感受?我也想知道，是什麼樣的覺悟，讓一個正值壯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對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1950年10月14日清晨，鍾浩東唱著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從容走向刑場。
寫這部作品的那時候，我在臺北近郊租了一間簡單的寮舍，沒有電話，沒有人打擾。我整理出歷史見證者的各個口述片段，最終寫出這篇紀實文學。1989年，侯孝賢導演根據其中部分情節，拍攝出贏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電影《悲情城市》，1994年，他再度改編《幌馬車之歌》，拍成電影《好男好女》。
之後我還寫了《臺共黨人的悲歌》《尋找祖國三千裡》等紀實文學，都在大陸公開出版。
將深不見底的歷史重新照亮
上觀新聞：寫這些作品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藍博洲：因為這段歷史被刻意掩蓋，最難的就是你要去摸索，寫什麼人、怎麼寫，只能在採訪中慢慢確定。
我採取的「循線追查」的方式，和當年特務手段差不多。第一次採訪郭琇琮遺孀時，她甚至懷疑我是「警總(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派來的。很多時候，我的採訪對象是上一位採訪對象介紹的。他會提醒我，某個人值得你去寫出來。這樣積累的越來越多。
還有，就是如何讓這些倖存者開口。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你不問他們，他們不會開口;即使開口了，有顧慮也不會全說。讓倖存者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難史，要有一個過程。唯有抱著誠懇的態度，才能消除他們猜疑、取得他們信任，接受採訪。
訪談過程中，如果他發現我對這段歷史了解程度比他更深，他就會把知道的都跟我講。很多人都是在聽你開口後，才決定跟你講幾分。
上觀新聞：會不會有對方願意講、但不希望你發表的情況?
藍博洲：有的。新聞職業倫理還是要講的。如果對方明確說「這段先不要寫、不能寫」，我大多會尊重對方意願。但是有些情況還是可以商量的。比如，在採訪鍾浩東校長遺孀蔣碧玉女士時，她提出不要寫「光明報案」，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地下黨，她擔心「影響」不好。但我跟她討論後，還是在《幌馬車之歌》中提到這件事。發表後社會反映不錯，她就接受了。
我的寫作態度很簡單，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原則下，根據力所能及採集的史料，去敘述我所認識到的歷史與人物，將深不見底的歷史重新照亮。當然，全面建構歷史的事實需要一定時間的。《幌馬車之歌》既是歷史，也是具有小說形式的非虛構報告文學。
上觀新聞：私下裡你和受訪者關係如何?
藍博洲：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微薄。有時我沒錢住旅館，就會住在受訪者家中，大家一起喝酒、喝茶、聊天。我們建立感情，可以談出很多東西。
不能因為文章發表後，「利用」價值結束了，就不再接觸。相反，我在臺灣時，路過某位採訪對象家時，大都會去拜訪一下，和老人家聊聊天。我覺得這不算是一種打擾。當然如果對方不歡迎我，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次，我陪蔣碧玉女士來到大陸桂林。清明節那天，我們在公園裡，看到一群年輕人舉著紅旗站在烈士銅像前。老太太站在旁邊看，說「以後我的事情你要處理的」。也就是說，她希望有一天，這段歷史可以得到真正平反。她把我們當成同志關係。很多事情，不是你書出版了，就結束了。
上觀新聞：你筆下人物最讓你敬佩的是哪點?
藍博洲：他們的理想主義，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我常常問自己，我能做得到嗎?他們是當時臺灣社會的精英分子，擁有愛國主義情懷，卻遇上那犧牲最慘烈的年代。這樣的精英斷層，才會有今天「臺獨」的土壤——流了愛國人士的血，「臺獨」分子卻收割了臺灣人的悲情。在別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惡。
「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壓到最低。」
上觀新聞：現在倖存者情況如何?
藍博洲：差不多都走光了。即便1950年時才20歲，現在也已經90歲了。我上世紀90年代在搶時間做口述。在他們還清醒、健在的時候，把該做的、能做的，基本都做了。
上觀新聞：這些人的後代怎麼看待父母的選擇?
藍博洲：他們無從了解真相，只知道父母被害，有的人甚至成為民進黨、「臺獨」的支持者。蔣碧雲女士的孩子就跟我說，他們尊重父母，但不能理解父母的選擇。悲哀就在這裡。
上觀新聞：像你這樣研究這段歷史的作家，臺灣還多不多?
藍博洲：不多，或許就我一個吧。但孤獨不是問題。
上觀新聞：現在還那麼堅持?
藍博洲：你總不能讓大陸朋友認為，臺灣人都是「臺獨」吧?我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當然要寫臺灣人自己的故事。
我針對的是那段被埋沒的、被汙染的歷史，我們要直面那段被湮滅卻攸關臺灣未來的歷史。歷史不能任其失落，我們要去拾回，並且把被掩蓋的那部分挖掘出來，把被扭曲顛倒的真相導正過來。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
上觀新聞：你不擔心這段歷史總會被人遺忘，或者兩岸年輕人沒興趣了解這段歷史?
藍博洲：我不擔心被遺忘，因為這段歷史之前被遺忘了幾十年。我相信，歷史只要存在就是事實，可以被壓制50年、100年甚至更長時間，但總有一天會「出來」的。
只要有部分人讀過這些書，從中得到一些力量，不只是教條的政治口號，這些書的存在就是有價值的，只是影響力大小不同而已。
上觀新聞：在這些年寫作過程中，你的生活狀況如何?
藍博洲：我的書在臺灣被「冷處理」，沒什麼人願意出版發行。這樣我就沒什麼稿費收入，只好到處「打遊擊」：當過駐校作家、做演講、上節目。過去，我小孩住院需要一筆錢，只好去時報出版社上班。對方說，每個月給你一筆錢，條件是我每年編4本書，算是給我一份兼差。
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壓到最低。有時候住在臺北鄉下，有時住在受難者後人家中。老人說，只要我人還在，房子你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來源： 上觀
責任編輯：李欣